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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履生与《文艺报》:所有的缘分都是有缘由和过程的

2017-02-17 陈履生 文艺报1949



一个人与一份报纸

十八年,陈履生坚持给《文艺报》写专栏。他曾说:“写了几天,搜肠刮肚,就这一个版的文字,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看,但中了邪了,还写,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理解,别人更不理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莫名其妙。”或许正是这“中了邪了”、“莫名其妙”,才有了这十八年的不解之缘。


陈履生(1956.6—)江苏扬中人。擅长中国画、美术史论。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国汉画学会会长。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书法展、摄影展。获文化部2006年优秀专家称号,获第五届北京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出版论著50余种,主要有《神画主神研究》、《新中国美术图史1949-1966》、《红旗飘飘:20世纪主题绘画创作研究》、《革命的时代:延安以来的主题创作研究》等。



被批评者的态度

同样是文艺批评环节中的重要部分

陈履生 | 文


批评是文艺发展的动力,批评也是对文艺发展水平的检验。对于文艺批评,人们一直关注批评本体而忽视被批评的态度,实际上被批评的态度是文艺批评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批评本体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批评生态链。只有完善的接受,才可能有完善的批评。因此,在近年来文艺批评越来越异化、越来越受到社会诟病的状况下,全方位检讨批评问题,对于建立完善的艺术批评体系和学术生态就显得尤为重要。


1983年,曹禺74岁,黄永玉60岁。这一年黄永玉给曹禺写了封信——“你是我的极尊敬的前辈,所以我对你要严!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晚辈如此批评前辈的言词在今天已经少有或不可能有了。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今天用这样的口吻来批评业内像曹禺这样的顶级权威,可能会成为引起无数口水的重大事件,可以背后做各种阴谋论的推想,也可能带来两个阵营的论战,还可能……如此等等。然而,面对黄永玉的批评,曹禺尽管“的确没有想到”,还是有这样令人感动的回复——“永玉,你是一个突出的朋友,我们相慕甚久,但真见面谈心,不过两次。我能得你这般坦率、真诚的言语是我的幸福,更使我快乐的是,我竟然在如此仓促的机遇中,得到你这样真诚见人的友人。”“你的长信已经一页一页端正地放在照相簿里。”曹禺对于批评的态度应该成为今日的楷模,而黄永玉的批评也应该成为今天批评的示范。这两者之间的善意与真诚,构成了批评与被批评的友好格局,这一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

曹禺

可是,当代文艺批评出了问题,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已经失去了那友好的格局。面对现状,不管是业内还是业外,众人基本上都是指责批评和批评家,却忽略了被批评者的态度和社会生态的影响。现在社会上的名家很多,文艺界的各行各业也都有一些“大腕”,而许多人一旦功成名就基本上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能够听得进批评的极少。因此,批评异化成吹捧,成为一种买卖和营生,既缺少真诚与坦率,又缺少接受真诚与坦率的胸襟。如果今天的名家中还有人能够听得进像黄永玉说曹禺那样“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那么,我们的艺术现状就不至于如此。这就是最近这一来一回的信所引起的强烈反响。难道批评的时代也这么过去了吗?“总是‘高!’‘好!’这些称颂虽迷惑不了你,但混乱了你,作践了你。”这实在不像一个晚辈的批评,连黄永玉都感觉“好像在毁谤你,有点不安了。”但黄永玉说:“我不对你说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予我的友谊。”对前辈、师长,甚至朋友的批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真正的友谊。可是,这种责任和友谊在今天也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有的是一种扭曲的和谐与默契。


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的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面对黄永玉的点穴,曹禺说:“是你这样理解心灵的大艺术家,才说得这样准确,这样精到。”由此,不得不佩服曹禺这位20世纪伟大的剧作家。批评的准确与被批评者准确的接受是相对应的。在这样一个批评的个案中,黄永玉不是圈内的、群内的、业内的,也不是专业的文艺批评家,更不是戏剧方面的专业评论家,可是,作为一个爱好者,或者作为一个画家,其基本的文艺素养以及对自身专业之外的文艺作品的认识与评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不同方面的能力,而这个不同方面的能力或多或少会影响到像黄永玉这样的画家在专业方面的造诣。专业方面的造诣并不是某一点上的成就,不同方面的融会贯通不仅是某一点上的基石,而且会提升某一点上的高度。在批评越来越专业的今天,文艺批评却失去了专业的状态,使得这种本应该是专业的批评失去了专业的品格和专业的水平。所谓的专业不能仅仅是那些貌似专业的术语和概念,也不能在专业的独立性中忽视文艺与社会的客观的现实。重要的是专业的眼光和专业的审视。只有专业的批评才有可能获得被批评者的认同和接受,但不是所有的批评都能够被批评者所接受,尤其是在当下,这是当代文艺批评的尴尬。


黄永玉

另一方面是“为势位所误”。现在“为势位所误”的文艺名家有很多,其中“为势位所误”的著名画家也有很多,各个层级都有;而“为势位所误”的美术批评更多。“势位”的尊严不仅阻隔了批评,而且也颠覆了自我,造就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浮肿与虚夸,也就自然消解了批评的正能量。因此,眼看着很多名家躺在很多年前成名作的功劳簿上,如同曹禺当年的境遇那样。可悲的是,他们没有觉悟而沾沾自喜于那市场的忽悠,以致失去了曹禺那自我判断的能力。批评需要有无数个体建构起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环境,而这个决定文艺现状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包括批评在内的生态体系,是当代文艺健康发展和有所成就的保证。


当人们现在对批评失去信心和希望时,面对黄永玉和曹禺之间的通信所涉及到的批评,而看上个世纪80年代的风气,实在是在强烈的比照之下而感到每况愈下。那时还没有全国性的文艺评论组织,也没有省市级的,更没有批评的专业和专业的学科,可是,那种自发的涌动所呈现的真诚和激情正是今天所欠缺的。所以,组织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营造良好的批评氛围。谁来拯救当代的文艺批评?不管是“高原”,还是“高峰”,都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也需要“高原”和“高峰”。今天,如果没有正常而健全的批评,那就不可能有“高原”,更不可能有人们期望的“高峰”。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2月17日5版,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陈履生

所有的缘分都是有缘由和过程的



所有的缘分都是有缘由和过程的。我与《文艺报》的缘分是因为关于新中国美术研究和美术批评。在梳理新中国美术史的过程中知道《文艺报》的过去和现在以及其在文艺界特殊的作为和影响,它在一段时间内确实是灯塔、是旗帜、是风向标,在风云变幻的文艺界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尽管它也有沉浮。差不多是二十年前,沈鹏先生在整理旧书的时候曾送我自创刊以来的《文艺报》,我一直珍藏着。那时候的《文艺报》虽然称为报,却是十六开大小的杂志,大都是与文学相关的内容,表现出中国作协机关刊物的特性,其中也刊发了一些最新的或最有影响力的美术作品,也发表过许多很有分量的美术评论文章,作者都是美术界的名流……《文艺报》的美术版面一直是非专业报刊中最突出的,其前沿性往往让美术界震惊。

陈履生

二○一六年一月



一次丰富而又与众不同的艺术之旅


 



《视觉前沿》

——陈履生文艺报专栏文集

收录了作者多年为《文艺报》专栏撰写的文艺评论文章



李晓晨

他敢谈真问题且不怕得罪人


编辑手记

文| 李晓晨


对一个编辑来说,催稿真是命中注定的一大磨难,尤其是对我这么个懒得催稿、自己也过得稀里糊涂的编辑来说,遇到一个犀利、到位、及时而宽容的好作者,真是老天对我和这份报纸的莫大厚爱。一切如常的时候,他得能上天入地找好选题、亮出观点;有突发情况时,他能马上跟进热点、切换频道,即便只剩半天也能保质保量交稿——不管人在哪个时区,以及是不是刚刚喝完一顿大酒。我们的专栏作者——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先生就是这么一位。


陈履生和《文艺报》的缘分可谓久远,从1999年开始,他给《文艺报》美术版面写专栏足足写了十几年,中间断断续续,连接头的编辑都换了好几换。2012年的一天,我不怎么情愿地拨通他电话,告诉他今后我来做世纪美术版编辑,还请他一如既往地支持,说不情愿是因为彼此不熟,实在不愿说些不着边际的漂亮话。不过电话那头倒很是简单痛快,以爽朗的笑对新上任的“小朋友”表示友好。如此便是四年多,他几乎从未耽误过专栏的写作,不管公务多繁重,也不管人在美国还是巴西,每月雷打不动寄来对美术界的认知和判断。他的文章也越写越长,从千把字到两千多字,标题和句子也呈现出越来越长的特点。


长却漂亮,是陈履生文化时评文章的特点,他的文章胜在观点和逻辑,在我的阅读编辑视野里是少见的敢说真话、视野广博、文风平实。他敢谈真问题且不怕得罪各方人马,比如《寄望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在学术和规模等方面的改进以重振全国美展》《各行各业办画院的画院乱象正造就当代文化灾难和社会问题》《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到难以估量的“大跃进”时代》等文章,一针见血、掷地有声,在千余字的篇幅里溯往及今,将美术界的历史掌故、成绩问题娓娓道来。我常常感慨于他观点的犀利和逻辑的清晰,仔细想想,这应该是在深耕基础上的厚积薄发——少承家学,创作和理论兼善,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美术,在艺术界交游广阔。一个人聪明倒也罢了,他还勤奋,还精力充沛,还有意思,我以为,他实在是占了老天太多的便宜了。后来聊起来,才知道他是狮子座,便恍然难怪人家一天能做完别人一礼拜的事儿,火象星座的光辉果然是挡都挡不住的。


以上颇多调侃,其实跟陈履生合作的日子里,我从他那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提供了看待艺术、生活和世界的另一种思路和视野,理性却不失色彩,批驳能温文尔雅,为人敦厚谦和,处理问题干脆果断,看他的文章,看他的画和字,看他的为人处事,觉得他骨子里似乎遗留着很多士大夫的味道,这一文化底色根深蒂固,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雨打风吹去”。


2016年夏,陈履生在北京举行了“陈履生新著七种”发布会,其中一部《视觉前沿》即是《文艺报》专栏文集,在序言中他回顾了和《文艺报》的渊源,字里行间满是对这份报纸特别的热爱和真挚的情感:“回顾自一九九九年以来与《文艺报》的合作,十七年的时间内,与金坚范、范咏戈、阎晶明、梁鸿鹰四任总编辑打交道,又接上了像李晓晨这样的年轻编辑,想想这在一个有限的人生中也是时间不短的难得的经历,值得珍重。为了这份珍重,编辑出版专栏文集,也是留存和纪念,更是向《文艺报》致敬,向为之辛勤劳动的编辑、朋友表示感谢。”于是便想起2016年初我约他写前一年的美术综述,他一口应允,连续奋战多日写了八千多字,文章见报后他在自己微博里转载然后写道——“写了几天,搜肠刮肚,就这一个版的文字,实际上没有几个人看,但中了邪了,还写,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理解,别人更不理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莫名其妙。”中了邪了,莫名其妙,或许这便是陈履生发自内心的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写作的敬重,我想,这样的“莫名其妙”应该会一直延续下去,带着犀利的判断、无限的勇气以及真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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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 樊金凤     图 |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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