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先生的学术境界和人间情怀
吴小如先生京剧唱段录音
认识吴小如先生或读过他文章、听过他讲课的人，莫不对吴老高洁的风骨、正直的人品、率真的性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肃然起敬；同时，稍微了解一些吴老经历或境况的人，又会为他感慨唏嘘！尽管我已做好了承受这种落差的准备，然而，11月24日下午第一次走进中关园吴老家中，我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这是一套逼仄的三居室，面积不过六七十平米，地板还是毛坯房的水泥地。屋内陈设简陋，摆着几样老式的旧家具。这样的家具，从甘肃农村长大的我，也仅在八九十年代见过，现在回乡基本看不到了。顺着保姆指点，我迫不及待走进吴老房间。吴老斜靠在床边一个旧沙发上，看到我进来，示意我坐下。因为得过脑梗，他的右半侧身子不能自如活动。看着老人枯瘦的双手在空中艰难地示意，我赶紧坐在他身边一个小凳上。环顾四壁，泪水不由浸满了我的眼眶。我真不敢相信，眼前这个蜗居中的孱弱老人，就是引领无数像我一样的读者领略古典诗文之美的北大教授，就是太老师刘敬圻和沈玉成、王水照等著名学人在文章或言谈中一再提及且非常钦敬的小如先生，就是学兼经史子集、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在诗文戏曲小说楹联书法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的大师通才……然而，老人那流露着和蔼、坚毅、狷介、诚挚和热情的目光，又分明在自信地回应：“对，我就是吴小如！”
一、“我们那一代治古典文学的顶尖学者”
吴老祖籍安徽泾县茂林，1922年出生于哈尔滨。从牙牙学语时起，祖母和母亲就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文言《中华故事》为蓝本，用他能听懂的语言讲述过不少故事，这培养了他对文史的浓厚兴趣。父亲吴玉如是现代大书法家，学殖深厚，工诗擅文，曾任津沽大学中文系主任、天津市文史馆馆员等职，幼时给他讲授过唐诗和《论语》等国学典籍。吴老说他三大业余爱好中的书法、写诗两项（另一项是看戏），就受父亲影响。谈到这里，我恍然发现，吴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古典文学、戏曲评论、书法等领域，恰恰都是他的兴趣所在。可以说，他后来的成就正是幼年兴趣抽枝、开花并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我把这个发现告诉吴老，吴老笑了，说感兴趣就乐在其中，就会钻研。我提到，现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课余上各种特长班、兴趣班。吴老斩钉截铁地说：“那没用，是强加给孩子的，孩子不一定感兴趣。关键是要发现孩子的兴趣，往‘正’的方面引导、培养。”
“九·一八”事变后，吴老全家迁居北平。1935年，他从北京私立育英小学毕业，升入育英中学。1936年秋因全家移居天津而转入南开中学。1941年从天津私立工商学院附中升入工商学校商科会计财政系。从1943年起，吴老先后在天津私立达文中学、志达中学、圣功女中等学校教国文。青少年时期，吴老于上学、教书之外阅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在父亲的熏沐下，他背诵了不少古典诗词和古文，通读过《四书》、《诗经》、《楚辞》等古籍。因为做着作家梦，上小学时，他很爱读《三国》、《水浒》、《说唐》、《七侠五义》和《施公案》等明清白话小说，后来扩充到谴责小说、武侠小说甚至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进入初中后，他的阅读视野拓展到鲁迅、茅盾、老舍等五四以来作家的作品、翻译小说甚至英文原著和英译本小说，并开始撰写评论废名、钱锺书、张爱玲等作家作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这些书评不仅飘逸着少年的清新和锐气，而且蕴含着较深的底蕴和独到的见解，至今尚为人称道。
高中阶段，吴老碰到了对他“做学问”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中的第一位——语文老师朱经畬先生（另外两位是俞平伯和游国恩先生）。朱老师不仅讲授重要的国学典籍，还使他知道了重要的学者著作和学术流派。康有为、胡适、顾颉刚等人的著作和观点，治《诗》学者于毛、郑、孔、朱外还有姚际恒、方玉润诸家，史学上的“六家”和“二体”等等，他都是在朱老师课堂上了解的。从此，他便按图索骥，在课外下功夫阅读。比如，因避水灾陪祖母暂居北京期间，他曾手抄过不少国家图书馆藏关于《诗经》的资料；后来又因阅读程树德《论语集解》广泛搜集关于《四书》的著作。
如果说祖母、母亲和父亲的陶冶煦育培养了吴老对专业的浓厚兴趣，朱经畬先生的引导使他初步领略了治学门径的话，那么，青少年时期丰富多彩的课外阅读则为他以后成为“大家”夯实了最初的基址。回忆及此，吴老反复强调课外阅读的重要：“老师当然重要，但教给你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大量的课外阅读填补。”说到这里，吴老不无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成天写不完的作业！”
抗战胜利后，吴老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入学后发现这里洋味太浓、官气太重，不到一学期便要求退学。后来又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此时他已成家生子，需要找个“副业”补贴家用。老前辈林宰平是最早发现沈从文文学才华的人，得知他爱读沈先生的小说，便介绍二人在家中相见。沈先生了解他的学业和家庭情况后，建议他转到北京大学，说到城里好想办法。于是他听从劝告转入北大，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闻之叹息道：“好不容易招了个好学生，可惜转学了。”到北大后，沈先生将自己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交给他负责，这样可以每期拿到一笔编辑费。他没有辜负老师的信任和器重，将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著名作家邵燕祥就是他那时在来稿中发现并提携成长起来的。
负笈三校期间，吴老先后亲炙于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吴晓铃等名师，并得到林宰平、章士钊、陈寅恪、梁漱溟、魏建功、顾随等国学大师的赏识。在这些先生中，对吴老“治学”影响最大的要数俞平伯和游国恩二位先生。
俞先生踵武其曾祖曲园先生开创的治学路径，不管是研究经史诗词，还是《红楼梦》，始终从原始材料出发，经过独立思考，在具体问题上提出新见和胜解。吴老听俞先生讲过杜诗和周邦彦词，受业期间学会了如何有根有据地开动脑筋。有一次，他请教如何把一首作品的典故出处注释确切、讲解清楚。俞先生告诉他，首先要熟读作品，比如注唐诗，最好把唐以前的书熟读，但这显然不可能。那么，至少必须把要注的作品读熟，以后遇到相关材料就会一触即发，久之自然得心应手。
吴老曾上过游国恩先生的《楚辞》课，后来又协助先生选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他将游先生的治学方法总结为：首先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材料，“述而不作”。其次对材料加以抉择鉴别，对前人成果进行衡量取舍，“以述为作”。若步武前贤还不能解决问题，就根据学识和经验“创为新解”。由于新解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故本固根深、枝繁叶茂，绝不会昙花一现、一吹就倒。这些方法和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吴老治学的“夫子自道”。
1949年大学毕业后，吴老先到津沽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后，在当年入学考试阅卷老师、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的举荐下，到燕京大学国文系任助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又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讲师。从此，吴老告别了少年时期青涩的作家梦，专心致志地走上学术道路。在半个多世纪的治学生涯中，吴老凭着传承学术文化的使命感和“疾虚妄，实事求是”的态度，夜以继日，笔耕不辍，逐渐构筑起一座博大精深的学术大厦。这座大厦绝非一时应景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时过境迁便废弃荒芜、轰然倒塌，而是精心结构、巍然屹立在现代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亦非庄严肃穆、拒人于千里之外，构筑它的砖瓦——大多数文章文辞清雅平易，中学生都能赏心悦目地阅读，同时著名学者、教授也不能不为其功底之扎实、见识之高卓而折服，从而获得某种方法论的启示。
在传统学术转型的20世纪初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视野开阔、学殖深厚广博的硕学鸿儒。吴老在他们的熏陶下逐渐树立起这样一种“守正”的学术理念：治学并无谬巧可言，必须下苦功夫、硬功夫；只有学识渊博的人才可能对某一门学问提出立于不败之地的创见、新解。谈到这里，吴老继续阐释道：“经史子集四部皆文学，都可以看作文学研究的材料，治文学史最好四部之学都懂一些、四部之书都读一些，这样才可能融会贯通、提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见解。”这个看法和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深知治学三昧的甘苦之言！
吴老青少年时期即有博览的习惯，在“守正”治学理念的指引下，更是如饥似渴地苦读勤思。读大学时，他每听一门课，都要涉猎某一类专书。工作后，不论是备课还是从事学术研究，涉及到某个问题，都要尽可能竭泽而渔。平时他总是手不释卷，大有无书不读之势。现在右半侧身子动转不便，还在床侧筑起一道“书墙”，每天都要读好几个小时的报纸和书籍。常年孜孜矻矻地苦读勤思，成就了他学术博大精深的气象。这种气象，首先体现在学识的渊博和治学领域的广博上。杨伯峻先生北大任教期间，一次在教研室问在场的师生“份”字古代怎么读，只有吴老答道：“是‘彬彬有礼’的‘彬’的古字。”于是杨先生感慨地说：“这里只有吴小如有学问！”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在其新著《陈宝箴和湖南新政》后记中称吴老“是我所见到的当代最熟悉文史典故的渊博学者”。由此足见吴老学识之淹博。
吴老的治学，旁涉经史子集四部，单就文学史而言，从《诗经》到张爱玲，从诗词文赋到戏曲小说楹联，都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吴老注重“通古今之变”，擅长点、线、面结合，往往能跨越时代、文体和学科的畛域触类旁通，获得令人叹服的会解通识。比如，他讲杜诗，能用宋诗之新变说明杜诗之广大，能联系程砚秋唱腔之美妙解释杜诗“沉郁顿挫”之内涵……让人不禁豁然开朗、会心解颐。在学术越来越专门化、学者局促于狭窄的研究领域坐井观天的今天，吴老的学问听起来真像天方夜谭的神话！
吴老学术的博大精深，体现在治学方法上，就是兼顾义理、考据、辞章。他曾指出，不通训诂章句之学，治辞章就成了空话；而欲明义理，不仅要从考据入手，辞章表达也很重要。吴老精通文字、音韵、训诂，被著名学者彭庆生称为“乾嘉学派之鲁殿灵光”。他曾协助游国恩先生选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承担了前者的全部注释工作和后者的大部分注释工作。这两本书选材允当，注释精准，已成为中文专业重要教学参考书。他注释的《枯树赋》，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他的《读书丛札》，对《诗三百篇》、《左传》、《论语》、《史记》等典籍多有创见，受到周祖谟、吴组缃、林庚等老一辈学人好评，美国学者夏志清更是主张中文系教师应该人手一册。即便一些司空见惯的词语，他也能提出前人未发之新义。比如“万寿无疆”之“寿”，他认为应作“畴”字讲，才能和“无疆”相合。
吴老认为，不通辞章，不会写文言文和作古体诗，很难体会作家的得失甘苦，研究古诗文难免隔靴搔痒。他本人则能诗善文，写的文言文简奥苍劲，做的古体诗格调高古、辞气闲雅，以思致见长而又不乏情韵。因为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灵敏的艺术感悟和“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创作体验，吴老的古诗文批评既能通过考据训诂正确理解辞章，又能批郤导窾、创发新义，获得对诗心文理的深入欣赏。
比如，《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一词的抒情主人公，到底是男是女？历来有争议。吴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指出该词乃游子思归之作，“有人楼上愁”的“人”即男性抒情主人公：首先，依此说，通篇一气贯注，不烦曲解；其次，词境全从王粲《登楼赋》化出，原有所本；最后，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此说正和词意相合，词中的“楼”当即沧水驿楼，“人”即登楼者，而这正是一首题壁之作。这样分析，可谓实践了他一贯主张的“通训诂，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最后归结到揆情度理”的批评原则，不刻意求新而能水到渠成地出新，故更能经受时间考验。对比当下一些海内外学者妄逞臆说或生套西方理论的标新立异，吴老的研究更有一种潦水尽而寒潭清的气象。难怪吴组缃先生会说：“鉴赏古诗文，天下无出小如之右者。”邵燕祥先生称赞他为“我们那一代治古典文学的顶尖学者”。
吴老的学问虽然博大精深，在著述表达方面却极为慎重，继承了中国传统士人“立言”不朽、“文章千古事”的神圣感。他为自己写文章定下了两条守则：一是没有一得之见决不下笔，二是抱着“疾虚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观点，都建立在大量材料和客观旁证的基础上；他的文章，篇篇内容充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的专著——《古文精读举隅》、《古典诗词札丛》、《古典诗文述略》、《古典小说漫稿》、《吴小如讲〈孟子〉》、《吴小如讲杜诗》、《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等，已成为学术“常销书”，受到一代代读者的青睐！
吴老的门生、红学家张锦池曾在《点滴见师恩》一文中记录过这样一件学林轶事：吴组缃先生治学非常严谨，认为年轻时读书不多，见解不成熟，要求学生40岁以前不要发表文章。1988年，张锦池等人去拜访吴先生，谈及当下学风，先生说他30年代在清华求学时，有一次去朱自清先生家做客，说到如何做学问，朱先生说：“王国维他们那一代是背书，我们这一代是念书，你们这一代呢？是看书。”说到这里，吴先生笑着问：“你们呢？”张锦池脱口而出：“是翻书。”后来，张锦池等人将此事说给吴老听，吴老笑着说：“说的好！说的好！现在有些年轻人呢？能耐得很呐，是写书。”婉而多讽的言语间流露着对当下学术文化生态的深深忧虑！
吴老曾撰文批评学术“量化”误尽苍生，指出“量化”不仅助长了发表文章、申请项目、评定职称等方面“走后门”、“托人情”的不正之风，而且在这样一种考核体系下，人们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纷纷东拼西凑，甚至不顾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抄袭以充门面，只求字数、篇数过关，不问内容有无价值。最终结果，便如舆论所形容的：教授多如牛毛，“博导”一驳就倒；学校年年扩招，废品充斥社会。他把学界的这种状况连同报纸版面无限度地扩充、书籍内容多有雷同甚至互相抄袭、电视剧动辄几十集上百集等等不正常现象，一起斥之为“文化稀释”，指出“文化稀释”是一种虚假繁荣和文化泡沫。他凭着一个文化人的良知和责任感呼吁：学术文化考核要真正做到重质而不重量！
吴老强调，学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保持应有的风骨和自信，不要随人俯仰、曲学阿世，为了名利出卖操守和学问。他提到，游国恩先生常说：“要搞寿世之作，不要写酬世之文。”50年代林庚先生因提出“盛唐气象”和“布衣感”受到批判，但他不为所动。吴组缃先生以此为例对他说：“治学问首先要讲节操，要有骨气，应当勇于面对现实，坚持真理。我就佩服林先生这种态度。”吴老一生的治学，可谓无愧恩师的耳提面命！
然而，一旦发现失误，他又能无私地反躬自省，从善如流，哪怕这个失误延续自父亲也从不饰非护短。在《听父亲讲〈孟子〉》一文中，他回忆父亲强调，《孟子》首章梁惠王说的“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和孟子答语中“亦有仁义而已矣”的“亦”，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也”。因为从各自不同的言说背景出发，故皆说“亦”。后来他按照学生陈曦钟的提示，发现金圣叹《唱经堂才子书》也持类似看法。汪少华《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引用若干同类例句，指出这里的“亦”不过是个加强语气的虚词。88岁高龄的吴老看到后，专门写了《学术规范应坚持“守正”》一文，表彰汪氏，改正错误。他诚恳地说：“我回忆父亲当初给我讲《孟子》时，只是强调文章修辞的写作技巧，并非从训诂本身去考虑问题，因此才出现了穿凿性的理解。”他“除向作者致谢外，还要向听过我的课和看过我的书的‘上帝’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对照当下某些随俗俯仰、一听到批评就火冒三丈的学术“大腕”儿，吴老坚持真理、勇于自讼的雅量显得尤为可贵！这应该也是他的学术能够具有博大精深气象并经受时间考验的原因所在。
二、“凿破鸿濛”的戏曲评论家
吴老爱好戏曲，在戏曲评论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无心插柳柳成荫”，他和戏曲结缘，竟始于家人无意间的熏陶。三岁那年，弟弟同宾出生，祖母和母亲顾不上照看他，就给他找了一架留声机和一堆百代钻针唱片任他摆弄。从此，直到上小学为止，他便一天到晚翻来覆去地听唱片玩。通过唱片，吴老听到了谭鑫培、刘鸿昇、朱素云等人的声音。这养成了他对京剧的浓厚兴趣和收藏唱片的嗜好。五岁左右，他就随家人外出看戏，曾在天津看过孙菊仙、陈德霖、王凤卿等人的堂会戏，在南京外祖父屋里听到过著名武生盖叫天的清唱。童年在哈尔滨生活期间，于道里、道外的大舞台、新舞台、华乐舞台、新明戏院、东铁俱乐部等演出场所，他既看到过名家程砚秋、高百岁、魏莲芳等人的表演，也观赏了不少北京春阳友会资深名票的精彩演出。
十岁时，吴老随全家迁居北京，看戏机会更多了。那时，北京的戏曲表演十分兴盛。大栅栏一带有广德楼、庆乐戏院、三庆戏院、中和戏院，鲜鱼口有华乐戏院，肉市有广和楼，旧刑部街有哈尔飞戏院，东安市场有吉祥戏院，西珠市口有开明戏院，西柳树井有第一舞台等等。这些戏院昼夜演出，票价不贵，一般的科班戏四角左右，梅兰芳、程砚秋等名家的演出也不过一两元。观众中既有不少达官贵人，也有很多贩夫走卒和青少年学生。
每天下午一放学，他就和同学跑到戏院看戏。北京的戏院他几乎全跑遍了，看过不少杨小楼、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艺术大师的演出和富连成、中华戏校等科班的表演。有时为了换取票款，便把暂时不穿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为此多次受到母亲的呵斥。在育英中学上学时，学校规定：期末考第一名，可免25元学费，第二名则免20元学费。他因考得好一年省下45元学费。作为奖赏，父母把钱如数给他，全让他“进贡”给戏院了。这笔钱若看科班戏，足够看一百场以上。说到这里，吴老不禁为当今戏院的高票价感慨：“今天的戏院，不论是什么演出，只看票价，就令人瞠目结舌。不要说学生，连比我工资高一两倍的人也望而却步。剧场门槛这么高，只靠学几个唱段，学生能爱上京戏么！”少时，吴老不仅到戏园子看戏，还经常到丹桂商场的茶楼上听票友清唱，听过秦嘏庵（谭派老生）、关醉蝉（文武小生）、果重予（杨派武生）等著名票友的“清音桌”。建国后，除“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外，他几乎每周都去看戏，一生看过不下1500场戏。此外，吴老从小嗜好收藏戏曲唱片，迄今为止，他收藏的唱片有千张左右，装满了整整一木柜。志道问学的余暇，他常常打开留声机，优游在戏曲艺术的世界里。
十三四岁时，吴老开始模仿当时小报文风，老气横秋地撰写剧评，有时还为报界前辈、六姨外祖张醉丐大胆“捉刀”。小时候，父亲管束很严，不许他乱写文章，认为写“豆腐块”容易油腔滑调，而且浪费时间精力。他只好用笔名“少若”发表剧评。谁知父亲知道后，反而夸他写得好，从此不再管他。从1952年观摩全国戏曲第一次在京会演开始，吴老开始认真撰写剧评。为了更好地了解戏曲，做到真正懂戏，他十五六岁起就向伶、票两界名人如韩慎先、王庾生、安寿颐、王端璞、贯大元、刘曾复、朱家溍、张伯驹等人问艺求教。同时，因为撰写剧评，他和奚啸伯、王金璐、裘盛戎、叶盛兰、童芷苓等艺术大家结下了深笃的友情，不时在一起切磋砥砺。
张伯驹先生一生酷嗜京剧，从余叔岩问艺达十年之久。四十年代，吴老在天津学生刘菱洲家参加清唱聚会。刘乃张伯驹外甥，于是他得识伯老，并蒙其赏识。由此，他便成为伯老的座上客，承伯老亲授《二进宫》、《天水关》等戏的余派唱法。学戏期间，伯老常亲切地留他吃饭，曾将承泽园中的两间空屋借给他居住。谈到伯老的恩情，吴老眼中闪烁着泪花，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就这样多方请益，每一个腔调，他都精心钻研。长期下来，吴老总共学会了四五十出戏，仅上海音像有限公司发行的《吴小如京剧唱腔选》，涉及的剧目就有《镇潭州》、《上天台》、《南阳关》等十几出。他曾登台表演过三次。第一次登台彩唱，是1951年底参加燕大京剧社为抗美援朝捐款举行的义演，戏码是《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他扮杨波，和高名凯、林庚、林焘等先生一起演出。张伯驹、华粹深、周铨庵和玉如公等前辈都来观看，至今燕京大学校友还对此津津乐道。
伴随着半个多世纪的观戏、学戏生涯，吴老撰写了大量戏曲评论和研究文章，结集出版的就有《中国戏曲发展讲话》、《台下人语》、《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台下人新语》、《菊坛知见录》、《津门乱弹录》、《看戏温知录》、《唱片琐谈》、《戏迷闲话》、《鸟瞰富连成》系列、《吴小如戏曲随笔集补编》等等。他的戏曲评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首先，贯彻了他著述长期坚持的“疾虚妄，实事求是”精神，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在《菊坛知见录》自序中，他说：“所写务求翔实，力戒虚夸，有错必纠。篇幅虽短，却非捧场文字，褒贬取舍，愿略存‘良史’遗风。”吴老正是怀着古之“良史”的自律来进行戏曲评论的。
其次，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吴老看过很多戏，包括不少艺术大师的表演，又亲自学过戏，并登台演出过，说他领略了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恐怕不为言过其实。同时，他又勤于思考，善于钻研，能够将大多数懂戏的内行“只可意会”的东西“言传”出来，把感悟提炼、升华为理论。这使他的戏曲评论和研究既能切理厌心，又富有深度创见。比如，余叔岩的“的溜音”，过去很多剧评家津津乐道，但一接触实际，则又恍兮惚兮，使有志于学习者摸不着边际。吴老在《京剧老生流派综说》中一语破的，指出“的溜音”就是提着气唱，使声带不出“左”音和“扁”音，如同写毛笔字时的笔笔中锋。
最后，吴老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的戏曲评论和研究能够在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展开，不管是梳理戏曲流派的源流演变，还是评论艺术大师的利弊得失，都能融会贯通，游刃有余。例如，他将戏曲的要素归纳为音乐歌舞、滑稽诙谐和杂技武打。一方面，他指出这些要素上古时代就已存在，并旁征博引地梳理各自演变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指出，只有到宋元时期，它们相互影响、吸收，有机地融合为一门综合艺术，才成为真正的戏曲。如此讨论戏曲的起源和生成，可谓因枝振叶，知源察变。
正是因为能够秉笔直书，在深广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将对戏曲的深入理解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吴老的戏曲评论和研究获得了内行和“戏迷”的一致好评！他的《吴小如戏曲文录》，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文化著作奖”。他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说》，重印多次，远销欧洲、美国、日本及台湾、香港地区。启功先生称此书为“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为，亦不能为”，“真千秋之作”，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同有“凿破鸿濛”之力。他的一些文章，甚至被海外学者翻译为外文阅读参考。不少艺术大家，如王金璐、裘盛戎、叶盛兰等人，更是将他引为知音、诤友和良师。
和老一辈艺术大家交往，最让吴老感动的是他们淡泊名利、刻苦勤奋、谦虚好学、精益求精的精神。一般人出了科就自己挑班或搭班走了。马连良先生却是出去转了一圈又回到富连成二次坐科，不管是什么角色，什么戏，主角也好配角也好，二路也好三路也好，他都勤奋地学习。这为他以后形成个人风格打下极其宽广、深厚的基础。王金璐先生几十年来每天都穿着厚底靴子起早练功，年逾古稀还因练习耍棒而碰伤了眉骨。裘盛戎先生因在报上看到吴老撰写的剧评，主动托人介绍和吴老结识并谦虚请益。叶盛兰先生因身体多病谢绝歌坛，还师从何时希先生学习明知上演不了的戏以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谈起老一辈艺术大家执着于艺术的优秀品质，吴老如数家珍。
我问今天为什么很难出现艺术大家？吴老说，有文化生态原因，也有演员个人原因，就个人而言，演员急于成名，吃不了苦。他举了几个例子。有个演老生的年轻演员向叶盛长先生学《浔阳楼》，叶老很卖力地给他说完了这出戏，没想到他还没练，就问怎么改合适，把叶老给气坏了。还不会，还没上台，就要琢磨怎么改，下不了苦啊！这不就完了，他还能有什么进步？现在很多演员，一心想演主角出名，让演配角就闹情绪。老一辈演员演任何角色，即使是跑龙套，也非常投入！还有一次，弟弟同宾介绍天津一个小有名气的演员来拜访他，没想到没谈几句，此人就问自己的表演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吴老只好很客气地把他送走。
谈到这里，吴老感慨地说：“老一辈演员正是因为谦虚刻苦，才会越演越好，越老火候越纯！”马连良先生在台上演谁是谁，观众也跟着进入角色，等戏演完了，才觉得是一场非常充实、高级的艺术享受。一次，吴老三伏天去看马先生和张君秋合演的《南天门》。这是一出冬天的戏，演一个老头儿怎样的冻死了。当时剧场里没有空调，一出戏下来，没见马先生流一滴汗。尤其到最后，马先生扮演的剧中人冻得直哆嗦，吴老在台下看，也觉得脊背上冷飕飕的。吴老还曾看过程砚秋和俞振飞二先生合演的昆曲《玉簪记•琴挑》。这是一出生旦对儿戏，二人悠扬动听的曲调，漂亮的扮相，俏美的身段以及不断变化、逐步深入的动作表情，唱出了感情，演出了神采，使他不知不觉被陶醉而“进入”角色，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正是因为这场魅力非凡的演出，吴老对昆曲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慨叹道：“我现在给年轻演员谈起老一辈演出的情景，他们像听神话一样，反问‘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吴老曾做过一首题为《梅兰芳百年祭》的诗：“繁华菊苑等轻尘，一代名家賸几人？我忆开、天都幻梦，红氍毹上孰回春？”看着挚爱的戏曲艺术随着老一辈大师或大家的逐渐谢世而花果飘零，却又无力回天，吴老心中，不知要承受多么巨大的惆怅与落寞！
提起当下戏曲艺术日渐陵夷的现状，吴老甚是黯然。他说，西方谁要是改莎士比亚的剧目，会被认为荒唐可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却在“改革”、“创新”、“跟上时代潮流”等看似冠冕堂皇的借口下，给戏曲艺术强加了各色本不属于她内部发展规律的内容和形式，从而大大破坏了戏曲传统的表演艺术特色，使戏曲艺术的精华日益衰残、消亡，结果便造成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大相径庭，戏曲愈改革愈创新便愈加式微终至濒临灭绝。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转变戏曲传承理念。梅兰芳先生提出的“移步而不换形”理论，不仅适用于戏曲艺术，也适用于所有传统艺术在当下的传承发展。就戏曲而言，所谓“移步”，指我国一切戏曲艺术形式的进步和发展；所谓“形”，指我国民族戏曲艺术的传统特色，包括它的传统表现手段。
“移步”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非要新编剧目，唯“新”是尚。当然，新编符合这一剧种艺术发展规律的剧目也是一个重要方式，如梅兰芳先生新编的剧目《抗金兵》、《穆桂英挂帅》等，把具有创造性的艺术表现手段天衣无缝地融入传统的民族艺术风格之中，使观众几乎觉察不出这是一出新编的戏。另外，不同剧种剧目之间的“移植”、生旦净丑各行当之间特定艺术程式的相互为用、恰当吸收戏曲以外的表演艺术手段、同一个剧目在不同演员演出过程中体现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和精神风貌，等等，同样是“移步”。譬如，谭鑫培把青衣的唱法和劲头运用到老生戏《连营寨》的反西皮唱段中来，使人感到凄凉哀婉，更加切合剧情。程砚秋从西方美声歌曲吸收唱腔唱法，至今仍脍炙人口。这些“移步”，因为符合戏曲艺术的内部发展规律，所以让人感觉并没有“换形”。否则，像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的京剧现代戏，用人为的“换形”以求“移步”，“形”是“换”了，“步”“移”没“移”却不知道，距离正确发展的艺术道路越来越远，终于导致了今天京剧不死不活的局面。
吴老接着说，由“移步而不换形”理念审视，我们的政策也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现在要排旧戏，经费少得可怜。而排新戏，动辄拨款几百万，结果演不了几场，就因没有观众而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孰不知排旧戏也能“移步”，排新戏“步”却不一定“移”。目前国家将不少剧种当作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保护，这是好事，但不能以票房论英雄，让它和其他处于强势地位的演出形式去自由竞争。以票房论英雄，无异于将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放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任其灭绝。国家应该为戏曲艺术的社会公共服务多投入一些经费，多扶持戏曲演出，让演员多一些锻炼机会，让普通观众看得起戏。
我问吴老怎么看待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他说，传统戏曲主要是一种虚拟的写意艺术，其魅力在曲调、身段、动作、表情等等的优美与得体，不在于外在的声光电化，相反，这些东西反而会干扰、影响观众的注意力。据说，青春版《牡丹亭》到北大百年讲堂演出，一切新手段、新花样都用上了。后来又到北师大演出，因条件限制没法用。谁知演出效果恰好相反！可见，“移步”还是要遵从这个剧种艺术的内部发展规律。另外，汤显祖都没有说自己的《牡丹亭》是“青春版”，名字就有问题，是“青春”，有没有“老”的时候？况且，年轻演员不一定演得好，关键要看演技。说到这里，陪同采访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剧研究中心教师张一帆给吴老念了刘嗣《生角》（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中的一段话：“所谓叫人看着爱，并不是面孔生得俊，扮相美，是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感应。就作者过去看过的小生而言，有的坐五望六，还有老得连粉都沾不住了，坐前排能看出满脸的皱纹来，但不知何故，却叫人喜爱。有的小生很年轻，还有坤伶小生，不能说不漂亮，一出场就令人倒胃口；再一欣赏他的唱念做表，真想把他揪下台来揍一顿。像这种小生如果去贾宝玉，我想黛玉不会爱他；如果去周瑜，孙权也不会重用他，也许小乔早和他离了婚。这种小生就是唱到死，也难以红起来！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合国剧赋予小生的造型。”闻此，我忍俊不禁，吴老却一本正经地说：“这代表了我的看法。”
三、没有润格的书法家
吴老的父亲玉如公是20世纪著名的大书法家，与沈尹默先生并称为“南沈北吴”。张伯驹先生称其为“晋唐之风，当代巨擘”，启功先生誉其为“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但玉如公一生以修身问学为本，从不以书家自居。他始终认为书法是生活中的“余事”，就像农民耕田之余织席一样。吴老从小在父亲的熏沐指点下染翰操觚，学习书法。一开始，父亲就强调，“要学写字应先学做人”，“写字必先读书”，“宁可不会写字，也不要做一个俗不可耐的写字匠”。吴老一生奉此为圭臬，书法在他看来，只是志道据德、工作研究的余暇游心于其间的一种乐趣和享受，而不是博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所以，吴老虽精于翰墨，但从不自诩为书法家；他的墨迹虽受到书法界、收藏界人士和师友们的宝爱，但他却从不为了润格写字。
吴老回忆，父亲玉如公教他书法，除了强调砥砺人品、积累学问、丰富阅历外，也很重视基本功，认为既要学“书”，就得有“法”，必须认认真真临帖，不许胡来。七八岁时，吴老临帖不如弟弟，总写不像，父亲很失望，认为他在书法上不能成才，从此不再苛求。十五志学之年，吴老开始学习行草。父亲以为姑妄试之，并不强其成器。二十多岁时，吴老说他产生了一个十分糊涂的想法，认为即使一辈子勤奋努力，在书法上也达不到父亲的水平，于是自暴自弃，从1943年起近二十年没拿过毛笔。六十年代初，一位学生和吴老探讨书法问题，说了一番让他幡然顿悟的话：“我明知资质鲁钝，没有书法天才，但我还是不停地写。写，总比不写强。老师不写字，太可惜了。”吴老颇受启发，心想如果这二十年一直练字，至少要比现在写得好。让二十年光阴白白浪费，实在太可惜了。吴老感慨道：“第一个教我写字的是父亲，而使我受到教育，让我感到震动的是我的学生。”从此，年逾四十的吴老发愤重新练字。每天不管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写字，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即使在“文革”期间，吴老也像启功先生那样，利用写大字报的机会抓紧练字。
吴老认为，我国的书法艺术遗产太丰富、太宝贵了，谁从中汲取的营养最多，谁才最有资格谈改革创新，最有希望追踪前人。“所谓‘新’，并不是从无到有生硬地‘创’出来的，而是温故而知新地顺乎自然形成的……所积愈厚，所采愈博，则所造诣便能自出机杼，独辟蹊径。”（《学戏与临帖》）父亲玉如公一生所藏碑帖近千种，所见数量当倍蓰之。这些藏品，有些他朝夕临摹过，有些他反复观摩过。正是因为对古人做了深入细致的学习研讨，所以玉如公中晚年作字，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又无一笔无来历。这个从量变到质变，达到艺术高水平、高境界的过程，玉如公用了七十多年时间。
父亲习字的经历深深影响了吴老，使他明白：只有持之以恒的勤学苦练，才有可能在书法上取得一定成就。吴老利用家中优越的收藏条件阅读了大量碑帖，亲手临摹过的也不下二三百件。有些著名的碑帖，如《兰亭序》、《砖塔铭》等，他曾临写过几十遍。仅就习楷书而言，吴老七八岁时先取北碑《崔敬邕墓志》和欧阳询《皇甫诞碑》摹写，皆不能入。“年未二十，偶以邓完白楷书习之，竟有所悟。稍晚又参以赵㧑叔，始悟如习楷书，必吃透北碑，更须苦橅二王者，小楷终不难有进境。日积月累，卒以隋碑及唐初欧、虞、褚三家为依归，尤寝馈于隋之《龙藏寺碑》，手写近三十通，复广取北碑及楷书始渐成形。然学无止境，至今年逾八十犹临池不敢或辍。”（《致谷曙光书》）
清人刘熙载曰：“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吴老说父亲玉如公的书法是内心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他的品德、学问、操守、理想以及对书法艺术的忠诚信念和精湛造诣的综合表达。其实这些话，用来形容吴老的书法亦十分恰切。一生持之不懈、博取众长的临帖学习使他对书法艺术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而高洁的操守、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阅历则作为一种“内功”，保证了他能够在书写中不断融入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达到高深的境界。吴老楷书行草俱工，尤精正楷，自成一家。周退密先生认为其法书“冲灵和醇，神韵两绝，如不食人间烟火气”。何满子先生赞其“诗既清新隽逸，字复刚劲秀拔，洵称两美兼具……远非时下浪得浮名者所能比拟”。杨辛先生称其“书法温润儒雅，神韵天然，如清水芙蓉，天然雕饰”。范敬宜先生誉其“笔墨儒雅倜傥，俨然晋唐风范，为之倾倒”。这些评价，都重在赞誉吴老法书于高超的艺术技巧中所渗透、寄寓的襟怀、人品和书卷之气。
吴老在书法方面的造诣，得到越来越多师友的欣赏和肯定。林庚先生专门委托他整理宰平先生的遗著《帖考》。俞平伯先生生前特别关照，与夫人的合葬墓碑要请他书写。启功先生的《联语墨迹》，请他担任顾问并作序。周绍良先生破例两次邀请他为与自己相关的书题签。就连幼年认为他在书法上不能成才的父亲，也改变了看法。七八十年代，吴老把习作寄给父亲指教，结果两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他打电话询问，父亲说：“最近精力不济，懒得写字，有人要字，我就把你的字给一张。”吴老一听，心里比喝了蜜还甜，原来可以给他老人家代笔了，这可是从不轻易许人的父亲对自己的最高评价啊！
虽然吴老的书法得到玉如公、启功等著名书法家的赞扬和肯定，但他依然临池不辍，始终保持着置身尘外的高标与平和超然的心态，正如他的诗所说：“愿具平常心，寡过一身轻”、“岁晚从吾好，聊程秉烛功”。他从未想过用书法谋利谋名，尽管他的生活一直很清贫，老伴长期生病，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有人找到他想替他包装宣传，他一笑置之。师友、门人找他题签、要字，他往往无偿应允。有时他还主动赠送作品，用来表达殷切的情意。1979年，周一良先生因“梁效”问题接受审查，他雪中送炭，赠送《敬善寺石像铭》临本，以表达对其处境的理解和同情。但是，对于一些权势者的请求，他会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从不折腰。某将军在宴会上即席作联曰：“盛世盛会看神州大地处处繁荣，盛会盛世盼中华民族世世昌盛。”托人请他书写以资纪念，吴老说：“不改，成何体统；修改，伤筋动骨。恕难从命！”
吴老和启功先生五十年代初就认识，两人一见如故，谊在师友之间。谈到书坛现状，吴老讲了一则启功先生的轶事。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他去城内开会。归途和启功先生以及北大一位生物学教授同乘一车。这位教授问他和启功先生：“当代书法家谁写的字最好？”他俩均感到为难，迟迟不肯回答。偏偏这位教授揪住不放，一定要问个明白。转眼到了北师大宿舍，启功先生要下车了，那位教授还在纠缠，启功先生被逼急了，只好说：“谁的官大，谁的表准！”此言幽默风趣，实有所指。原来某次原定十点开会，主持会议的人职位最高，却到会最晚，迟到了一刻钟。他见大家都已就座，便看了看自己的表，说：“我的表整十点。”从此留下了“谁的官大，谁的表准”的典故。
启功先生的话虽然浅显，却一针见血，切中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当年对马寅初人口论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为曹操翻案、否定梅兰芳“移步而不换形”理论等等，实际上都是“谁的官大，谁的表准”。表准不准要看“官”（即权势）的大小，最后反倒没了准表。现在可好？更是多了“谁的钱多，谁最会炒作，谁的表准”。说到这里，吴老顺手拿起一本册页，封面上有某书坛“大佬”的题签。吴老从布局、墨色、点划照应等方面对题签提出批评，说就是这个书法造诣平平的人，还指示门人炒作、包装一下，看润格能否在元白（启功）先生之上。
吴老慨叹道，在这样一种包装、炒作的风气之下，很少有人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下苦功，都想着怎么逞险弄怪，以吸引眼球，猎取名利。近年出现的所谓“现代书法”，主张摆脱文字本身的羁绊随意书写，看似新奇，实则荒唐。不过借助若干象形文字（如甲骨文或金文）的躯壳，加上主观随意的拼凑。除了荒诞离奇外，毫无美学价值可言。过去朱季黄先生叹当时书家大抵皆“扶乩体”，现在则“鬼画符”亦不如矣。还有人把书法弄成了“猜谜”或杂技表演。有位自命为书法家的先生给日本人介绍中国书法，先用红笔写个篆体“其”字，把中间空白留得很大，然后用墨笔在空白处写个“乐”字，说这叫“乐在其中”。也有人为了引起关注，用一支拖把一样的毛笔在地上拖字。颜鲁公写的榜书或碑文，最大的也不过二三尺见方。这样一些走火入魔、旁门左道的现象，背离了书法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若任其肆意蔓延，只会给真正的书法带来毁灭性灾难！
我提到：“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艺术品市场必然会逐渐红火起来。人们喜欢您的作品，拿到市场上交易，似也无可厚非。”吴老听了，依然坚定地认为，即使这样，也不应该包装、炒作。林宰平先生、父亲玉如公都擅长书法，造诣那么深，也没有润格，没有卖过一张字。一心盯着名利，想着写字就是在写人民币，俗不可耐，能在书法上取得多大成就？现在书法作品能卖钱了，凡是能拿毛笔的都自诩为“书法家”，似乎书法艺术真的繁荣昌盛起来了。孰不知若从书写质量考察，当前正处于低谷阶段，并无振兴之兆。真正的书法家不是自封的，必须通过艺术实践在书法史上做出较大贡献，才能跻身古今书家之林！
2009年，吴老因患脑梗右手不能自如活动。病榻上，他曾用圆珠笔在小纸条上写道：“写字是我的业余爱好，吴小如不能写字，岂不悲哉！”吴老的搁笔，不论对他本人还是对书坛而言，都是重大损失。差可欣慰的是，此前他创作的宝贵墨迹和《吴小如手录宋词》、《吴小如录书斋联语》、《吴小如书法选》、《吴小如先生自书诗》等著作，已足以使他作为当代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书法家，在青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四、任职28年的讲师
采访临近结束时，我说现在青年学者生活、科研方面的压力很大，问吴老可否谈谈当年学校的待遇和氛围，没想到吴老激动地说：“毋庸讳言，我在北大是受压制的，当了28年的讲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都是罕见的。”吴老的学生彭庆生回忆，1979年春节，他去给林庚先生拜年，刚坐下，林先生就气呼呼地问他：“为什么吴先生的职称至今还解决不了？早在‘文革’前，我就和游先生（讳国恩）联名保荐他直升教授。去年游先生去世，我又和吴组缃先生联名保荐他直升教授，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解决？”吴老也说，他曾亲耳听到，某位系领导在教研室里说：“谁都可以评教授，就是吴小如不能评！”邓广铭先生和周一良先生亲口告诉吴老，在北大校务委员会议上，一位物理系教授大声疾呼：“吴小如评不上教授，是北大的耻辱！
80 44297 80 35373 0 0 16398 0 0:00:02 0:00:02 --:--:-- 16391为此，1980年在林庚先生和吴组缃先生的联名保荐下，他才由讲师直升教授。
因为在中文系工作得不愉快，1982年吴老决计调往中华书局。在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的一再挽留下，吴老调入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然专业不太对口。他曾撰文慨叹：“我个人还有两点遗憾：一是当我有精力带徒弟、当人梯时，却没有人来‘光顾’；二是现在未尝没有人想从我受业，而我已年衰力惫，什么都顾不上了。”2012年，北大中文系校友孙绍振发表《北大中文系，让我把你摇醒》一文，谈道：“如果以吴小如先生为个案作细胞形态分析，则不难看出逆向淘汰的潜规则之所以不可阻挡，原因就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旗号下，具有学术良知者，在行政体制中显得非常孤立，因而脆弱。”孙氏所云虽为一家之言，但不无发人深思之处。
中关村六七十平米的蜗居，吴老和全家从八十年代末一直住到了现在。目前，吴老每月支付保姆工资、药费、水电费等必需的花销，数目远在他的退休工资之上。“不够怎么办？我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子女不时给我红包，我养活不了自己啊！”说到这里，老人干枯的眼眶渗出两滴浑浊的眼泪，是因为感动？还是悲凉？或许两者兼而有之。睹此情景，我的心都碎了！
邵燕祥先生曾赠吴老诗曰：“百岁传薪图续火，一生结果证开花。”这是对吴老人生价值的最好概括。吴老终身为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孜孜矻矻，虽然他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物质回报与他的精神贡献远远不相称，然而，他已用等身的著作和崇高的德行立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激励着门生后学淡泊名利、潜心问学。《论语•述而》云：“子贡问夫子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回顾自己的人生，吴老无怨无悔！
（原刊《传记文学》2014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4年第11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