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和人文都是为了人类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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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专栏：
医学人文：
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尽管医学与人文被认为是不可通约的，但“医学人文”当下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前沿理论课题。“医学人文”既是从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文学科的问题，同时更是从人文的视角来考察医学现象和人体健康状况。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目的并非是去发现新的医疗手段来确保人类的繁衍发展，而是要通过文学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来总结人类发展演化的规律，从而使得冰冷的医学治疗带有情感的温度和人文关怀。在当下的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的过程中，呼唤一种人文情怀可以起到治愈病人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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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摘要：尽管医学与人文学科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门类，但两者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近几年来，崛起于西方学界的医学人文就是这样一个跨越学科界限，同时又相互渗透交融的交叉学科领域。医学人文，顾名思义既是从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文学科的问题，同时更是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来考察医学现象和人体的健康状况。因此，医学人文覆盖了历史、哲学、生物伦理学以及具有浓厚人文传统的社会和行为科学。作为人文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目的并非是去发现新的医疗手段来确保人类的繁衍发展，而是要通过文学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来总结人类发展演化的规律，从而使得冰冷的医学治疗带有情感的温度和人文的关怀。医学与人文的联姻还体现在一些作家的创作生涯及其对作品人物的描写。在当下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中，呼唤一种人文情怀也许可以起到治愈病人的辅助作用。
关键词：医学人文；文学；精神分析；《夜色温柔》；人文关怀；抗击疫情
人类的历史总是在波澜曲折的过程中发展进化的，这其中也包含着人类与来自自然界的各种瘟疫和病毒的侵袭相抗争，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高级物种在种种疾病和灾难的威胁下平安地繁衍至今。为了保护并延长自己的生命，人类发明并创建了各门医学学科，并通过技术手段研制出各种药物。在西方国家普遍流行西医，而在中国则是中西医共存和互补的格局，两者都在药物或医疗器械上不断地发展创新，以便更为有效地医治病人的疾病，保护人类的健康，同时帮助人类战胜各种未来可能产生的疾病。如今人类在先进的医疗条件和药物的作用下，即使患上癌症也不一定是死路一条。当下全球正面临着新冠病毒的侵袭，而且病毒不断地在发生变异，但我们也照样能够沉着应对，并有效地采取各种手段遏制住一波又一波的病毒。在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先进的医疗、防治技术和药物，但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情感的辅助性投入也不可忽视。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人文关怀所起到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各种侵害人体的病毒的出现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人类将如何应对来自自然界的各种挑战和威胁？人类如何在医学领域探索新的可能性以确保人类自身的健康延续和人类的繁衍？如何在冷酷无情的医疗器械和外科手术之外，辅之以人文和伦理关怀？这样，医学人文这个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的意义和作用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它同时吸引了医学工作者和人文学者的研究兴趣，并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人文学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新的医疗手段来确保人类的繁衍和发展，而是要通过文学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和人类自身的经验来总结人类发展演化的规律，从而使得冰冷的医学治疗带有情感的温度和人文的情怀。这也许就是本文写作的目的。
一、医学人文的兴起和界定
作为专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文学者，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医学人文虽然涉及的是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但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前沿理论课题。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始终注重总结经验和提出问题，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有一个延续了多年的十年报告机制，也即每隔十年都要邀请一位该学科领域内的著名学者为本学科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编写一个报告，从而发挥其为本学科研究领航的作用。该学会最近的一个十年报告由专事生态和环境研究的学者乌苏拉·海斯（Ursula K. Heise）主持编写，她是美国学界负有盛名的先锋理论家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尤其对生态批评和环境及动物有着自己的独特思考和深入研究。她在报告中回顾了比较文学最近十年来在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学界的发展现状和态势，并对其在未来的发展走向作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预测。但是面对近十年来比较文学学者在跨越人文与科技之界限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进展，她却不无遗憾地指出：
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比较文学在把各种理论介绍给文学和文化研究时所扮演的开拓性角色相比——那时它几乎与文学研究的理论分支领域相等同——它近期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和特定的文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中却未能扮演主要的角色。甚至在对之产生了主要影响的那些研究领域，例如生态批评，比较文学也姗姗来迟，而在诸如医学人文这样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者则刚开始涉猎。［1］
她的这番断言完全可以从2020年出版的《劳特里奇医学人文手册》中的各位作者的介绍得到印证。在这本厚达460多页的手册的42个章节中，几乎没有任何章节出自比较文学学者之手，在为之撰写专文的70位作者中，只有不到10位作者所从事的是文学和戏剧研究，只有一位作者巴哈·德朗格（Bahar Drang）的介绍中注明曾获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其余的大部分作者要么从事医学和教育学研究，要么从事人类学和广义的人文艺术研究，另外还有少数仅注重文艺实践的作家和艺术家，没有一位蜚声学界的重量级比较文学学者。因此，难怪海斯不无遗憾地抱怨，比较文学学者在医学人文领域内仅仅“刚开始涉猎”，这显然是由于包括比较文学学者在内的广大人文学者所受到的自然科学的训练明显不足，因而难以跨越人文社会科学的疆域进入自然科学的领地。
就在这本《劳特里奇医学人文手册》于2020年出版的同时，美国当代比较文学的新锐学者、著名的汉学和日本学研究者唐丽园（Karen Laura Thornber）推出了一部厚达700页的力著《全球疗愈: 文学、倡导、关爱》，在该书中，唐丽园分析了来自全球不同社区的叙事作品如何与各种疾病以及其他严重的健康状况相关联，并倡导移情、同情和尊重的护理方法，以促进病人的治疗和早日恢复健康。［2］显然，这本专著是典型的医学人文著作，是作者几年前率先在美国学界倡导医学人文后写出的一部厚实的著作。像这样的基于扎实研究的力作即使在英语学界也是十分鲜见的。可见，医学人文的研究确实在国际学界也只是刚刚开始。
作为一个人文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互动交叉的新兴学科，医学人文及其研究者也许并不欢迎对之做精确定义。但为了方便学术研究，尤其是为了方便人文学者进行研究，我们还是要给其下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所谓医学人文（medical humanities），顾名思义既是从医学的角度来思考人文学科的问题，同时也是从人文学科的视角来考察医学现象和人的健康状况。因此，医学人文包括历史、哲学、生物伦理学以及具有浓厚人文传统的社会和行为科学。当然，以文化研究为基础的田野调查还包括涉及人文学科的多学科活动。例如，在美国这样一个标榜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妇女、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批评性研究，媒体研究和流行文化研究，以及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等也进入了医学人文学者的研究视野。最后，还包括从教育学的角度来阐述医学知识的产生和价值，知识的表达和传播方式，以及医学教育的思想基础和必要性。
由于医学人文跨越众多学科门类和多学科领域交叉之特征，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医学人文又是一个网络和系统（a network and system），一种治疗方法，一个引发问题和争论的刺激物（provocation），同时又是各种形式的抵抗（forms of resistance）机制和一种重新设计医学课程的手段。它关注表演和叙事（performance and narrative），因此，文学艺术家可以作为文化诊断学者通过公众参与在其中进行协调。在从事医学人文研究的学者看来，医疗的技术与民主的人性这两者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是相通的，有时甚至是交织一体的。但是在当下，这种认同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因为医学教育致力于实用方法，特别是通过模拟学习进行专业交流，同时将复杂的临床学习还原到工具能力的作用上。［3］1可见，医学人文实际涉及的学科和范围十分广泛，它要求研究者至少具备这两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某一门学科领域的扎实的训练和深入的研究，也即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文学者须掌握基本的医学知识，而从医学领域进入人文学科领域的学者则要具备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基本的人文学科知识。
医学与人文学科似乎天然就是对立的：前者强调理性和科学，后者则注重情感和伦理，这两者几乎是不可通约的。由此，医务工作者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冷冰冰的治疗机器，并没有将人当作高于其他动物的物种来看待，而是当作与其他动物相类似的一个物种。特别是那些外科医生熟练地操作手术刀，在病人身体上果断地割除肿瘤或其他染上病毒的部分，然后又敏捷地缝合伤口。这几乎和解剖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丝毫不考虑病人可能的疼痛。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女孩子便不愿意嫁给医务工作者，认为他们对人体结构太熟悉了，因而对异性不一定会有什新鲜感和同情心。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至少是对医务工作者的不全面的认知。事实上，医生也是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他们在读书时，也曾经接受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现代语言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有些医生对艺术也情有独钟，甚至自己也可以表演歌唱或演奏器乐，只是他们在高考时根据自己的志愿和爱好选择了医学这一学科专业，之后逐渐远离了原先的人文艺术爱好。而现在，当代医学教育已经花费了大半个世纪，苦苦思索医学上有所突破的医生是否也应该在聆听病人讲故事的同时学习一些文学知识，或者在学习解剖学或观看医学图像的同时探索一些视觉艺术的特征。此外，他们还可以在给老年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或在病房里与病人交流的同时进行戏剧表演，或者在学着敲打病人身体部位的同时演奏乐曲，或者在听病人心跳的同时朗读抑扬格五步诗，或者按照标准的“案例”演唱一些歌曲，［3］2如此等等。这样便可以在具体治疗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减少病人的痛苦，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则在医学和人文艺术之间架起某种可以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桥梁。
既然医学教育也是一种教育，那么医学教育中的医学人文便可以作为一种潜在的强制性治理形式，使得医学教育变得更加人性化或更具有人文情怀，尤其是对重症病人的些许关怀和安慰或许能使其延长生命甚至早日康复，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也许人们会天真地认为，医学人文可以自动地从还原科学的链条或工具性临床实践的消极影响中解放出来。而最近在北美进行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则表明，学医的学生对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兴趣和积极参与确实与同情心的增长、对歧义的容忍度以及情商、自我效能感和预防倦怠均有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对病人的关心和积极护理与主动的自我关心和护理是密切相关的。［3］5同样，医学人文的第一波思潮聚焦在与临床相遇的“原始场景”和医学教育的基础上，其研究机构主要设在医学院的学术中心。它避而不谈医学的文化建设，而且明确地“综合”和“应用”各方面的因素，其目的在于弥合医学与人文艺术之间存在的明显分歧，而人文艺术则可以为核心的科学教育提供必要的补充。第二次浪潮则利用批判性思维和批判理论，探索医学的文化建设如何产生知识和认同，并为对这方面有所偏爱的利益相关者服务，其中包括医学如何在大众文化中表现以及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什么样的修辞手段加以表达，等等。［3］1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第一波到第二波浪潮有着一种清晰的人文和伦理转向，它使得医务工作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治疗的是人，与自己所进行实验的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从而增加几分同情心和人文关怀。
在第二波医学人文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开始关注医学人文的研究。素以结构主义符号学和精神分析学研究著称的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及其团队成员马丽·罗斯·莫罗（Marie Rose Moro）、约翰·奥德马克（John ?demark）和艾文德·英格布莱森（Eivind Engebretsen）主张用“翻译”取代“纠缠”的比喻，为医学人文学科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们借鉴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大史诗，提供了一个案例，使人们对医学和医学教育“另眼相看”，并从另一个角度对之进行研究。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和艾伦·布莱克利（Alan Bleakley）则阐述了跨学科翻译的医学人文学科的便利工作，提出了跨学科翻译的经典和医学教学法。他们比较考察了荷马史诗研究中的翻译问题，以及医生和病人之间在医疗上的接触，在这些方面，翻译中的损失和所获得的东西同样重要。［3］14
在《劳特里奇医学人文手册》的编者看来，我们并不认为人文学科仅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潜在地可以解放人的思想的工具，实际上它还可以作为一个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对象应用于医学。因此，医学人文不应该仅仅被建构为一种医学的人文视角，它更应该被视为跨学科、跨文化的翻译空间，这里的翻译显然指的是广义的、带有阐释意义的翻译，也即跨越自然与文化的鸿沟，对医学和人文进行双向的批判性质疑和能动性阐释。一方面，这意味着要打破文化与自然的二分法，把人文学科和医学都看作是生命的文化实践：前者以人文关怀和富于同情心的情感与关爱来滋润和慰藉人的生命，后者则以高超的医术和良好的药物来挽救生命。另一方面，它也意味着理解这种前沿性的工作需要设定界限，因为不同的学科视角之间的可通约性可以、将会、同时也自然应该出现。［3］37
鉴于医学与人文学科实际上久已存在的这种既对立同时又互动互补的双重关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第一，医学人文给医学带来了审美的维度，它告诫人们不要培育不敏感的种子；第二，医学人文也为医学带来了政治的维度；第三，医学人文可以作为疗治医药导致的最紧迫的症状的一种辅助疗法，使病人得到精神上的疗愈；第四，医学人文可以帮助我们对健康和疾病持有不同的看法；第五，医学人文揭示并探索了医学现象令人惊异的起源；第六，医学人文使得医学知识得到普及，促进公众参与医学；第七，医学人文引入了多种方法论，使之成为一个有着多元增长点的交叉学科。［3］21-24总之，医学人文使得被人们认为冷酷无情的医学带有了情感的因素和人文的关怀，使人们对医学有了一些新的认知。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现代性大业在带给人们诸多福祉的同时，也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愈加紧张，其后果是各种病毒的滋生和大面积传播。人类在重视医学作用的同时，也开始把目光转向有着间接疗愈作用的人文。因此，医学人文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它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开始。此外，医学人文用于不同的人文学科的分支学科领域，也能起到不同的作用。
二、医学与人文：治疗与关爱
医学与人文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也并非天然就处于对立的状态，它们在许多方面仍有一些共同和相通的地方，正是这些共同和相通之处使得我们可以进行医学人文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此外，这些共同和相通之处也体现在人文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与医学和医务工作者之间的关系上。由于本人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因此更为关注作家作品与医学及医务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世界文学史上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在这部分仅列举大家都十分熟悉同时又集中于一人之身的西方和中国的两个著名例子予以佐证。
现代精神分析学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人西格蒙·弗洛伊德在西方和中国为学界耳熟能详，他之所以能够建立并发展以无意识为核心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首先是一位精神分析医生，或者说是一位有着深厚人文造诣和人文情怀的精神病医生。此外，他有自己的临床医疗诊所和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弗洛伊德尤其擅长在自己的诊所里治疗各种歇斯底里症患者，他采用的并非仅仅是药物，更重要的一种疗法是谈话疗法，也即通过与病人的直接交流和沟通将压抑在病人无意识深处的邪恶的意念和痛苦的记忆疏导出来，从而使得精神病患者获得精神上的解脱，并使其病情逐渐得到缓解直至康复。这种情景曾以艺术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爱德华大夫》中得到再现。就我个人而言，尽管我是在30多年前看过这部电影，但影片中对精神病患者的谈话式疏导和治疗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谈话疗法与其说是一种治疗方法，倒不如说更是一种谈话的艺术，它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确实，不少有着深厚文学造诣的作家将这种近乎自由联想式的谈话疗法发展成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并借此揭示出人物的深层潜意识和无意识活动。同时，这种谈话疗法主要以医学人文的手段来疏导精神病患者，而不会给病人带来任何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这种精神病诊所里发展出的谈话疗法使得弗洛伊德本人名声大振，随着一大批精神分析学批评家对他的理论的广泛应用，他甚至成了现代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的鼻祖，受到许多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顶礼膜拜。
无独有偶，弗洛伊德本人对文学艺术也十分钟爱，尤其对世界文学名著有着自己的偏好和独特的见解，而且他的一些科学假想就始自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对其作家进行的心理分析。例如他的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就始自他对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仔细阅读和独特思考。他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仔细阅读了这三部世界文学名著，发现其中的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俄狄浦斯式的”恋母情结，与其相对的也是取自悲剧作品的“伊莱克特拉情结”，也即恋父情结，其意思是说男孩生来的第一个性欲对象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女孩则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第一个性欲对象。当然，这种不正常的变态情结在孩子成年后会逐渐得到克服，也即他/她们会将性欲对象转移到自己的同龄异性伙伴身上，如果无法克服这种情结，就会患上精神病，就得通过精神分析使其得到治疗。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家将其用于文学作品人物的分析，例如对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的分析就十分有名，后来分析者甚至直接指向作家或艺术家本人，例如达·芬奇、卡夫卡、劳伦斯、海明威等大作家都受到过精神分析学家的分析。这应该是医学与人文联姻和互补的著名例子。而一开始就自诩为（医学）“科学家”的弗洛伊德本人也逐渐走向人文学科，他不满于精神分析学仅仅在精神病治疗方面的作用，而试图将其扩展到人类各学科领域。当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广泛影响后来在哲学和文学界甚至超过了在心理学和医学界的影响。尽管学界对后来的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滥用“俄狄浦斯情结”概念来分析作家及其作品颇有非议，但是这一学派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1930年，弗洛伊德终因写作《少女杜拉的故事——一个癔症案例分析的片断》而获得“歌德文学奖”，这也成了他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荣誉之一。如果我们从人文的视角来重读此书，就不难发现，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以文学的笔触描写的关于少女杜拉病理特征的专业心理分析报告，但同时这本书又是一个手法新颖从而引入入胜的文学故事，因而更加受到文学界的青睐，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也胜过其在专业领域内的影响。可见医学人文也可以帮助普及基本的医学知识，使得未经医学训练的人在患病时可以觉察并及时就医。
弗洛伊德对现当代东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和广泛的，这已被本人以及其他学者的先期研究所证明。①
①笔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文学的角度关注和研究精神分析学，发表了大量研究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的著作和论文，撰写了研究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博士论文。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文学和精神分析学》一书有两个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此外，还有两部编著和译著，后来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其他领域。
这里仅以一部描写精神分析与文学艺术之关系的美国现代小说为例，来说明在治疗精神病患者方面医学与人文的密切关系和不可分割性。《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1934）是美国现代作家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的最后一部重要小说，书中描写的精神病医生迪克·戴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象征，和其夫人尼科尔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本人与妻子泽尔达的关系的写照，同时小说也表现了作者当时的真实心境。这部小说因其结构散乱、少数句段冗长等缺陷而在出版后受到评论界的非议甚至冷遇，直到作者逝世多年后，一些卓有见地的批评家才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发现这部小说的真正价值，②
②例如，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Frederick John Hoffman）在专著《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Freudianism and the Literary Mind）中，就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了《夜色温柔》中的精神分析因素。参阅该书中译本，王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并认为它是菲茨杰拉德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我本人仔细阅读了这部小说，并观看了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也认为这是美国现代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一部可以从医学人文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的作品，因此我毅然决定将其译成中文，并获得了意外的反响。③
③《夜色温柔》系笔者和顾明栋、徐新合作翻译，1987年首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于1996年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1999年收入吕同六主编的丛书，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2010年又收入笔者主编的《菲茨杰拉德文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总印数不低于10万册。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女电影明星罗斯玛丽·霍伊特在海滨胜地里维埃拉度假时，结识了戴弗夫妇，她不禁对迪克·戴弗产生了爱慕。迪克虽然也十分喜爱罗斯玛丽，但作为一个有妇之夫，他不得不把这种爱情深藏在心中。后来罗斯玛丽得知戴弗夫妇结合的故事：“一战”期间，迪克在军中行医，结识了青年姑娘尼科尔·沃伦。当时迪克是一位前途无量的精神病医生，他在书中被菲茨杰拉德描绘为“伟大的弗洛伊德”，而尼科尔则由于遭到自己生身父亲奸污，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被送进迪克所在的精神病诊所，或者说成了迪克实施精神分析的对象。两人频繁的接触致使尼科尔移情别恋转而爱上了迪克。而迪克自己也坠入了爱河难以自拔。于是他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和尼科尔结为夫妻，以便对她进行长期的观察和治疗。就在迪克严格遵守自己的道德法则，竭力与尼科尔维持已出现裂痕的夫妻关系时，尼科尔却和汤米·巴班明来暗往，并且最终和迪克摊牌。迪克在痛苦和无奈之余，忽然想起了早年的情人罗斯玛丽，并向她倾诉了自己的爱恋之情，但为时已晚。他不得不独自一人远离自己的居住地，到一个偏远的小城去行医。这部小说人物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给了精神分析学一个极大的讽刺：迪克勇于献身，和自己的患者结合，但将其精神上的疾病治愈后却遭到遗弃，毕竟作为医生的他无法治疗其伦理道德上的病症。④
④参阅菲茨杰拉德：《夜色温柔》，王宁、顾明栋、徐新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6年版；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
我们从医学人文的角度来解读，可以认为迪克是医学治疗上的成功者，而在伦理道德上却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失败者。可见医学人文用于解读文学作品也可以发挥其双重作用。菲茨杰拉德也和迪克一样，早年在文学上大获成功，之后却在生活上饱经磨难，最终英年早逝。到了20世纪60年代，尽管菲茨杰拉德已经去世20多年，但是他的这部小说《夜色温柔》被改编成电影，由好莱坞著名导演亨利·金执导，著名影星珍妮弗·琼斯、琼·芳登等主演，该影片不仅获得了票房上的成功，还获得了第3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提名等奖项。
我们今天从医学人文的角度来重读这部小说，可以发现，迪克的医术确实是十分精湛的，而且他在遵守医生的职业道德方面也值得称赞。他以自己精湛的医术和深厚的人文情怀救治了处于绝望之中的尼科尔，精心照顾她，并选择和她结为夫妻以便对她（自己的病人和分析对象）进行长期的观察治疗。但尼科尔却没有遵守应有的伦理道德，任由自我欲望膨胀，在巴班的诱惑下，最终她毫不犹豫地与迪克分道扬镳。由此可见，仅仅依靠精湛的医术和精神分析技术并不能彻底治愈患者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疾病，同时还应辅之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富于同情心的伦理道德教育，才能使精神病患者真正在精神上和伦理道德上得到治愈。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察作者菲茨杰拉德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曾经尝试过的几个题目见出其医学人文的初衷：作者最初于1925年开始构思和写作这部小说，直到1934年才最后完成。他先后尝试过使用这样一些标题作为书名：《杀死母亲的男孩》（The Boy Who Kills His Mother）、《麦拉凯患者》（The Melarkey Case）、《戴弗医生的假日》（Doctor Diver’s Holiday）、《医生的假日》（The Doctor’s Holiday）、《我们的类型》（Our Type）、《世界交易会》（World’s Fair）等，我们可以从这些可选择的书名看出，除了最后两个题目外，其余的都与医学、医务工作者或精神病患者有关。也即作者试图以文学的笔触描写一个医生起伏跌宕的故事，这显然符合医学人文的目的。但最后，菲茨杰拉德考虑再三，还是选定了一个文学意味很浓的题目——《夜色温柔》——作为书名。［4］不难看出，前面的几个选择大多接近主人公迪克的个人生活和职业——医生，而《夜色温柔》作为书名融入了浓厚的浪漫主义人文情怀。“夜色温柔”源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的著名诗篇《夜莺颂》，菲茨杰拉德十分喜爱济慈的这首诗，特意将诗中的几行诗句写在小说的扉页上，以表达自己对这位英年早逝的诗人的仰慕之情。而整个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医术精湛的精神病医生和他的患者的悲欢离合，在一定程度上也喻示了作者菲茨杰拉德的精神崩溃，其中深深蕴含着伦理道德的意味和人文情怀，从而成为医学人文研究的稀有文本。我们今天在阅读这部小说或观看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时，仿佛跟随着作者又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片喧哗与骚动之后又恢复了宁静的夜色，伴随着“美国梦”的破灭，作者菲茨杰拉德本人也英年早逝。
在与菲茨杰拉德几乎同一时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也可以从鲁迅和郭沫若这两位大作家的身上见出医学与人文的并存之端倪。两位中国现代作家都与医学和人文有着不解之缘：两人一开始的兴趣都是医学，后来也都弃医从文，当然郭沫若后来还从事过许多政治和军事工作。而鲁迅早年则从医学转向文学，后来基本上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文学创作和翻译，最终成了蜚声世界文坛的伟大作家。鲁迅创作生涯中的人文转向完全可以作为医学人文研究者去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同时也说明医学与文学并非不可通约和沟通。在鲁迅身上，这两种因素几乎都被发挥到了极致：医学和文学都有着对真理的追求，都试图探索人生的奥秘和生命的价值；医学和文学都有着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的义务和责任。那么鲁迅为什么要最终转向文学呢？因为在他看来，即使他掌握了精湛的医术也只能救治一些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而他一旦掌握了文学的利器，他就能写出唤起民众的作品以拯救整个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也许在他的心目中，医学针对的是个体的生命，而文学则指向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一位有着远大理想和人文关怀的作家，鲁迅虽然毅然选择了后者，但他在后来的创作中也没有忘记早先对医学的兴趣，他仍然写下了一些与医药相关的小说，而他的那些对中国农民的国民性的批判也隐含着他试图医治和拯救整个中华民族的宏大抱负。上述这些（医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学中的医学人文个案都是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极好案例。
也许读者会问，为什么一个长期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的人文学者，会突然转向医学人文的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就亮明了我的学术身份和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愈益走向跨学科研究。作为在中国当代语境中最早倡导跨学科或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之一，⑤
⑤这方面可参阅拙作：《比较文学：走向超学科研究》，载《文艺研究》1988年第5期，第143-148页。
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的是在人文学科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后来在本世纪初涉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问题的研究，这便使我得以涉足社会科学。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追踪弗洛伊德主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影响和流变，并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现当代的几部文学作品。虽然我把弗洛伊德主义当作一个社会文化理论思潮，但依然在一开始追踪了他始于精神病诊所的谈话疗法，因而也多少涉及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医学知识。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我在专攻英语文学之前，在农村插队两年，做过所谓的“赤脚医生”，曾经身背医疗保健箱，里面装有一些常用的药物，为患有一些小毛病的农民治疗。而对于一些大病患者，我则及时地联系公社和县医院，甚至陪同他们去医院办理住院手续。由于我对农民同胞的人文关怀，我自己两年后也作为知识青年的代表被当地农民推荐上大学，我记得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医学。当然，我没有像鲁迅那样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只是想成为一名白衣天使，救治病人。但是在激烈的竞争和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我不得不选择一条后路：参加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外语面试。就这样，我在获得医学院的录取通知前就顺利通过了外语老师的面试，提前被录取，从而走上了毕生从事英美乃至西方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之路。我对这种选择从来就没有后悔过，因为我先前所积累的中国文学知识也为我后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正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我回过头来研究医学人文时对其倍感亲切，丝毫没有隔膜。再加之我在撰写这篇论文时，整个上海正处于新冠疫情最危急的时刻，全市都被封控抗疫，这更是激发了我从人文学者的角度探讨一些属于医学人文范畴的问题。
三、后疫情时代的人文反思
我在完成这篇论文初稿时，正值上海为了更为有效地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而实行的封控管制期结束。作为亲历了这场抗疫保卫战的人文学者，我认为从医学人文的角度对之进行深入思考恰逢其时。确实，自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给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同时也促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现象的出现和蔓延进行思考。诚然，面对自然界病毒对人类的挑战，医学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战斗在抗疫第一线，为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并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与大家分享。⑥
⑥这方面尤其应该参阅查琼芳的《查医生援鄂日记》，仁济医院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人文学者也没有无所事事，他们或者直接作为志愿者投身抗疫之中，以自己的人文情怀关照处于封控中的同伴师生或邻居街坊，或者和广大医务工作者一道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定期为广大师生和居民做核酸检测或运送食品物资。也有学者，包括我本人，则从更深的层次来反思隐于这场疫情爆发之后的人与自然和动物的关系。⑦
⑦参阅拙作：《新冠病毒肺炎突发与治理的人文反思》，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
此外，面对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斗争的歪曲报道和抹黑，为了更直接地向国际学界及时报道中国的抗疫斗争及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一些学者也撰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出中国的声音。一些知华友华的西方知识界精英也希望希望听到来自中国的抗疫经验和中国学者的思想观点，本人就应邀组织国内学者用英文撰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亮出中国学者的观点。⑧
⑧应时任《欧洲评论》主编的西奥·徳汉（Theo D’haen）的邀请，我为该刊组织编辑了一组专题文章，从人文学者的角度评述了北京、上海、武汉和重庆的抗疫经验以及各位作者从人文视角的理论反思。尤其可参阅我的导言：“Introduction: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Its Control: Reports and ReflectionsfromChina，”EuropeanReview，29.6（2021）: 762-769。这方面还可以参阅加拿大籍学者西蒙·爱思托克（Simon C. Estok）为另一刊物主编的一组文章，该栏目的标题是“从未真正远离我们：文学作品中的流行病和瘟疫”（Never Really Far from Us—Epidemics and Plagues in Literature），Neohelicon，Vol. 48，Issue 2（2021）: 435-514。
我始终认为，人文学者虽不能直接进入方舱去救治新冠病毒感染者，但我们能够以极大的人文情怀给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和处于危难之中的患者以温暖安慰和人文关怀，舒缓并升华他们的精神。此外，对于一些患有轻度抑郁症的青年学生，我们也可以从精神病理学和医学人文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安抚和精神疏导，鼓励他们利用封控期的安静环境阅读专业书刊，撰写论文，从而使他们不至于由于烦躁和抑郁而走向极端。一些医务工作者和住进方舱的感染者也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即使在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医学与人文也可以联手共同承担救死扶伤的责任。不可否认，人文学者的声音是微弱的，更是非直接的，但是我们的建言献策一旦被有关部门采纳就能够影响广泛。当然，人文学者并非决策者，其声音有时不一定能得到有关部门及时的重视，但是只要不断地发声和呼吁，最终总能产生一些效果。因此，我们人文学者不应该放弃应有的责任和社会担当。我作为一个亲历这场抗疫战斗的人文学者，在本文即将结束之际想提出自己基于医学人文的跨学科的思考。
首先，我们应当反思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究竟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能否以改造并征服自然为目标？或者说有无必要去征服自然？经过这场新冠病毒的侵袭，我们终于意识到，尽管我们希望在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或区域中将病毒清零，但却始终难以做到这一点。病毒本身在不断变异，它们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即使我们消灭了某一种或某几种病毒，但新的病毒照样会出现。这也许就是一个自然规律。既然病毒也来自自然，我们就不可能将其彻底灭绝，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研制出疫苗和药物防治病毒，并在病毒爆发期增强人的抵抗力，避免病毒给人的生命造成危害。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与病毒共存，同时通过各种医学手段降低病毒对人体的危害。或者增强我们自身的体质，使我们能抵抗病毒的侵袭。在这方面，医学人文完全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我们也要反思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在疫情期间，一些医院被封控了，病人担心去医院时会因感染病毒而被隔离；而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由于新冠病毒的侵袭或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提前离开了人世。如此事件的发生使一些地方的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甚至发生了病人打骂医护人员的恶性事件。这就给我们的医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处理与病人的关系？是视病人为病毒的传染源远离他们，还是遵循医生的职业道德给病人以及时的治疗？答案显然应该是后者。从医学人文的角度来看，医生应该视病人为自己的朋友和邻居，不仅要用精湛的医术医治好病人的疾病，同时更要给他们以热情的人文关怀，使他们在危难之时依然热爱生命。反过来，病人也应该视医生为保护自己健康和安全的白衣天使，而不应视其为冷酷的治疗机器，更不能由于某一位医生没有治好病人的疾病就对医生大打出手。
最后，我们应弘扬一种抗疫伦理。就在抗疫封控即将结束之际，我听到小区的一位保安说出了真心话：抗疫很快就结束了，我们也没用了，该收拾一下准备回老家了，原先被隔离在家的小区保安人员由于解封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听到这话，我不禁想起，少数文化水平和素质低下的保安人员在抗疫过程中，训斥居民，指责他们不遵守规则擅自走出家门在小区里散步。而另一些素质较高的保安人员则自觉地照顾年长者，走进居民的家里搀扶着年长的居民做核酸检测，并为那些孤独的老人送去小区配发的物资。当然，在这些保安人员即将离开时，小区的居民也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对那些有着人文情怀的保安人员的离去表现出依依不舍的情感，而对那些训斥居民的人则希望他们再也不要回来，因为上海不需要他们。这就说明，在抗疫的紧急关头，人文关怀甚至和医疗手段同等重要。医务人员和抗疫管理人员更应该具备一种抗疫的伦理：因为抗疫是暂时的，但人文情怀却是长久的。即使对于那些阳性感染者或密接者，我们也应该给予必要的人文关怀，而不能视他们为感染源而远离他们，甚至歧视他们。这种起码的伦理道德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得到弘扬。我认为这就是医学人文对我们今天的抗疫工作的最大启示。
参考文献
［ 1 ］ Ursula K Heise. Futur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LA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Report［R］.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6.
［ 2 ］ Karen Laura Thornber. Global Healing: Literature， Advocacy， Care［M］. Leiden，Boston: Brill， 2020.
［ 3 ］ Alan Bleakley.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Medical Humanities［Z］.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 4 ］ Frederick John Hoffman. Freudianism and the Literary Mind［M］.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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