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胆小的余华，叙述死亡时却毫无恐惧之感 丨悦读
点击上方“文艺报1949”，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也许是他早已习惯了医生们对待生命的自然常态，也许那时他还根本不理解生与死对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任何生命的躯体在他的眼里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总之，异常胆小的余华，无论是面对死人还是面对寄放死人的太平间，都毫无恐惧之感。
《余华评传》（书摘）
洪治纲 | 文
出 生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一千多年前的某个早春时节，风流倜傥的北宋词人柳永步入杭州。在这座江南古城，柳公子所到之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满眼皆是前所未有的奢靡景象，使得他三步一惊，两步一叹。于是，在西湖里的某只画舫上，酒酣耳热之际，柳永终于情不自禁，挥毫写就了千古名词《望海潮》，几乎将天下的美誉之辞，都堆砌到杭州的身上。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尽管人们照例不忘“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类的古话，但是，在经历了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之后，1960年的杭州，似乎已没有了柳永笔下所形容的那种奢华。大多数的杭州市民，虽然还不至于像其他地方的老百姓那样，饿得两眼昏花，乃至浑身浮肿，然而生活无疑已变得相当严峻。所谓“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已是不可能了，在这个江南的米鱼之乡，为一日三餐而奔波，便成为人们不折不扣的生活事实。
就在这一年的4月3日，随着浙江省立杭州医院（现为浙江省中医院）的某个产房里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后来叫余华的男孩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居然能降生在这座叫作“天堂”的城市；他也不可能知道，守在产房外的父亲得知又生了一个男孩，差点动了“换婴”的念头；他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出生的时候，正是大灾了三年且又青黄不接的时节。他的哥哥，一个正在蹒跚学步的小男孩，此时也以十分好奇而又激动的表情，欢迎着陌生弟弟的到来。
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家庭一样，多一个孩子，看起来无非是多一张嘴而已，但是，身为父母的华自治先生和余佩文女士，还是隐隐地感到自己的肩上又多了一份重量。因为他们都是医生，优生优育的意识自然要比一般人强得多；而且，华自治先生当时还在浙江医科大学进修专科，正处在事业进取的关键时期。至于物质生活的困顿，那就更不必说了。历经了三年困难时期，身高一米八几的华自治先生，当时的体重还不足120斤，整个人瘦得像根麻秆。尤其是晚上读书回来，经常饥肠辘辘，彻夜难眠，万般无奈之际，他只好弄些咸菜泡开水裹腹。所以，余华的出生，在令父母欣喜之余，多少也给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些淡淡的焦虑。
无论是欣喜还是焦虑，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仍然保持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想和热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据华自治先生回忆，余华出生时，也是他的人生道路不断发生转折的时期。这位一生只读过六年书，并在部队里锻炼了多年，怀抱火热理想的山东汉子，原本供职于浙江省防疫大队，专门负责全省家禽牲畜的防疫工作，后来因为社会主义教育（通常简称“社教”）而下派到了浙江省海盐县，并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留在那里，当上了沈荡镇卫生所所长。为了能够成为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实现自己“靠技术吃饭”的朴实理想，他又考取了浙江医科大学的专科，再度回杭州进修。读书的生活苦虽苦矣，但毕竟可以回到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享受几年家庭团聚的天伦之乐。
所幸的是，余华的母亲余佩文女士当时在浙江医院工作。浙江医院一直是浙江省的高干医院，专门负责省管干部的疾病诊治与医疗保健，包括上至省委书记和省长，下至各厅局的厅局长。所以，这里的医护人员即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质供应也比一般市民相对充裕一些。余华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一般人幸福得多。
随着灾荒岁月的渐行渐远，日子开始晴朗起来。杭州毕竟坐落于江南水乡，北有杭嘉湖平原，南有宁绍平原，自古以来，都是典型的富庶之地，一旦没有了极为罕见的自然灾害，生活便迅速恢复了生机。
余华便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温暖的人生之旅。
举家之迁
余华出生后的第二年，父亲华自治在浙江医科大学学习结束。出于对医学的热爱以及对某种革命理想的强烈追求，华先生毕业之后，自觉地放弃了重返浙江省防疫大队工作的机会，再次选择回到海盐。这次，他调到了海盐县人民医院，并夙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当然，他们的家还是在杭州，余华和哥哥也跟在母亲身边生活。华自治只好像候鸟一样，在交通并不方便的年代里，每月艰辛地往返于杭州和海盐之间。
与杭州相比，海盐的生活当然要贫乏得多。但是，对于一生只想成为一名脚踏实地的医生的华自治来说，这里的事业实在是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美妙前景。尤其是作为一名主刀医生，看到一个个病危之躯，在自己的努力下重新焕发出生命的光泽，他更为自己的这份职业而自豪。经过再三权衡之后，华自治觉得，海盐虽小，与素有“天堂”之誉的杭州自然是无法相提并论，但这里毕竟是自己事业和人生的重要舞台，况且，数年的“社教”生活，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镇镇早已非常熟悉了。
于是，经过一番努力，华自治终于做通了妻子的工作，一家四口便于1962年初从杭州正式迁往海盐。华自治继续在海盐县人民医院做他的主刀医生，而妻子余佩文则成为该院的手术室护士，夫妻二人成了工作中的紧密搭档。对此，余华和哥哥当然都没有多少记忆。只是在多年之后，余华才从他父母的复述中回忆道：当时，父亲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在《最初的岁月》中，余华曾这样描述他的童年——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是不会有困难的，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是了不起。
余华所描述的，便是当时的海盐县县城所在地——武原镇。这是一座江南典型的水乡小镇，面积虽然不大，但城内河流纵横，小桥密布，石巷宛转幽深。从地域风情上说，它与当时的杭州差别并不是很大，只是现代生活的气息稍显滞后罢了。
但海盐也有自身的特殊韵味。该县地处浙江省北部富庶的杭嘉湖平原，东濒杭州湾，西南与海宁市毗邻，北与嘉兴秀州区、平湖市接壤。它以平原为主，南部为平原低丘区，西部是平原水网区，水域宽阔；东部属平原海涂区，沿海有明代修筑鱼鳞石塘十余公里，号称“海上长城”。自古以来，该县便以“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而著称，早在秦代，即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设县，所以生活一直相对安逸富足。早在1959年，中国考古学家就曾在此发现了沈荡彭城桥古遗址，属于典型的马家浜文化；以后又陆续发现了魏家村、祝家汇、尚胥庙、低田里、九曲港等遗址，出土文物都保持闽浙越族土著文化特点，充分说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先民已在该县境内渔猎耕种。
余华全家举迁海盐，选择这个江南小镇作为生活的依托，无论是生活习惯，还是风土人情上，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那个年代普遍存在着物质匮乏的情形，海盐没有一辆自行车，也完全有可能。重要的是，这座江南小城不仅为余华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某种独特而丰沛的文化资源。
多少年之后，余华曾深情地说道：“如今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我觉得，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一个人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文化记忆，也表明了地域文化在作家成长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辐射力。
胆小的男孩
余华曾创作过一篇短篇小说，叫《我胆小如鼠》（该小说发表时名为《我的故事》）。在这篇小说中，余华演绎了一位名叫杨高的胆小男孩，展示了他那苦涩而又无奈的生存际遇和生命情怀。杨高6岁时还不敢和别人说话，到了8岁还不敢一个人睡觉，10岁了还不敢把身体靠在桥栏上。在学校里，杨高不仅饱受男同学欺负，而且女同学也欺负他，甚至连家养的鹅追起来他都害怕，被老师作为“胆小如鼠”这个成语的生动注释。走上工作单位后，在工厂里，他也是因胆小而不断遭受排挤，由车工变成清洁工。与他同时进厂的同学吕前进整天睡觉，还得到了各种好处，而他却什么也没得到。朋友们相聚，他也总是因为胆小而饱受嘲讽和欺辱。他像一张洁白透明的纸，总是畏惧被别人肆意涂鸦，而结果总是谁都可以在上面胡涂乱抹。
这篇小说中的胆小男孩，当然并非余华童年的某种缩影，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中某些潜在的心理体验，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余华的童年确实胆小——虽然不至于“胆小如鼠”，但基本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最初的岁月》中，余华曾如此说道：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4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后来，余华的父母在愉快的回忆中也默认了这一事实。他们说，余华和他的哥哥实在是一对美妙的“对立统一”，哥哥华旭天生爱动，常常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只要有谁家的家长来他们家告状，一般情况下“祸首”都是华旭。而余华则刚刚相反，不但听话，而且胆小，几乎从不惹是生非。上幼儿园时，老师有时故意刁难一下这个胆小的男孩，在余华母亲来接他时，将他早上戴来的草帽或鞋子不还给他，这时的余华便摆出一副特有的姿势：低头不语，也坚决不走——直到老师将东西交到他手里，他才肯与母亲回家。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双职工家庭都不可能有多少精力去顾及孩子，因此，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是采取“放养”的方式，何况余华的父母又都是医生，由于手术等工作性质，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对余华两兄弟的管束自然就难有余力了。这种情形，对于哥哥华旭来说，意味着他可以尽情地享受童年的天真与狂野；可是对于胆小的余华来说，却只能忍受更多的孤独。
虽然父母总是反复地强调，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哥哥一定要带好弟弟，但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转眼之间，哥哥华旭就跟着一群小伙伴不见了踪影，留下余华独自在家中徘徊。有时，余华试图跟在哥哥的后面寸步不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也只是充当一个看客而已。尤其是兄弟俩闹矛盾的时候，余华就更不是哥哥的对手，每逢此时，余华只好使出自己的法宝——在漫长的哭泣中等待父母的到来，然后目睹哥哥遭受一番斥责或是一顿体罚，从而让自己的心理获得某种小小的平衡，满足一下弱者胜利的快意。
对于这一点，余华的哥哥华旭可谓记忆尤深。如今，华旭已是海盐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区——南北湖风景区中景湾宾馆的总经理，当他回忆起兄弟俩漫长的成长经历时，也曾反复提到弟弟的胆小和“狡猾”，致使他在“兄弟之战”后常常饱尝了不少教训。惟一的一次意外是，他与余华在家里玩乒乓球，不知因何事起了争执，华旭以体力的优势，毫不含糊地教训了余华一顿，没想到胆小的余华这次却奋起反抗，拿起球拍直追哥哥，吓得华旭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家门，结果还是被余华手中飞出的球拍击中了脑袋。此时恰逢父亲回家，华旭一看此景，立即趴在地上做无限痛苦状，以此召唤父亲前来为自己“伸冤”……
余华就是这样，在胆小和静默中循规蹈矩地打发着自己的童年。每当自己犯了某个错误，并根据自我判断有可能招致父母的责骂和惩罚时，余华通常的首选方式便是逃跑——跑到一个自认为安全而隐秘的地方，然后等待父母焦急的寻找和反省，使自己获得逃脱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余华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方式。他甚至在房屋之外的麦田深处，巧妙地设立了一个临时“避难所”。每逢危急时刻，他便独自一人悄悄地在那里躲上半天，然后在父母焦急不安的吆喝声和天色渐暗的傍晚中，走到大人们的视野里。
也正是由于胆小，余华的童年生活，基本上局限在医院、家里以及附近的乡村中。直到9岁上学的那年，余华才被一位同学花言巧语地带到了一个离家较远的村庄。他的同学是去为他的外祖父奔丧的，到了外祖父家之后，自然忘了余华的存在。尤其是当余华提出赶快带他回去时，同学干脆就不理他了。“于是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老人下葬时，我嚎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虽然后来他还是被同学的表哥送了回来，但是，对于这次冒险经历，余华每每想起，仍是战栗不已。
然而，胆小并不意味着内心的绝对软弱。言行上的胆小怕事，往往会激起内心的丰富和敏感，因为他必须时刻寻求自己最大的人生保护，而在这种不断寻求的过程中，却又不自觉地锻炼了他对世事的精细观察，对人物表情的准确判断。同时，作为一种性格上的自我平衡，胆小的人在内心中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渴望强悍，也更加迫切地希望看到一种弱者胜利的荣耀。
事实上，这种情形在余华的很多小说中都获得了某种不自觉的暗示。像《老师》中的小冬，《黄昏里的男孩》中那个偷苹果的男孩，《空中爆炸》中一群怕老婆的朋友，《为什么没有音乐》中忍受妻子背叛自己的马儿……他们都仿佛是《我胆小如鼠》中杨高的不同翻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受着因为胆小而引起的软弱，因为软弱而招致的无奈和耻辱，以及面对无奈和耻辱时的艰难的自我消解。这一点，在他的短篇小说《朋友》中表现得更为彻底。这篇小说通过一场事先张扬的行凶案，将一个人的内心软弱演绎得可谓淋漓尽致。昆山作为小镇上的一方霸主，看似彪悍异常，尤其是当他将征服的对手瞄准怯懦的石刚后，更是张狂不已。可是，随着事件的步步发展，拎着菜刀的昆山，最后终于被石刚手里的一条毛巾打败。这篇作品看起来有点以柔克刚、以无招胜有招的暴力意味，而稍作回味，我们又会发现，它完全是在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力量，是一颗表面怯懦却真正无所畏惧的心，在愤怒与绝望中对抗另一个貌似强悍的流氓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以弱胜强的人生快意，也多多少少折射了余华心灵深处的某种人生理想吧。
医院里的风景
余华是胆小的。伴随胆小而来的，自然是恐惧以及对恐惧本身的高度敏感。然而，生活却偏偏为余华安排了一个充满了恐惧意味的生存环境——医院。在一般人看来，这将意味着余华从童年开始，就必须不停地与自己内心的恐惧进行较量。而事实上，恐惧的产生更多的是源于某种文化熏陶的结果，尤其是对于并没多少人生经验的小孩来说，鲜血、疾病和死亡……这些概念的真实内涵在他们的内心里还是一片空白，所以并不一定能引发他们的恐惧。余华的整个童年生活，除了上学之外，很多时间都是在海盐县人民医院的角角落落中打发的。但是，在后来的很多回忆文章中，余华不断地提到医院的各种情景，却很少提到自己对它的恐惧。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余华的父母本身就是医生，整天面对的都是病人的生与死，科学化的职业心态，以及习以为常的现实景象，都使余华自幼受到了耳濡目染，也使他从人生的一开始便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环境。
余华的家，最初是在海盐县人民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的底部。房子外面就是一片空阔的农田。父母上班时，就将他们兄弟俩锁在家里，让他们自娱自乐。这种自娱自乐的结果，要么引来一场“兄弟之战”，要么就是兄弟俩同时趴在窗前，看窗外农田里的庄稼和种庄稼的农民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的情形。
不久，哥哥华旭开始了读书生活。这时候，余华也跟着哥哥后面，偶尔去体验一回学校的生活，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在医院里逛来逛去，等待哥哥放学回来，然后兄弟俩在医院里开始寻找各种更为新奇的玩耍方式。所谓新奇的玩耍方式，也无非就是跑到医院里那座走起来有些微微颤动的木桥上颠几下，享受一下某种恐惧带来的刺激，或者在医院手术室外面那片空地上撒撒野，在挂满床单的缝隙间奔来跑去。
或许是玩得无聊了，有一次，余华和哥哥钻进手术室里，偷走了一本硬皮记事本。他们当然不知道，这是医院整整一年的手术病历记录，是极为重要的医疗档案。但有一点他们非常清楚，这个笔记本虽然质地不错，却绝对不能带回家，否则等待他们的肯定是一场惩罚。于是，两人在手术室外撬开一块地砖，将记事本藏在下面。结果是，手术室的护士们一看记事本丢了，全都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并最终将事件的最大嫌疑锁定在他们俩身上。护士们软硬兼施，逼诱齐下，有几次差点让余华招供出来，幸亏哥哥在身边怒目相视，才使他们铤而走险，于“宁死不屈”中挺了过去。
“文革”开始之后，为了应付越来越多的脾肿大病人，医院在手术室外面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座很大的草棚，作为临时病房，供那些等待手术的病人进行临床观察之用。当然，有时候也会用它来召开一些单位内部的批斗会。这座大草棚自然也让余华兄弟俩充满了好奇，他们常常在棚里棚外钻进钻出。有一次，不知是谁突然来了灵感，兄弟俩决定来一场消防演习的游戏——哥哥华旭负责点火，余华则负责用小便充当消防龙头，及时将火扑灭。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有限的小便不可能成为源源不断冲出水来的消防龙头。结果哥哥点燃了一堆枯草，而余华的小便无论如何也灭不了它，反而火借风势，眨眼间就烧到了草棚。兄弟俩一看势头不对，立即“三十六计，走为上”，溜得不见踪影。
这次“纵火”事件带来的后果是，兄弟俩被母亲立即送到了一个同事的家里，关了整整一个月，而且在回家的那天，各自的屁股又被父亲狠狠地揍得像天上的七色彩虹。更有意思的是，随着公安局调查的结束，兄弟俩的照片还像模像样地贴在了大街的墙上，以此告诫孩子们不要玩火。“我看到过大字报上的漫画，我知道那个年龄小的就是我，我被画得极其丑陋，当时我不知道漫画和真人不一样，我以为自己真的就是那副嘴脸，使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深感自卑。”后来，余华在回忆这次事件时，曾如此自嘲道。
对于生性胆小的余华来说，“可资回忆”的童年冒险生涯，似乎也就是偷记事本和烧草棚这两件事。当然，这两件事之所以得以实现，也完全是由于他那渴望冒险的哥哥。换作余华一人，就从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1968年3月，9岁的余华进入海盐向阳小学，开始了读书生活。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学校入学招生极不正常，等余华进入小学之后，才发现很多同学比他还小一岁。当时的向阳小学一年级分为甲、乙、丙三个班，余华被分配在乙班。但是，医院并没有就此而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余华不仅早已习惯了医院里浓烈的来苏水气味，还时不时地学着那些医生护士们，弄几只酒精棉球擦手消毒，以至于每天走进教室，同学们都觉得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怪怪的药味。“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这种特殊的环境，尽管并没有给余华增加多少胆量，但多少也让他明白了一些生与死的道理。
余华读小学四年级时，全家从医院对面的小胡同底部搬进了医院里的职工宿舍，这使他更加贴近了医院里的一切生活。更为凑巧的是，他家的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在那个医疗技术并不是特别发达的年代，差不多每隔几个晚上，对面的太平间里就会传出异常凄惨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种不同的哭声，余华都听了不少。面对这种生死诀别的惨景，余华曾在后来的回忆中如实地写道：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
也许是他早已习惯了医生们对待生命的自然常态，也许那时他还根本不理解生与死对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也许任何生命的躯体在他的眼里早已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总之，异常胆小的余华，无论是面对死人还是面对寄放死人的太平间，都毫无恐惧之感。不仅如此，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午后，他还不时地跑到阴暗的太平间里，美美地躺在那里享受一个舒适的午觉。“我喜欢一个人待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显然，余华为自己找到这么一个绝妙的“避暑佳地”而兴奋不已。那是一个少年内心的秘密。它以静谧的方式，与余华的胆小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呼应。正是这种奇特的呼应，在多年之后，使余华叙述死亡时，始终保持着一种令人惊悸的平静。
《余华评传》
洪治纲著
作家出版社
2017年1月出版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7年6月2日5版，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中国作家网，更多信息等你哦！
图片来自网络
《文艺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每周一、三、五出版。创办于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5日，是展示名家风采，纵览文学艺术新潮，让世界了解中国文艺界的主要窗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