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各制造强国新一轮博弈的制高点。历史经验表明，每次科技革命既是颠覆性技术的涌现期，也是各国国际地位调整更替的变动期。世界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发展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性，纷纷出台政策，推动颠覆性技术的突破。美国是最早进行颠覆性技术研发的国家，互联网、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无人飞机等都是美国提出的革命性技术。日本颁布了“ImPACT”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计划），对创新管理体系进行根本性变革，希望以创新推动社会转型升级。英国发布了《技术与创新未来：英国2030年的增长机会》，对材料与纳米技术、能源和低碳技术、生物和制造技术、数字和网络技术等四大领域53项技术进行了分析，选出有望支撑英国2030年发展的关键技术。

颠覆性技术亦是重塑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驱动力。与渐进性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对产业格局的冲击力更强、破坏性更大，有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改变行业的格局。一旦某个行业出现颠覆性技术，本行业现有产品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完全取代。如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数码相机产业，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年，就基本取代了拥有百年历史的胶卷相机产业；而随着手机拍照功能的日益强大，卡片式数码相机市场又被极大压缩。上世纪末，DVD机取代了录像机，而当前网络与视频传播相关技术的发展又导致DVD机行业陷入绝境。又如，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型媒体不断创新，报业等传统平面媒体行业市场急剧萎缩。

主动布局颠覆性技术则是龙头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颠覆性技术初露头角之时，是否进行布局是各行业龙头企业必须面临的选择。跟进颠覆性技术则意味着部分放弃现有市场，承担巨大的转型成本和风险；不主动布局颠覆性技术，则可能面临新产品的剧烈冲击，被市场迅速淘汰。曾经的行业龙头柯达、摩托罗拉、诺基亚等，都是被颠覆性技术快速冲垮的典型案例，而IBM、GE等则是成功转型的典范。及时跟进、主动适应甚至积极研发颠覆性技术，主动实现企业转型是市场竞争环境下龙头企业的必然选择。

一直以来，美国以国家军事需求为牵引，抢占战略制高点，进行技术发展的前沿预测，推动对未来所需技术的探索。并且于1958年，组建了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专门从事颠覆性技术的收集和研发。之后，又在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下设了国防情报局技术预测和审查委员会、未来颠覆性技术预测委员会，在美国高级研究与发展组织内设置了“颠覆性技术办公室”。依托各专门化的研究机构，以及庞大的创新资源体系，美国已经形成了颠覆性技术的常态化研究机制，先后实现了互联网、隐身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激光、高超声速飞行器、无人机等重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变革，确保了美国在上述各领域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长期的领先地位。

与美国类似，俄罗斯于2012年设立了先期研究基金会，负责探索、突破国防前沿技术的组织工作。该基金会围绕物理、生物化学和医学、信息等学科，定期组织突破性、高风险研究项目和课题，2016年度预算约为45亿卢布，未来的资金投入将继续增加。项目管理方面，设立4个委员会，由39位来自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代表组成，为选拔项目和制定投资方案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该基金会对技术成果的产需结合极为重视，在制定研发计划时，就会将项目的应用潜力纳入考虑。对于预期不明朗的研发项目，基金会根据实际情况向企业投资者进行推广。通过优化项目选拔和资助制度，先期研究基金会对颠覆性技术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支持，目前每年开展新项目50个左右，重点支持的细分领域包括前沿医学、新型材料、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未来能源和仿生学、先进水下技术、下一代航电系统等。

作为研发创新大国，英国通过不断完善产学研技术体系，积极预测和支持未来的颠覆性技术发展。民用技术方面，通过组织科学界、研究理事会和技术战略委员会等多方专家共同研讨，筛选出需要优先发展的前沿技术，进行重点资金支持。在军用技术方面，英国军事部门与工业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智力资源，满足各类国防技术创新需求，确保国防技术的先进性。目前，英国政府支持的重点颠覆性技术领域主要包括大数据和高能效计算、合成生物学、再生医学、农业科技、储能、先进材料和纳米技术、自动机器人、卫星与航天技术应用等方向。

2013年，日本政府开始实施颠覆性技术创新计划（ImPACT），推进对日本产业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力的颠覆性技术突破。日本对ImPACT支持力度较大，其经费规模占到全部科技计划经费的4%左右。ImPACT项目周期一般为5年，选择的都是能够推动产业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但可能会面临巨大风险的前沿技术，并不支持一般性的技术创新。在项目执行方面，ImPACT选择具有超前创新思维的学者带头人作为项目经理，给予高度的自主权，负责整个项目的研发计划、经费使用、产权运用等。同时，ImPACT还设立了联络员制度，联络员负责与项目经理、专家委员会等进行沟通，了解项目的进展情况，将项目经理的各类资金、政策需求向委员会及相关部门提出申请，降低了项目经理的沟通成本，提高了项目的实施效率。

首先，建立颠覆性技术跟踪研究的长效机制。颠覆性技术开发过程不确定性强，失败率高，短期的、集中的攻关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颠覆性技术的长效研究机制。一是建议设立国家级颠覆性技术研究机构，进行持续的跟踪与积累。由于颠覆性技术与常规技术发展与演进路线有较大区别，常规的研究机构与颠覆性技术的专门机构实际效果差别较大。建议通过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开展对各国技术发展的长期跟踪研究，对技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规划。二是加强对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力度。从各国经验来看，常规的科研项目资金支持方式与管理模式，很难满足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要求，建议设立颠覆性技术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潜在的颠覆性技术研究。同时，在现有的科研项目管理体系中，逐步加大对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力度，对一些冷门领域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甄别，择优资助。三是促进技术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要进一步优化科研项目筛选与评审机制，由过去单纯强调结果，转为综合性成果的评估，防止由于过分强调目标导向，约束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动性。

其次，继续强化基础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或者源于各领域技术的融合，或是传统技术深化后实现的跃迁突变。如果缺少必要的技术积累，即便发现了颠覆性技术的潜在方向，也很难实现持续的提升与突破。因此，必须继续夯实技术基础，脚踏实地地完成技术积累。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原始创新，改善原始创新的人才发展与成长环境，对原始创新人员的职称评定、项目考核等不再唯论文论或成果论，释放我国智力资源的原始创新活力。二是要深入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工业基础能力影响产品性能和质量，直接决定产业层次与竞争力。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发展不足是制约我国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要加大对工业基础领域的支持力度，要围绕《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高端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形成良性的发展环境。三是要完善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环境。颠覆性技术从发现到成熟应用需要长期的培育过程，要逐步建立其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对于趋于成熟的技术，通过政府采购、应用试点等方式，营造促进其产业化的市场环境，加快对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带动作用。

再次，营造适宜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军产学研环境。与传统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的技术衍生路径更为复杂，失败率较高，以往的惯性的科研发展思路往往不能奏效，需要建立更为灵活、更为宽容的创新管理体系与产学研环境。一是要营造敢于挑战权威、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要鼓励研究人员勇于超越现有技术体系与模式，尝试新的研究范式与思路。对于非常规创新项目的考核，不完全依据既定目标，而是考核整个研究过程是按部就班还是另辟蹊径，能否体现出创新精神。二是充分发挥顶尖人才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对于承担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顶尖人才，除了良好的薪资和生活待遇外，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并通过法律保障其创新成果，充分激发他的创新活力与热情。三是提高军民高技术双向转化效率。出于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各国的国防技术往往投入力度大、超前性较强，酝酿形成了很多具有前沿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建议加快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军用智力资源的潜在力量，促进军民资源共享，鼓励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开展军民融合创新试点示范，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共同推进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