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奖牌与快乐的启示—反事实思维及谈判
人的大脑是个很神奇的器官，或者是个很不靠谱的器官，取决于你怎么看。比如同样的结果，有人如获至宝，有人如丧考妣。不同的结果，结果好的人未必比结果差的人更高兴。
我在谈判群里问了下面这个问题，请看大家的答案。
首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样高兴这个答案是不对的，那些认为奥林匹克精神是“重在掺合”的人明显不了解竞技体育。如果不同的结果带来的欢乐没有不同，运动员为什么还要那么拼命呢？
其次，客观来说，银牌好于铜牌，那么得了银牌的人应该更加高兴才是。有趣的是，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银牌更高兴。
大部分人认为铜牌更高兴。那么，真理是掌握在多数人的手里还是少数人的手里呢？
有的群友指出，每个运动员的情况都是不同的，因此不能确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出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1、100个人拿了亚军，100个人拿了季军，平均来说哪群人更高兴？
版本2、拿了100次亚军，又拿了100次季军，平均哪个结果更高兴？
（思考题：这两种问法答案相同吗？为什么？）
亚军和季军哪个更高兴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幸福感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如果更好的结果不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有问题了。
美国西北大学的维多利亚.梅德韦克（Victoria Medvec）教授让大学生通过表情判断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比赛结束和领奖时亚军和季军的高兴程度1。发现季节的确比亚军显得更高兴。梅德韦克等的解释是人的情绪反应是相对的，是把最终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做为参照点进行比较以后得来的。
人们选择参照点是有规律的。对于铜牌得主来说，参照点是第四名。他们脑子里想的是“和第四名相比，我已经不错了，有牌拿”，因此感觉不错。而对于银牌得主来说，参照点是冠军，脑子里是“就差一点就是冠军了”，因此感觉很差。所以虽然银牌的成绩客观上更好，但是银牌得主反而没有铜牌得主幸福感高。
梅德韦克等1997年又发表了一篇后续的研究2，发现人们在选择参照点的时候会选择比较近的点。事实上，很多标准都是人为的，比如为什么前三名有奖牌而不是前四、前五名？而这个人为的标准就会影响人的幸福感。
这种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想法，把真实结果和可能的情况来进行对比是一个基本的心理过程。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选择怎样的参照点会直接影响人的幸福感。而选择最接近的标准是一个基本的规律。“差点”和“差点没”是非常强大的反事实思维。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甚至最可能的参照点选择方法。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师兄彼得.麦格劳（Peter McGraw）等地研究3指出其实运动员更多地根据过去的成绩选择参照点。傅园慧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高兴得不行，李宗伟拿不到冠军懊恼不已，所使用的参照点都是根据过去的成绩的期待，而不是某个标准。换个例子，一个平时总考第一的学生考进了前十名的大学也会不如一个学习很差的考入了前二十的学生高兴。
总结一下，人们对一个结果是否满意取决于和哪种反事实情况想对比。参照点的选择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最接近的划分标准，一个是根据过去表现的期待。
在谈判当中，假如谈判一方的第一个开价就被对方无条件接受，这一方往往会感觉非常差4。这似乎和常理相悖。因为按道理来说，第一个开价应该是谈判者最想得到的结果，因为他肯定保留了余地，所以得到这个结果应该让谈判者最高兴。但是对方无条件接受第一开价往往表示这个开价太低了，如果要的条件再高一点对方也会接受，甚至这个开价好于对方预期的最坏结果。这样一想，谈判者就开始后悔了。这个现象也叫做“胜利者的诅咒”。
一般来说，现代科学谈判学鼓励谈判者尽量多地加入谈判议题，因为这样能够增加达到双赢的机会。问题是，谈判议题的增加让谈判者在谈判结束后的感觉更差5。原因是更多的选择容易让谈判者和更好的结果进行比较，导致幸福感降低。
可见太多的选择也是一把双刃剑。选择意味着机会，是现代社会民主和进步的核心，但是太多的选择却未必是好事。这个问题自然必须推荐拜睿.施瓦茨（Barry Schwartz）的书6。另外还有他的TED讲座。
我在腾讯找到了下面这个视频。优酷有施瓦茨的TED讲座，不过没有字幕。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z01576qv8yd&width=500&height=375&aut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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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Medvec, V. H., Madey, S. F., & Gilovich, T. D. (1995). When less is mor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satisfaction among olympic medalis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9(4), 603-610. doi:10.1037/0022-3514.69.4.603
2. Medvec, V. H., & Savitsky, K. (1997). When doing better means feeling worse: The effects of categorical cutoff points o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2(6), 1284. doi:10.1037/0022-3514.72.6.1284
3. McGraw, A. P., Mellers, B. A., & Tetlock, P. E. (2005). Expectations and emotions of olympic athlet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4), 438-446. doi:10.1016/j.jesp.2004.09.001
4. Galinsky, A. D., Seiden, V., Kim, P. H., & Medvec, V. H. (2002). The dissatisfaction of having your first offer accepted: The role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n negotiation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8(2), 271-283. doi:10.1177/0146167202282012
5. Naquin, C. E. (2003). The agony of opportunity in negotiation: Number of negotiable issues,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1(1), 97-107. doi:10.1016/S0749-5978(02)00532-0
6. Schwartz, B. (2004). The paradox of choice: Why less is more. New York, NY: Ec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