一级演员舒绣文的生死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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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此地作别，也好他乡再见~~~~
抗战时，她与张瑞芳、白杨、秦怡被誉为重庆话剧“四大名旦”；当时有一种说法：论漂亮，秦怡第一；论演技，舒绣文第一。本文原载于《文史博览》2010年第8期，舒兆元口述，李菁整理，原题《从小角色到大演员——忆我的母亲舒绣文》。
舒绣文
舒绣文，中国杰出的话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第一位女配音演员。抗战时，她与张瑞芳、白杨、秦怡被誉为重庆话剧“四大名旦”；当时有一种说法：论漂亮，秦怡第一；论演技，舒绣文第一。她在话剧《骆驼祥子》里出演的虎妞，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塑造的“抗战夫人”王丽珍，在著名动画片《小猫钓鱼》中为“猫妈妈”的配音等，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作为舒绣文唯一的儿子，舒兆元直到母亲去世后，才知道自己一段特殊的身世。与母亲的情感，由此也增加了一份沉甸甸的内容。
演艺之道
妈妈6岁时被外公外婆从安徽老家带着一起到了北平。外公在邮局谋了一份职，有固定收入，在绒线胡同租了个小四合院。
外公的胃不好，时常抽大烟止痛，慢慢染上了烟瘾。不久，外公丢了工作，生活日渐窘迫。几个孩子经常吃不上饭，妈妈最小的弟弟也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因为交不起学费，14岁那年，妈妈辍学回家。
舒家从原来的小四合院搬到了一个大杂院里。大杂院里什么人都有，还有在舞厅里跳舞的舞女。她们告诉我妈妈，可以去舞厅跳舞赚点钱。妈妈跟着她们学了两个星期的跳舞，改了名字“许飞琼”，跟着她们去当了舞女。
在舞厅里，妈妈认识了北平《世界日报》一位姓褚的记者，说可以介绍她到上海找工作，还答应娶她；这时债主又上舒家要带她去抵债，年仅16岁的妈妈心一横决定跟着这个记者去上海。上火车前，她才给外公外婆寄了封信，告知此事。
我想妈妈当年也是出于万般无奈才做出这种选择。到了上海后，她发现这个花花世界远不是想象的那样美好。褚记者自己在上海找了份工作，却根本不提为她找工作的事。不但如此，妈妈还发现，这个褚记者在上海早已有了两个家室。
为了谋生，妈妈只好在一家俄式餐馆里端盘子。她脆生生的北京话吸引了常来餐厅吃饭的一位顾客的注意，他叫桂公创，是在戏剧、电影界工作的小职员。在他的热心介绍下，妈妈认识了电影公司的一些人。
1931年，中国开始了有声电影的尝试。上海天一公司拍摄了有声电影《歌场春色》，天一公司是由邵家几个兄弟创办的，老板兼导演叫邵醉翁，他最小的弟弟，就是后来香港大名鼎鼎的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
邵醉翁的夫人陈玉梅是天一的主要演员，她是江浙人，不怎么会说国语，拍无声片没问题，演有声片就有了困难。妈妈于是被介绍给正在四处寻找国语老师的陈玉梅，每月30块钱的薪水。这份薪水对妈妈来说确实不低，当时一块大洋可以买一袋米。妈妈的长女意识很强，她后来跟我提过：“我是家里的老大，父亲有病，家里欠债，我要靠两只手赚钱养家。”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初，明星电影公司拍了中国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为女主角胡蝶配音的正是我妈妈。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应该是中国第一位配音演员。
后来，妈妈加入了由田汉的弟弟田洪牵头组织的“五月花”左翼剧社。剧社里只有两个女演员，另一位女演员湖南口音很重，也是初学演戏，所以每次演出一组戏，四个独幕剧，妈妈一个人就得担负三个性格各异的角色。一会换上官太太的盛装，一会又打扮成贫苦的农妇，一会又成了尖刻的小市民……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也赚不了多少钱，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但她却感到非常快乐。这些经历也给了她极好的锻炼。
其实从客观条件上讲，妈妈并不具备当演员的先天优势：她个子不高，长得也不算漂亮，文化程度也只有小学毕业，而且没有经过任何 41 38562 41 16146 0 0 3402 0 0:00:11 0:00:04 0:00:07 3402业训练。妈妈曾告诉我，她第一次上台演田汉的《名优之死》时，不会唱京戏，更不熟悉京剧艺人的生活，上了台手脚不知往哪儿放，心跳，气急，也不敢正眼看一下扮演师傅的演员。她的办法就是下功夫苦练：每天天不亮起床，练京剧基本功。
妈妈在应云卫导演的《梅萝香》里曾演一个“白相女人”：她太阳穴上贴两个头疼小膏药，手夹一支烟，脚踏一双拖鞋，一面吸烟，一面破口骂人。当时舞台上还没有一个女演员把自己打扮成这副模样，妈妈演得淋漓尽致。此后，编剧和导演们总是把一些性格强烈的角色分配给她。
从1935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3年时间妈妈一共拍了11部电影。虽然在许多影片里并不是主角，但她却塑造了不同年龄、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她的戏路很宽，无论是贤惠善良的女性，还是泼辣的交际花，她都刻画得惟妙惟肖，由此也牢牢地确立了自己“性格演员”的地位。妈妈的虚心和刻苦给很多导演留下深刻印象，与她有过多次合作的导演李萍倩回忆，她每一个动作总要反复练上数十遍才正式开拍。
如果说早期妈妈还把演戏当成谋生手段的话，那么到了后期，她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一行。演《天国春秋》的洪宣娇时，妈妈觉得要演出这个女英雄的气势，身材不够高大，显不出英武之气。身高不到1.6米的妈妈先在里面穿上一双高跟鞋，再在外面穿一双男式长靴，穿着这两层鞋天天练走路，很快就在舞台上行走自如，观众看不出任何异常。
拍《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段时间，妈妈身边的人都觉得她像变了一个人，朋友聚会时她穿梭其间，甚至有些“轻佻”。大家告诉她这种感觉，她咯咯笑着说：“我在练王丽珍呢！”妈妈的很多动作和语言处理都不是即兴、随意的，而是长时间反复揣摩人物内心之后的结果。“抗战夫人”王丽珍是妈妈表演艺术日臻成熟的标志。
舒绣文（右一）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
1948年5月，妈妈和顾而已、孙道临、欧阳予倩等一批左派文艺工作者一起转移到了香港。妈妈在九龙买了别墅，外公也从上海被接到香港，香港的电影公司也争着和她签长期合同。妈妈本来可以在香港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当她接到周恩来邀请她到北平开第一届文代会的信息时，1949年5月4日从香港回到了大陆。开完文代会后，她要求参军，随四野南下一直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妈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在重庆时，因为条件差、气候潮湿，妈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又发展成了风湿性心脏病。1950年，妈妈发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心脏病，气短得日夜不能平卧，一连几天坐着过夜。她身体状况不好，加之当时政工干部进入电影界，适合她的角色比较少，所以在上影厂的电影作品并不多。
没有合适的电影给她拍，她就投入到译制片的配音工作中。妈妈每次拿到剧本后，都要把台词全部背下来，再去现场配音。配《安娜·卡列尼娜》自杀的那场，我就在现场。妈妈完全把自己视为剧中的安娜，配完戏，自己几乎也要崩溃。
那段时间，妈妈为《母亲》、《乡村女教师》等多部苏联电影配了音，这几部电影在当时也成为影响一代人的经典。因为妈妈的带头，很多有成就的演员也开始参加配音，不仅给译制片组(注：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前身)增加了实力，也迅速培养出一批译制片演员。有人由此称她是上海电影译制片的“开国元勋”之一。
妈妈的身体一直不好，拍电影很累，大家觉得舞台剧可能相对轻松一些。在周恩来总理建议下，1957年她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欧阳山尊导演的《带枪的人》，基本上是男人戏，女角色不多。妈妈请求在里面演一个打字员，从开场就打字，一直打字到闭幕为止，一句台词都没有。可是，妈妈也并不是坐在那里机械地打字。当列宁出现在舞台上，她的打字机就发出很小的声音；当前面只有人物走动没有台词时，她的打字机就清晰地发出滴滴答答的强音，很好地衬托出这幕戏当时的气氛。
当时恰巧有一位保加利亚的戏剧家来看戏，他问导演欧阳山尊：“一直坐在舞台后方扮演女打字员的演员是谁?”导演答：“她是一位大演员，自愿来扮演这个小角色。”客人听后感动不已地说：“真是大演员扮演没有一句台词的角色吗?当‘活道具’，实在是不可思议！”大演员跑龙套，这在人艺内部也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现在很多演话剧的老演员还在称颂妈妈的台词功底。妈妈念台词时口齿清楚，咬字准确，无论多长、多快的台词，到她嘴里，抑扬顿挫，无不掷地有声地传到观众耳朵里。那时舞台上没有话筒，剧场条件也很简陋，但即使在舞台上说悄悄话，也能用气音吐给最后一排的观众。这个让很多人望尘莫及的绝活，其实也跟她在舞台多年的磨练分不开。另外，在演每一个角色前，妈妈都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她留下的剧本就像天书一样——她用不同颜色、不同符号，标注着对台词的不同处理，也蕴含着她对这个人物的理解。现在很少人下这样的苦功夫了，所以说妈妈的成功，也并不是偶然的。
在此期间，她相继出演了《骆驼祥子》里的虎妞、《关汉卿》里的朱帘秀、《伊索》里的克丽娅，《北京人》里的愫芳。在这些角色中，“虎妞”又是妈妈话剧生涯的顶峰之作。当时荀慧生(著名京剧演员)带着家人去看戏，荀慧生本人就擅长演社会底层小儿女，他看到台上虎妞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在台下一直忍不住地笑，有时甚至高声大笑，抑制不住地叫好。我到同学家里玩，大人们都说：“虎妞的儿子来了！”争相来看我。我和妈妈一起出门都会被人围观，我不好意思，故意和她拉开距离。到公园里玩认出她的游客要求合影，她都一一满足，一点架子都没有。
1958年国庆前夜（老衲按：作者记忆有误，时间应该是1957年9月28日），《骆驼祥子》在首都剧场首演获得极大成功。演出结束后，妈妈正在台上向观众谢幕，突然看见邓颖超走上舞台，微笑着说：“绣文，我们又来看你的话剧了。”“邓大姐！”妈妈惊呼着迎了上去。这时，妈妈身后那扇布景门开了，妈妈扭头一看，竟然是满面笑容的周总理。原来周伯伯为了给我妈妈一个意外，特意绕到布景后面，再突然从布景门里走出来。惊喜之下，摄影师留下了这难得的一个瞬间。
妈妈早年在重庆时，就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结下深厚情谊。他们之间还有一层关系不太为外界所知：外公舒子胄当年北上谋生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过一段书，周恩来是他的学生之一。所以妈妈和总理之间，有一种朋友加亲人的感觉。而这一幕也是妈妈一生当中最幸福的回忆。
周恩来、邓颖超看完《骆驼祥子》演出后，到后台向舒绣文表示祝贺
最后的岁月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实行工资定级制度，当时全国电影界和话剧界只有4位被评为一级——白杨、赵丹、金焰和妈妈。妈妈总是觉得自己要多做事情才对得起“一级演员”这个荣誉，所以虽然调到人艺的本意，是想让她多休息，但妈妈反倒更累了。周总理跟人艺的领导说：“要保护好舒绣文。”一般的角色，只有A、B两角，但人艺破例为“虎妞”设了A、B、C三角，就是怕她身体出状况。
1961年的冬天，妈妈再次病倒了。邓颖超带了一些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几根黄瓜和其他一些营养品到我家。那些药是周伯伯自己治疗心脏病的药，黄瓜是邓颖超和警卫员一起种的。邓妈妈还送了两斤黄豆，妈妈舍不得吃，每天拿出来看好一会，再摆好放在那儿。
这么多年来，每当我回忆起母亲，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病人的形象。但妈妈太热爱事业了，很多事情都是她自己找的。话剧演不了，她就去演活报剧；活报剧演不了，她又去诗朗诵。她还开台词课，到不了剧院，就在家里教。她还到电台播长篇小说《苦菜花》和《迎春花》。对这个工作，妈妈也没有丝毫的放松，总是反复读好多遍，直到几乎能背下来，然后分析不同的人物和场景，再在家里“预演”一遍，我是她的第一个听众。
作为一级演员，妈妈的工资有300多块钱，家里又只有我一个儿子，生活条件应该很好，但我从小到大，丝毫没有觉得有任何优越他人之处。可是妈妈对待别人却很大方。剧院里的人，只要谁家里有困难，她都去热心地帮助别人，同事有求于她时，她就把存折交给对方，让他们自己到银行去取，所以人艺称她这里是“第二财务室”。1969年，她打了个报告，要求把她所有的钱，一共8万多元，全部交了党费。等她去世后，家里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
到了北京一年后，妈妈与仍然留在上海的爸爸的婚姻关系也解体了。母亲去世之后，我曾到上海问父亲：“你们当年为什么离婚?”父亲说：“你妈妈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我觉得我得仰头看她了，我越来越累……”
的确，母亲到了北京后，身份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她很快入了党。此前，她在上影厂也一直要求入党，但不知为什么，在上海迟迟没有解决。其后，又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在文联、剧协、妇联、友协有了一大堆头衔。父亲的家庭出身不好，在那个时代注定没什么前途，而他本人又是不太张扬的人，所以两人差距越来越大，分手也成为必然。
妈妈是个敢爱敢恨的人。我很少见她掉眼泪，她也不会轻易地把内心世界展露给别人。此后，人艺的那些老人也曾热心地为妈妈张罗，希望她能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虽然方方面面关心她的人不少，但是那时的妈妈太耀眼了，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妈妈从十几岁起，就扮演照顾别人的角色，自己却没有一个可以卸下重负、让自己得到栖息的一方天地。在外人面前，她还是那个热心侠义的“大姐”，可是没有人能看见她内心的伤，她把所有的痛都留给了自己，这也是我现在每每想起来最心痛之处……
“文革”开始后，妈妈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受害者，她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等好几个罪名。妈妈成为被批斗的靶子，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她早年曾与江青一起登台演过《大雷雨》；另一重要因素，因为妈妈和周恩来夫妇的友谊，很多专案组也是想从她那里找到不利于周恩来的材料。妈妈很清楚这一点，无论造反派扇她耳光还是拳打脚踢，妈妈都只字不提。回到家里，她把与周伯伯的那张合影，悄悄藏在毛主席相片的背后，没有人敢动“伟大领袖”的照片，照片也就保护下来。
在这样的身心摧残下，妈妈的身体彻底垮了。她很快肝硬化了，两条腿肿得发亮，脚也穿不上鞋了，想躺一会儿也躺不下去，只能坐着。但是她每天还要挣扎着参加“学习”。我们住史家胡同56号，走到人艺这一点路她都已经走不了，只能摸着墙壁一步一步往前挪，500米的路要走一小时。
1968年冬的一天，妈妈被叫到外面替革命派们刷大字报，她再一次晕倒在寒冷的街头，手里还死死地握着浆糊桶和一把掉了毛的扫帚……
不久，我被打成“狗崽子”，赶到农村改造，妈妈的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在一次“学习班”上，她又发了病，还是欧阳山尊用三轮平板车推她进了医院。可是在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同仁医院里也是两派斗争激烈，一派混乱。妈妈住在大病房里，打铃没人理，给她看病的老医生也被揪斗。妈妈时常排不出尿来，肚子肿得很大，只能坐着，小腿也胀得裂开流水，抹上的龙胆紫和着渗出来的液体流到地上，染成一片紫色，来看望她的欧阳山尊叔叔不禁泪流满面。
1969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一大群男男女女突然出现在医院。其中一位是军代表，他跟妈妈说：“你解放了！”妈妈听到后，第一个反应是摸着毛主席的像，呜呜地哭着，交出了全部和周伯伯、毛主席的合影照片以及来往信件，之后又突然大笑起来，这场面让旁边的很多人都掉了眼泪……
不久，我所在的农场给了我一天假，我去医院探望妈妈，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但见到我精神特别好。我把她从椅子上抱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再把她放到床上，她高兴得不得了。可惜，这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面。
1969年3月，北京的春天刚刚到来的时候，妈妈却再也没撑下去。我接到电报后从农场赶到医院时，她的床已经空空荡荡……医生说妈妈最后的样子不太好看，不让我见最后一面。妈妈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走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妈妈去世后，我第一次看到了她在“文革”期间被迫写的很多“交待材料”，我也很意外地发现，关于我的身世，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妈妈并不是我的生母。
妈妈身体不好，始终不能生育。我的生母和她是很好的朋友。生母之前已经有了4个孩子，发现怀了我之后，不想要，但母亲劝阻了她。我是1948年在上海出生的，生下6天后，妈妈就把我抱回家，请了个奶妈来喂养我。
小时候，我是在上影厂的家属院里长大的。有时候小朋友们打起架来，他们会说：“你不是你妈妈亲生的！”我不解，回家问妈妈，妈妈总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不是我亲生的，难道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便打消了我的疑虑。
“文革”期间，妈妈头上有好几条罪名，我多少也对她有过怀疑。后来听我姨说，妈妈心里也很痛苦。因为我们之间的事情，她没有办法和我张口讲。她跟我姨说：这么多年，我们母与子，不就是差了怀了10个月的这一个过程吗?她对我的爱，是毫无保留的。
知道了这个秘密后，我对妈妈的爱没有丝毫减弱，相反，更增加了我对她的爱和怀念。在妈妈生命后期，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的感觉更加强烈。她的病友后来告诉我，妈妈去世前的那个晚上，突然坐起来大喊“兆元！兆元！”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还是我。
我时常觉得，妈妈，就是为舞台而生的，为此，她耗尽了自己的心血，所以才活了短短的54岁。她一生都在演好每一个角色，而演得最好的，就是一个大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