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 一部二十年的经济跃进史

《狂飙》毫无疑问是今年的开年爆款剧，那段20年经济发展史在剧里过于真实。从时间线上来看，它讲述的是「改开」后半程的故事。属于集体的时代落下帷幕，而资本这个概念则从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并且在后来的二十年里和权力有着纠葛不清的关系。

关键词：商品经济、公务员改革、房地产发展

旧厂街的菜场——早期商品经济的缩影

时间线的最初是旧厂街，一个典型的国营单位解体后的家属区，整个80-90年代是集体瓦解个体寻找出路的时代。其实从高家两兄弟和唐家兄弟就能看出90年代个体的命运差距之大。高启盛作为省理工大的高材生正好赶上取消工作分配，直接就打算创业了。而从90年代就得肩负养家任务的高启强，除了领取父母的抚恤金还得在菜市场卖鱼。

鱼贩时期的高启强

关于当年的菜市场，《凌晨三点半的菜场，中国草根的成功之路》这篇文章值得细品。当时在菜市场卖菜其实算是高收入职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刚开始富裕的中国人都沉浸在饮食升级的喜悦中。同时国有工厂的效益下滑也使得一些下岗工人涌入了卖菜这个行当，有时一个礼拜的卖菜收入就超过厂里一个月的工资，因此靠卖鱼来养活兄妹二人在当时的背景下是完全成立的。

1996年，「改开」的春风吹向了全国各地，国企改革的浪潮推动了一波创业潮。王丽华就是身处浪潮的工人之一。她是浙江的一座县城的纺织厂女工，拿着一个月300多块钱的死工资，在时代洪流中接受飘摇的命运。直到有一次，卖菜的老父亲让王丽华帮忙到镇上卖菜。这一卖，王丽华成了“下岗女工”。

她不是被开除的，而是主动辞职的。一方面，已为人母的她，嗅到了国企改革 的气息，想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卖菜这个不起眼的小生意，收入却比在工厂打工赚得多，一天能赚七八十元。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换算下来，只要卖5天菜，挣的比在工厂干一个月还要多。

而菜市场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一个好的摊位就是菜贩们的“流量保障”，所以唐家兄弟担任的菜市场管理员，还真不是谁想当就当的，算是当时的肥缺，一般都得是家里长辈有比较硬的关系，才能弄到这条出路。高启强为了保住摊位，不惜送电视机——这个情节一点都不夸张。

在菜场，很多时候决定你收入好坏的，不是菜品是否优质，而是能否占据优质摊位。这在互联网思维里，被称为“得流量者得天下”。为了占据一个好位置，王丽华要在凌晨3点半出发，否则来晚了，就连位置都没了。

有一次，在王丽华从村里往镇上赶的路上，三轮车出现故障，原来的好位置被其他菜贩占了，卖到最后不得不降价处理，收入比平时少一大截。也是在这时，王丽华开始思考起「抱团抢位」。一个人抢的话，不能保证每天都那么早地到达，但一群人占位的话，总有人会先到。王丽华由此联合其他摊贩，形成一个小团体。为了能够保住好位置，王丽华和团队成员策划出「设障、盯岗、值班、轮岗」的方法。

他们用门板和砖头“圈地”，摆出“外人免入”的字牌，圈住的空位仅供团体菜贩使用。同时，小团体在附近租了一个房间，安排人守夜看管摊位。尤其在生意“黄金期”的春节前后，摊位争抢最为激烈。团队会安排几户人家里最壮硕的兄弟，带上家里养的看门狗，直接睡在摊位上，让别人抢无可抢。

此外，王丽华还想到“一摊多用”。流动的菜贩都不是卖一整天的，于是“菜贩联盟”和“水产联盟”达成合作——同一块地皮上，在上午卖完海产的摊主，直接转交给下午卖蔬菜的摊主，充分开发了摊位资产。

当然，“菜贩联盟”并非长久之计，深究起来也不合法，占用公共空间必然引起争议。在抢位的过程中，“菜贩联盟”也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加之自然形成的流动摊位越来越多，缺乏管理，整个集市脏乱吵闹，严重扰民，经常被周边居民投诉。

老刑侦的堕落——公务员改革之殇

安欣和李响的师傅曹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侦，在剧情的发展下被揭露了罪恶身份，最终殒命于徐江下线那场戏。这个角色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就是在躺椅上和孟德海聊天，提及了自己多年没有晋升的失落。

剧中曹闯和孟德海吐露心声

而这一背景是93年正式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了职位「分类、录用、考核、任免、职务升降、奖惩、培训、交流、回避、申述控告 」等10 种制度。《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旨在提升干部队伍的素质，也意图让干部队伍年轻化。虽然这一制度很快吸纳了学历更高的年轻人，也同时让学历和年龄都并不占优的老人，面对更大的晋升难度，如果超过一定年龄还没升的话，大概率就没什么希望了。

这也是后来「一杯茶，一张报纸，坐一天」这句话最初的由来，因为好好干升职的机会也很渺茫，许多机关里的老人就“躺平”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曹闯作为一个一线的老刑侦却依然愿意为赵立冬卖命——实际上就是前途不畅！连临死前对徒弟之一的李响叮嘱的都是，拿自己去换前程，可见执念之深。

郝平饰演的抑郁不得志的曹闯

沙场、莽村、旧厂街改造——一部微缩的地产史

如果说卖菜算是改革初期的高收入职业，那掌控沙场在地产起步的年代，就等于掌握了一座金矿。像这样令人眼馋的生意没点灰色背景是很难做的。

无论是徐江还是白江波，在2000年初就已经身家不菲。他俩在90年代各自掌握着上湾和下湾的沙场，背后是建工集团的泰叔。那个年代的房地产企业所面对的是一个草莽林立的江湖，区域性的建设单位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大江南北，而成体系的专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几乎没有。网上有本讲述深圳福田水围发展史的书，详细描述了「改开」后村里是如何开始土地商业化和地产开发的进程：《永远的家园：深圳福田水围历史的变迁》。

泰叔的原型可以参照国内一些地产企业的创始人，这批人大多在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承包工程，而后在90年代开办了建筑公司，到2000年左右的时间甚至已经开始承建省级的基建项目。尽管《狂飙》电视剧里没有点明泰叔的发家史，但合理的推测是，泰叔的第一桶金也来的并不干净，哪怕后来成功洗白成了建工集团。比较接近的一个具体原型是河北邯郸市的企业家袁平年，此人的发家史随着2013年开建的“袁府”而逐渐被公众所知：《“袁府”风波背后：鲜为人知的发家史，民间借贷纠纷官司缠身》。

而莽村所对应的是在城市化进程出现的“城中村”，也就是被城区快速扩张所包围的传统村落。这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奇特现象：一方面村民已经失去了耕地，一般通过在城市里打工维持生计，周边环境也已经彻底城市化。另一方面城中村还保持着复杂的土地使用状况，范围内有大量的违章搭建，土地乱圈，以及面向外来人口的非法租赁活动。

广州天河的冼村

而由于其集体产权的特征，使得城中村改造牵涉的人员利益纠葛极其复杂，地方、开发商、村民三方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发生冲突也时有发生。

《狂飙》剧中高家兄弟和李有田父子谈崩的饭局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一个饱含着时代冲突色彩的词语也时常见于新闻媒体——“拆迁”。十多年前比较著名的社会新闻，2009年发生的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事件、2011年发生的11·3郑州八旬老太拆迁事件等等。

旧厂街的改造对应的则是地产发展进程中的“棚户区改造”。所谓的“棚户区”，按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给出的定义，就是指建筑密度大、结构简陋、安全隐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基础设施不配套的住房较为集中的区域。这类建筑很多是八九十年代集体单位给员工提供的家属住宅，到2010年前后其房屋条件已经严重老化。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近几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2013年到2017年间涉及各类棚户区2645万套，惠及6000多万居民的惠民工程。

重庆十八梯旧景

这当中比较著名的案例有重庆的十八梯，把棚户区改造成了商业街。前期工作从08年就启动，2010年重庆市首次就拆迁问题进行群众投票，最终96.1%的住户同意搬迁。先建的是居民的安置房，直到2017年十八梯传统风貌区项目才正式开工，于2021年对外开放，前后历时13年。

改造后的重庆十八梯

在棚改过程中拆迁流程化和规范化，一部分人通过拆迁补偿一下子成为了暴发户，也给当时一度陷入低谷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了强心剂。而棚改货币化另一个副作用就是把房地产推上了高杠杆高周转的泡沫阶段，而眼下的地产市场正在品尝债务出清和需求不振的苦果。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份里，又如何能真的分清谁是功臣？谁是罪人？一些人既是昨日的改革先锋，也是后来的贪渎份子。

所谓「狂飙」，就是体验极快的速度和直面风险的刺激，而「狂飙」的背后，恰是无数繁华表象下埋藏的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