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福小说欣赏||《过年》
《山东诗人》《长河文丛》特约选稿微刊
过 年
（小说）
贵州·张金福
快过年了，我不知道今年过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不过，我觉得，也并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充其量和以往差不多，每天都当过年，过年不过年，都是一样的。因为从青年的时候开始，我过年，都是这样，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啊？天天都当过年，天天都当过生日，我只能用这句话来形容。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时，张华又突然来到我家中，我虽然也姓张，但我家在苏羊村沙湾村民组，虽然我在这个村民组，生活了52年，但52年当中，有10年在外乡过的年，有42年在自己的家乡过的年，然而，52年了，我还是孤身一人，所以，我过年不像过年，每天都差不多。更不要说逢年过节了，就是自己的生日也没有好好的过。看着别人喜庆的日子，还有那喜庆的场面，我就感到活得很窝囊。为什么别人有这样喜庆的日子，我为什么又没有？
不是说自己没有钱，然而为什么钱到自己的手里，又舍不得花？穿的、吃的，省吃俭用，到头来，不要说有什么妻室儿女，而到这个年龄，还得了一身重病，途的又是什么？我望着张华，我说，你是记者，又是作家，你能把我一生经历写出去，看又有什么不同的反响？
他看了我一眼，话都没多说。最后，他又聊起了他自己。他说，我年少时，家中也有父母，也得到爱，可到年青时，我却是一个人居住，而壮年时期，却一个人在山外，讲起这一段经历，直到至今，我都难忘。
是的，他继续说，我是一个人，从来就是一个人，没有得到家的温暖，也没有得到父兄、亲友的关爱。我的整个心思都是为了冲出这种苦海，至今47了，也没有冲出苦海，你看我，至今还是一个人，还在受着种种煎熬，有谁又关心过我？又有谁又理解过我痛苦的一生？我如果写你，还不如写我自己，可是，我写了一辈子的苦，一辈子的心酸，又有谁真正的关爱过？
他讲到这里又停了一下，然后又看着我又继续说，我知道，我们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我也只有和我们有这样经历的人在一起，才谈得来，如果是遇到经历不一样的人，他才懒得理你！
我也有同感，我也说，只不过，我现在变得更加沉默了，更多的是一种成熟，你以为，我真要你写我的一生？我自己又不会写？可是，我写出来，又取什么作用？让人同情？让人理解？理解了又怎样？同情了又怎样？还不是老样子！改变不了自己苦命的根源！
他听了我这一翻表白，突然又说，是啊！这一切，又都怪我自己的家庭，我的家庭，那时母亲被我二伯一家人打伤致死以后，这个家就再也不像一个家了，于是，我的大妹首先出走。我受不惯父亲弟兄，还有堂兄的欺凌，又一个人，又和父亲分居，独自一个人生活。
十多年来，即使我一个人生活，也没有逃脱父亲弟兄，还有堂兄的欺凌。即使后来，成了遵义报社的通讯员，也没有逃脫这一家人的打骂和欺凌。由此，在父亲弟兄，堂兄，包括自己的兄弟，还有邻居，王家这一支人的逼迫下，我又走近了石阡、思南。
开始，我走的是湄潭、凤岗、遵义、息锋、瓮安、黄平，后来才在铜仁市区，包括遵义市区、贵阳市区，都没有固定，也没有目标，到处漂流。
在这期间，我不仅向报社老师叙述我自己的苦境和遭遇，而且还一边写小说也写诗，然而，所有这些文体，又无不与自己的弟兄、堂兄、邻居有关，而那个时候过年，我都是在外面过，所以，这样一来，许多乡邻，包括某些政府官员，也都认为我是专职的记者。
他讲到这里，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特别是在龙溪镇，当时，龙溪听到大乌江说我是专职记者以后，就希望我经常去采访他们。有一次，我路过龙溪茅坪哨，见到龙溪几个政府干部见到我，就突然一下溜进水田当中去栽秧去了，那种意思是不言而喻的，要我去报道他们，或给他们拍一张新闻图片，把他们这种热心为民，又亲自下水田栽秧的动人画面在报上报道出来。只是，事态在变，我那是什么专职？虽说我是属于业余采访，但这十多年来，究竟在什么地方过的年呢？
有人说，既然我是属于业余采访，而外面又没有我的亲朋，又没在家过年，那一定是在我的朋友汪太杰那里。因为，有人找过汪太杰，汪太杰又找过这些人的麻烦，当然，有人又认定，汪太杰是我的朋友，我在汪太杰那里过的年，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汪太杰，实际上，当初，我在遵义去的时候，我还的确驻过他那里，而那时，我还并不是通讯员，而认识汪太杰，也是得到报社游少文的邀请，才在报社认识汪太杰的。
由此可见，我和汪太杰并没有任何关系，而我们張家、王家从来就四分五裂的，谈到是朋友，可是，汪太杰并没有认我这个朋友，而后来得了采访证，汪太杰也并没有帮到什么，他不过是遵义报社办公室的一个主任，虽然他的办公室是主编室，但他近十多年来，都编的是副刊，而他编的副刊，也有小小说、诗歌之类的文体。
按其道理来说，我们既然是朋友，我又爱好文学，就即使没采到什么新闻，每年我写的小小说、诗歌，也应该在他编的副刊上发表一两篇小小说，或者一两首诗歌。但他汪太杰，并没有发表我的一首诗歌和小小说，他汪太杰，又是我的什么朋友？他不发，我也同样在遵义找过他的麻烦，也为这事，我也同样在报社和他闹过。
说我当记者是靠他，又在他那儿过年，都是这些人听了别的编辑批驳这些人之后，想当然的又认为汪太杰是我的朋友，是汪太杰帮的忙！他虽然也帮得有，但他看了其他的编辑都在帮我这个受苦者，他又好意思，又不假装帮一下，做过过场吗？所以，我过年虽说是在遵义、铜仁过的，但却在遵义专区、铜仁专区乡下过的。跟本没在他那儿过，也不可能在他那儿过。
在他那儿过，他会有这么好的心肠？他真的会体贴一个孤苦无依，又遭家庭暴力的苦命人？也正因为我孤苦无依，又遭家庭暴力的苦命，才有好心的编辑伸出援手，那又靠什么汪太杰？是他汪太杰帮的忙？
听到这里，我又笑了，我也说，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只不过，我现在，早把他忘了！
我还说，我现在，即使没忘掉他，我也不可能再去求他，即使我，再有什么痛苦，再有什么不幸，我都不会，再向他吐露半点！
有什么意思？我继续说，这样的人，这样的编辑？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关心人民的疾苦，而真正自己遇到了，的确又了解了，不但没有帮的意图，反而骂了他，说了他，他也只是过躲，没有好好的反省一下他自己！他看到别的编辑都在尽力的帮我，实在躲不过了，又怕其他编辑也说他，我们还是家乡人，还做过一天朋友，怎么你的心就这么冷？他又才帮一下。这样的家乡人，这样的朋友，又有什么资格值得留恋？
所以，我又继续说，这次我病了，明明需要他也能帮忙，但我这次就是不向他求救，也不向他发出任何信息，即使有其他编辑和老师去告诉他了，又能怎样呢？他会真的又能帮助又能同情？过去他都没同情一下，心都那么冷，也没实打实的帮一下，现在来帮，不是痴人说梦话吗？
所以，我也对他说到，你那个家乡人，人们称你和他是朋友，恐怕和我认识的这个家乡人，人们称我和他是朋友，也是一样的。
他听了，又点点头，然后又说，我在铜仁，首先认识了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在石阡河坝，后又认识两个伯伯，两个伯伯又在思南瓮溪，但他们都是石阡人和思南人，而铜仁报社張勇，虽然是在石阡龙塘认识，但他是德江人，当然，遵义专区，余庆、湄潭、凤岗还有。虽然在自己的家乡没有得到家人和乡邻的关爱，但的确得到了这些不是最亲的家族关爱。
如果不是自己的堂兄和自己的亲兄弟欺凌，我还真想把他们也介绍给他们，因为，这毕竟是同一个字辈，同一个姓氏的家族，这样的字辈，这样的姓氏，在我的家乡凉风村，最亲的也只有两家，包括乌江村，也只有父亲三弟兄。如果包括王氏就更宽了。
说到这里，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我在思南一个伯伯家过年，很想把他的这个家普拿回来，在各地收集，重新完善之后，再装订过，因为这个家普，同样记录着石阡河坝、余庆小腮，张氏家族的人名。但由于自己的兄弟，还有堂兄对自己的刻薄、毒打，即使是记者，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写作的天才，他们又怎能进入这个家族普呢？
于是，我又向这个家族的人又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他们听了，还把我当作是他们自己的亲人。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年，他又继续说，我在姐姐家过年的日子，当时，我述说了自己家中兄弟对我的刻薄，还有毒打，有家难归而又无依无靠的时候，两个姐姐此时又收留了我，让我在她家过年，他们用温情，像姐弟班的情义，又温暖着我。于是，我在他们两家过了第一个年。
然而，两个姐姐同时又是嫁给两弟兄的，向他们这样的两姐妹，嫁给两弟兄，我也只在石阡河坝高王，第一次在他们家里发现，虽说这样的现象各地都有，但生来第一次遇着，还是感到很新鲜，但到后来，就并不感到什么稀奇了。
遗憾的是，时过近迁，我都还没有冲得出苦海，又有什么脸面去见这些曾经收留过的哥哥、姐姐，还有伯伯、叔叔、伯妈、娘娘呢？《铜仁日报》張勇，也是在那个时候也收留的，那天正好也是他们元旦节过年的日子。
如今过年，又回到家乡来了，依然还是一个人，再回到过去这些相识和不相识的叔叔伯伯当中去，恐怕不是一个脸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了，也许他们会问，你既然有文化，又在外面跑，你怎么还没有出息啊，还是一个人？
是的，每每遇到年关过年的季节，一身的漂泊和写作，虽说是在遵义专区、铜仁专区这些乡下度过，走到今天，但为什么至今还是孤身一人呢？
这个问题很不好说，他看了我一眼，还是说了下去，他说，这个问题要说，也很简单，因为在这些山乡，我只能是吃早饭和中饭的时候，才能碰到给一些乡民，给一些乡民照一张普通的生活相片，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
再获取一点微薄收入的同时，我的吃饭问题，此时，也在这些需要照相的乡民当中解决了。有的照了相，热情的，还要喊我吃饭，相片钱还要照样给。有的不热情的乡民，还有乡村，有时饭都找不到吃的时候也有，更不要说住宿。
他又望着我，又说，你想，在这些山乡，那有女人会看上我？再说，我在这些山乡走动照相，要多走几回，照的相片拿给他们以后，他们才有人相信我是真的照相，走的时间多了，大部分的人才真正相信我是相师，那又会认为我又是真的记者？
饥饿一顿饱一顿不说，有时还找不到住宿，没有人接纳，走到半夜实在困了，还真睡在露天野林当中，而这样的现象却是经常发生。冬天来了，就更加困难，你以为出门的日子又不坚难？处处都有好机会？那有可能真交上女朋友？
当然，除了在早饭和中饭的时间去照相碰运气以外，剩余的时间，要么就摸在无人经过的路旁和山林当中，又去写自己的诗，自己的小说；要么继续朝前一个村庄走近，直到黑夜来临，才拿着给这些乡民照的相片，走到这些乡民当中，一边发照片，一边向这些乡民寄宿，晚饭也吃住在这些乡民的家中。
在乡村照相不同照相馆，在照相馆照，是先收钱，现在又改进了，马上照马上取，而在乡下，只能是边照边发，而照了，当时又不收乡民的钱，乡民才敢照，等拿在遵义或者湄潭冲洗之后，再回到这些乡民当中，也等于要跑两次。
在铜仁专区，張勇，还有几个伯伯，姐姐还确实帮过我，后来余庆松烟的杨再旭要我到广东，才辜负了张勇的一翻苦心。他虽然和石阡县委宣传部杨启明，还有铜仁各地文联协商，要多发我的作品，但恰恰这时，杨再旭，又把我带进了广东，如今，在自己的家乡，还没有人帮忙，还冲不出苦海！
讲到这里，他又看着我苦笑，好像这种苦笑更有一种难言的苦衷。我也知道，这种苦，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他所经历的一切，又无不是我过去经历的画面！我也当过记者，也是业余的，同样，我也在外面混过，也给这些乡民照过相，也有十多年的时间，他所走过的地面，认识的人物，我又何不认识？
只不过，我当作家、我当诗人、我当记者，现在成梦幻之后，只想找一个真正有能耐，的确能发出我心声的作者，也向广大作者表白自己的心迹，这种心迹无需要别人理解和同情，只希望有人知道我，我追求过，我渴望过，在今后的余生里能换取一片舒心的微笑，已就足够了。至于以后的生活问题，到时再说吧！
望着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此时，他又发话了，淡淡的说，十多年来，我都在这些家族里，东家一年，西家一年，我真的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兄和姊妹了，现在过年，你当兄弟的再穷，莫非还要我拿钱出来，帮你过年？我自己都还不知道是生是死？你再在外面诉苦，我的问题，报社和政府都还没有答应，我又向谁诉苦？虽说我去找政府，找报社，但是，春节来了，在这节庆的正月里，我又找谁？
时间一天天过去，过年不像过年，反正，我也不管了，今年一个人也要过下去，今年偏偏那儿都不走了，自己一个人也要过年！我就不相信凉风的村民又胡说八道，而你也站出来，又说，又是吃了你的了。过去就是因为你这么说，把你吃穷了，才遭到你的毒打，凉风的人才说法不同，我也才跑在遵义、铜仁乡下去过年。而镇政府听说我是记者，又说我不支持你这个家庭。
而如今你摩托车都卖了，还买吃的，还在我这儿要？我真的是专职记者了？我都还没得，即使真的有，我还在找遵义报社要呢？政府不答应，我有什么办法？政府答应，只是让我采访，说我是记者，钱的事，房子的事以后慢慢考虑，因为我毕竟是记者，记者怎么又要房子呢？再加上《铜仁日报》張勇也承认我是记者，我張华还有什么理由，又要房子？
你兄弟没得，你哥是个记者啊，这是政府有一个官员对你说的，你哥是个记者，有1000多块钱一个月，他都不支持你，我们政府又怎么支持你？
如果当哥的真是专职的，每月有工资，有钱，又不支持这个家庭吗？如果这个记者是靠稿费吃饭，稿费很高的话，也没话说。
然而，这个稿费最低也只得过1元，而最高也只得过10元，3元、5元、7元不等，这也是经常性的，然而，还不一定天天都有，篇篇都中，要发了一篇才有，有时半个月才中一篇，有时一个月才得一次，根本养活不了人，连纸张钱都捡不起。
我为什么出走？原因就是这个稿费的确太低，又不想放弃，只因为的确爱好，又的确爱好文学，才考虑到我们大家都没得，而你又的确不通人性，又哽逼我，殴打我，还拿兄弟媳妇来栽赃我，说我抢你媳妇，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又才走出这个家庭，一边照相，一边写作，一边又向报社老师诉苦，在这些山乡维持自己的生计，还真把我当成专职的了，有1000多块钱一个月？1000多块钱一个月，又在那里？
我当哥的现在还是一个人，婆娘都还没有，你真的又问我要钱吗？过去也是一个人，现在还是一个人，你真的问得出口？如果我不说我在铜仁报社遇着张勇，张勇也支持我，希望我在石阡搞出名堂，也在石阡搞采访，把稿件投给他们，这些政府官员，还有县委宣传部的又怎么相信我又是记者？还在搞采访？
既然，我还在搞采访，那么我发的文章又在那里？每天我也只能是写小说，只能写诗，只能说是遇着了才去采访，然而这样的采访，除非是我独自一人发现，写出来，才有可能。要是被别的记者抢了先，或正遇着别的记者也在采访，命中率都不可能落在我的身上，我那有金钱和时间又和别的记者去争？即使去争了，真的发出来了，这个新闻稿费又有多少？
所以，我这个记者，由于没有钱，没有经济支助，只能是做梦了，为了不让自己的梦破碎，我也只能是到处打游击，要么写诗，要么写小说，要么在家乡又写一篇新闻！如今回来，这个记者，如果现在遵义报社仍然不用，我不是心血又白费吗？人啊！不是这样就是那样，我又有什么办法？
过去，凉风的人害我，其实是沈大毛害我，沈大毛是余庆县交通局的局长，是个大官，他在凉风害我的时候，他那时还是凉风镇的镇长。即使，我把这些都推给凉风街上的人，但他当时的确在凉风街上坐啊。
凉风的人都很清楚，沈大毛惹不起，关系相当强硬，即使我在凉风对他很好，但他最终还是害了我，然而话又说回来，那些不是专职的，甚至是农民，他们为什么反而还有家有室？既然我是记者，有工资，有1000多块钱一个月，为什么还没这个姻缘？
归纳起来，就是因为人们说法不一，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我有工资，有1000多块钱一个月，想方设法想把我搞掉，有的百般刁难，不让采访的也有。余庆公安局当时都认为我有这个采访证，还侮辱了不少的姑娘，骗了不少的钱财呢？
然而，我侮辱的姑娘又在那里？骗的钱财又在那里？他们为什么，总拿一些女人来诬陷一个热爱新闻，而又热爱文学的青年？也至于自己的兄弟也拿兄弟媳妇来整我，也至于在回到自己的家乡，都不敢去接触女人，去交自己的女朋友，匆匆从外面回来，又匆匆从家中离去？也至于至今无妻无儿女，这是为什么？
而我自己受着这种重创，得不到一个人真正的理解，我的思想包袱当然也很沉重。加上又去过贵州中八，那种日子，虽说报社的老师、编辑最后理解了，也帮了我，但永远是一个伤痛，而家乡人不了解的又始终拿这个伤疤卡拿我，打击我，阻拦我，我又怎能正常的交往、接触？所以，我必须找政府，找报社，所以，我过年，心情也是很沉重的。
听了他的叙述，我的心情又一下沉重了，而他叙述的情景又无不是我经历的场面？我虽然现在病了，但这个病也是政府所为，一些人不了解，把我打成疯子之后得的，然而，我这个病，也是前些年遭到家乡人和家里弟兄的残害，也跑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露宿山林当中得的，而且还得过肺结核。
虽说如今又是脑梗塞，但是这个病是治不好的，断不了根，永远是残废，更不可能在地下去劳动，还受着生活的压力，更没有多余的钱，购买更好的药物。虽说这个命是政府和兄弟捡的，现在政府是给了我粮食，给了我低保，听说又办了残废，但我医治这个病，自己也花了1万多元。还甚5000元除去兄弟又借去1000元，现在也只有3000多元了！
说句老实话，我如果过去也不为我兄弟，为我父亲的话，我也不可能现在也是一个人，无妻无儿女！我如果也没经过像张华这样的伤痛，我也不可能至今也是一个人，而且现在还处于危难！为什么我说我也希望有热心的编辑见了我现在的处境也帮忙呢？原因是这个病，每天都要用药物控制，才不至于再瘫到！
如果再瘫到，那时没有钱了，兄弟又会照管吗？而这次瘫到，兄弟照管我，护理我，都是因为政府答应给他护理费，我的医药费政府也给，兄弟才来护理答应照管，可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却花了1万多元，而这1万多元却是我自己的存款，而这个护理费、医药费却在这1万元当中变成我自己来负责，最后又借去1000元，虽说是兄弟借的，不借，不按政府说的，不喝好自己的兄弟，以后就更加困难。可是，又有谁知道我们过去弟兄又不是向张华叙述的情景？
所以，我过年到不像过去我也在那些山村那样东一家，西一家的跑了，但这所有的一切，我认为，这也是我兄弟害的。如果我也有这样的伯伯，堂哥也害我的话，那也仅仅是过去，他们比起自己的亲兄弟来说，早也成为历史，也恨不起来，而且伯伯，也刚刚过逝。
对于自己的兄弟就不同了，他有一定的责任！哦，你现在起来了，有了儿子，有了家庭，就不管自己的哥了？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些折拦，也不向张华说的那样，也认为我是记者，是专职的也问我要钱的话，也不拿兄弟媳妇来整我的话，我也不会落到今天！如果政府也不认为我有1000多块钱一个月，不支持家庭弟兄，不阻拦我的采访，乡邻们多一分关爱，更不阻我正常的接触女人，也不把我看成是侮辱妇女、侮辱姑娘的行为，我又没有妻子儿女吗？
联想到这里，我又对着张华说，你不可能再走我的老路啊！
可是张华反过来又看着我，又说，你不觉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吗？
我哑然！但我又吼了一句，如果万一到时兄弟真的不管我，也不还那1000元，我只有告，只有找政府要！如果政府都不管，不兑现他们当初的诺言，当然，我只有找那些熟知的老师和编辑，还有作家、诗人、记者为我打抱不平！我就不相信，天底下，就没有一个真正相帮的人！
然而，话虽然这么说了，但我又仍然担心，因为过去的朋友，过去的老师，还有编辑、作家、诗人、记者，他们有的见到我，至今都还没冲出苦海，谁又愿意真心相帮啊？
我只能是等死！我在心理默默的说，我可能最多也只活到两年！试想，这个病又不能劳动，而又每天要吃药，还有油盐、永费、电费，这点钱购药用完了，政府不给，不支助，光是每个月给点粮食，还有低保，办残迹，又瘫了，不是死的料吗？更不要说再当什么作家、诗人、记者了！
我不甘心就在这个50多岁就命归黄泉，虽说没有妻子儿女，没有得到爱情，没有享受到男女之间的乐趣，但生命是宝贵的，我虽然曾经想到过死，也曾经自杀过，但我现在知识的确很丰厚。
作家、诗人、记者的梦虽然破灭了，但我写的东西一篇比一篇更有起色。虽说写小说，写诗，这个稿费也很低，有的刊物甚至不给稿费，也没有稿费，有的只是给样刊，但写小说，写诗又是我的一种乐趣，我如果不写小说，不写诗歌，不读书，又没有别的乐趣，我现在又能干什么？
我望着张华，我说，找找你的朋友杨再旭吧！看他有什么办法能不能帮我们？
他看了我一眼，又轻蔑的冷笑，他说，找他，你做梦吧！我在广东，虽然是得到了他的帮助，是他帮我介绍到《南方都市报》，但由于广东人讲的是白话，我吃不了那苦，又的确不会普通话和白话，采访就更加困难，最后还是逃了，由于我自己逃跑，他早就不理我了，找他还有用吗？
那么说，我们就完了，我说，就这样过一辈子？
不完，又能怎样？他又淡淡的说。
把这个责任推给沈大毛，我又说。
算了吧！他又说，谁还理这些烂事？
我说，他当初不把你搞进贵州中八，说你侮辱姑娘，侮辱妇女，凉风的人也不可能阻拦你，也说你，你兄弟也不会借此打整你，当地派出所也不会再次跟踪你，你至今也不可能无妻无儿女吧！
他望了我一眼，又淡淡的说，还提过去那些旧事干吗？这是命！谁叫我们生活在这个家庭中？谁叫一开始就处于不幸，而这个不幸却要永远伴随着我们呢？
再说了，他又继续说，不是说我们没有人帮过，只不过，我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没有很好的去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们总是叙苦，总是感觉很悲痛，然而，我们为什么不能面对这个悲痛，坦然的接受！
咳！我叹了一口气，我说，是啊！遇到困难，遇到不幸，总是急躁，急躁又取什么作用？事件已经发生了，只能是面对，死又怕什么？我不是已经死过几回了吗？再死一次又如何呢？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眼光放高一点！他又望着我又说，不要沉溺于那种悲观的情绪当中，你我既然都会写，那就在我们今后的作品当中显露出我们的悲欢离合吧！相信世人还是有眼光的，干吗要人同情和理解呢？
是啊！我也说，我们写出来，也不是申诉，也不是诉苦，只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部份。我们只能做到，我们只要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这个社会。我们没有欺骗人，而是这个社会的确千差万别，而又变化万千。我们无法掌握，所以，我们希望有人见了，能在我们身上找出毛病，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让这些不知者，能少走弯路！
他听了，又哈哈的大笑，他说，你这一翻自白，又和我的这一翻自白，又能换来多少读者的欢心？
我淡淡的说，无所谓，只要我们追求过，渴望过，就够了！
可是，我们毕竟被人伤害过，也害得我们至今无妻无儿女，就这样算了吗？他又说。
我望着他，深深的又看了他一眼，又说道，所以我说，你必须去找沈大毛，这毕竟是沈大毛造成的，他不把你送进贵州中八，你这个记者就不会离家出走，即使有人伤害你，你就不怕，也不会躲着那些伤害你的人们，你就可以大胆的去接触女性，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女人做你自己的妻子。
可是，他后台硬，又是大官，我怎么去告他啊？找他，不是更加麻烦吗？他又望着我。
咳！我又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又说道，只有坐在县政府不走，反正是这些人害的，不解决，就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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