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理论研究||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和类型变化的多种可能性
金 丹 元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摘要：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会出现如下几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形象地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独特而又有力的中国声音；二是加强并深化维护世界和平的主题；三是坚守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传承并光大中国的优秀文化；四是放大红色基因，积极弘扬革命浪漫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影响下，中国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灾难片、伦理片、科幻片、武侠与现代打斗片中会出现新的调整或重塑。与此同时，在类型电影的微调和变化中，我们也应看到高科技所营造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穿越”类型的新的叙事手法和网络传播、网评等，也可能会带来各种新的融合的机遇和弊端。因此，加强管理和规范网络的商业化运作是理所当然的。
关键词：新主流文化导向；类型电影变化；融合与弊端
一、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可能出现的新变化
有关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新主流文化导向，目前还只能猜测、预设或探索。总的来说，大的方向不会出现根本上的变化，仍是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断拓展和升华。虽说流行文化与娱乐色彩会不断强势上镜，但中国文艺的主旋律仍然是中国电影的主旋律，不过，具体内涵上的变化和微调肯定会有所呈现。这种变化或调整可能会在如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首先，借助电影的高票房率或让电影直接走出国门，形象化地说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独特而又有力的声音，并将它作为当下国际语境中第三世界的主流声音之一，提升至新世纪世界文化发展主旋律的高度，并与“一带一路”相联，显示出当下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和中华文化以理服人的强大生命力。这些年来，电影理论界一直在探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有学者认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助力‘中国梦’的现实呈现”，［1］36“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推进着当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文化建构”。［1］37我想，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许正是构建中国电影学派的主要内涵之一，也是我们通过影像所特有的艺术功能来传递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最佳渠道。以电影的艺术形式来阐释什么是“以和为贵”，应怎样弘扬中国美学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与独特性，不正是呈现中国特色所理应重视的当下最重要的议题和时代命名吗？由新冠肺炎引起的这一场疫情，从发生、发展、抗疫，再到西方造谣、中伤、诽谤、推卸责任、无理要求中国赔款等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客们的政治化操作，本身就引发了从经济战到疫情是非战、舆论战的全球化重大话题。此外，其他各种随时都可能出现或加剧矛盾的命题，如削减核武器、全球气候变化、粮食的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化需要、人权和种族歧视、全球化的消除绝对贫困等等，也都是世界性的现实问题。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必定会参与其中，因此，这些话题当然会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以影像展示的方式，从各个不同视角表现影像里的中国，传达出中国的立场和坚持正义、公正的积极态度。
其次，如何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人类都面临着的一个长久而又严峻的共同挑战和现实主题。不同意识形态的对峙，地缘政治所产生的各类纷争，导致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爆发新的战争。加之如今现代化武器越来越先进，人工智能的武器化已逐步走向成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机性也越来越大，发生局部战争的机会不断增多。尤其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等有核国家，一旦掌权者失去理性，先行按下核攻击按钮，就有可能毁灭世界。东西方、中美、俄美、中俄与西方部分国家之间的对立加深，中国四周的情势逼人。在台海、南海都经常能闻到火药味。在中印边境，已经出现了多次小规模的打斗。但实际上，大家又都不希望打仗，即使是四处挑衅的美国最近也表态不希望与中国直接对抗或冷战。所以，如何体现中国主流文化中的维和意识和具体行动，也会成为今后几年、十几年内中国电影叙事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包括反映跨国行动的缉毒、撤侨一类的电影，诸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2》《蓝盔》等等，这些可以拍成精彩打斗或极富现代感的动作片，以后还会继续出现。同时，也可能出现更多与反恐有关的打斗片、谍战片。
再次，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穿透力的优秀因子，如“仁义”“中和”“文以载道”“赞大地之化育”等等，会使得诸如《攀登者》《中国机长》这一类电影变得更成熟，也更富有故事性和现代感。习近平就当代文艺创作的发展曾提出这样的要求：“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1］35这既是今后中国电影主流文化的主要导向，也是主流电影必将以具体的作品去不断实践的历史使命。正因为如此，在以往的包括商业电影在内的各种类型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释放正能量，“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的叙事主题都已得到了充分张扬。如在武侠片、伦理片、战争片中不断凸显中华民族延续数千年来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理念和文明传统，诸如“仁者爱人”“道法自然”“含道映物”“澄怀味象”“气韵生动”“意自天成”“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等。即使在诸如爱情片《喜欢你》《春娇与志明》，喜剧片《乘风破浪》《唐人街探案》，被称为现象级现实主义电影的《我不是药神》《少年的你》等电影里，也不难寻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中国传统伦理的深刻痕迹。同时，这也是中国电影为构建属于自己的学派，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充实的主要内涵和创新点。
最后，各种契合主流文化导向的怀旧类电影，特别是充满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影像记忆，放大红色基因和当年艰苦卓越的斗争的动人场景，往往会具体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怀旧。它们可能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也可能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各种英雄事迹或人物形象，通过再现历史让人们重温那火红的年代，体验前辈曾历经的艰苦生活状况、严酷的斗争、历史和复杂的社会现状，像留住乡愁一样地留住英雄的业绩，留住那些已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和灵魂。其中许多普通人，也许是先烈，也许是我们的父辈、祖辈，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流淌在我们自己血液里的民族精神，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的和时代的印记。这类电影如《金刚川》《八佰》《悬崖之上》《长津湖》《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等，还有以电视剧形式出现的影像演绎，如《觉醒年代》《山海情》《功勋》《火红的年华》等作品。这些影视作品的主要文化导向是突出党的领导，讴歌革命的献身精神，强调革命历程和建设事业的艰辛。今天的岁月静好，国家强大的来之不易，这种新主流文化导向的基本点，会更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精神价值，更加强调中国和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意识。当然也直接体现着习近平所言之“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对新时代文艺创作所提出的高标准和新起点。
二、新主流文化导向下类型电影出现多种变化的可能性
在新主流文化导向影响下的类型电影可能会出现某些变化，当然，这种变化大多数是微调，但也有可能会衍生出新的类型，或直接出现有中国特色的亚类型电影。一如以往曾红极一时的西部片在美国本土已逐渐走向式微一样，中国的新兴类型片、亚类型片是否会异军突起，仍然值得期待。本文认为中国类型电影至少有以下几个种类会特别引人关注。
（一）灾难片
过去的灾难片着重反映和博取眼球的是极具震撼力和视觉冲击力的大场面，如海啸、地震、天灾、水患、外星与地球的碰撞、大陆板块与岛屿的倾覆或塌陷，这种突然间天崩地裂、波涛汹涌、火光冲天的巨大破坏力，使得人们在极度恐慌中深感自身的渺小，从而引发人类的自省——我们该如何生存、怎样才能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西方著名的灾难片一般都是大制作、大投入，有些可直接归入科幻电影一类，倾向于一种超现实表现。但如今，在保留、承续这类末日想象的灾难片的同时，可能会出现更多纪实类的灾难片，如洪水决堤、大地震等等，更有可能引申出一种新的灾难片，如可能出现疫情片。
事实上，作为一种亚类型的疫情片，在西方和日本、韩国早已出现，如著名的《卡桑德拉大桥》，21世纪出现的《灭顶之灾》《传染病》《末日侵袭》等等，以一种大场面制作的形式展现了病毒侵袭后所带来的全球性浩劫，城市变成一片废墟，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状态。而“在东亚，日韩两国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有不少以病毒为题材的电影，如日本的《复活之日》（1980）、《肝脏大夫》（1998）和韩国的《怪尸》（1981）等”，［2］而自“非典”以后，这些电影更是频频出现，如《感染》（2004）、《流感》（2013）、《釜山行》（2016）等。这次的新冠疫情还没结束，更谈不上总结、回顾或汲取教训，尽管西方世界根本没有从自身去寻找、发现问题的根本缘由，但已经有许多科学家在开始思考下一场疫情何时会来，应该如何防治或管控。如拍摄新的疫情片，有许多题材和方面可供选择，包括可能发生的新的细菌战、传染病、生化危机等等。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尝试拍摄了，特别是纪录片和纪实类影片。当然，也可以借鉴西方新的、更具人情味或置入更多情爱情景的影片，如英国电影《完美感觉》（2011）一类来增强电影的可看性和煽情性。而这次的新冠疫情从开始出现，直至今天蔓延至全世界，本身就有许多主题和内容可供开掘和深入探讨。如中国医生伟大的献身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从李文亮作为吹哨人，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警示政府和同仁疫情严重性，到钟南山提出的管控措施，再到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坚守实事求是，自己带头，并要求党员冲在第一线，一直到后来全国范围内方舱医院的迅速建立。这体现出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极度重视生命和尊重科学，为人民负责，不计代价地严防死堵。这当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真人真事可供写作和拍摄。另外，中国老百姓相信党和政府，全民动员、积极配合、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和困难时期的互帮互助、共渡难关，也早已不仅感动着国人，更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其中，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都是拍摄新疫情片的现存素材，有些原始素材不用加工，事件本身就足以令人感动。当然，也包括一开始外国对中国的支援和后来中国对全世界的回馈。如最早日本对我们的支援以古人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用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等作为特殊的标签，在中国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冲击。这是人类史上从未见过的全球性救援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写照。当中国给外国送去医疗器械和防护用品时，各国领导亲自去接机，亲吻中国国旗，意大利民众齐声哼唱中国国歌等等，都是拍摄这类电影最佳的原始素材。反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既推卸责任，造谣中伤，将病毒溯源政治化，又不积极防疫抗疫，至今还在为要不要戴口罩而争执不下，疫情尚处扩散中就宣布放宽旅游限制条件，演绎出一幕幕既令人啼笑皆非又惨绝人寰的全球性人间悲剧，导致成千上万无辜的民众被感染、被夺去生命。这背后对什么是自由、民主，何为人权的争论，都会成为电影的最佳题材、内容和发人深省的价值取向。这是后疫情时代最应该出现也一定会出现的电影，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西方也迟早会有对疫情作整体反思和严肃叩问的真实电影。就像当年对“二战”的反思，对纳粹的审判一样，它是整整一代人难以忘却的大事件，也是现实主义创作在当下的一个重大选题，而且资料丰富、数据确凿，现存的影像纪录和纪录片就已有不少，访谈更是数不胜数。
（二）贴近现实和当下生活的伦理片
这类电影包括反映在疫情前后所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灾难面前人们的互助互帮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式人情味。这类电影既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亲情、中国式家庭、婚姻关系的变迁，又能与当下的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如《十八洞村》中杨英连与女儿的和解，《最后一公里》中干部最终做通了村民们的思想工作等等，都潜藏着对中国式伦理的当代转换之妙用。另外，有些表现现代新女性的影片，也可以将其归入此中。如《囧妈》中不断追梦的卢小花，《亲爱的》中的鲁晓娟，《钢的琴》中的小菊等都可在她们身上寻见传统美德在当下社会中的现代性转换。当然，更应包括新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的奋斗历程，他们的苦闷和烦恼，他们所追求的品位、时尚和生活质量，他们的恋爱、失恋、结婚、离婚等等的现实生活情境，如《杜拉拉升职记》《闪光少女》《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这类电影可能是小众的，但同样有市场，也符合后疫情时代主流文化导向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电视剧的电影化和电影的电视剧化会得到进一步发挥，它们是讲好正在进行中和变动中的“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
（三）以科幻电影为主的带有奇幻色彩的电影
科幻电影是拓展想象力的一方艺术审美的“飞地”，自《流浪地球》横空出世以来，观众对中国科幻电影怀有较大期待，但似乎接下来再没出现能让人耳目一新的科幻电影，反而是魔幻、仙幻的出现了一些，如《刺杀小说家》一类。然而笔者认为科幻片一定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且“科”会大于“幻”，这才符合当下人对科技发展、对新技能突破、对以往时空认知的大片的审美需要。一部优秀的科幻片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充分的准备和时间的打磨，编剧、导演、演员及后期制作处理都要煞费苦心才能一举成功。近来关于《沙丘》的议论不少，尽管故事不复杂，但奇幻效果具有震撼力，似乎可以再一部部接着拍下去，然而高科技的贴近现实类型，可能是一种更有发展前景的片种。“幻”固然可以作为一种手段，充分发挥浪漫想象，并由此成为想象力消费的一种资源而存在。但“科”，即高科技，特别是贴近现实的高科技才是提升新一代科幻电影思想深度、审美水平从而提高票房的有力保障，因为人们想看到的是科技发展究竟能对现实产生怎样的改变。例如《机器人管家》《克隆人》《第六日》《星际穿越》这些电影中所展示出来的利用低温休眠来改变太空旅行的方式，克隆技术使生物科学改变了人对生命本身的认知，智能机器人在交通、物流、医疗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都说明“科幻电影的‘科’的特质越来越明显地照进了科学界和现实生活，它为生活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为科技的研发提供了启示，推动了科技创新”。［3］一旦“科”大于“幻”，科幻更贴近现实或可以想见的未来，科幻电影才能变得更富有哲理情趣，更引人入胜和耐人寻味。科幻片也才有可能真正照亮未来和人类的共同梦想。
（四）更具现代意识并获得当下认同的武侠电影或现代打斗片
这类电影是对我国传统武侠片、功夫片的提升和现代化改造，不仅会继续融汇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美学思想，如“天人合一”“以柔克刚”“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以和为贵”“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等等，还会注入更多的现代意识，如契约精神、公平竞争、人权与民权等。这在近十多年来的武侠片中已有所展露，如在《一代宗师》《锦衣卫》《绣春刀》《叶问》《影》《无名狂》中都已可见一斑，“新时期的武侠电影可以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制造出千奇百怪、可作任意想象的影像奇观，由数字技术打造的一个个电影奇观，也助推了新武侠电影充满着商业性、消费性、奇观性的后现代文化色彩”。［4］9这样，不管是古装、时装、还是便装，都有可能在运用新的数字化、AR、VR、3D等技术手段时营造出更为超级的华丽画面。另外，如果说《悬崖之上》是一部具有正能量的、优质的谍战片的话，那么《反贪风暴4》则是一部好看、刺激又具正能量的新一代香港警匪片。古天乐在警匪角色互换中的出色表演，故事曲折、险情叠加的现代打斗，既刺激眼球，又非常引人共鸣。与此同时，现代打斗片也便于展示更多的空间变化，如立体空间、平面宇宙、星外来客以及各种形式的折叠空间，使得银幕上的梦幻感和空间层次更为丰富，能够形成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效应。在人物关系上也可能会出现今古大侠之战，地球人与外星大侠的功夫比拼，最终可推究出现代人的“天问”，例如什么是真正的能量、真正的平衡？什么叫“永恒”？人类应向何处去？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如何构建宇宙新秩序？进而从武侠功夫片和现代打斗片中提炼出更为广泛的具有全人类性的美学意涵和哲理情趣。
三、类型电影在微调或变化中可能出现的融合与弊端
当然，除前文所述外，还可说出其他被改造或重建的类型电影。但不管怎么说，作为艺术的电影在满足主流文化导向和多种类型电影变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多样的重新组合，如在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也会传播中国文化的和谐理念，或突显维护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及其当代意义。在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时，也会糅合进中国的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中颇具哲理情趣的精粹。在类型电影的演化和发展中，各类型电影的互渗或产生新类型的可能性会得以加强，如灾难片、疫情片与政治电影可能互相渗透，这就为《纸牌屋》一类剧集增添了更多富有戏剧性的素材，故事也可能更贴近现实。疫情片、战争片或爱情片会深化伦理片的意涵和美学认同感。科幻电影与现代打斗片之间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情形可能屡见不鲜，武侠片与伦理片也可能会交织在一起难以归类。另外，套层结构或多重意义的变化，一个故事里套着另一个或多个故事的叙事结构会经常出现，例如《盗梦空间》《催眠大师》一类。在时间上，过去、现在、未来的互相转换或令人炫目的角色互换，互文性修辞手段不断得以强化，导演就像一个游戏的玩家，让观众在迷失中自己去寻找结果，或自己找到回家的路等等，都会层出不穷。
然而，由于各种不同类型电影混搭的可能性增强，加之不断推出新的数字技术在电影中竞相争辉，电脑合成使得原本较难实现的场景变得轻而易举，各类型电影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追求一种虚拟的或被极度夸张了的影像效果。好莱坞大片式的高光显现在中国当代电影中已经屡见不鲜，自《英雄》揭开了中国式大片的序幕以来，不仅武打片的大场面或打斗桥段变得更为壮观、更有气势，即便是新主流或主旋律电影，如《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智取威虎山》等等都已出现了不少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甚至可以说是唯美化的画面。这种看重视觉建构以推出新一轮影像盛宴的造梦手段，当然会使电影变得更具可看性和趣味性，有助于提高票房收益，但也极有可能出现画面的同质化、雷同化，如果是描写真实的历史事件，甚至还可能会产生某种扭曲历史、不真实地消费历史人物的弊端。这就会造成中国式超现实主义或感官现实主义颠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现象，而在客观上又恰恰与新主流文化导向形成一种悖论的尴尬。
另外，类型的融合与交叉还会出现某种叙事手法中的趋同现象，例如当下“穿越时空”似乎已成了影视剧较时尚的一种叙事策略。但是并非所有的电影故事都适宜“穿越”，如《冰封侠·时空行者》是一部玄幻、武侠、现代打斗等混搭式娱乐电影，故事在不同的时空中来回穿行，没有“穿越”也就没有这部电影，它似乎就是为了张扬“穿越”的优越性而拍摄的。而同样是利用“穿越”来构筑故事的《你好，李焕英》，恰恰正是由于它运用了完全不必要的“穿越”，致使故事的结构变得生硬而又缺乏逻辑性。“穿越”这一叙事策略运用得比较好的，是央视台的一档收视率极高的节目——《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作为“当代读书人”的撒贝宁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禹、周文王、老子、孔子、司马迁、徐霞客、王阳明等各不同时期的古代先贤对话，既加深了古今沟通，站在今人的视角，让我们更便于理解古代的历史状况和先人们的丰功伟绩，又通过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出，复现古人并与之对话，完成了告慰先贤的善举。这说明任何一种时尚的或流行的叙事手法、叙事策略，都应与故事本身相融合、相匹配，以此起到互补的作用，而不是一窝蜂地竞相效仿，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
再则，当今的网络传播，或称之为网络电影、融媒体电影等的市场效应并不亚于院线电影，加上随时会出现的网络影评的推波助澜，网络电影的影响力从某种角度讲可能会超过院线观影的审美导向。“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社交平台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讲述者与听众的互动”，［5］在网上看电影和将电影“IP”化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就会出现各种对原作（包括对小说）的改编、改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西游记》《封神榜》《钟馗伏魔》等可以做玄幻改编的所谓IP或“魔改”。这一结果会导致因过分强化了视听效果，刻意满足想象力消费而使得影片原本的意义被消解，主流文化的导向反而被淡化了，如此就会出现笔者曾批评过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的文化空心意涵”，［4］5“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奇观化图像崇拜”，［4］9使商业性的后现代文化色彩盖过了主流文化的导向。正如学者已指出的：“数据显示2020年有80部网络电影票房过千万元。而这些过千万元的网络电影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超现实、玄幻、魔幻类型的‘想象力消费’电影占了大多数”。［6］所以，当我们一再强调新主流文化导向，看好类型电影的变化和发展空间时，也要不断加强对网络电影、融媒体电影的合理化管控，并积极诱导以各种形态所涌现出来的网络影评的文化指向。毋庸置疑，对于网络上的电影和影评两方面做出一定的规范性指导，也必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新主流电影也可能是商业化的，明显的商业电影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融入新主流文化的导向，当然这种融汇与糅合一定要自然、流畅，而不矫揉造作或流露出过多的硬伤或不合情理，以至于反而遭受诟病。此外，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忌弄巧成拙或画蛇添足。然而，也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在类型电影出现变化、调整和寻求新的拓展天地时，的确有可能出现各种事与愿违的弊端和负面影响。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主流文化在导向上、类型上乃至制作方面多种可能性的出现是合乎发展逻辑的。至于如何出现，会呈现什么样的局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 1 ］ 贾磊磊，黄今.中国电影学派理论体系的建构设想［J］.艺术百家，2019（4）:32-37.
［ 2 ］ 鲜佳. 人伦本位、情感疗治与民族寓言——日韩疫情灾难片的类型风格解读［J］. 当代电影，2020（4）:64-70.
［ 3 ］ 金丹元，张咏絮. 一种不该被“忘却”的类型电影——对中国科幻电影实际上的缺席之思考［J］.艺术百家，2018（1）:164-171.
［ 4 ］ 金丹元.对当下中国“新武侠电影”弊端之反思［J］. 上海文化，2016（4）:5-11.
［ 5 ］ 徐金龙，曾晓梅.新媒体时代民间故事的传播困境及其对策——以重庆走马民间故事传播传承为考察中心［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43-152.
［ 6 ］ 陈旭光，张明浩. 2020年中国电影产业年度报告［J］. 中国电影市场，202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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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邱远丰
校对：俞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