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策略的中间路径——“亲子体育”的行动与反思//熊欢，等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8期
论文导读
女性运动健身参与一直存在结构性障碍，其中最突出的是性别的社会分工（男主外、女主内）造成女性没有时间、空间、精力、意识关注自己的健康需求和余暇生活。面对父权制家庭结构对女性运动参与的束缚，一些学者从政策、制度、社会网络等方面提出了清除女性运动健身障碍的策略，然而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仍未找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女性 “家庭角色要求”和“自我健康需求”的现实矛盾。针对女性（已婚已育）“无时间”“无指导” 的健身困境，设计实施“亲子体育”行动研究——“伟大妈妈训练营”，招募了 14 位已婚已育女性（及其子女）开展了为期6个月、3个阶段、包括“亲子体育共融” 和“亲子体育托管”2 种形式的健身课程。行动目标：(1)通过规律的、有指导的、互动性的运动健身课程提高参与者对健康的认知，激发其运动兴趣，养成体育锻炼习惯；(2)通过训练营活动的开展，为参与者提供运动健身的互助平台，发挥非正式社会支持（来自家庭、朋辈、社交圈方面 的支持）在女性健康促进中的作用；(3)通过“亲子体育” 参与模式，在增进母子情感交流与互动的同时，为营造和谐家庭氛围提供条件，从而为女性运动健康促进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通过 4 个月的观察、访谈、追踪调查发现：(1)“亲子体育”行动对女性参与者的健康产生了直接效果：参与者体质健康的提升、健康认知和行为的促进、健康代际传递（意识和行为）的增强。(2)“亲子体育”行动通过对女性社会处境的改变，间接改善她们的健康状况：①参与者集体焦虑的释放；②人际交往的改善；③参与者社会角色冲突的调和；④刻板印象的改变；⑤自我认同的提升，从而增强了女性的全面健康。“亲子体育”这一实践路径，在现有的社会条件和性别秩序下可有效促进女性的体育参与，不仅能协调女性自我发展需求与家庭角色间的矛盾，将女性体育参与的家庭结构性束缚转化为结构性支持，还能改变女性对体育的认知，促进健康运动行为的代际传递。虽然“亲子体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社会角色，也无法完全扫清女性体育参与的障碍，但在现有社会文化制度下其是一种有效的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的改良措施和中间路径，不仅为体育促进女性健康战略的落实做出了尝试，也为以亲子为核心的家庭体育实践提供了一定启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下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第一作者简介
熊欢，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于复旦大学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2006年于英国德蒙福特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性别研究。曾于爱尔兰科克大学亚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任教，英国拉夫堡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南粤优秀教师。现任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常委,Asian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and Culture,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编委会成员。先后出版学术专著5部，主编教材5部，参与撰写（译）著作8部；先后主持国家级课题2项及省部级课题2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项目。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CSSCI、SSCI/AHCI论文50余篇。
通信作者简介
温朋飞，男，1987年1月出生，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现就职于广州体育学院，研究方向：运动与健康促进。2012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15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2020年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工作以来，参与和主持厅级以上课题5项，发表运动与健康促进相关论文10余篇，出版专著1部，研发实用新型专利2项。
本文引用格式
熊欢，温朋飞，杨慧芸.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策略的中间路径——“亲子体育”的行动与反思[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 46(8): 12-22
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策略的中间路径——“亲子体育”的行动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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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缘起
随着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入推进和生育政策的变化，女性运动健康促进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通过运动健身改善健康状况不仅是国家“健康战略”的要求，也是女性自身的需求。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女性运动健身参与一直存在结构性障碍，其中最突出的是性别的社会分工（男主外、女主内）造成女性没有时间、空间、精力、意识关注自己的健康需求和余暇生活。早在20世纪初，女性主义者就指出，女性体育运动缺失的根源在于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制度把女性牢牢地控制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交圈，让女性在时间、空间、社会角色和文化心理上都从属于“家庭”，剥夺了她们自由地进行体育休闲活动的物理条件和自主意识。因此，女性主义者倡导改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甚至从根本上改变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以便为女性休闲和健身行动提供基础性条件。然而，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父权制的家庭结构仍然坚如磐石，女性的家庭角色（妻子、母亲）仍然是女性身份的重要标尺，以子女为中心的生活节奏和价值理念仍然是女性生活规划的重点，这使得女性（特别是已婚已育）群体不得不把自己的需求让位于子女与家庭的需求，忽视了自身的健康管理。面对这种结构性束缚，一些学者从宏观视角出发，在政策、制度、社会网络等方面提出了清除女性运动健身障碍的策略，然而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仍未找到有效的方式解决女性“家庭角色要求”和“自我健康需求”的现实矛盾。能否在现有家庭结构（制度）中寻找一条中间路径缓解女性运动健身的结构性束缚，将女性运动健身的障碍因素（子女、家庭）转化为激励因素呢？
日常观察发现，已婚已育女性的体育参与最受限制，但这个群体的女性大多很重视在子女体育运动上的投入。与父亲不同的是，她们在子女体育活动参与过程中大多扮演“照顾者”的角色，而非共同参与者。在很多子女上运动培训班时，妈妈们就在旁边等候，子女休息的时候为其擦汗、递水，其他时间或是玩手机，或是坐在一起聊天。一次课的时间少则1 h，多则数小时。妈妈们一方面抱怨“陪子女上培训班很耗时间”，另一方面抱怨“没有时间留给自己锻炼”。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亲子体育”的行动方案，在子女参加体育培训的同时，将“等候”与“陪伴”子女的母亲融入体育运动，以期在女性运动健身的现实困境中寻求突破。
“亲子体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从现有文献看，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亲子体育”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体育参与如何促进青少年群体与父母关系的改善、父母在子女体育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亲子关系对子女健康和体育运动的影响和发展等。作为“亲子体育”参与的重要主体之一，家长一方却被“亲子体育”相关研究所忽视，尤其是“亲子体育”对女性（母亲）体育参与和健康促进的影响鲜有涉及。基于此，本文将“亲子体育”的受益角度转向女性，试图在“亲子体育”行动研究中探索女性运动参与的有效模式，消解女性运动健身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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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与过程
2.1 行动研究的总体设计
为了应对女性（已婚已育）“无时间”“无指导”的健身困境，设计了“亲子体育”行动研究—“伟大妈妈训练营”。“亲子体育”一般是指父母亲与子女共同参与的，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彼此身体、心理健康, 并以加强父母亲与子女感情联系与和谐发展为主要目的的体育活动内容和手段。根据此次行动研究的主要目标—“女性运动健康促进”，将“亲子体育”行动具体分为“亲子体育共融”（图1）和“亲子体育托管”（图2）2种形式。“亲子体育共融”是母子合作进行体育锻炼的一种运动形式，在互动中培养运动能力、增进亲子交流。“亲子体育托管”是为使母亲在运动锻炼时能全身心地投入（而非配合或照顾子女），在同一时间段，将母亲和子女设定在相邻或相近的不同场地，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体育锻炼和健身指导，同时满足母亲和子女不同的健身、运动需求。2种运动形式按照行动计划交替开展，此外，在每节课下课前安排子女回到母亲身边，一起进行放松、拉伸等。
2.2 行动研究对象
本行动研究的对象是已婚已育女性。研究主要内容是在“亲子体育”行动中女性（母亲）健康运动行为、观念等的变化，以“母亲”一方为主，对有健身需求但因“带孩子”而不能进行锻炼的女性进行招募。在尽量保证参与者社会身份异质性的前提下，招募了14位女性（及其子女）作为行动参与者。行动参与者的子女年龄为3～6岁，为其安排“儿童运动游戏课程”。在征求参与者的意见后，采用匿名形式，分别以F01—F14对参与者进行编号（表1）。
2.3 行动研究方案
综合使用测量法、访谈法和观察法对参与者在行动过程中的身心变化和遇到的困境进行记录、反思，并有针对性地对行动方案进行调整，旨在从实践层面消解女性（实践者）日常运动健身过程中的困境，突破传统家庭角色的限制，提高其运动健身的行动能力和行动质量，实现参与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健康赋权。
行动研究方案的指导思想：①课程设计体现参与者自身的健身需求，主要包括减肥、减压、缓解疼痛、增强体能等；②给予参与者充分的独立锻炼时间和空间，在关注女性自身变化的同时，也关注亲子关系的变化对女性健康行为的影响；③在参与者间建立互助合作关系，在课程外为参与者创造健身网络支持；④充分体现女性参与者的主体性，反映她们的真实体验和想法。
健康是一个综合概念，本行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行为、观念、社会交往等方面考察“亲子体育”参与模式对女性运动健康的促进效果。行动目标：①通过规律的、有指导的、互动性的运动健身课程提高参与者对健康的认知，激发其运动兴趣，养成体育锻炼习惯；②通过训练营活动的开展，为参与者提供运动健身的互助平台，发挥非正式社会支持（来自家庭、朋辈、社交圈方面的支持）在女性健康促进中的作用；③通过“亲子体育”参与模式，在增进母子情感交流与互动的同时，为营造和谐家庭氛围提供条件，从而为女性运动健康促进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具体行动计划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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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评估
3.1 行动的效果
通过4个月的观察、访谈、追踪调查，“亲子体育”行动对女性参与者的健康产生了明显的直接效果，包括参与者体质健康的提升、健康认知和行为的促进、健康代际传递（意识和行为）的增强。此外，“亲子体育”行动通过对女性社会处境（social situation）的改变，间接改善她们的健康状况：参与者集体焦虑的释放与人际交往的改善促进了她们的社会健康（social wellbeing）；参与者社会角色冲突的调和与刻板印象的改变提升了自我认同，从而增强了女性的全面健康，即沃林斯基所定义的“已社会化的个人完成角色和任务的能力处于最适当的状态”。
3.1.1 女性参与者体质健康的评估
体质健康测试按照《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及标准》（成年人部分）的指标和要求进行，测试指标如表3所示。
各项测试指标的成绩和得分根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及标准》（成年人部分）的赋分而得。利用SPSS 20.0软件进一步分析发现，各项测试指标的平均成绩和得分平均值都有所提升。其中提高最明显的依次为纵跳、握力、选择反应时的成绩和得分，呈显著性差异（P<0.05），表明参与者的爆发力、前臂和手部肌肉力量以及快速反应能力提升速度最快。行动前后参与者体质测试情况如表4所示，为了清晰展示各项体质测试指标的变化，只列举评测成绩的t和P。
3.1.2 女性参与者健康认知和行为的变化
参与者健康认知和行为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体育锻炼意识、体育专业知识和体育锻炼习惯3个方面，这与本次行动研究的总体设计思路紧密相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次行动研究的目的不是简单地追求即时健身效果，而是关注如何培养参与者的体育兴趣，形成运动健身习惯。
（1）运动健康意识的提升。F02在后期反馈中指出：“自从参加了4个月的‘伟大妈妈训练营’课程，让我意识到要保持一个稳定的（健身）频率，给身体一个运动的机会。”F03也说道：“这个课程结束后，我报了些其他健身课程，虽然那些课程要花钱，但觉得是值得的，身体是本钱嘛。”大部分参与者在参与行动之前基本没有锻炼意识，经过为期4个月的“亲子体育”课程，参与者逐渐形成了体育参与和身体健康的意识。
（2）对体育专业知识的诉求增强。除了运动健康意识的提高外，参与者对体育专业知识、设备等有更进一步的需求。F05谈道：“以前觉得健身嘛，怎么方便怎么来，不需要太花哨。自从参加了课程，我发现专业的就是专业的，效果真的不一样。”教练员在课程中会传授新的健身理念，并利用一些新器材进行教学。课后参与者会向教练员询问器材购买方式，希望在家也能进行锻炼。F07表示：“以前只知道腰疼、背疼，但不知道具体哪儿不舒服，现在能说出专业术语，比如肩颈酸胀、腰椎疼痛、梨状肌综合征等。”F07感到斜方肌酸胀，主动询问教练员拉伸的方法，并请求将这些拉伸方法录制成小视频放在微信群里供大家学习。可见，随着身体经验和运动知识的增长，参与者对体育专业化的要求也在提高。
（3）体育锻炼习惯的形成。在行动过程中，教练员会要求参与者在家运动打卡并在微信群上传微视频。一部分参与者会坚持运动并在微信群里打卡，那些没有锻炼打卡习惯的参与者在其他“群友”的带动下也开始锻炼打卡。F08表示：“一开始（打卡）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但是其他妈妈都在打，我不打，见面的时候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也按照教练员布置的任务进行打卡。经过一段时间，就感觉（健身打卡）习惯了，不用提醒了。”F09陈述道：“自从参加了‘伟大妈妈训练营’活动，运动走进了我的生活，每天都会挤出零碎时间来稍微动一下，有时候睡觉前在家靠墙站，有时候在家做个平板。”F10表示：“就算工作再累，晚餐后也会带着孩子去小区散散步、打打球、跳跳绳，享受亲子之乐。”参与者将运动比作生活的“调味品”，虽然白天的工作已经让她们精疲力尽，但运动增添了她们生活的乐趣，锻炼习惯也慢慢形成。
可见，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强具身的活动，在参与者反复实践过程中会改变她们对体育运动的认知，如运动的必要性、持续性、专业性、生活性等，而这种新的认知会影响其健康行为和态度。
3.1.3 女性参与者健康代际传递的增强
一般认为，母亲在子女健康运动行为习惯的养成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次行动研究发现，经过一段时间“亲子体育”实践，参与者的健康代际传递意识和行为明显增强。健康代际传递是指一代人将健康认知、态度、知识、行为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输出给另一代人并产生影响的过程。
（1）直接的代际传递。在家庭关系中，各代人之间拥有不同梯度的健康资本（知识、能力、资源等）就有了代际传递的可能性。研究发现，母亲具有的运动健康意识、累积的身体健康知识会直接传递给与其关系最亲近的人——子女。例如，有的参与者会在家运用训练课上的亲子锻炼方法与子女一起锻炼，有的也会鼓励爸爸加入“亲子体育”。除了知识、技能的传递外，还有观念和行为方面的主动影响，如F13说道：“身体是第一位的，虽然孩子小，但我现在就给孩子灌输健康的重要性。”观察发现，当母亲每天都能坚持锻炼打卡时，她的子女也会坚持锻炼打卡。在运动健康行为上，无论是监督还是合作完成，母代对子代具有直接影响。
（2）辐射式代际传递。在行动过程中，除了直接传递外，还存在一种辐射式代际传递，即无直接指导和干预，在日常生活中完成传递。这种“言传身教”的影响方式比直接灌输的方式在“亲子体育”实践中体现得更为突出。F13说道：“和孩子一起做‘亲子体育’活动让我有更多时间锻炼，我自己投入体育锻炼的时间多了，言传身教，感染孩子，使他也爱上运动。”在社会化初级阶段，子女以模仿为主，母亲在运动中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比语言和行为的直接传递影响更加深远。
（3）反哺式代际传递。反哺式代际传递是指年轻一代（子代）向他们上一代（母代）进行健康的传递，这在“亲子体育”中是一个表现非常突出的现象。在运动中母亲和子女呈现出平等的关系，甚至子女占优势（如子女比母亲学习能力更强，更容易养成运动习惯和品格等），因此也会出现子女向母亲反哺式传递和产生影响。例如F06说：“如果没有孩子，我恐怕没有办法坚持完成所有课程，孩子参与的积极性也迫使我坚持把课程学完了。”F04也表示：“孩子记动作比我记得快，回家后我就忘了，她帮我一起做。”参与者都表示，参与“亲子体育”后，学会了倾听子女的声音。反哺式代际传递的发生进一步说明体育运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相比，更有利于家庭民主氛围的营造，而民主的家庭氛围对女性个体的健康而言尤为重要。
可见，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代际传递，母亲角色的社会定位在健康运动代际传递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是“亲子体育”行动的突出特点，其从结构上消除了母子间在健康资源（时间、财力、精力等的投入）上的客观对立，为母子间的健康（资本、行为、观念等）流动打开通道。
3.1.4 女性参与者集体焦虑的释放与社交的改善
正常的社会交往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健康的一个重要维度。人们可以在体育这一空间维系活力（快乐）、社交和模仿。具有集体性特点的“亲子体育”参与形式搭建了一个社会网络支持平台，为女性参与者提供了释放情绪、分享焦虑、互相支持、改善人际交往的场所。
（1）集体焦虑的释放。在参加“伟大妈妈训练营”一段时间后，很多参与者表示每周都会“盼着”这个时间的到来。F08说道：“每次上完课大汗淋漓的感觉特别爽，将一周的负面情绪释放出来，心情也很愉快。每周能有这样一个时间让大人、孩子同时得到锻炼，这是我们向往的锻炼方式。”F10说：“我特别喜欢和其他妈妈们一起健身，因为身份角色都一样，她们都给我带来了好多正能量。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在运动中，那些烦恼先都放在一边，尽情享受短暂的自由时光。”F09说：“虽然大家都在焦虑，但生活也得过下去，孩子也得养下去，珍惜当下是最好的。”观察发现，参与者在运动间隙的交流中离不开子女的话题。参与者在运动、聊天、分享感受的过程中产生了共情，促使女性的集体（育儿）焦虑得以释放。
（2）社会交往的改善。体育运动也是一种社交活动，其社交功能是吸引女性参与其中的原因之一。很多参与者表示，婚后自己的社交活动明显减少，社交圈也越来越小，体育运动可以让她们走出家门。F03在参加行动研究期间经历了离婚，在课程结束后情绪激动地说：“体育运动让我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让我在家庭问题的迷茫中坚定了要爱惜自己的信念，让我能接触到家庭外的世界。感谢这次活动给我一个认识各位辣妈、萌宝的机会，认识了一群爱运动、爱生活的妈妈。”F04也谈道：“做了全职妈妈后，社会圈子的缩小导致了社交能力的减退，已经不会与别人（成年人）交往了。一开始我报名来参加这个训练营也是为了给孩子上‘免费’体能课，我也就随便练练。但通过这个课程，我结识了好多朋友，这个收获最大。”
虽然本次行动所形成的女性健身网络（小组）不像其他体育社团那样具有较强的“趣缘性”社会结构，但以亲子话题为依托，可使母亲一方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增进她们的社会交往和集体情感，从而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健康。
3.1.5 女性参与者角色冲突的调和与刻板印象的改写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妻子、母亲、员工），多重社会角色的扮演会影响她们对自我运动健身的投入程度。本行动研究的目标之一就是找到女性各社会角色间的平衡点，缓解多重角色间的冲突对女性健康运动参与的限制。在行动中发现，“亲子体育”对参与者家庭角色所带来的主、客观矛盾起到了调和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母亲角色在子女眼中的刻板印象。
（1）家庭角色冲突的调和。大部分参与者表示，报名参加“伟大妈妈训练营”主要因为可在自己锻炼的同时兼顾子女的体育锻炼，不会被人指责“不负责任”或产生负疚感。F05说：“以前我跟老公说自己想去办张健身卡，老公就是反对，他觉得我的本分是照顾孩子。这次我说是带孩子一起锻炼，他就同意了。”F08说自己跟邻居、同事说每周坚持带子女一起去锻炼，会获得邻居、同事们的赞扬。这表明将“妈妈”角色带入体育运动会受到更多他人的支持甚至赞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由于角色冲突给自己健身锻炼所带来的束缚。除了获得他人的支持外，不少参与者表示，“亲子体育”也缓解了母亲“照顾他人”与“自我关照”的内心矛盾。F01说：“自从有孩子后就没有自己的时间，总是在照顾别人，就算是出去玩，也是换个地方带孩子。这种‘亲子体育’至少能让我抽出一个小时来为自己运动，还不会担心孩子没人照顾，练得更坦然了。”F09说：“每次独立课程锻炼完，和孩子一起做放松运动的时候，都感觉很幸福，养儿的那种辛酸苦辣被孩子们的欢笑声融化了，所以每次课程结束，练习场都是最欢乐的地方。” 短暂的“亲子分离”、专注的“自我投入”增加了母子之间的情感捆绑，消解了母子在日常琐事中的紧张关系。
（2）教育角色的转换。家庭教育的关键不在于教与学的关系，而在于沟通。子代和亲代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拥有共同的话题才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亲子体育”为家庭成员间的平等沟通创造了条件，进而产生了教育角色的转换。F13在一次团队合作比赛结束后说：“平时都是我给孩子打气、加油，教她做这、做那的。这次孩子为我鼓劲，让我不要放弃。突然发现，妈妈有时将自己的‘身段’放低一些，能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观察发现，子女的模仿能力比大人更强，当妈妈动作做得不到位时，子女会纠正妈妈的动作，这时妈妈通常会虚心接受，这是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见到的场景。母亲从教育输出方变为输入方，这不仅有利于改善亲子关系，也有利于女性放下总是承担施教者角色的“包袱”，通过与子女的互动与反身性思考，为女性个体的可持续发展（继续教育）提供动力。
（3）刻板印象的改写。“亲子体育”产生的亲子互动也有利于打破妈妈在子女眼中的刻板印象。在一次亲子活动中，子女们的任务是当评委，妈妈们的任务是分组展示健身操，女性参与者在子女面前表现得比平时更为积极和投入，子女在看到自己妈妈展示时也会显得异常兴奋，颁奖环节母子相拥，气氛融洽。F03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这次我们的健身操展示让孩子改变了妈妈只能做家务和工作的看法，让她觉得妈妈也可以很动感、很活泼。”平时子女眼中的妈妈常被标签化（凶、啰嗦、干家务能手），通过每周的运动健身和日常陪子女一起锻炼打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妈妈们在子女心中“家庭主妇”的刻板印象。
沃林斯基认为，健康状态能够使个体有能力担任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正常角色，发挥社会功能，有利于社会和谐。母亲社会角色在亲子运动中的调适与改变不仅有利于缓和亲子矛盾，增强女性的自我认同，为健康的身心塑造奠定基础，而且在亲子互动中，女性在发挥教育角色功能的同时，也能寻求自我发展、变化和进步，为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
3.2 行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总体而言，行动对参与者的身体健康、习惯、社交、代际传递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行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实践层面的问题。通过反思不足、分析造成行动结果偏差的具体原因，提出了改进对策，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2.1 加强健身互动与群体归属感
在集体活动中，“破冰”是一个关键步骤。直到第5次课时，参与者之间仍不熟悉，有的甚至不认识，课上也仅跟自己认识的人沟通交流，下课后大家各自安排。其原因包括以下几点：①课程安排缺少沟通合作的内容，大多是个体（或与子女）独立挑战完成项目，缺乏与他人接触、沟通的机会；②参与者更倾向在自己认为安全的关系中进行互动，陌生的人或物对她们来说存在风险；③由于家庭角色的限制，下课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子女，会迫不及待地去照看子女。
针对这一问题采取以下调整措施：①在课程内容中增加融合、沟通的练习，如热身环节的“名字叠罗汉”；②采用分组练习、比赛的模式促进组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其不再仅与自己较熟悉的人互动，并通过组与组之间的比赛，更好地调动每个组员的积极性（图3）；③创造除运动健身外的聚会机会，如在咖啡厅聚餐，放松的环境更有利于她们相互了解，形成集体认同。经过2周的调整，参与者在课上更加积极，气氛融洽，相互指导练习，互加微信好友，群体归属感的形成进一步促进她们对健身团队的投入和经验分享。
3.2.2 缓解亲子分离的焦虑
在行动初期需要克服“亲子分离”的焦虑，主要表现在子女对妈妈的依赖，参与者一直陪伴子女，自己错失了锻炼机会，或是带着子女一起锻炼，不能专心投入。亲子分离焦虑产生的原因：①由子女的状态造成，如子女当天心情不好或身体不舒服，比较依赖妈妈；②由子女养成的习惯造成，有些子女日常比较依赖妈妈，希望家长能在身边，以此获得安全感；③因为妈妈的晚到造成子女在情绪和心理上准备不足，不能融入集体，因此一直“黏着”妈妈。
针对亲子分离焦虑采取以下对策：①要求参与者提前10 min到达，给自己和子女预留沟通时间，让子女做好课前准备；②在课程最后增加亲子共融活动，如帮妈妈按摩、拉伸等；③下课前让子女和妈妈坐在一起，由双方教练员评出本节课的“最佳宝贝”“最佳妈妈”“最棒家庭”，让子女和妈妈有共同的目标、共同进步；④提高子女课程的趣味性和娱乐性，转移注意力，缓解其焦虑情绪。子女们知道下课后会到妈妈身边，有了心理期待，在后续的行动中未出现亲子分离焦虑。
3.2.3 克服行动中期的倦怠
在行动中期，参与者产生较为明显的倦怠情况，如迟到现象严重，日常运动打卡热情削减。原因包括：家庭事务仍是她们优先处理的事情，这造成对健身锻炼时间的挤压；有些参与者家庭中缺乏和谐的体育氛围；参与者自身对运动缺乏坚持性，“三分钟热度”之后继续陷入体育锻炼的“自设困境”。
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以下方法提高参与者的时间观念和运动积极性：①每周上课前一天提醒参与者不要迟到，强调课程属于集体性活动，人到齐才上课，使其增强集体观念；②以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为出发点提高参与者的内在动力和积极性，提醒参与者要给子女做一个准时、坚持的好榜样，同时，亲子交换角色，让子女课后监督妈妈进行运动打卡；③对打卡完成较好者给予奖励，让子女给“伟大妈妈”颁奖。措施实施后，迟到现象明显减少，日常打卡热情再次升温。
3.2.4 弥补行动规划中的不足
（1）对健身场地规划的不足。一开始参与者和子女虽然在同一场地的不同区域进行体育锻炼，但互相能直接看到对方，参与者更多地关注子女，而子女也会不断打扰参与者的运动健身。针对“亲子体育”的场地设计不足问题，在第3周时将活动地点移至某高校体育馆，参与者在二楼舞蹈教室锻炼，子女们在一楼体操场地活动，物理空间上的隔离解决了相互干扰的问题。参与者运动健身的独立空间得到保证，安静的活动空间使她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锻炼。
（2）课程内容安排缺乏融合性和层次性。最初设计的课程内容多为个人挑战类，缺少集体合作类项目，以及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儿童课程内容中游戏性和趣味性元素不足，不能对子女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容易使其产生亲子分离焦虑。因此对内容进行如下调整：①增加融合性课程内容，如在瑜伽和健身操中设计两人合作的动作，在集体健身操中增加造型变化，参与者情绪迅速高涨；②针对参与者不同的身体条件和生理期，采用分层教学，在强度和时间上进行分组练习；③增加运动康复类体育知识，提高参与者的运动认知，有效激发体育参与兴趣；④在儿童课程中增加融合类和竞争类运动项目，不仅可提高合作交往能力，养成勇于挑战的心理品质，还可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更好地吸引他们投入体育锻炼，避免亲子分离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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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针对当下我国女性运动健身过程中的现实困境，提出“亲子体育”行动这一新的实践路径，不仅为体育促进女性健康战略的落实做出了尝试，也为以亲子为核心的家庭体育实践提供了一定启示。
4.1 从“约束”到“支持”：“亲子体育”行动对女性运动健身参与的促进机制
在一般家庭结构中，母亲总是扮演子女生活的照顾者、教育辅助者、自我利益牺牲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女性在个体发展上的投入。“亲子体育”可在保持女性家庭角色的同时，为女性创造更多运动健身参与的条件和动力。
（1）客观层面。①“亲子体育”特别是“亲子体育托管”形式为女性创造了相对独立、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在较少干扰的环境下，女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运动健身，实现自我关注与发展。②“亲子体育”为女性争取参与运动的机会创造了条件。当今社会仍以“下一代”的培养为优先任务，“亲子体育”可使女性的运动健身得到更多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包括家庭和社区。③“亲子体育”可以创造良好的家庭互动形式，改变原有的家庭角色分工模式，使母亲从一般亲子互动过程中的照顾者、陪伴者、监督者转变为体育互动中的合作者，为女性健康运动主体性的发挥创造条件。④“亲子体育”中母子的共同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促进亲子平等关系和家庭民主氛围的生成，为女性参与运动健身提供良好的外界环境。
（2）主观层面。①“亲子体育”可以平衡女性个体追求与担负家庭责任的内在矛盾，使其在追求自我需求的同时避免偏离性别标准，并在参与运动健身时放下内心的羁绊。②“亲子体育”可促发女性反身性思考，改变往常对子女“无效”陪伴的相处模式，学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从事体育运动。③“亲子体育”可激发女性运动健身参与的积极性，在“亲子体育”中所获得的乐趣、情感绑定、榜样效应是她们坚持健身锻炼的内在动力。④“亲子体育”创造了亲子间共同健康利益的生成模式，改变了女性以子女为先而牺牲自我的自我设定。
综上，“亲子体育”可在家庭范畴内将母亲角色对女性健康运动的结构性约束转化为结构性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外在条件的创造，也来自女性自我驱动力的生成。在无法完全改变父权制家庭结构和角色分工的前提下，“亲子体育”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女性健康运动促进的中间路径。
4.2 从“单向”到“双向”：“亲子体育”行动产生的代际影响
在当前主流的家庭结构中，母亲与子女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对子女的影响最大、最深远。反之，女性成为母亲后，子女也是其个体行动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如何利用好母子之间的交互影响，形成健康促进的共同体，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实践表明，“亲子体育”不仅强化了母子间的健康共同利益，也在母子间形成运动健康（知识、技能、行为、理念等）代际传递的互通路径。
“母强则少年强”这个理念早在20世纪初就被提出，然而在当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运动促进中还未充分重视并发挥母亲（女性）的作用。儿童社会化的最初单位就是家庭，家庭中与子女最亲密的成员就是母亲。母亲是子女模仿的第一对象，也是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与意识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本次行动中，母亲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其获得的运动健身知识、技能、观念等传递给子女，产生健康运动代际间的单向传递，传递方式包括直接传授和间接辐射。因此，儿童青少年运动健康促进更需要重视对女性运动健康的促进。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亲子体育”将母子绑定在一项社会行动中，子女的在场激励了女性自我运动潜能的生成，她们在健身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子女树立好榜样。同时，子女的在场也发挥了“监督”作用。如前所述，女性时常会陷入自设困难而中断运动锻炼，但在“亲子体育”行动中，由于子女与母亲的健身行动和健康利益绑定在一起，为了子女母亲会克服困难坚持下去。子女也是母亲的“一面镜子”，子女的行为以及互动过程可以映射出母亲的不足与局限，使女性产生反身性思考，完成健康行为的自我规训和管理。
综上，“亲子体育”行动可实现运动健康参与行为从“单向”代际传递到“双向”代际交互影响的转变，使母子双方都成为健康运动的受益方。
4.3 “妥协”与“和解”：对“亲子体育”行动的反思
女性在面对性别困境时通常采取抗争、妥协、和解等应对策略。“亲子体育”行动在对现有社会性别制度的“妥协”下探索女性运动健康促进的实践路径。这种妥协表现在3个方面：①对性别地位的妥协。“亲子体育”维护了女性从属于家庭的社会地位，而非改变或抵抗。②对固有性别分工制度的妥协。“亲子体育”强化了女性所承担的“育儿”功能，未纳入父亲的角色，这也是当前“丧偶式育儿”现状的真实反映和无奈之举。③对当前主流性别价值观的妥协。虽然“亲子体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运动健身参与的表层困境，但并未根除家庭制度本身对女性参与其他社会活动的约束，也无法撼动女性在社会主流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定位。
“亲子体育”的实践经验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范畴内与身份角色冲突进行“和解”，将不利因素转换为有利因素，在不改变女性现有社会处境的前提下创造更多的健康条件和机会。当然作为一种改良策略，这也需要体育工作者从实践层面探索一种良性的妇女儿童运动健康协同发展模式，实现母子合作、资源共享、利益捆绑、互相激励、共同成长的体育运动参与形式。全面促进女性健康运动则需要长期、综合的社会机制，通过制度建设、社会支持、教育科研与文化传播等路径在国家、社群和个体层面，使运动参与成为一项女性健康的终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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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以“亲子融合”与“亲子托管”相结合的“亲子体育”作为一种体育实践的新方式对女性的运动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同时对女性身体素质、健康认知和行为、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家庭关系的处理和维护等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亲子体育”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在体育参与中家庭因素的障碍，缓解了女性家庭责任与个体健康需求间的矛盾，既在体育活动中增强了亲子关系，也能保持女性在运动健身中的主体性；但未对女性现有的家庭角色产生冲击，也未能对体育性别秩序发起挑战，只是在女性现有的运动健身困境下的一种改良措施。尽管如此，“亲子体育”的开展及其突出的健康行动的代际影响对探索家庭体育的理论与实践有诸多启示，在当前的社会条件和文化氛围中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本行动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行动方案的设计主要针对母亲，活动内容没有完全兼顾母子的共同兴趣与子代的年龄特征，因此还未形成一个完善的“亲子体育”模式，只是一种探索性行动。此外，受时间限制，无法在更长的时间周期内观察“亲子体育”对母子健康的长期影响，将来可以进行追踪调查。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8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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