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编辑家、作家周明：我一生只有一张工作证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我一生只有一张工作证”
——访编辑家、作家周明
文 | 任晶晶
周明
做编辑，要愿为人梯
“在从事编辑工作中，有许多难忘的经历、难忘的老师。”
周明回忆说：最初刚刚由大学校门走进编辑部做编辑工作时，启蒙老师是著名作家、评论家黄秋耘。那时，我在中国作协的青年文学刊物《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作为见习编辑，先从收发、登记稿件做起，几个月后开始看一般来稿，从中挑选出可供版面用的稿件送组长、编辑部主任复审和审定。黄秋耘几乎每天都要来翻看一下我们几个见习编辑处理的稿件，告诉我们这一篇为什么可选，那一篇为什么不可用，结合来稿，谈题材，谈人物塑造，谈故事结构，谈写作技巧，谈如何发现和培养青年作者等等。他讲得动情，我们听得入神。他对于我，真是手把手地教，言传身教，一步一步引导我学会做编辑工作。
后来，由于工作调整，周明又进入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在这儿，周明又先后在张天翼、陈白尘、李季、韦君宜、张光年、严文井、袁水拍、李希凡、葛洛、王蒙、刘心武等直接领导下工作。
他们个个都是文坛骁将，个个主编刊物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新鲜招儿。张天翼、陈白尘的办刊方针开阔而开放，团结了许多作家，组织发表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之作。李季担任副主编时提出：人人当主编，人人心中要有一本《人民文学》，让每个编辑放手工作，大胆工作，独当一面。张光年的胆识与魄力令人难忘和钦敬，刘心武的《班主任》、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优秀作品的面世，都有赖张光年的果断拍板而及时发表。
在周明的编辑生涯中，这些文学前辈的言传身教使他感到深刻难忘，循着他们的轨迹，他不敢懈怠，努力地在耕耘中收获。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采访的作家徐迟（前排右一）、黄宗英（左一）、秦牧（后排右一）、数学家陈景润（前排右二）及周明（后排中）、王南宁（后排左一）
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冰心的《咱们的五个孩子》、黄宗英的《小木屋》等至今仍被报告文学界称道的作品，都与周明的策划、编辑相关。如果说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人，周明这个巧手裁缝做的嫁衣，可谓件件美观大方、赏心悦目。这其中可有诀窍？周明笑言，只有一颗不敢懈怠的心。
在《人民文学》担任散文、报告文学编辑期间，为了能迅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需要经常深入实际生活中去了解情况，一旦发现可写的题材线索，就马上物色和组织作家采写。许多重要作家作品的采访和写作过程，都有他的陪同和参与。徐迟写作《哥德巴赫猜想》采访陈景润期间，冰心采访“五个孤儿“的故事期间，周明都在一旁做详细记录，为作家的创作提供参考。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陪同作家的采访过程也让周明获益匪浅。他认为，编辑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不应当将自己变成一个编辑匠，在一定的时候应当也可以参与和帮助作家的写作。
周明、冰心与被称为“最爱抢镜头”的“咪咪”的合影
巴金曾在一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深情地说：许多做编辑工作的人不是不会写东西，不是不能写东西，许多人是具备创作条件的，是能够大有作为的。只是他做了编辑，要帮助别人，培养别人，必须做出牺牲。这段话，在周明看来，是理解，是勉励，也是公正的评价。
著文章，不能只是用笔
由于工作关系，周明与众多作家成为了好朋友。周明说：“可不是吃喝的朋友关系，是在生活、工作和创作上相互关心、帮助和交流的真诚而难忘的友情。”因此，周明对作家的创作有深入的了解，对作品的判断有独到而准确的视角。
周明所看到的作家们的成功之作，都不是轻易得来的，都源于各自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深刻体验。“赵树理就是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的一位作家。”周明回忆说，1961年1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他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赵树理的家乡沁水县，想请他撰写一篇能够鼓舞人们战胜暂时困难的作品。沁水县招待所的服务员一听说是从北京来，又是赵树理的客人，显得格外热情，主动说起了许多关于“老赵”下乡的生动故事。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平时他根本不待在县城，连个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大量的时间是在乡下，是在农民群众中，他自个儿的家也安在了农村里。见到赵树理后，还没等周明说明来意，他就情不自禁地滔滔不绝地对周明讲述许多农村中的新人新事。同时，也谈及当前农村中许多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对公社、生产队和社员的具体事儿他都如数家珍，听到他这般拉家常似的谈话，使人感到非常亲切。
周明说，赵树理的创作不是先有了个什么主题，而后再下乡去搜集素材，挖空心思地去编织作品。他下乡首先想到的是和农民“共事”，即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商议，用行动去和农民兄弟一起改变农村面貌。他把自己看作是农民中的一员，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干农民所干的活，所以他的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作品的诞生，大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赵树理也曾多次说，如果作者对某件事、某个人物并不感动，要写出感动别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相反，要是你深受感动的事，甚至到了非写不可的程度，那时你写出来，就很有可能是感人之作、成功之作。
或许因为工作的原因，周明更偏爱报告文学作品。他认为，报告文学是与时代、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文学样式。很多有为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成了时代的在场者，他们尽记者之职，为历史和人民记录现实。报告文学作品必须承担与新闻同等的历史和时代的记录任务，同时它又是文学作品，应当充满激情和思考，并且能够通过塑造典型的形象为社会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在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对整个社会都形成了一种推动作用。渐渐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入80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中的反思性越来越强。周明说，“只有对社会问题进行揭露，才有可能让国人保持清醒；只有把暴露出来的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这才是我们民族希望之所在。”
为文学，做好“火种”传播人
晚年的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牵肠挂肚、奔走呼吁，并不断地为文学馆捐款，除了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15万元作为文学馆的建设基金，后又陆续捐出自己的再版稿费，带头捐了几批藏书和资料近万册（件），册册件件都是他亲自挑选的珍品。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曾被巴金称为“甜蜜的梦”。巴老在他的文章和历次谈话中都述说着建立现代文学馆的重要性：通过文学馆展示中国作家的辉煌成果，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让世界认识我们的国家，了解中国人民的过去和现在、认识中国人民优美的心灵。
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手印门把，这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中独特的一景。
巴金老人和众多文学名家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设的大力支持和真情投入，令所有的后来者感动。周明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期间，全力以赴，尽心尽力，四处奔波。即使后来退休了，他也愿意继续奉献自己的力量。其中，“柏杨文库”的建立和“柏杨研究中心”的筹划，就是周明“退岗不退休”的真实写照。
柏杨是台湾享有盛誉的小说家、杂文家和学者，其作品拥有众多读者。台北的病榻前，将56箱近万件珍贵资料“抢”了回来的经历虽曲折，却意义非凡。周明说，他曾先后四次去台湾和柏杨及家人商量手稿文物捐赠事宜。当时，柏杨此举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质疑。质疑者说，柏杨吃台湾的米，喝台湾的水，怎么可以把东西捐给大陆？然而柏杨十分坚定，在接受各方采访时说，“台湾人与大陆人同文同种，使用的都是华文，都是中国人”，“中国只有一个”。2007年，柏杨亲笔写下“重回大陆真好”，正式将自己数十年珍藏的1万多件文献文物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俭朴而隆重的捐赠仪式在柏杨寓所举行，柏杨的朋友和学生参加了仪式。当时已经退休的周明受馆长陈建功所托，赴台湾主持了捐赠仪式并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致辞：“此举乃柏杨先生的义举和善举，其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些宝贵的数据虽然为中国现代文学馆所珍藏，但它将为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所共享。”
现代文学馆复原了柏杨的书房一角
临行前，柏杨坚持起床给周明一行送行，并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件事是一种缘分，我是不动摇的。希望大陆的同胞多来台湾走走，能对台湾增加好印象；希望台湾人也多到大陆去看看，增加对大陆的好印象。这样，情况就会慢慢好起来。等我病好了，我还想回大陆呢。”离别的一幕深深印在周明的记忆中。“我起身告辞，请他先回卧室，我站在客厅目送老人，我看到他的眼睛湿润了，而我也同样落泪了。此时，只见他坐着轮椅进卧室，忽然他背着身举起右手向后摆了摆，自然是表示再见，却头也不回……”
周明说，如今的现代文学馆堪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聚宝楼”，它不仅珍藏历史，更珍藏着一段段难以忘怀的文坛记忆。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外的彩色巨石上镶刻着巴老的一段话：“我们的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周明希望自己也能做好这火种的传播人。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19年7月12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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