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问题

萧伯纳在《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的剧本中说：

为什么不给基督教一次试验呢？顽固地坚持那昔日的呼喊：“不要这个人，要巴拉巴”。两千年之后，这个问题看来是一个无望的问题，然而这个人从来就没有失败过，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如此清醒，以至于尝试一下他的道路。

萧伯纳在都柏林的基督教家庭长大，却是费边社的创始人。萧伯纳不是基督徒，但是作品中的这一段文字，却道出了基督教信仰的基要真理，也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和局限性。费边社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兴起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渐进改良。我们遵循的是马恩列斯的路径，秉承的是《联共（布）党史》的口径，认为费边社的温和改良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评论员文章，掷地有声地告诉世人：我们绝不走邪路。

也有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否定而否定的学者，认为基督教信仰与共产主义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诚如所言，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段时期过着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使徒行传》2章44-45节：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

但是把“极端年代”（霍布斯鲍姆对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风潮的总结）的灾难归咎于基督教，其实大谬。《马太福音》22章34-40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把极端年代的灾难与基督教信仰联系起来，就好像现在有些人说人民公社好，还拿以色列基布兹以为类比。但是人家基布兹真正做到了按需分配，你一个搞特供建高干病房的国家讲一大二公，道理怎么才能说通？我看到类似的论述，就想起曾经高大上的输出革命，有解放全人类的壮志，却看不到用户口制固定在土地上的农民兄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如果根据字面的意思，我们会以为他们持守的是基督教的信仰，致力于建设一个人间天堂。但是洪秀全嫔妃妻妾上千人，却用点天灯和动辄斩首的酷刑把普通男女强行分开。但是《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纪》2:24）。我每读《使徒行传》，就想起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对圣灵阻止保罗到亚细亚传道，也就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们且回到萧伯纳，因为他是费边社的创始人，很多学者就简单地以为他是无神论者。但是这样的结论就和我们旧戏里的脸谱化一样失之片面。和萧伯纳一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艾略特说：

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消失。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们可以视费边社的社会改造为政治家冠冕堂皇的言论，但是艺术最真诚，萧伯纳不是基督徒，但是创作还是透露出他是在一个有信仰根基的家庭长大，也深受基督教神学的教诲，所以写的剧本《安德鲁克里斯与狮子》，讲的就是古罗马时期一个感人的关于信仰故事。中世纪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说：

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

萧伯纳藉剧中人物提出的问题，就是对阿奎那关于信仰的反诘式说明。可是汉语的信仰，并没有区分FAITH和BELIEF。中土传统信仰只是一种行贿或交易，和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潜规则没什么两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FAITH。周作人在《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中说：

我觉得要一新中国人的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运动去替代他的宗教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尤其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有两大条件，要紧紧的守住：其一是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念同化，以致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阀，去妨碍自由思想发达。这第一第二的覆辙，在西洋历史上实例已经很多，所以非竭力免避不可。

周作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有知识分子的学养，而现在的一些所谓的学者，连《圣经》都没有完整读过，就指手划脚地评说信仰。冯象译《摩西五经》（TORAH OR THE FIVE BOOKS OFMOSES），在附录的文章里讲了一个据说是来自口传的阿拉伯语“穆斯林福音书”劝诫：

有人问耶稣，神的灵与言啊，谁最能诱骗世人——以为答案是恶魔撒旦——不料耶稣回答：歧途上的学者，一个学者误导，无数人要跟着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