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科技助力与边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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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18年4月28日，第二届中国信用科技与普惠金融论坛在北京召开。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AIF）院长贲圣林教授出席本次会议并就普惠金融的起源与目标、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发展的背景以及普惠金融的几大边界问题和与会者展开深入讨论并分享了观点。
▼以下内容根据演讲实录整理而成：
2005年，联合国正式提出所谓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的概念，也被称为包容性金融。我本人曾经在金融界工作过，在2005年的时候，金融界和学术界内都有一个所谓的“二八定律”。其实那时候的“二八定律”，不夸张的说是“1：99定律”。当时的银行几乎都只做批发业务，九十年代的时候甚至出现过很多已经是银行客户的中小企业被银行踢出去的情况。这很大一部分是政策的因素和过度市场化的原因导致的，但这也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当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发达国家，金融业务大多都是以批发业务为主的，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也是适时的。
2016年，国务院也发布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其中包含了实现普惠金融的三大目标，包括：提高金融服务覆盖率，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和提高金融服务的满意度。这样的三个目标设定得非常好，但是也让我们想起了当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次贷产品。我们都知道，次贷是服务没有传统信用资格的人的，按照这三个标准来说，次贷产品大大提高了金融的覆盖率，让金融的可得性也增加了，满意度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也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然而它却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以，普惠金融所需要的还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负责任。当时的次贷产品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金融，因此它也是不可延续的、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科技助力普惠金融的发展，因为我们的普惠理想如果没有技术的参与，可能就很难落地实现。从数据上来看，技术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2017年全球有38亿成年人在银行或移动支付上拥有账户，占比为69%，而这一比例在2011年时仅有51%。这其中的增长大多来自于发展中国家，比如从2014年至2017年，全球通过数字化支付方式汇款和收款的账户拥有人比例从67%上升至76%，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从57%上升至70%。
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数字化程度远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科技让我们在数字普惠金融这个领域上实现了换道超车。虽然现在全球还有大概17亿的成年人没有银行帐户，但是他们其中三分之二都拥有手机，这也给普惠金融的实现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在中国，蚂蚁金服可以通过手机实现“310”原则的借贷，即3分钟提交申请，1秒钟帐户到钱，0人工干预，这项服务在过去四年的时间里累计了超过四千万的用户，累计信贷总额超过7000亿元。正是由于技术的助力，才能使得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获得高效的金融服务。大家说起普惠金融都会提到孟加拉，但是事实上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做了很少的一些事情，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却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很快的进步，这也说明，理想是美好的，但是没有科技的助力过程就会非常漫长。
今天，我希望和大家特别讨论一下普惠金融的边界问题，同时就如何处理好这些普惠金融边界问题给出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首先，是普惠金融的地域边界。科技的发展，让当今社会金融服务的地域边界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对于整个金融行业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正面的、革命性的发展和进步，也大大提高了当今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
其次，是普惠金融的客户边界。科技的赋能使得中小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几乎平等地获得跟大型客户一样的金融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普惠金融的客户边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更多的长尾客户被纳入了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金融机构服务的客户范畴更加广泛且多样了。这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正面积极的事情。
第三，是普惠金融的渠道边界。近年来，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渠道，已经逐渐实现几乎完全的数字化了。大家都知道，以前UBS（瑞银集团）是全球私人银行业务做得最好的机构之一，但它在渠道数字化方面进展得较慢，主要原因在于UBS对其客户的定位一直是超高净值的商务人群，而它认为这类人群不需要APP式的服务。但是当UBS将业务扩展到杭州地区来的时候，它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杭州的很多科技新贵都是UBS的私人银行客户，但当他们面对UBS的金融服务的时候却表现出了不解：“能不能别总是跑到我这儿来找我？你能不能把你的渠道数字化、智能化？”所以说，金融服务的渠道边界也在逐渐地模糊，渠道数字化发展也是大势所趋。
第四，是普惠金融的产品边界。所谓的产品边界，就是简单金融产品与复杂金融产品的边界。在金融行业，我们所熟悉的一个铁律就是金融的适当性原则。一个金融产品或服务是否适合特定的用户，用户的承受能力如何，用户是否适应这个产品或服务的流程，都是决定金融产品和服务好坏的关键因素。只有与用户需求相符合的、适当的产品和服务才是好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也就是普惠金融的产品边界问题所应主要考虑的问题。
第五，是普惠金融的政策边界。科技的进步，让金融的一些概念以及金融机构持牌与非持牌的边界相比过去来说更加模糊了。前段时间很多人谈论万众创新、大众创业，谈论普惠金融，似乎每个人都在做金融、从事金融行业。这也就引发了所谓的普惠金融的政策边界问题。如何合理的定义从而构建出健康的行业环境，需要政策积极的指引和监督。
第六，是普惠金融的市场边界。普惠金融虽然具有社会性的导向，但是也应该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从而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模式去解决问题。政府政策的参与，有时可能过多地干预了本来应该属于市场自我运行、自我调整的机制。最近我们经常谈论的精准扶贫，是一个非常好的、有益于全社会健康发展的事情，政府也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未来我们也许应该更多地思考，是否应该更多地通过市场的机制而非政府的力量来更加有效、可持续地推动精准扶贫和普惠金融的实施和发展。
第七，是普惠金融的风险边界。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一些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缓释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因素，但是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比如网络安全风险，可能就是未来金融行业发展所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之一。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风险的传导速度和隐蔽性也极大地扩张，风险的边界越来越大。以前像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往往只关注于信用风险，但是如今随着风险边界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风险都需要被纳入防范和控制的范围之内了。
最后，是传统金融与新金融的边界。这也就涉及到金融业务的边界问题。最近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越来越难买到余额宝了，每天早上大家要去争去抢才能拿到购买的份额，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也有不同的讨论。传统金融与新金融的边界问题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一方面，技术寡头现象的出现可能对企业的行为边界产生考验，金融科技企业作为行业的一部分是否应该对自身的行为有一定的克制，从而保障整个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金融科技的用户在金融便捷性和个人隐私之间也经历了一些抉择和权衡。在杭州，每个人一天大约会被拍照100次，无论你身处酒店、大街甚至是在家里。大家都知道杭州有两个全球最大的视频监控公司，一个是海康威视，还有一个是大华科技。这些科技企业的存在为我们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的同时，如果使用不当或许也会侵蚀着我们的个人隐私，作为消费者，我们的边界又在哪里呢？金融服务，尤其是普惠金融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权利，但是我们在享受这种权利的同时可能也需要更多去理解金融服务的内涵，维护权益争取权利，智慧地享受金融产品和服务带给我们的便捷。
总结来说，我认为普惠金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以信用为基础，科技为手段，我们当今的普惠金融理想主义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于现实。然而，我们的金融排斥现象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会以某种形式存在，因此，我们要处理好普惠金融的这些边界问题。普惠金融的边界问题实际上就是规则的问题，治理机制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好激励和约束的关系的问题。只有建立好普惠金融相应的规则和机制，实现科技的驱动与规则的引领，我们的普惠金融才能真正地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以上内容由陈雪如根据贲圣林教授在第二届中国信用科技与普惠金融论坛上的演讲实录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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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郑晗晗
排版丨郑晗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