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揭秘:洪涝灾害来袭，古代人如何应对？

洪涝灾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最常面对的自然灾害。因此，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洪涝灾害斗争的历史。那么，我国古代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是如何应对洪涝灾害呢?

防洪抗洪有法可依

自古以来，我国人民有着丰富的应对防御洪涝灾害的经验和做法，同时逐步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较早记载应对洪涝做法的是《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三国时期

最早的防洪法规应该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的护堤命令：“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

九里堤在成都西北，当地地势低洼，修建这条堤用以保护成都的防洪安全，所以作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格外重视这个防洪堤的保护。

唐代

到了唐代，在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对水利防汛有专门的条款规定：“近河及大水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理，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理。若暴雨汛溢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唐代还专门颁布了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其中也对防汛抗洪做出了具体规定，使这方面的工作有章可循。

金代

而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颁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应该是我国现存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规。这部《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明确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

第二，规定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督促沿河的州、府、县落实防汛规划措施，维修加固堤防；

第三，规定河防紧急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

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无论有功还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

明代

金以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明万历《湖广总志》载有《护守堤防总考略》和《修筑堤防总考略》。《修筑堤防总考略》共十条：审水势，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坚杵筑，卷土埽，植杨柳，培草鳞，用石甃，立排桩等。《护守堤防总考略》针对堤防溃决提出了四种管理措施：立堤甲，免重役，置铺舍和严禁令等。

清代

到清代的防洪法规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荆江堤防修守制度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乾隆五十三年(1747年)荆江堤防溃决，损失惨重，恢复重建后订立了12款修守章程，规定比较明细。清代对紧急防汛抢险事务也制订了专门法规。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订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条;嘉道年间著名水利专家、玉环同知王凤生编著了《详定江汉堤工防守大汛章程》十一条等，均为应对洪涝灾害提供了技术和法律依据。

监测预警设施完善

在应对洪涝灾害上，我国古代十分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七大水系，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生活用水，关系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历代都很重视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工作。

史料载，从大禹时代起我国就开始重视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分析。随着社会的发展，历代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就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罕见遗迹。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由于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常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几乎常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露出水面，古人会根据白鹤梁露出水面的高度位置来确定长江的枯水水位。

在宋代，水文监测更加规范完善，技术手段更加先进。那时，在今江苏苏州吴江上立了两座水则碑，史料记载，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录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录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

古代如何奏报汛情？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至迟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

1975年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有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即所谓“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有的朝代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如东汉，《后汉书·礼仪志·请雨》记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水患多发时期之一，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

金元时期，北方水灾多发，北京及其周边河北、天津等地的防洪压力增大，金朝廷则从制度上给抗洪救灾提供保证。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完颜璟主持修订的《泰和律令》颁行，其中的《河防令》规定，每年阴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为大江大河“涨水月”，沿河各州县官员必须轮流守防，参加并指挥汛期河务事宜，随时奏报水情、险情。

明清时，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备。据明万恭《治水筌蹄》，“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主管官员）必先知之。”

古代官府还设置有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所谓“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马报”则是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狗报”是由训练有素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步报”则是人工步行传递汛情。

出现汛情，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在没有现代通讯设施的古代，有哪些可行的手段？明朝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出的一套方法是：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

古人认为，水患灾害是“水不润下”现象。《汉书·五行志上》称：“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为什么会发生“水不润下”这类水患灾害？古人也有一番解释：“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这种观点显然包含有严重的封建迷信成分，但古代君王多信以为真，如唐文宗李昂在《赈救诸道水灾德音》中便称：“仁未及物，诚不动天，阴阳失和，水潦为败……”。

古代如何应对洪灾害？

在应对洪灾害上，古代也是方法多多。尤其是加强城市防洪，是未雨绸缪。历代都把修筑堤坝、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

到了汛期，古代往往采取疏浚与封堵的办法，对城市的内河沟渠，通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利用湖泊、池塘短暂蓄水;为避免江河暴涨形成倒灌，在进城处设置水门，既有效管控船只的往来，又对江河与城市进行有效分割。在大江大河通往内河处架设桥梁，既方便道路上车马与行人的通过，大汛到来时插上木棍、垒起沙袋堵住涵洞，又形成了有效的屏障。在排水沟渠处设置单向水窗，当城区水位高时在水压作用下自动开启，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作用下自行阻断。很多分区设置巧妙利用城防天然结构，平时管护极为简单。

古代重要城市如长安、开封、洛阳、杭州、北京等对供水河道管理很严，历代订有专门制度。

明代西安原有龙首渠供水，但只够东城使用，成化元年(1465年)兴建广济渠，引交河、皂河入西城，工成后建《新开通济渠记》碑。碑阴刻有水规十一条，其中规定：皂河上源至西城壕的七十里间，每里设夫二名，负责修理河道堤防和植树。

清代北京地下排水系统发达，由于是都城，管理制度严格。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定京城内外所有河道沟渠事务每年派一名“直年大臣”总管，当时内城共有排水大沟(大街两旁排水沟)30533丈，小沟(巷沟)98100多丈，大小沟相互灌注，并与护城河和有关排水河道高程用水准仪统一抄平;每年二月开冻后至三月底止统一进行疏浚和维修。保证了汛期排水通畅，避免出现汛情。

对于河防古代也是高度重视。北宋对汴河管理同样不敢懈怠：为了满足航深要求，“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由于黄河主溜有时迁徙，因此每到春天就征调大批民工重开汴口;而当黄河主溜顶冲时，汴河进水过多，又需通过运河上的洩水闸坝洩洪;当河水位增至七尺五寸时，即派禁兵三千上堤防洪。为使其“浅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监总察之”。即使在汛期也能保证航运的安全。

明代还兴建了大型的水闸，以控制水位，保证汛期调节水位和航运安全。浙江绍兴的三江闸是建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大型排水闸。绍兴近海，潮汐咸水涌入，沿江居民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没有保证。建闸以后，潮水盛涨时下闸挡潮和蓄积内河淡水，潮退时则开闸排涝，因此闸门的运用对于所保护的萧山绍兴平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古代如何惩治瞒报灾情官员？

《宋史》记载：“官守不时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弃市，知州杜审肇坐免”

为了充分、全面地掌握灾情，朝廷还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都是古代专职防洪官员。朝廷在强调及时上报汛情的同时，还要求专职水官和地方官员及时奏报灾情，并形成一套相应的灾情奏报制度。

战国时，秦国的《田律》在要求及时报告汛情的同时，还规定：“旱及暴风雨、水潦、螽、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秦国对上报路径和时间也立有规矩：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专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即所谓，“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

现在史书上记载的许多珍贵的水灾资料，都是当年官员奏报留下的。《汉书·五行志上》中，便记载有多次大水灾：公元前185年汉中、南郡发大水，淹了4000多家；公元前184年秋，河南大水，伊水、洛水淹没了1600余家，同年汝水泛滥，淹了800多家。最严重的是吕雉主政的最后一年，即公元前180年夏季，汉中、南郡再发大水，淹没6000多家，同年南阳沔水闹洪灾，淹了10000多家……

灾情奏报，历朝都有严格要求。如宋《农田水利约束》、金《河防令》中，都有奏报办法。但由于灾情影响考核，往往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挂钩，谎报灾情、瞒报死亡人数、虚报受灾范围的情况在古代不时会发生，有的时期甚至非常严重，以至于影响救灾进度和效果。

那么，如果违反奏报制度，当报不报，不及时报、瞒报、谎报等，结果会如何？洪水无情，人命关天，朝廷一般会选择从重处罚。如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黄河在澶渊段决口，淹没数个州县，主政官没有及时上报。宋太祖赵匡胤接到举报后，将分管官员斩首弃市，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撤职查办。此事见于《宋史·河渠志一》：“官守不时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弃市，知州杜审肇坐免。”

可以说，在历朝抗洪救灾工作中，都有官员因为不作为，或擅自动用抗洪物资而丢官丢命的。中国抗洪史上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鲧，便因擅自动用抗洪物资“息壤”而被处死。《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

《山海经》所记的“息壤”，是一种可以自我生长的所谓神土，能堵塞洪水，其实就是今天的沙袋一类物资，但因为没有帝王下令，便动用息壤去堵塞洪水，结果丢了命。这在今天看来属于情有可原，但在当时就是死罪，可见古人对抗洪工作的重视。

朱元璋

古代大水患后如何救助？

《明史·河渠志》记载：朱元璋曾诏令“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

由上述可见，古代官府对抗洪救灾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不容许不作为、乱作为。除了积极防灾外，在灾后，官府还要积极安抚灾民、做好善后工作。具体做法一般来说是，开仓赈灾，减免租税，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据《明史·河渠志一》，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黄河开封段东月堤决口，大面积受灾，明太祖朱元璋便“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今安徽南部多地发生水灾，明英宗朱祁镇要求：“将预备仓粮量给赈济，加意抚绥，毋令失所。”

但在事实上，古代的抗洪救灾工作很多时候并不到位。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中，有一则水灾记录，记录了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山洪暴发的惨状。当时，建溪水位涨了一丈多高，虽然关起城门，但洪水很快漫过城墙，淹死了数万人。

后来，福州也被淹了。当时是“白浪连天，建溪浮尸体，蔽江而下”，可见灾情之重之惨。但令谢肇淛气愤的是，不仅官府没能积极救灾，当地的富人还借水灾发财，“拾浮木无数以盖别业。”

清诸畮香《明斋小识》中也记录了这么一则水灾故事：有一年，大雨将农田都淹了，灾民遂一起来到县衙，希望县令能把灾情上报，争取赈济。结果县令不作为，竟对灾民说：“雨今开霁，未见有水，何必乃尔？”

灾民听了非常气愤，要求县令去实地查验，大家用轿子将县令抬到城东门外，四周全是洪水，望不到边。接着，灾民又将县令抬到数里外，然后将轿子丢下，全都走了。一直到傍晚，县衙差役撑着竹排来，县令才得救。这则故事，诸畮香是当笑话来写的，但反映出了古代灾民对地方官员不作为的失望和强烈抗议。

综合整理：非常历史

《非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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