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升西降的百年变局？基于长波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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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Autumn

基于长波理论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孙 小 雨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100036）

孙小雨（1992- ），女，河南许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

摘要：学界普遍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国际经济格局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的变化。长波理论视角强调国际经济格局的这一趋势性变化受制于全球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演变。首先，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陷入了利润率下降趋势和技术活力衰竭叠加的长波下行期。为了应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新自由主义体制分别通过金融化和空间修复来逆转利润率下降趋势，这推动了东升西降格局的逐渐显现。其次，中国积累体制在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后迅速崛起，短期内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长波下行期，但长期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价值分配格局的变化。面对百年变局充满不确定性的演变轨迹，推动利润实现与重大产品创新从而促进我国利润率的回升至关重要。

关键词：百年变局；长波；利润率；资本积累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8月24日，他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1］

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存在普遍共识，认为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综合实力格局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国家之争中由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转向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而且是制度之争中资本主义不可遏制地进入了下降期而社会主义进入了上升期。［2］其中中美关系走向是影响当前和未来世界格局变化的最大变量。［3］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外生冲击只能加剧或者延缓这一趋势，而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或者颠覆这一趋势。一些学者已经从经济实力对比、［4］新科技革命的特征、［5］世界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转移与重构［6］以及金融资本积累［7］来解释导致世界百年变局的原因。本文试图从长波视角对已有研究进行整合和发展， 强调国际经济格局的趋势变化受制于全球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演变。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08年以来陷入了长波下行期，经济处于长期停滞趋势，这本质上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产能过剩和技术革命动力不足因素综合引致的利润率下降期。第二节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两种修复机制以应对长波下行期并扭转利润率下降趋势，一是国内经济不断趋于金融化，二是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以提升利润率，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融入了国际分工体系。第三节阐明中国的积累体制一方面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短期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长波下行期；另一方面，自2008年以来，在国内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下，这一体制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都逐渐凸现，长期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最后，本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关于我国应对百年变局的中长期战略的一些思考，强调促进利润实现和寻求重大产品创新以实现利润率回升的重要性。

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波下行期

联合国长波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长期波动的特征，大约每45~60年是一个长波周期，包括一个上行期和下行期。该理论的最早研究者是荷兰学者范·盖尔德伦，他于1912年在荷兰一份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春潮》的文章，通过大量统计材料发现，1850—1873年和1896—1911年间，英、美、德、法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别出现了两次经济扩张期。［8］之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在1926年一篇文章中也证明了经济中长波的存在。［9］在关于长波理论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分别从利润率理论和技术变革视角来解释长波，我们可以将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分析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在“二战”后的演变。

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和谢克都主张利润率下降趋势是长波下行期出现的根本原因。［10］［11］不过，曼德尔将利润率的变化视为长波转折点的决定因素，并且运用外生的超经济因素来解释长波的上行期。而谢克主张运用抽象了产能利用率波动的利润量变化作为长波转折点的决定因素，并且他仅依赖于利润率下降趋势来解释长波下行期和上行期的转折。尽管存在细节的差异，两者都主张运用长波来解释资本积累的现实动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有主要经济体的利润率都下降了。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日、德与美国）之间竞争加剧，［12］生产机械化程度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13］充分就业导致工人谈判能力增强从而造成对利润的挤压［14］等。

笔者主张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也即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矛盾的集中体现便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利润率下降趋势不仅仅是由资本有机构成导致的，而且也因为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实现利润的降低，这样利润量和利润率的降低不仅影响了实际积累规模，而且也通过影响资本家投资预期导致积累率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剧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贯穿于“二战”后整个时期，随着产能过剩和利润实现的矛盾加剧，资本之间展开了破坏性竞争，这进一步加剧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产能过剩的趋势，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最终加剧了利润率的下降趋势。

演化经济学对长波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主张每一次技术革命对应了一次长波。在技术革命前期，随着新的产业部门和新产品的出现，技术创新伴随着需求增长推动经济走向繁荣，使得经济出现了长波上行期，但随着创新活力的枯竭、需求增长的放缓，经济会陷入停滞，进入长波下行期。［15］演化经济学的解释可以和基于利润率分析框架的长波理论结合起来。在技术革命前期，产品创新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会暂时扭转资本产出比上升、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后期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利润率下降趋势会再次凸显。［16］［17］根据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整理出五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由表1可以发现，1973—1992年和2008年至今两个时期分别对应于第四次技术革命和第五次技术革命的下行期，1992—2008年以来的经济作为第五次技术革命的上行期，打断了下行期的连续性。有学者主张第五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陷于长波下行期。［18］

相较于前四次技术革命，第五次ICT技术革命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上确实比较微弱。在这次技术革命中，创新投入繁荣，但是创新速度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有限，这种现象被称为科技创新平原。罗伯特·戈登的研究发现，虽然美国专利发行数量保持很高增速，2006—2016年间专利发行数量增长了27.9%，快于1996—2006年间24.2%和1956—1996年间17.4%的平均增速。但美国的生产率增速自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2006年以来出现了大幅衰退，从1950—1970年间2.61%降低至2006—2016年间0.93%，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同样如此，见图1。［19］根据戈登的计算方法将数据拓展，可得2017—2019年生产率增速仅为0.70%，生产率衰退的趋势依然在持续。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投资人对此解释道：首先，世界面临着科技革命的瓶颈，那些低垂的、易于摘取的“果实”已经被摘完了；其次，大量创新创业活动被引入了错误的方向，因为现代的创新往往通过游说从政府获取大量资源，为经济和政治特权集团服务，其盈利的产品往往来源于知识产权法规的过分保护，而不是产品本身的性质；［20］最后，此次技术革命缺乏根本性的产品创新和历史性的工艺创新，创新最为活跃的行业是金融与批发零售行业，然而这些行业对价值创造和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并不显著。［21］

我们可以对上述第五次技术革命的第三个特征作出进一步分析。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程度取决于能源、材料和连接的创新，这三方面的创新是引爆经济增长潜能的关键因素。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中能源—材料—连接为水利动力—棉花—水运网络，第二次技术革命为煤炭—铁—铁路网络，第三次技术革命是电力—合金—钢轨和铁路，第四次技术革命是石化能源—化工材料—有形的物理连接—无形的信息连接。当前的技术革命主要实现的是连接革命，它加强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连接，但在能源和材料上并没有突破性发展。在这种条件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带来的变化，只是各种成本包括材料、能源和流通成本的节约，以及商品生产的个性化和消费者满意度的提升，而非新的能源和材料所带来的整体生产部门的变革，以及从生产工具到最终产品整个产业链的再造。［22］

总结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陷入经济停滞的长波下行期，这本质上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产能过剩和技术革命动力不足因素综合引致的利润率下降期。在缺乏重大产品创新的背景下，利润率下降抑制了资本投资的意愿，从而不利于就业和产出的增长。有学者计算，当前大多数经济体的利润率没有恢复至2007年的水平，也低于1997年的上一个峰值水平。［23］长波下行期之所以长期持续，从根本而言是因为利润率没有实现真正恢复。

二、新自由主义对长波

下行期的两种修复机制

为了应对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扭转利润率下降趋势和长波下行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新自由主义，实施了金融化和对外投资等修复手段，由此引致了“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化。中国的崛起作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极大地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

（一）金融化修复：金融化推动美国霸权进入衰落阶段

在经济停滞趋势的影响下，实体经济缺乏足够的盈利机会，再加上国家对金融领域的管控放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向了金融领域，推动了经济的金融化趋势。经济金融化刺激了各种资产价格的上涨，金融部门占总利润的份额不断提高，在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提升至50%，非金融企业更多地投资于金融资产而非工厂设备，其收入增长也越来越依赖于金融来源而非生产性活动。此外，经济金融化的重要表现还包括企业债务尤其是金融公司的债务增长迅速，金融、保险和房地产部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上升并超过了制造业，金融工具激增和金融泡沫扩张等。［24］

金融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利润率的下降和长波下行期。一方面，经济金融化促进了利润实现，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吸收大量经济剩余的重要手段。给定t-1期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分别为Ct-1，Vt-1，St-1，假定t-1期剩余价值用于t期扩大再生产的比率原本仅为at-1，即有at-1St-1用于下一期的扩大再生产，（1-at-1）St-1转移至金融市场投机， 金融市场投机部分既直接促进了利润实现，又通过推高资产价格刺激了家庭消费，并引致了那些服务于金融部门的生产性部门的投资扩张，这使得除了剩余价值中（1-at-1）St-1用于t期扩大再生产以外，金融市场投机也通过刺激总需求间接增加了生产性投资，这一间接部分给定为Ft-1，那么t期增长率转变为[at-1St-1+Ft-1Ct-1+Vt-1]。Ft-1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表明金融化作为吸收剩余的一种形式对经济停滞趋势有抵消作用。据美国NIPA统计数据，①金融公司价值增加值在企业部门占比从1948年4%提升至2021年14%，这一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是温和的增长，之后经历了更为陡峭的攀升，至2008年短暂下滑之后出现了新的上升；金融公司利润占总利润份额的演变轨迹更为震荡，但整体而言也呈现上升趋势，从1948年7%提升至2021年23%。另一方面，经济金融化时期的可贷资金过剩和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实施，大幅降低了利息率，这也提升了经利息率调整后的净利润率。1947—1981年间，美国利息率从1947年的0.59%上升至1981年的14.03%，提升近24倍，但自1981年以来利息率急剧下降，从14.03%下跌至2011年的0.06%，其他OECD国家的利息率变化趋势同样如此。［25］731-733

①参见美国NIPA表11.4。

乔万尼·阿里吉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的金融化趋势持有相似的观点，他的贡献在于进一步将金融化和世界霸权更迭周期结合起来。在阿里吉看来，每一个霸权周期都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贸易和生产大规模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投资、贸易和生产收益不断增加，企业利润持续增长并被不断用于贸易和生产的再投资，但这一再投资过程最终超过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企业之间恶性竞争日益加剧，最终导致经济经常爆发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作为对第一阶段的反应，第二个阶段由物质扩张转变为金融扩张，银行等金融中介在这一阶段获得了高额利润，非金融企业也日益依赖于投资金融领域获取利润。这一阶段的繁荣只是暂时的，因为金融化不仅没有解决前一阶段的问题，而且加剧了经济竞争和社会冲突。可以说，金融化的发展既意味着霸权国家的地位走上巅峰，也意味着霸权影响开始衰落。［26］历史上从15世纪到17世纪初的热那亚周期，17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中叶的荷兰周期，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周期，直至19世纪末期开始并持续至今的美国周期，［27］都遵循了这一规律。

美国进入金融扩张阶段意味着其世界霸权从巅峰进入了衰落阶段。在经济上，由于美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恶化以及美国试图以金融化来抑制这一局面，该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其主要融资国家不是欧洲国家，而是南方国家，尤其是东亚的中国和日本。也就是说，美国全球金融霸权依赖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资金和信贷支持，但是这些国家恰恰是其霸权统治格局的受害者。在军事上，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地位似乎达到了顶点，但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损害了美国军事力量在全世界的信誉。美国在与弱小国家作战时难以取胜的困境，标志着美国霸权出现了危机。尽管美国在未来仍将是军事实力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的大国，但它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的困境和被动性，尤其是2021年4月美国撤军阿富汗过程中的一系列乱局，都不断释放着美国霸权危机的信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全球政治经济中心地位的绝对或者相对丧失。

（二）空间修复：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先进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土地结合起来，通过重建产业后备军来提振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这被称为空间修复。一方面，雇佣劳动关系的全球化使得美国国内工资报酬的增长逐渐放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美国剩余价值率出现了显著的提高，这为利润率的回升做出了重要贡献。如果美国工资报酬增长趋势保持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趋势，那么由此得到的反事实利润率将比实际利润率低10%~70%，并且差距有扩大趋势，［25］730-731见图3。另一方面，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使得美国跨国公司直接占有了大量的海外利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占GDP的比重迅速增长，从1.4%提升至2008年的3.8%。［28］

空间修复推动形成了产品内的垂直国际分工和体现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全球价值链。在世界工业生产地点的重组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匈牙利、印度、埃及）和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巴西、墨西哥）都被整合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也融入了这一历史性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恰好与发达国家进入新自由主义时期后的国际资本流动需求相一致。为了获得外国资本的技术转移和外汇储备，中国向国际贸易和海外投资开放，终结了对世界市场的孤立。为了利用全球劳动套利，外国资本在20世纪90年代以强劲的势头流入我国，从最开始的合资合营领域和部分地区到拓展扩张至各个领域和地区，将我国作为其海外生产中心。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纺织品生产的每小时工资维持在30美分，墨西哥和韩国是2.75美元，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在5美元左右，而美国本土要超过10美元。［29］在国内户籍制度和产权制度改革的配合下，我国逐渐形成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长期以来，我国作为投资目的地在世界排名第一，是拥有海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跨国资本通过降低全球工资成本促进了全球利润率的回升。

大卫·哈维对发达国家的空间修复如何影响我国经济发展这一过程进行了概括：“在涉及世界市场如何运作的方面，要不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看上去与中国关系不大的转变，中国的上述改革或许不会有我们今天赋予它们的重要性，中国随后惊人的经济进展或者也不会采取如今这条道路并取得这样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期间，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将整个世界开放给转型市场和金融力量。就此而言，这为中国乘乱进入并融合到世界市场打开了空间，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场，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30］

空间修复和金融化修复联系密切，它通过全球金融市场进一步支撑了美国的金融化修复。中国等作为贸易顺差国家将外汇收入大量投资于美国债券，这不断压低了美国国债收益率和与之相关的关键利率，刺激了美国各类资产价格的上涨。结果是便宜的信贷鼓励了金融创新和杠杆率的提高，使得美国经济证券化和房地产投资衍生品潮流高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趋势。［31］

三、中国积累体制对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双重影响

中国积累体制既具有自己的制度特色，①又通过外资和国际贸易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模式联系在一起。中国积累体制对发达国家长波下行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快速扩张，这一体制的崛起通过双顺差格局缓解了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长波下行期；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利润率下降的推动下走向积累体制的调整，这一调整过程最终将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价值分配格局的变化。

①积累体制（regime of accumulation）这一概念借鉴了法国调节学派的观点，指生产组织形式、价值分配和与生产结构相一致的社会需求结构，它与美国SSA（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学派所提出的积累的社会结构在内涵上是相似的。关于两种概念之间联系的分析，参见Terrence McDonough， “Michael Reich and David M. Kotz. Introduction: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rary Cap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积累体制有时也被称为增长体制，关于学者运用积累体制和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对中国发展历程的研究，参见Michel Aglietta， Guo Bai. China’s Development: Capitalism and Empire. London: Routledge， 2013: 164-174。龚剑和孟捷：《中国房地产业积累的社会结构——围绕“支柱产业”概念的考察》，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2-31页；甘美霞和特伦斯·麦克唐纳：《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方法与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的一般性及特殊性》，载《社科纵横》，2016年第12期，第31-35页。

（一）中国积累体制的崛起短期内缓解了发达国家长波下行期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制度优势。在工业革命以后，英国建立了国家作为守夜人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主体只有私人企业，有学者将其称为市场经济1.0版本。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发达国家意识到市场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内生矛盾，因此需要国家发挥建设基础设施和保障就业等职能，国家介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这被称为市场经济2.0版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超越了市场经济1.0和2.0版本，逐渐形成了市场经济3.0版本。在这一版本中，党和国家嵌入了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经济治理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国家和竞争性地方政府和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体制。其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对我国高效积累体制的形成具有关键影响，其他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构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积累制度。第一，国家着眼于长期发展的宏观战略管理，将产业、区域、城乡和环保作为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为整体资本积累提供基础设施、基础科学知识和新市场，降低宏观经济未来的不确定性。［32］同时，通过稳定汇率、保证关键原材料和能源的海外供给，支撑出口导向型增长。第二，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博弈和竞争，既有效促进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伴随着房地产行业发展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大量土地租金的生产性积累。［33］最后，国有资本和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推动大规模投资，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之间的竞争性合作关系提高所有企业的竞争效率。

在这一市场经济体制和积累体制的主导下，中国经济呈现出了一种投资率增速高、生产率增长快、以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据统计，在1952—2018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和10.8%，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且生产率提高导致工业品价格更加廉价，这使得其他使用工业品的部门享受到了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的效益。工业增加值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因为整体经济生产性投资的增加。自1952—2018年，整体经济的总支出、总消费和总投资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1%、7.1%和10%，投资增长率显著高于消费增长率。［34］25经济保持高投资增长率和高积累率的根源在于社会总体的剩余价值率更高。有学者计算发现，自1992—2015年，中国经济剩余价值率从196.8%上升至247.8%，［35］这是党和国家能够推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相互竞争，从而实现经济高积累率和高增长率的根本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剩余价值率、高积累率和高增长率的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活力不足、生产率增长缓慢、金融业发展迅速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处于长期停滞趋势，1960—2017年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为2.2%，而同一时期中国的增速高达6.6%，如果仅比较1980—2017年的情况，发达经济体增速为1.6%，中国增速达到8.6%，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现价美元计算，自1960—2020年，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以及中国GDP与高收入国家的比例都不断提升，分别从10%和6%提升至70%和28%，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4%提升至17%。中国经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更快增速和不断提升的收入份额，取决于中国的资本积累率高于发达国家，1960—1980年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为29.9%，大于高收入国家的27%，1981—2017年间，中国资本形成总额比重进一步提升达到40.1%，与发达国家23.2%的比例进一步拉开了差距。［34］24进一步地，中国经济之所以实现了相对更高的积累率，是因为中国的利润率长期高于发达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利润率基本维持在略高于10%的水平，而中国的利润率在1990—2010年间保持在20%的水平以上，尽管2008年以来相对之前时期有下降趋势，但依然高于美国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见图4。［36］

随着经济的高积累率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方式导致经济形成了双顺差格局，即在国际收支中同时出现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是紧密相关的，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大量国外资本为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而将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中国，［37］这些外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将加工组装后的制成品出口至美国，出口和进口之间的价值作为外国资本的利润来源，也构成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一部分。据统计，从2007—2017年，外资在我国获得的投资收益累计增长近4倍，2017年高达2 800亿美元。［38］由此可见，双顺差格局的本质在于中国通过廉价劳动力参与了国际分工体系，相应地，国外资本通过劳动套利占有了中国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放缓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这在短期内缓解了发达国家的长波下行期。

（二）中国积累体制的调整长期将加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价值分配格局的变化

2008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长模式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加工制造业，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联合推动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产业后备军的逐渐萎缩改变了剩余价值率在2008年之前的上升趋势，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升和利润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2008年后外需疲软，中国依赖于大规模投资拉动国内需求，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引致利润率进入下行阶段。随着经济的利润率下降，首先，经济体内资本为了寻求盈利能力更高的投资机会，逐渐由实体经济进入金融投机领域，经济显现出了脱实向虚的趋势。2000年至2014年，金融、房地产和商业这些非生产性部门从经济中获得的利润份额已经从20%上升至超过30%。［39］其次，中国经济自2014年以来不仅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而且经济增速呈现出了缓慢的下滑趋势。在出口和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乏力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消费需求的刺激，但我国大量非正规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基于之前的增长模式所形成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结构导致了结构性的内需不足问题。

可以说中国经济在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产生于我国积累体制的特征及其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之间的互动。有学者很早就预见到这一问题，提醒中国经济在未来可能将面临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巨大风险。［40］这一问题变得日益具有急迫性，如果在利润率下降阶段不能通过新技术革命寻求重大产品创新，从而实现积累体制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中国经济被拉入长波下行期的概率将提高。

中国积累体制的调整将动摇现行国际价值生产和分配格局，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向发达国家的劳动价值转移和剩余价值转移在这一格局中占据很高比例。根据有学者的计算，从投资回报率来看，2010—2018年间，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形式以直接投资为主，而中国海外资产以政府债券类资产为主，这导致外国对中国投资的回报率（5%-6%）约是中国海外资产回报率（3%）的2倍。从国际贸易体现的价值转移来看，2017年中国的出口提供的劳动量为9 100万单位，进口获得的劳动量为4 400万单位，净转出劳动量为4 700万单位，占所有中低收入国家净转出劳动量（1.84亿单位）的26%。美国占有了这些全球净转出劳动量的1/3，其他高收入国家共占2/3。如果中国从半外围国家变为中心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净转出劳动量的提供者，假如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类似，那么，中国需要获得的净转出劳动量，相当于现在除中国以外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净转出劳动量之和。换言之，如果中国变为中心国家，这意味着现有中心国家需要放弃其从外围国家攫取的大部分剩余价值。［41］

正是因为中国积累体制对于缓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资本积累的基本矛盾具有关键作用，所以从长期来看，这一体制在内外矛盾推动下的自我调整将导致发达国家资本积累体系的不稳定。中国积累体制的调整寻求在现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提升分工的地位，这将加剧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海外关键金属和能源产地的竞争，对数字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竞争。这些竞争从更根本的层面而言，意味着改变中国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剩余价值由中国向发达国家转移的局面，进而重塑现行的国际价值生产和分配格局，这种价值生产和分配结构的变化必然将引致剧烈的政治经济冲突，最终引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四、关于我国应对百年变局的

中长期战略的一些思考

从长波视角来看，百年变局的战略判断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揭示了国际格局的趋势性变化，而且表明“东升”和“西降”的趋势性变化都内生于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结构以一种有机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且随着我国资本积累矛盾的凸显，这一趋势的具体演变轨迹将呈现出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合理制定中长期战略，推动百年变局的演化轨迹向有利于我国长期发展的方向变化，这一点愈发显得重要。

第一，充分认识资本积累基本矛盾的周期性和不均衡性，对百年变局的判断保持冷静的态度和长期的视野。一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利润率水平虽然处于低水平，但却在各种修复机制的影响下长期保持稳定，这表明发达资本主义的下降并非呈线性趋势。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利润率危机，资本主义采用了技术革命、金融化和空间修复等多种修复手段。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具有灵活性和调整能力，在其长期下降的历史阶段中，它也必然通过各种技术和金融等手段维持其利润率，逆转其长期下降的趋势。二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利润率的回升依然将有助于缓解发达资本主义的积累矛盾。我国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模式，意味着进入金融化阶段的资本主义一定程度上寄生于我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如果我国在国际价值体系的分工没有根本性变化，那么国内的经济繁荣和利润率回升也会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到支撑作用。

第二，通过推动利润实现促进国内利润率水平的回升，避免被发达经济体拖入长波下行期。一是借鉴发达国家黄金时代的历史经验，推动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同步增长。“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建了一系列经济制度，创造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其中关键在于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同步增长，只有在这一条件下，大规模生产才能伴随着大规模消费，大规模消费反过来会促进大规模投资和技术革新，形成一个经济变量相互影响的正反馈过程。二是为了维持长波上行期，在提高利润实现率的同时需要吸取发达国家忽视工资和利息率对利润率的负向影响这一教训。美国政府在黄金年代期间实行的大规模刺激性政策一方面消除了大量失业，倾向于提高工资份额；另一方面投资需求的上涨提高了融资需求，产生了推动利息率上升的压力，这两方面都对企业利润率有负向影响。［42］为了避免刺激性政策降低企业利润率，政府需要同时控制价格和工资，使工资保持增长，但增速不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同时将利息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通胀的上升和新一轮增长率的下降。

第三，我国要积极推进创业型国家建设以寻求重大产品创新，不断扩张已有的社会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并提升劳动生产率以降低资本产出比，力求在下一次长波上行期的开启中发挥主导作用，以从根本上恢复国内利润率。虽然美国一直标榜自由市场理念，倡导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但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政府不仅是管理者和管控者，而且是创业家和关键的参与者，通常更愿意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风险。这不仅存在于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和基础研究）的少数领域，而且涉及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商业化到企业早期融资的整个创新链。美国运用政府的力量将大量公共资金投入极具风险的科技创新项目，在创新周期不确定性最大的阶段进行投资，成为因特网、生物技术、页岩气等先进技术产生的关键推手。［43］借鉴美国政府的技术创新经验，我国要以催生新科技、新产业和新市场为目标推进创业型国家建设，摒弃投资的短视行为，从长远眼光评估政府的各种投资，确保这些投资具有战略意义、灵活的应变性和使命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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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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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范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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