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国 郭包罗 |“价值观变动”视角下的佛系心态研究

胡建国，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青年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

［摘要］现有研究关于佛系心态的认知，多基于“价值观危机”的视角而持批判态度。本文基于相关理论的探讨，提出“价值观变动”的分析视角并利用 2019 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经济条件优越的大学生群体对佛系心态的认同度更高，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使得大学生更加从容面对现实，优先价值观更倾向于兴趣与自我价值实现。研究同时发现，佛系心态对大学生学业成绩和就业信心有负面影响，但是对社会参与程度影响不显著。佛系心态出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的背景下，反映的是价值观念的变动，不应视为危机。价值观念作为社会心态的重要组成，受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发生变动。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的背景下，要辩证把握佛系心态的积极性与消极性因素并加以正确引导，此乃青年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面向。

［关键词］价值观念；佛系心态；社会转型；价值观变动；后物质主义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社会价值观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的目标的准则，当某一种价值观念被社会上越来越多的成员所接受便会成为一种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与社会情绪、社会共识构成了社会心态的三个维度，折射出特定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以及个人与社会间相互建构而形成的心理关系［1］。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显著进步，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也在随之不断发生变动。其中，近年来社会心态中出现的佛系心态现象引发社会各界的关注。概括来看，佛系心态持有者在现实工作生活中往往表现为“安静自然、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兴趣第一，做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的生活与工作态度［2-4］。佛系心态并非独立现象。在日本出现的“低欲望社会”现象与佛系心态有相同之处，许多青年人不愿背负风险和承受购房经济压力，成功欲望不断下降，但是他们把兴趣爱好放在首位，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去行事，不愿意处理过多的人际关系［4］；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现的“小确幸”现象也与佛系心态有相似之处，不少青年人追求“发现生活中微小而又确定的美好事物去体会幸福的价值观”，以此否定急功近利，追求简单平淡的生活［5］。这些社会现象的共同特征是不少青年人对物质追求明显下降，而追求内心幸福的主观意愿日益强烈。

从现有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佛系心态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竞争加剧和生存就业压力加大，普通青年实现逆袭变得困难，尤其是底层青年实现向上流动难度变得更大，从而引发对未来的迷茫和对现实的逃避。所以，佛系心态在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这与长期以来强调青年积极上进的社会主流价值观迥然不同。这些观点主要是站在传统价值观的立场上，视佛系心态是对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导致传统价值观出现危机，这些研究观点可概括为“价值观危机”论。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价值观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价值观必然随之发生变动，青年人思想轨迹与价值观念的变动同样如此［6］。今天的青年一代成长于经济腾飞的背景下，拥有的成长环境与物质条件与以往相比更加优越，他们的优先价值观较之以往世代正在悄然发生变动，而佛系心态的出现很有可能正是这种变动的迹象。对此，本文提出“价值观变动”的分析视角审视佛系心态，并利用全国性的调查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一）佛系心态与价值观危机

社会心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认为佛系心态是一种价值观危机的研究对此也持认同态度。从特征上看，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所处的剧烈的转型时期，青年人当中出现的佛系心态可以视为是表现出了“明显的后现代价值取向色彩”［7］。李春玲等也指出崇尚自由、追求个性的后现代理论可以作为当代青年人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一种理论解释［8］，而后现代主义充斥的“反传统”“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使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这种“反叛”思想在传统价值观立场上来看便是“价值观危机”的体现。他们认为佛系心态的出现折射的是青年人在对现实产生焦虑、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情况下出现的与传统价值观相背离的不良社会心态，会给社会及个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9］。

一方面，从个人因素来看，佛系心态的出现与青年人的压力和焦虑有关。有研究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职场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生活压力日益加重，青年人面临着比父辈更大的生存和竞争压力，尤其是在狭窄的上升通道面前，压力焦虑无从缓解，进而产生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情绪和对现实的逃避心态，佛系心态正是他们生动的写照［10］，有研究认为佛系心态是青年人在学业、就业、情感等诸多方面感受到压力与无力感时主动的自我矮化［11］。还有学者认为，佛系心态不是面对压力的逃避，而是安逸生活下懒惰心理的滋生［12］，当前生活状况的满足使得青年失去了追求更高理想的信念与决心。

另一方面，就社会因素而言，佛系心态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动加快，新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形成，关于这些社会现象的报道都可能引发公众焦虑。有研究认为佛系心态的出现与此有关：一方面由于青年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往往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渴望向上流动进入到社会精英阶层，向上流动的渴望若遭遇梗阻与压力，极易感到懊恼与沮丧，从而出现逃避现实、畏惧挫折的心理［13］。而网络的兴起与媒体的渲染进一步放大了佛系心态的影响力，促进了青年个体话语的表达［14-15］。所以佛系心态不只是个人问题，更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因素。

持“价值观危机”视角的研究大多认为，佛系心态是一种消极颓废意志状态，看似无所谓的态度下隐藏的是一种消极厌世的心理。有学者认为佛系心态使得青年的价值世界被抽空，精神萎靡消沉，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16］。这种隐匿与逃避使得青年人陷入“不作为”的状况，阻碍了其对理想抱负的追求，甚至可能掐灭青年一代的希望 。还有学者将其与内心空洞、兴趣贫瘠的“空心病”视为一类［9］。长远来看，不仅不利于个人的进步，甚至会阻碍社会的向前发展。

（二）佛系心态与价值观变动

正因为价值观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不能简单地因其具有负面影响就判定是一种“危机”。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本文认为佛系心态更可能是一种“价值观变动”，该观点更倾向于认为佛系心态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强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公众价值观必然会发生变动，而青年人走在时代的前沿，其价值观变动在新媒体的渲染下更为明显。

有关公众价值观念变动的研究，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开拓。英格尔哈特发现在发达工业社会变迁中出现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公众价值观由过去强调物质福利和人身安全转向对非物质性的生活质量的重视，英格尔哈特将其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并据此提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代际更替理论。这一理论强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价值观将会从过去优先追求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转向追求自由、价值实现等非物质主义需求的满足［17］。在后物质主义理论看来，有两个根本性的原因导致公众价值观的转变，即物质生活条件改善和代际更替。

首先，物质生活条件改善的影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基于一个重要的假设——匮乏假设：当社会处于某种需求匮乏时，人们会给予它最高关注，从而形成优先价值观。因此人们的价值观优先排序，其实一定程度反映的是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状况。在前工业化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和安全保障缺乏，人们的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和安全；在工业社会，人们寻求利益最大化，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物质主义成为优先价值观；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人们享受长期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社会福利之后，优先价值观转向追求个人主观幸福、自我表现和政治参与的后物质主义。

其次，代际更替的影响。英格尔哈特的理论中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社会化假设，在后物质主义理论看来，在经济社会环境和价值观优先排序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个人价值观的形成由其早期社会化过程决定，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成年前的状况，未成年阶段形成的基本价值观奠定了一生的价值取向，成年后的价值观的变化只是局部而非根本性的。因此，每一代人由于青少年时期不同的生活境遇形成了价值观的代际差异，而代际更替推动了社会的价值观的变迁。英格尔哈特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越年轻的一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在现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中，青年一代的成长环境与他们父辈的完全不同，他们的成长环境更加富裕和安全，远离战争与贫困，因此在价值观上更加倾向于后物质主义

 英格尔哈特基于43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存在着价值观念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普遍现象。回到中国现实情境，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在此背景下，公众价值观是否随之向后物质主义转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至少在青年人中已经出现这种趋势［18-20］。青年一代成长于社会政治环境稳定、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福利保障体系初步建立的环境下，他们的优先价值观与父辈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物质追求不再是优先考虑目标，追求个人主观幸福以及实现自我价值被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佛系心态是否正是这种价值观念转变的表现？如果回答肯定的话，有理由相信物质生活条件越好的青年人， 越有可能认同佛系心态，越强调兴趣第一，做事需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在此意义上，佛系心态的出现并不能称为是“价值观危机”，而是“价值观变动”的迹象。

（三）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今天青年人的成长环境较之以往世代更加富裕和安全，尤其是大学生群体。有理由相信他们的优先价值观与以往世代有着明显的不同，由于英格尔哈特的价值观理论的基础是工业社会的发展，其基础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本研究基于该观点，将家庭经济条件作为主要考察的因素。而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点，教育也是价值观变动的重要因素，在他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中显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阶层更容易倾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家庭教育背景对青年佛系心态的形成也有影响作用，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大学生越倾向于认同佛系心态。

研究假设2：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认同佛系心态。

 价值观念是影响和塑造行为的重要因素，人们行为的动机受价值观的支配和制约。佛系心态作为价值观念的一种类型，对青年的行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是本文关注的另一重要问题。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学习、社团活动、为就业作准备占据了其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根据现有研究的观点，由于佛系心态强调做事不争不抢，兴趣第一，做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有研究认为这部分学生对学业成绩好坏无所谓、对校园文化活动不在意［21］。据此可以推断出持佛系心态的大学生在学习成绩和社会参与方面，不会表现出对学业的执着追求和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并且在就业方面的积极性可能较低，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3：越倾向于认同佛系心态，大学生学业成绩越不理想

研究假设4：越倾向于认同佛系心态，大学生社会参与水平越低。

研究假设5：越倾向于认同佛系心态，大学生的就业信心越低。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年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ChineseUniversity Students，PSCUS）的在校生调查数据。该调查为全国性调查，每年实施一次，以教育部承认学历的全国高校为总抽样框，依照多阶段分层随机的原则按“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进行抽样。学校为初级抽样单元（PSU），按照学校层级（重点大学、普通大学、高职院校）、学科类型（综合类、理工类和文科类）和分布地域（北上广、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划分为3个抽样层并使每一抽样框内所抽中的大学尽量分散在不同的抽样层上，以此平衡PSU的多样性，降低抽样误差。专业为二级抽样单元（SSU），在选中的每所高校中随机抽取8个专业。班级为三级抽样单元（TSU），在选中专业中按年级随机抽取1个班级。2019年共调查20所高校，删除研究中分析变量的缺失值后有效样本数量为8602个。

（二）变量

1. 因变量。本文研究假设1中的因变量为佛系心态，研究假设2~4的因变量分别为学业成绩、社会参与和就业信心。在佛系心态变量操作方面，2019年PSCUS的A卷调查了在校大学生是否认同佛系心态的问题，并且对“佛系”做了相应解释。问题回答选项包括很不认同、不太认同、一般、比较认同和十分认同，分别赋值1~5处理为连续变量，值越大代表越倾向于认同佛系心态。在学业成绩变量操作方面，根据年级专业成绩排名从低到高分为6个等级，分别赋值1~6处理为连续变量， 值越大学业成绩越好。在社会参与变量操作方面，根据参与学校社团情况，将从不参与、参与但不活跃、参与并且活跃分别赋值1~3处理为连续变量，值越大社会参与程度越高。在就业信心变量操作上，将学生对毕业后能找到满意工作的信心从低到高分为5个等级，赋值1~5。

 2. 自变量。本文研究假设1中的自变量为家庭经济条件和父亲受教育程度，根据父母税后月收入水平进行测量，从低到高共分为16个等级赋值为1~16处理为连续变量；父亲受教育程度按照受教育年限进行衡量，按选项“小学、初中、高中／技校／职高／中专、高职／大学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分别赋值1~6。本文研究假设2~3中的自变量为佛系心态，相关操作与因变量相同。 

3. 控制变量。本文将性别、户籍、学历层次、政治面貌和学校类型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均为定类变量。以上变量操作和描述统计见表1。

（三）方法

首先，基于描述统计分析大学生群体中对佛系心态的认同情况及其分布。其次，在描述统计基础上基于回归方程分析探讨大学生认同佛系心态影响因素，由于佛系心态认同为连续变量，因此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再次，采用OLS多元线性回归方程探讨佛系心态对大学生学业成绩、社会参与和就业信心的影响。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发现

（一）描述统计

表2反映了对佛系心态各种认同程度的大学生群体的基本状况。首先，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大学生群体，越倾向于认同佛系心态。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意味着物质生活条件越好，大学生越有可能持有从容淡定的心态。其次，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佛系心态的认同程度更高。第三，越认同佛系心态的高校学生，学业成绩越不理想，社会参与水平越低，就业信心也越不足。

（二）回归分析

在描述统计基础上，进一步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分析佛系心态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结果见表3。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家庭经济条件和父亲受教育程度变量，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在模型1中，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学校类型与学历层次对佛系心态认同均无显著影响， 这表明，不同年龄、不同学校类型和不同学历层次的大学生群体中佛系心态认同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性别、户籍和政治面貌从不同方向上影响着大学生对佛系心态的认同，男性对佛系心态的认同程度比女性低0.109分，中共党员比非中共党员低0.139分，城市生源大学生则比农村生源大学生  高0.13分。从模型1的标准系数值来看，户籍变量的标准系数值最大，表明在所有变量中户籍因素  对佛系心态认同程度的影响作用最大。比较而言，城市生源大学生比农村大学生拥有较为优越的成长环境，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因此在佛系心态上的认同要高于农村生源大学生。这也是对研究假设1 成立的间接验证。

其次，模型2加入了家庭经济水平变量和父亲受教育年限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家庭收入水平每提高一个等级，大学生佛系心态认同程度提升0.014分，研究假设1得到验证。但是，在控  制其他变量后，父亲受教育年限对佛系心态认同程度没有显著影响，研究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另外，模型2在增加核心自变量后，户籍的非标准化系数变小，表明一部分解释力被家庭经济条件解释掉，并且在所有变量中家庭经济条件标准系数值按大小排序为第二位，反映出家庭经济水平是影响佛系心态认同的重要变量。

进一步分析佛系心态对大学生学业成绩、社会参与和就业信心的影响，表4列出了OLS多元线性回归结果。首先，在学业成绩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佛系心态对学业成绩的提升有负面影响，佛系心态认同每提高一个等级，学业成绩下降0.075分，但是在所有变量中，佛系心态的  标准系数值并不是最大的，最大的依次为是否本科生、性别、是否中共党员、是否重点高校等控制变量，表明佛系心态对学业成绩的影响要弱于这些控制变量。其次，在社会参与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后，佛系心态对社会参与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参与主要受如下控制变量的影响：如性别、年龄、学校类型、学历层次与家庭经济条件。其中男性比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低；随着年龄的增加，大学生对社会参与的热情提高，担任社团骨干的可能性也更大；学校类型中，无论是普通本科还是重点院校的社会参与程度都显著低于高职院校；相比大专生，本科生和研究生的社团参与程度更高；家庭条件越好的青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越高。在就业信心方面，佛系心态对其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佛系心态的认同程度每高一个等级，大学生的就业信心下降0.048分。控制变量中只有  性别、政治面貌和家庭经济条件对就业信心有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性别，男性的就业信心明显高于女性，这与现在社会就业市场中仍存在一定的性别门槛有关；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青年就业信心相对更高。值得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社会参与水平对就业信心的提升有显著推动作用。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假设3和5得到了验证，研究假设4不成立。

五、结果讨论与余论

本文利用2019年PSCUS调查数据，对大学生佛系心态影响因素展开了分析。在现有研究所述“价值观危机”视角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佛系心态是一种“价值观变动”，研究发现，高校中佛系心态主要出现在经济条件优越的大学生群体当中。良好的经济条件使得大学生更倾向于持有一种淡定从容的态度，这与传统主流价值观对青年寄予积极上进的期待有反差。同时这与之前研究中多认为佛系心态出现在承受着更大压力的底层青年中的结论截然相反。

社会代际间成长环境的差异是导致价值观念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得众多家庭的经济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这也使大多数青年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他们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从小生活在父母的呵护下衣食无忧，享受丰厚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教育条件，不像父辈那样经历过贫困与剧烈的社会转型。他们承载着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期望，家庭的支持使他们即使与世无争也可以过着体面的生活，无需面对生存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他们的优先价值观与以往世代有着明显的差异，物质追求不再是优先考虑目标，而是强调兴趣第一，做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和节奏，这日益成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在此意义上，佛系心态可以视为是价值观变动的迹象。

比较来看，“价值观危机”与“价值观变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视角。前者强调的是社会价值观念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青年人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和挫折，产生逃避现实的消极心态，反映的是不良心态和价值观危机。后者则认为社会价值观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动，青年人则在这种变动中走在了前列。事实上，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社会情绪、社会共识与社会价值观所构成的社会心态的变动。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22］，其中“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首次提出，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此，须一分为二地审视佛系心态。一方面，这种从容淡定的心态发生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的背景下，是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后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不能简单地视为是青年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是一种消极的亚文化。同时，也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在今天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消费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情况下， 佛系心态的出现恰似一抹亮光，带有从迷梦中清醒的成分，即不互怼也不丧气，而更多的是包容和理解，无疑具有某种健康的后现代主义精神，这是社会所需要的［23］，这对于化解焦虑情绪和维持青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佛系心态虽然对于高校青年学生的社会参与没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对其学业投入和就业信心的负面影响是显著的。所以，正确把握佛系心态的利弊，有针对性地引导青年思想走向，是思想教育工作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提出的“价值观变动”强调价值观念受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地变化着。作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青年一代与上一代在价值观念上存在鲜明的代际差异，其观念与行为既影响当下的文化时尚潮流，又预示着价值观变迁的未来走向。对此，研究和揭示这种代际间价值观念的变动，有助于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受使用调查数据的限定，仅关注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而对已经踏入社会的青年人尚未展开研究。事实上，这两类青年人面临的现实环境是不同的，后者更有可能面临激烈的社会竞争和遭遇挫折失败，这对其价值观念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催生佛系心态，对此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以回应本文的研究发现。

参考文献：略

本文来自《青年探索》

2022年01期P92-101

END

图文 / 李　洋　　　　

编辑 / 肖　彬、郑　航

初审 / 吴　瑾　　　　

终审 / 谢素军、何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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