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哥”与《文艺报》：那些来自异国的稿件从未中断过
沈大力，1938年生于延安。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悬崖百合》《梦湖恋》《夜空流星》，中短篇小说《谦卑的紫罗兰》《蝉鸣时节》，散文集《巴黎声影》《法兰西文品》，剧本《泰坦的芦笛》，诗歌《谒欧仁·鲍狄埃石墓》《梦之华》，传记《幻想交响乐》等。
王杨
接下来排“大力哥”的文章！
编辑手记
文| 王杨
2017年2月8日，托多洛夫去世的当天，我在手机上花了很长时间从中国作家网上扒出刊发于2007年12月1日《文艺报》4版的《敲响西方文论的警钟——当前法国文坛上发生的一场激烈争论》一文，转到朋友圈。这是我刚刚踏入编辑门槛后编发的第一篇沈大力老师的文章。文中详述了托多洛夫《文学的危殆》一书主旨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国文坛和思想界的震荡。我还记得那是一篇手写稿的复印件，我坐在天讯饭店临时办公室简易的桌子前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原文和录入。沈老师辨识度极高的文风就是在那时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法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镇，之后的几年我和沈老师一直保持联系，我陆续约沈老师写过龚古尔奖得主维勒贝克等作家作品的评论，他都欣然应允并按时交稿。有时，他也会对某些话题表示兴趣索然，或直言相告自己并没有深入关注，并推荐他在北外的学生来写——彼时他还在担任北外法语系的博士生导师，每次都对我细数每个学生的特点，对他们赞赏有加，而我由此结识了好几位优秀的作者。
除了文学研究，沈老师还对思想、艺术等领域多有涉猎；他写过小说、散文，同时还积极关注并身体力行地译介中国的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这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外国文艺专刊”创刊时，我想到请他开设专栏。
“天涯异草”这个专栏名是沈老师自拟的，他的工作和生活在中法两国来回穿梭，大多数稿件发自“六角国”，也当得上是来自天涯异邦了。我们沟通选题，一般是通过邮件，有时沈老师会从法国给我打电话，开始我还以为那陌生号码是骗子，挂断了事，但沈老师通常会“锲而不舍”，打到我接听为止。从2011年开始，沈老师的专栏一直写到现在，质量稳定，不曾中断，即使在他遭遇重大人生变故之时。2012年3月，在发稿邮件中，沈老师告诉我，他的女儿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人在昏迷当中，正在救治，可能双腿不保。当时他已是70多岁，这件事对他身心的打击可想而知。在后来的电话中，他几次说到“痛苦的打击”。我和沈老师说专栏先暂停，请他照顾好女儿，保重身体要紧。但在4月的邮箱中，稿子又准时而至。
经过一次次手术，沈老师的女儿最终保住了双腿，已经能够拄拐走路。我每想到这件事，都会感慨于沈老师及我的作者们对稿约的重视，以及那些文字背后所付出的不为读者所知甚至也不为编辑所知的艰辛，并对此心怀感激，如履薄冰，生怕辜负。
我们年轻貌美的小美编在一次排版时说：“接下来要排大力哥的文章吗？”然后我告诉她“大力哥”已经年近八十。沈老师的稿子仍然每月一次如约出现在邮箱里，“大力哥”的称呼也从此保留下来。
希望“大力哥”好好的。
托多洛夫的“法兰西圣约”
沈大力 | 文
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于2017年2月7日患脑神经变性逝世，享年77岁。《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影视综艺》等法国媒体按他2016年秋发表的新著《不顺从的人》称他为一个“不顺从的人文主义者”，终生关注人的“独立自主”，不为“善”与“恶”的概念所拘，勇于摆脱窠臼，自由思索，不断探求文学相异性的路途。
茨维坦·托多洛夫曾以法国新文论弄潮儿的身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西方文坛崭露头角。他跟罗兰·巴特和钱拉·热奈特一道大论是弘，形成“结构主义分析”深层理论的“三位一体”，显赫一时。孰料，罗兰·巴特仙逝后，他突然于2007年发表《文学的危殆》，自相违背，给亲身参与的“新文论”贴上“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唯我主义”三段式标签，为结构主义在法国科研与教育界的专制敲响丧钟。对此，评论界所执各殊，卫道的雅克-彼埃尔·阿迈特斥责他身为符号学“非同小可的人物”、《诗学》丛刊上显赫的辩护士，居然“揭竿起义”，充当起“出殡哭丧妇”的角色，行为荒诞，是“言可非之事以为说”。
如今，托多洛夫已去，报界为斯人唱挽歌，认定他是个融入“自由社会”且有所创见的典范。他本为斯拉夫血统的保加利亚人，投入西方怀抱，成功转型为拉丁秀士，其幻术当属奥维德的稀奇变形神话。与他的同胞或曰先辈伊凡·伐佐夫、波特夫和瓦普察洛夫相映照，托多洛夫显然更倾向于在当代选取“适者生存”的法则，择良木而栖，以酬弘愿。
茨维坦·托多洛夫
托多洛夫1939年生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少年时代他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后又接触巴尔扎克和莫泊桑的小说，对法国文学产生浓厚兴趣。他同时也读了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卡夫卡的作品，拓展视野。1956年，托多洛夫进入索非亚大学，以文学为志向，相信这一途径能够“帮助一个人认识世界，丰富生活”。他向往西方的自由，在他眼中，巴黎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天地，无与伦比，充分体现法兰西特征，令人憧憬”。
1963年，托多洛夫如愿抵达巴黎求学，于1967年进入巴黎国家科研中心，取得法国国籍，后当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艺术与语言中心主任，跟钱拉·热奈特共同创办《诗学》杂志，跻身六角国的文化精英界。他涉猎历史研究，加入列维·斯特劳斯的哲理与人类学阵营，陆续发表了40余部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宣扬个体自治的理念，既反对专制极权的意识形态，又不赞成极端自由主义，尤其警惕革命乌托邦的诱惑。作品主要有引进20世纪初俄罗斯形式主义流派的《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选》《历史的伦理》《面对绝境，集中营里的精神生活》《普通生活，人的社会性考量》《恶名善诱》《艺术与生活，伦勃朗状况》和《民主的隐秘之敌》，尤其是《结构主义诗论》《散文诗学》《批评之批评》《象征主义与阐述》《对话本体论》和《奇幻文学》；后一部文论分析了对卡佐特、波托基、雅利耶·德·里拉唐、纳荷华和莫泊桑奇幻的感知，颇有新意，较早在法国文苑赢得了不小的学术声誉。他的学术著作迄今已被译成25种文字，在世界范围传播。
托多洛夫曾数度抽闲返回故国“旅游”，1981年发表《保加利亚游记》，对至今“还在受苦受难”的同胞流露怜悯，哀叹：“我在法国受了33年的陶冶，精神面貌全非，令他们对我的人格格外陌生。各自的生活使然， 我只得佯作不见”。这位在西方发迹的贵人还乡，乍陷始料不及的逆境，难免显出一副窘态。抑或，此翁保有些许“斯拉夫情结”，故不完全像一般所称，变成一个在价值观上“归顺西方”的人。他毕竟还“合而不同”，甚至敢抒己见。
更为明显的是，他忤逆当年法国主导潮流，公开抨击1999年北约干涉南斯拉夫，悍然发动科索沃战争的侵略行径。对此，托多洛夫跟雷吉斯·德伯雷一样，不怕被气焰嚣张的贝尔纳-亨利·雷维之流孤立，鼓起勇气质疑北约进行的是一场“人道战争”。托多洛夫声称：“这是一个可怕的字眼。更引起我反感的，是它竟出自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一位反极权主义猛士之笔。他奢谈‘道德战争’和‘人道炸弹’，岂非奇谈怪论！即使存在正义战争，炸弹总是残忍的。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强调制止一场种族大屠杀的战争是正当的。但我们今天知道，这并非科索沃的情况。不应该再相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酿成悲剧。应该干预，但不能自认为有权支配全世界的命运。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权国度’，尽管我们对这个辞令不敢恭维。以行善名义干涉，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19世纪的殖民征服也正是打着维护人权幌子干下的勾当。”
托多洛夫进一步指出：“北约在南斯拉夫发动的战争，向我揭示一种新迹象：民主国家也可能出现近似极权国家的其他偏离举动……我对民主的一些演化更抱怀疑态度。原则上，民主并非一种拯救理论，不能允诺地上天堂的降临。民主制无意引导一国臣民走向完善，也可能傲慢过激，尤其在得势之时”。他具体举例说：“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恶果至今还在影响着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西方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战争几乎自此不断，从南斯拉夫到乌克兰，从阿富汗到叙利亚，从马里到科特迪瓦。法国和联合王国两个老殖民帝国运动其中。在法国，新保守主义主张被左右两翼一同接受。”
十分明显，托多洛夫将矛头直指弗朗索瓦·勒维尔、贝纳尔·库什奈和贝纳尔-亨利·雷维一伙“人权斗士”倡导、在法国舆论界占据上风的“人道干预”论，反对法国冲在美国前面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托多洛夫的同行，意大利符号学大师翁贝托·艾柯生前曾告诫欧洲知识分子，让他们在意识到“自己已无济于事时，最好保持沉默”。然而，托多洛夫并不认可艾柯研究出的语言规范“符号”，不那么甘于寂寞。他不但发表《文学的危殆》，在文论战线“起义”，而且对他自己和妻子南茜·哈斯顿一同自愿融入的法国社会制度不乏微词。菲利普·杜鲁在《解放报》上撰文，称他是“一个总想说‘不’，要对潜在危险发出警示的当代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廉洁》杂志发表专论，述及逝者生前最后10年对“法国民主”论题的深刻思考。托多洛夫说道：“今天在法国，议会服务于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立法与行政之间既无分离，也不平衡。政治干预，法官服从政府决定，威胁到了司法独立（预审法官被取消）。一出影响大的社会事件，就炒作公众情绪，要求修正法律，向强硬方向变动。这类由一种权力蚕食其他一切的现象，终归还算传统，近年来又增加了一切政治权力都屈从于经济势力的危险”。他尖锐批评新自由主义，提出“极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今天影响着广大民众，其信徒建立起强效网络则更为可怕。这一意识形态与传统的自由主义形成对立，严重妨碍自由企业，如同在向着古拉格迈步。人们将之约简为经济需要，被看成自足个体。公共的、甚至社会的财产都被当作不切实际的空想。在自由的名义下，进行着极端自由的搏斗。现时极右翼也正是如此这般反对移民和穆斯林。无限制的经济自由要求全面的自由表达，尤其是肆意排外。当然，自由是宝贵的价值，但在掌权人手里就变成了压迫的渊薮。狐狸自由进出鸡舍，意味着母鸡的死亡。多数剥削或歧视少数，绝没有什么光彩”。
他接着联系法国当前社会实际，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人们感到，政治阶级的成员均系在宫廷培养，留在同一些圈子和派别中，不论在哪个党里，皆沆瀣一气，只是不能跟国民对话。黎民百姓听不懂他们晦涩的辞令，全盘唾弃。种族内婚繁衍，这类令人难以置信的木头语言继续流传下去，民粹偏离必将日益严重”。托多洛夫针砭法国当今社会的弊病，将其根源归咎于制度。他强调：“视极权主义为邪恶帝国，并不意味着民主就是善的王国。民主披上良善外衣，祸患则潜伏其中”。因为，如果视民主为“善”，那么善的诱惑是危险的，托多洛夫从而提出要“抵制善的诱惑”：“诚实地说，民主本身会发生偏离，导致悲剧”。
他坦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柏林墙倒塌后，实施新的进攻型政策。他们所声称的目标是“促进重大的民主价值和人权”。但具体可见的惟一结局，却是这些国家强化了自己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控制。如此行事，他们危险地接近了耻辱的极权主义功利实践。“反人类的滔天罪恶都是以道德和人道的名义犯下的”。托多洛夫批评美国作为“最大的民主国家”在1945年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重申“不道德的深重罪孽总打着道德的幌子，故而是邪恶的道德。人们跟与吾等有共同世界观者讲道德，而和他人则不然。我赞同德勒兹和拉康给邪恶下的定义，即生活在没有他者境界的人属于反常”。他断言，使用暴力强行施善的意志，乃是极权主义祸患的源泉。正如俄罗斯作家、极权主义受害者瓦西里·格罗斯曼在其二战小说《生存与命运》中所云：“黎明时分，老幼丧生，血流遍地”。由此，他主张关心个人福祉，对把“为了人类”工具化深恶痛绝。
法国画家克里斯托弗·伊沃雷绘画作品
基于这一原则，他觉得法国避而不谈自己昔日的殖民主义历史十分不正常，向报界坦率表示：“我无意给法国的殖民主义历史描绘一个单色图像。可是，许多文献流露出对当年‘土著’的一种极度蔑视。然而，法国的殖民冒险并不只涉及一代人，而是绵延了150年，在人们的心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对之保持沉默，似乎是民族意识上的一个空白，应该将之列进中学的必修课程。”这里，托多洛夫对法国社会的敏感问题直言不讳，表露他性情耿直。
说到性情，托多洛夫是一个为人谦和的君子。2000年，女记者卡特琳那·鲍特万在对他的专访辑录里写道：“托多洛夫是一个思想温和的智者，具有惊人的毅力。清廉自持，非同一般”。他的同僚、现任《书林》杂志主编奥列维·波斯泰尔-维奈回忆：“他乐意到编辑部，每两周来开一次编辑会议，不引人注目地找个位置坐下，参加辩论时从不提高声调，丝毫没有过激情绪”。
托多洛夫一生为人朴实无华，虽受种种非难，但总靠自身的语言才华和勤奋写作，在瓦斧雷鸣的时代，登上了法国学术研究的顶峰，却仿效罗曼·嘉里的谦卑，坚持不懈地寻求人与人的相逢对话，消除偏见。“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留下这般清泠泠的文学潮音，让友人追怀。他的女儿在巴黎向法新社宣布，今年3月1日，弗拉玛里翁书局将要出版故人的遗作《艺术家的成就》（Le Triomphe de l’artiste），《世界报》称之为“文学的尾声”，不免令读者翘盼。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2月24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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