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方领袖国地位是从十九世纪末叶正式失去的。取而代之的是日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十九世纪末末叶，西学之后的中日两国最显著变化，是综合国力发生巨变，彼时时局，已不是朱元璋时中国要不要征服日本的问题，而是日本把征服中国正式纳入时间表。
1894年开启的中日甲午海战，是两国西学之后的总较量，也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争夺东洋一哥的决战。甲午海战主要含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三个阶段，真正的海上交战，是黄海海战，前后耗用5小时，交战的结果，是日本以5:0（中方沉舰5艘，日方未沉1艘）取得黄海制海权。
日本取得黄海制海权，这是东洋格局中，日本取得的重大历史转折。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信，堪称“史上最牛”。
1894年，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致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笔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
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
中日海战，败亡的中国海军其实不是亡在战舰，是亡于政治。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满清灭亡，民国成立后，中国虽然政治上已经开天辟地，但是日本仍是压在中国政府心头的一块巨石。因为先前的那帮大佬们把坑挖得太深，很难一下子填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由于日本也在大踏步前进，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
尤其北洋政府时代，传承了晚清“亲日传统”，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军政府统治中国十五年间，虽然走马灯般换寡头，但在外交上，基本上都“唯日本马首是瞻”，国际舞台上，北洋政府心甘情愿跟着日本后面混。
身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早在朝鲜领教过日本的厉害，所以国家权力到了他手上之后，一上台就确立了“与日友好”的“北洋传统”。《二十一条》开了北洋军阀与日本交易的“大单”先河。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亲日传统”呈“可持续发展”。 为了得到“实惠”，打败本国对手，直、皖、奉三派军阀无一例外地都与这个天敌进行紧密接触。
东洋制华五十年，在北洋政府十五年间“制力”尤甚。北洋三系，日本培植了两系。目的就是为了养好胃口，造好工具，有朝一日一口吞掉这个“食物链”下的庞然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是段政府时期，在日本的唆使下，中国加入了日本那一伙——协约国。大战中后期，日本对德宣战。然而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却是日本在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段政府有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
“日主中从”的局面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战后的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和会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态度”下，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事变。“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日本给予中国的最大国耻。虽然后来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事变，中国失去的领土越来越多，但没有一次输得比这次窝囊。中国东北军及其领导者的表现，让敌国藐视透顶。
关于这场事变，全世界都感到匪夷所思——
为什么2万日本关东军仅用7小时就打跑了30万中国东北军，占领了沈阳？东北军260多架德国战斗机，3000多门大炮，1万多支步枪，5800挺机枪，一夜之间，就落入日军的手里？
显然，这是一支失去战斗意志的军队，是精神上一盘散沙的民族。
“九一八”事变主谋、日本关东军“大脑”石原莞尔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占领中国，他信心十足，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侵略者的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中国人足够团结，没有一盘散沙的景象，那么石原“吞华”的念头即使萌生，也未必能实现半步。
接下来是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军国者认为，对中国人只要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并习惯下来，变成驯顺的奴仆。 于是，就有了卢沟桥事变，有了南京大屠杀。屠夫的目的，就是想像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以屠杀威吓征服华夏民族，成为中国新主。
南京大屠杀场面太记录多了，听起来就像抽我们的耳光——上千名中国被俘者，只用几条长绳大致那么一牵，就老老实实地被三个日本兵押到江边杀光；被活埋者遵从刽子手的意志先为同伴、后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是何等令屠夫们感到“省事”的对手！
无需讳言，在大屠杀中那些奉命挖坑活埋同胞及自己，还有跪着等死的华夏男人，早已泯灭了血性。但是这能全怪他们？血性的相对词是奴性，在侵略者未来之前，是谁令他们失去了血性、尽染奴性？
对于屡遭外敌屠杀与侮辱的民族而言，反复使用的手段往往是谴责。然而就“日本欺负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而言，即便是谴责，最该受谴责的首先不是野蛮的侵略者，而是欺压国民、把国民变成一盘散沙的政府。
毋庸置疑，日本之所以能压制中国五十年，是与清政府政治上不思进取、北洋政府热衷内耗、没有为中华民族找到精神出路有很大关系。当一个民族政治不争、精神不振，则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这样的民族，国民既不能在本国政府面前做个大写的人，又如何能令侵略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