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被推举为上海市长，朱同志就提出要搞国内大循环，要下太平洋

34年前的1988年，上海处于困难时期，城市老旧、交通拥挤、住房紧张、财政减收、物价上涨，而且人才外流。4月25日，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市国家机关领导人员。选举前，年近60的朱镕基作为市长候选人同人大代表见面，介绍自己的简历、政绩和施政纲领。

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88年4月25日

同志们：

根据大会的安排，现在我向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也许要超过大会规定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这个关，一会儿还得提问题，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第一，我的简历。

我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晚，经历比较简单。我1928年10月出生于长沙，中学都是在湖南省念的，194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一中，同年在上海考取清华大学，念电机系。入大学后就参加了学生运动，1948年冬天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担任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当时的计划处处长先是柴树藩同志，后是袁宝华同志。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撤销后，我随马洪[1]、安志文[2]等同志到了国家计委，这时是1952年11月。在国家计委一开始是管电，1954年到工业综合局负责综合处工作，之后我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的秘书。后来由于张玺同志患癌症，我同时就兼任了国家计委机械工业计划局综合处负责人，直到1957年，赶上了“大鸣大放”、反右派。

在“大鸣大放”的时候，同志们说，你是党组领导的秘书，你不跟党组提意见那谁提啊？一定要我提。我就在局里面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了。但是对我的处理还是非常宽的，我想是因为国家计委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都十分了解吧。因此，我被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之后，还继续留在国家计委工作。

在开始的一两年，我担任国家计委老干部的业余教员，教数理化，后来恢复我的工作，在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局工业处工作。我非常感谢国家计委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始终没有把我下放，使我有继续为党工作的机会。“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尽管我们还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一个集体农场，但终究是在农村，所以对农村的了解、对劳动的体会还是不少的。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

1975年后，我回到了北京，当时我的关系还在国家计委，但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一段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对我也是极大的教育，使我有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

到1978年，马洪[3]同志要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这个时候是袁宝华同志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康世恩同志担任主任，要我回国家经委，因为国家经委实际上是从国家计委分出去的。

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成立后，我开始担任经委委员兼技术改造局局长，1983年担任经委副主任，1985年担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一直到今年年初，就到上海来了。这就是我简单的经历。

第二，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第三，自我评价。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

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第四，施政纲领。

这个很难讲，施政纲领在江泽民同志的工作报告[4]里明确阐明了，要求非常明确，我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去完成、去实现，所以就不可能再讲出更多的东西了。如果要具体化，那也应等到全体市政府领导班子当选后认真地讨论，来研究具体实施步骤，现在让我一个人来讲这个事情确实很难。但好像不讲一点又过不了关，我也没有跟江泽民同志商量，就是在通知我以后，昨天晚上加了一个夜班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讲一些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上海最重要的还是要扎扎实实地去落实，要说到做到，而不是提出很多的纲领、很多的要求。我觉得江泽民同志报告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是有可能实现或者是提前实现的。

有一个老同志打电话跟我讲，你说三年改变上海的面貌，如若不然，引咎辞职。我说我不会狂妄到这个程度，我没有说过这个话，这是个误会。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呢？那是关于上海大众“桑塔纳”的。现在“桑塔纳”是非常赚钱的，一辆汽车要赚好多万，但今年计划只能生产1万辆，为什么？因为现在国产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产等于买人家的散件来装配，花费大量的外汇，所以国务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让多生产。但是我考虑，上海现在这么困难，如果不再多生产一点“桑塔纳”赚一点钱的话，日子过不下去。因此我就给李鹏同志写了一个“陈情表”[5]，这个“陈情表”是江泽民同志签发的。

我在里面讲，第一，关于“桑塔纳”的国产化去年已经开过会、订了计划，国产化率去年年底达到l2.7%，今年要达到25%，到l990年认证的国产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三年就基本国产化了。我说多生产一点、多装配一点并不影响国产化，计划都做了，正在认真实行。第二，上海现在有生产能力，国内市场也很需要，尽管国产化率低一点，但总比进口整车好。另外，现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难，就得靠“桑塔纳”去换原材料，不然就要停产了，因此无论如何请求生产1.5万辆。多这5000辆汽车，财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几个亿啊！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是我认为，生产1.5万辆“桑塔纳”还是完全正确的，也确实得到了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允许我们生产1.5万辆。

但如果三年我们不能实现国产化，那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给中央的“陈情表”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三年不实现国产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责，还没敢说辞职。我这个话是说给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听的，说给市经委、计委听的，你们要不好好抓国产化，那我就得辞职了，我的命运跟你们拴在一起了。我说这个话就想起到这个作用。但这话传到外面，就变成了我三年不改变上海面貌就引咎辞职。

这个事情我可不敢这么说，也绝对没有说过这个话。三年、五年解决上海几十年积累的问题很难，我想同志们也会谅解这一点的。

声明一下，我只来了三个月，我既不是诸葛亮，也出不了“隆中对”。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个话有必要说明一下，因为在简报里有一个同志对我提意见：还没有选你当市长呢，你在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6]上怎么就说如果你当选为市长的话呢？太不谦虚了。

我能体会这位市人大代表的意思，我也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我也要向这位代表做一个说明，这个话不是我要讲的。在北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之前，大会副秘书长曾涛同志帮助上海为这次记者招待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我不能用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所以曾涛同志说，你可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这样大家就都清楚了。我就是这么讲的。

【江泽民同志插话：朱镕基同志啊，你举行记者招待会是以中央提名候选人名义的，所以我认为朱镕基同志讲这句话从原则上讲没有错，特别是招待外国记者。而且我跟你有点默契，当你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并没有跟你通电话，因为我人在机场接受BBC专访。记者问，现在党政不是要分开吗？那你现在又是市委书记又是市长，怎么回事啊？我立即就讲，很快将要召开市人民代表大会，现在中央已经确定朱镕基同志到上海来参加市委领导工作，今后他就在下一次的市人民代表大会里选举成为市长，那当然要通过选举了。】

下面我就讲几条：第一，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

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这不但是节约，而且是树立一个勤俭建国的风气，江泽民同志提倡的“四菜一汤”在全国都出名了，国务院已经是这样做了，但在我们上海有时候还附加了很多名目，八个碟子那是算冷盘不算菜，后面一个大火锅只算是汤，再来十个点心也不算菜，还是搞得很浪费。所以我想先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当然一个菜里也可以多放几样，但搞得太厉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么海味、大虾，上点鸡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平常在家里请客也就是这个水平嘛。“一菜一汤”就不会浪费。1985年我到上海电视机一厂，当时我是国家经委副主任，在那里召开现场会，就是关于电视机出口的事情。当时招待我们的就是一个菜，里面分四样，我觉得很好。关键不是你如何招待我，关键是要出口，真正把生产搞上去嘛！当然我们在接待外宾、接待中央和其他地方来的同志时还是要执行“四菜一汤”，搞得太过分，那也不好。

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关于送礼问题。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香港的陆先生，向我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开政治协商会议、开人民代表大会都要发一个包，这个包一点用处也没有，谁也不用这个包。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化了，那不是可以节省一笔钱吗？我想这个意见是非常正确的。我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了一个包，我用这个包就足够了。回上海之后，市人代会又给我发了一个，市政协也给我发了一个，实际上都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像在这种小的方面，我们一些党外人士都看出了问题，这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这是一个象征，就是说以后不要搞送礼、发东西这种风气，能够节省很多钱。首先由我们市政府带头，希望区县政府也都这样做，我想这个风气完全是可以改变的。

还有，就是现在党政领导参加的剪彩、礼庆活动实在是太多，电视上成天都在播这些东西，实际上大家都忙得要死，何必在这个方面花那么多时间呢？所以我想，以后这种活动除了国家规定必须参加的以外，尽可能减少。我们可以请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参加，他们对上海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让他们多出出面，上海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何必老让我们出面呢？耽误很多事情。这些活动是不是可以分散到一些同志特别是老同志的身上，让我们扎扎实实地去做一点落实的工作。

当然我知道，市委书记或者市长不出席，电视台就不去拍电视。无非就是把我们当个广告、当个宣传。所以，以后我就敬请各界谅解、支持。特别是新闻界，如果你要看级别的话，还是看看这些老同志过去的级别。我看最好还是不要看级别，你看会议重要不，重要的尽量报道、拍电视。不要一定是市领导出场，你才拍这个电视。这样我想我们互相谅解、互相支持，就可以把政府的效率提得更高一点。

当然，要使政府成为高效率的政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下放权力。这在江泽民同志的报告里面也讲了。我过去说了一句话，像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全世界这样的城市也不多，那是不好管的。所以我希望12个区的区长就成为12个“市长”，这样的话，上海的工作才能做好，10个县长也要担负起责任。当然，江泽民同志的报告里也讲了，还是要保持政令的统一，不能各行其是。你们12个“市长”还得听这个大市长的，不然的话就乱套了。就是说，你们自己应该发挥主人翁的责任感来把工作做好。市委、市政府有决心实现这一点，下放权力，而我们市政府的各个委办局也应该转变自己的职能，多把精力放在宏观管理和监督方面，能够让区政府、县政府办的事情尽可能让他们去办，他们会办得更好。

说老实话，条条不容易办事，还是要靠块块。为什么要搞包干？好多事情，中央条条是难以贯彻的，还得靠块块扩大自主权。市政府也是这样的，条条很多事情难办，包括环境卫生，还是块块办效率比较高。所以各个委办局要加强宏观管理、调节，然后监督，哪里出了毛病就去制止，我看我们应该转变这个职能。

我这里要讲一个事。我昨天看简报，嘉定县代表提意见，说嘉定县已经实行了“一个图章”，但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报告里没有提，害怕我们又缩回去了，是不是碰到困难又不敢实行“一个图章”了？我在这里代表江泽民同志郑重声明，江泽民同志是完全支持“一个图章”的。这一点我们是有决心做的，报告里虽然没有提，但是在黄菊同志的报告[7]里还是提了，因为在江泽民同志那个报告里不需要把每一件事情都讲得那么具体嘛。

我考虑这件事情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因为真正实现“一个图章”必须成立一个新的机构，靠老的机构是不行的。要把各个部门主管项目审批的人都调到这个新机构里来，这样才有权威，而且不能是个联合办公室，联合办公室不解决问题，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必须把这些人调来，他才有足够的经验、知识和权威，在这个机构里面就盖这一个章。对这样一个机构的要求是效率非常高，工作非常累，24小时都要办公，天天都要准备加班。

我这一次在北京就向宋平同志报告了，我说我要成立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我看应该提高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太累。宋平同志说：我赞成啊，你就搞啊。因为我怕稍微提高一点工资，有人就去告状。我想，这应该成为改革我们政府机构的一个开始。现在政府机关盘子大得不得了，里面人浮于事，好多人是不干活的，都大幅度提高工资，那怎么受得了？财政负担不起，而且也不能够起到奖勤罚懒的作用。必须首先转变政府工作的职能，少管一些你管不了的事情，完了以后再精减人员，提高他的工作效率，最后多给他点钱，那就可以了，这样工资总额就不会增加了，我们消费基金就控制得住了。

我就是准备以这个机构为开始，作为改造我们政府机关的样板。根据江泽民同志的意见，也是中央的意见，我们决定今年政府机构不动，明年再考虑。今年是要稳定干部队伍，稳定人心，把生产、出口搞上去，不能够搞得人心惶惶。但是我今年就是要做这一件事情，成立这么个“一个图章”的机构，完全是以一种新的模式来搞，里面的工作人员既要是各个机构的骨干，而且要实行公开招聘考试，从现有机关人员中选拔，要选拔一批有志于振兴上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懂技术、懂业务、懂管理的人到这个机构里面来。

现在上海是非常困难，我们在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里缺乏经验，这方面我们不如广东、江浙，因为我们吃“皇粮”已经吃惯了，一下子改过来不容易。但现在每个省区市都想搞上去，都想大进大出，基本上对上海形成一个“封锁”了，原材料进不来，上海又没有原材料优势，都是议价买进来，你怎么搞得过人家？现在，我们首先还是要转变到商品经济，搞国内的大循环，加强横向协作，跟其他省区市搞好关系，这方面对我们还是主要的，尽管有困难还是要这样做，但是形势也逼着我们要下太平洋了。你不跳下去是没有办法的，不对外是不行了。对外很不容易，“三来一补”[8]你搞不过广东，他跟港澳很近。虽然搞不过他，但是我们还是想和他比一比。

最近我们把“三来一补”的审批权下放给区县，得到的好处基本上都给了区县，所以他们的积极性非常高，第一季度“三来一补”的项目有大幅度上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头。我希望区县的同志和广东好好赛一赛。我们虽然天时、地利不如广东，但是我们的科技人才比他强，这方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特点的，江泽民同志讲有上海的特色。

我们不光可以搞劳动力密集的，还可以搞知识密集一点的，甚至有点技术密集的东西。这样上海的“三来一补”还是带有上海的特点，我相信还是可以和广东赛一赛。二是产品马上大幅度地出口。打到国际市场上去，不是那么容易，这个问题我下面再讲。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赶快把外国直接投资吸引过来，这是建设上海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用大量的投资来改造我们现在的企业，和我们的企业全部合营或者部分合营。把合资、合营企业搬到浦东、搬到闵行去，这样整个城市建设也会跟着上去，可以解决我们资金、管理、技术缺乏等问题。

去年国务院要求我们吸引100亿到20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这样可以大大地加快上海振兴的步伐。但是审批项目如果像现在这个状况，一个项目审上几年，那就没有人来了，所以首先必须简化审批的手续，这个机构必须搞起来，使所有的外国人认为上海项目审批的手续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是效率最高的。我想，如果这个声誉出去以后，上海就有希望了。

第二，一定要把市政府置于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上海市人民的监督之下。这一次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政协会议的简报，我不敢说都看得很仔细，但是每一份我都看了，同志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觉得这是振兴上海的一个很好的群众基础。有很多问题概括得非常好，对很多问题都提出了很多明确的可行的建议。我想这是今后市政府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宝库。希望以后我们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能够把这些意见加以分类整理，当然市政府也应该派负责的工作人员来参加整理，作为将来市政府施政的依据。这个工作我希望能够很快地完成，然后市政府根据归纳的意见研究实施。当然，对这里面的很多意见不一定马上能够做到，但是也要有一个交代，今后逐步实行。

第三，我想上海市政府今年一个首要的工作是把生产和出口搞上去，这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如果我们搞不上去，一切就都成为空话。仅仅完成财政包干任务，没有超额，那我们很多事情也办不成。所以，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把生产、出口搞上去。简报上有同志讲，应该认识到目前上海的困难还没有到谷底，应该有一种危机感，然后从危机感里面激发起奋发图强的精神，哀兵必胜啊。

这个话讲得很好，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信心不足。由于目前存在的种种困难，特别是物价上涨，有些同志的生活水平下降，对各种问题，大家有很多牢骚，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工厂的工人由于对自己的福利待遇或是其他问题不满意，破坏生产设备。这种情况，我昨天已经向江泽民同志汇报了。江泽民同志讲这个事情应该严肃处理，他们这样做已经过线了，你发牢骚可以理解，但破坏设备是绝对不允许的，你违法就应该依法严肃处理。这样做对解决上海的困难、振兴上海没有丝毫好处。我希望有关部门的同志、厂长同志应该十分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是要振奋人心啊，不能够再泄气了。

把生产和出口抓上去，首先是要把拳头产品抓上去。最近已经让市计委、经委确定了几十种拳头产品，一定要把它们搞上去。另外，我们花了一千几百万美元干了工业缝纫机这个项目，这是我在国家经委就经手的，现在是远东第一，比日本还先进，国内外市场供不应求。去年生产l万台，出口了4000台。它的生产能力是9万台，我是要求它生产3万台，最好统统出口，这样可以占领国际市场。

但是最近看简报，它第一季度生产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下降。这个厂长你得好好地干啊，你对上海人民是有责任的呀。今天不知道市轻工业局局长吴承瞞同志来了没有，如果没有来，我希望转告他，务必第二季度把它抓上去，如果抓不上去，我建议他去这个厂子里当代理厂长。花了这么多钱，你不好好干，那上海人民怎么吃饭啊？

现在一季度我们地方国营工业的生产是下降的，财政减收了8%，我们应该有危机感，应该奋起直追，赶快扭转这个局面。我们请示江泽民同志以后，准备要在最近召开一次“双增双节”[9]的全市大会，要动员全市人民把劲往这方面使，把生产、出口赶快搞上去。这一着棋搞好了，全局都活了。

第四，新一届市政府要选择“菜篮子”作为工作的突破口。为什么？我从物价问题说起。要稳定物价，首先是要加强对物价的管理，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随便涨价。属于国家控制的、国家定价的产品或者由上海市定价的产品，调价要非常慎重。前一时期调整了一些产品价格，那确实是迫不得已的，如果不调整，企业就无法生产，没有利润。现在上海是物价的谷底，如果不调的话，对上海市的全局没有好处。今后对于这些产品的调价要十分慎重，我们要求企业在将来几年以内，无论原材料如何涨价，你要通过“双增双节”运动增产节约、发挥潜力把它消化掉，不能靠涨价。

但是涨价最多的还是副食品。去年我们消费品物价指数是8.8%，其中6.6%是由于副食品涨价，别的东西涨价所占的比重很小。对小商品，我们采取了价格放开的办法，如果你不放开，就没人生产了。现在外面来的原材料都涨价了，你不让他相应提高价格，他没有生产积极性啊。如果你采取控制小商品价格的办法，最终结果是你连针头线脑都找不到了。现在，上海已经大不如前了。上海的小商品不但不如江浙、广东，连北京、天津都不如了，好多东西买不到了，因为原材料困难，没有生产积极性。但是，这种小商品放开对大家的生活并没有很大的影响，看起来涨价面那么广，好像上千种产品都涨价了，实际上在生活中占的比重是很小很小的。最重要的就是副食品，所以一定要把副食品搞上去。

同志们，上海现在的几个爆炸性问题都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群众骂我们还得骂上几年，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菜篮子”问题可以解决吧？上海的气候条件、工业基础难道不如天津、北京？只要我们使一把劲，努一把力，完全可以把它搞上去。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够动员起上海人民的劲头。因为这个“菜篮子”是天天要买的啊，他一感到价格涨了、买不到了，他就骂啊。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

这件事情，江泽民同志和我委托裴先白[10]同志，带领市财贸办和市农委的人在春节前考察了北京、天津的经验，之后花了两个月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市财贸办、农委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一个发展郊区副业生产和改革购销体制的办法。市委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副食品生产和供应，要我当组长，叶公琦同志是副组长。我跟叶公琦同志讲，不管你以后干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完成不能卸任。另外请裴先白同志当顾问，他搞财贸工作几十年，他这两个月的工作如果让我来做，我一年也做不出来。现在制订了一个初步听起来是非常好的计划，肉、禽、蛋、菜一条龙，都找市农委负责，从生产一直到批发管起来，将来上海没有菜吃，你就找市农委主任，搞责任制。

实际上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在做了，市农委的同志还是抓得很紧的。当然，这要求我们市农委和市财贸办很好地合作，不依靠这两个部门共同努力，这个工作还是做不好的，但同志们也不要期望过高。我向同志们保证，今年下半年主要的精力是抓副食品生产。

第五，狠抓科技同生产的结合，发挥科技的优势。刚才陈沂[11]同志写了个条子，要我表态把上海已经失去的优势给夺回来。科技优势还没失去，还在上海，现在是怎么样把它发挥出来。江泽民同志和我委托一位老同志顾训方[12]，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市“赶超办”[13]的，我们就用那一套办法来搞这个事情。现在经过他召集各路科技大军，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写了好几稿，最后确定要抓23个重点科技项目，通过各路科技大军把它们拿下来，这样的话，就把整个上海的科技和生产带动起来了。

我的初步意见，不要23项，太多了，市政府抓10项就够了，其他可以由各委办局、各区县自己抓。比如说，把“桑塔纳”的国产化搞出来，1990年达到年产6万辆，过几年达到年产l5万辆，这个就不得了啦。再比如，36万台程控电话，上海贝尔公司的国产化全部实现了，我们集成电路的技术也掌握了，上海整个水平就提高一步了。还比如，我们把30万吨合成氨、30万吨乙烯成套设备，60万千瓦的发电设备攻关出来以后，那一年就是很大的产值和利润。市政府就集中力量把这10项攻出来。我建议组织10个领导小组，请10位老同志出来分别负责这10个领导小组。

第六，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江泽民同志已经讲了，这也是党的十三大的精神，我们要贯彻。我想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讲一讲。一是大家要求增加经费，江泽民同志已经做了原则性的表态，我们一定根据这个原则去做。但是也有代表提出怕我们说话不算，这次市长候选人就要承诺加1500万元，否则的话，对你投弃权票。这一点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暂时还不能承诺，因为困难很大，谁也难以预言生产、出口能不能搞上去，财政收入能不能完成包干任务。我现在就许诺的话，等于是说空话。我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完成得好，首先增加教育经费；如果我们完成得不好，我们首先砍行政经费、基本建设经费，也绝不砍教育经费。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同志们是不是能谅解啊？

二是应该加强中小学教育，这是基础性的东西。根据我的体会，中小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学的东西印象最深、记得最牢的是中学的时候。现在回忆我在中学学的代数，比我在大学学的微积分印象深刻得多，上大学以后很多东西都记不住了。所以我对中学的老师怀着深深的敬意，中学老师、小学老师的形象始终是难以忘记的。我觉得上海最重要的是加强中小学教育，提高这方面的水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职业培训，这样上海的振兴指日可待。

我并不是说不要加强大学教育，没有这个意思。大学主要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中小学教育应该给予更大的关注。职业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前段时间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领导人谈话，他们说德国振兴的秘密很简单，就是职业教育。我专门去德国考察过职业培训，到过好几个州，确实了不起，每个工厂都有职业学校，拿最好的设备培训学徒工，而学徒工并不一定在他的工厂工作，可以到别的工厂去，私营企业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他有这么强大的培训网，所以能做出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产品。我们现在这些学徒工未经培训就上岗，好多设备不搞坏才怪！现在急需加强中小学教育，然后搞职业培训，不要大家都往大学跑，这样上海才能真正振兴起来。

三是要加强管理教育。最近有些外国人到上海考察，写了个报告，说他们跟一些厂长谈话以后非常失望，中国搞大进大出、搞商品经济的人才都不够水平。确实，对我们的厂长、经理的培训非常重要，上海好多厂长还不够外国的一个车间主任的水平。

有些厂长说，你不给我原材料，我就没法生产啊，产品没有销路，那我也不管啊，亏损你来补啊，你给我免税、优惠啊。这样的厂长、经理根本不够格，要对他们进行现代化管理教育。我想上海有这么多的管理学院，应该把上海市的厂长、经理培训系统地抓起来，特别是搞大进大出，现在能说外语，又懂技术、懂法律、懂业务，能跟外国人谈判的人才不是很多，要抓紧培训。如果我们没有上万个这样的人，整个国家怎么大进大出啊？怎么能够把上海搞好啊？这个庞大队伍的准备工作现在就要开始。

教育问题不是增加经费就能解决的。现在有个问题，对人才的重视没有引起注意。人才外流在上海非常严重，我发表了三条意见，上海的报纸没有登，但是北京的报纸登了。怎么保住上海的人才？我想，第一，我们的科研人员要到大中型企业里面去，要消除门户之见，你跟他结合了，你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在外国都是这样的。我到日本、美国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那里科研人员也是要到企业里面去。我们的大中型企业有困难，搞不活，自己没多少钱，但是这个情况即将改变，上海财政包干、企业承包以后，他的钱会越来越多。另外，竞争也逼迫企业要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现在重视不够，老产品可以销，将来就不行了，有远见的厂长现在就应该重视人才、重视技术。我想把两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够把科技和生产搞好，又可以逐步提高知识分子的收入。

第二，科技人才可以到“三资”企业里面去，“三资”企业的工资总是高一点。第三，你至少还能去乡镇企业，郊区有很多乡镇企业，他们的体制可以搞得更活点，这样可以改善一下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也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我们应该尊敬他们，以各种形式提高他们的地位。我想这也是我们留住人才的一个办法，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比如说更加重视教师节，虽然物质条件一时难以改善，但是精神上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温暖。当然要做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在目前这个阶段、在很多措施没有见效以前，我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够对要外流的技术人员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请他们照顾一下全局。我相信他们也是想振兴上海的，希望他们暂时克服一点困难，不要再往外流了，存在的问题我们会逐步加以解决的。

第七，城市交通建设和住房问题。这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期望也是最高的，我收到的人民来信大量的都是讲这个问题，确实做不到有求必应，这个问题我想哪一届市政府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先后次序的问题？首先是把上海的交通搞上去，交通不改善，房子往哪里盖？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面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所以对开发浦东，江泽民同志很重视，最近要主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期实现，但是我们总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当前最主要的是加强现有基础设施管理，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人车分流，不能大改变，总可以改善。市环境卫生局被我批评两次后，把垃圾问题解决了，我很高兴。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努力，环境卫生问题大家齐动手，包干，各区、县长负责，这个事情是可以搞好的。

另外还有环境污染，希望工业方面的同志特别是厂长要注意，我们现在治理很困难，你至少不要增加新的污染。现在好多工厂的厂长不顾大局，在水源上游盖工厂，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排，对这些厂长要进行警告，再这样对上海制造污染，我想在座的人民代表是不会答应的。在环境的污染方面一定要严格，一定要预防，不能继续污染下去。

今天我只能讲到这里。简报我已经看到了，对我的信任我很感动，同志们对我的支持，我是非常感谢的，但是同志们的期望确实使我感到任务艰巨。我今后一定在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委和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依靠在座的人大代表和全市1200多万人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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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洪，195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2]安志文，195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

[3]马洪，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4]工作报告，指江泽民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5]“陈情表”，指朱鎔基于1988年2月28日就“桑塔纳”轿车增产问题致李鹏、姚依林的信。

[6]中外记者招待会，1988年3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记者招待会，邀请上海市、福建省代表团负责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7]报告，指黄菊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上海市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8]“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9]“双增双节”，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

[10]裴先白，当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1]陈沂，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12]顾训方，曾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生产技术局局长等职，当时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3]市“赶超办”，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上海市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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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来源于解放日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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