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全民健身战略推进研究的新视角//杜长亮，等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
论文导读
推进全民健身战略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调动居民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主动性，体育锻炼行为不仅是偶发的身体活动，还包含了很多在群体内发生的显性及隐性知识的传递、转移和共享，这其中蕴含着知识转移的问题，现有研究却较少关注这一学理问题。破解这一微观机制将有助于宏观层面全民健身战略的深度推进。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个案研究法和仿真分析法，梳理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内涵，剖析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学理机制，验证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构成要素。研究认为：体育锻炼具有极强的实践群体特性，其知识传播有较强的默会性，转移的渠道主要有2种：①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通过体育互动、学习交流间接获取知识；②体育锻炼群体中的知识拥有者和传播者（主要是教练员）直接传授知识。体育锻炼群体欲在成员数量上达成稳定性，对时间的依赖性较大。直接传授体育锻炼知识的教练员数量越少，群体将越快达到稳定的成员数量。
研究的实践启示：欲优化体育锻炼者社会网络结构及知识转移效果，有必要发展自治的基层体育俱乐部，倡导志愿服务精神；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并建立体系和层级完整的群众体育竞赛体系，以发展核心人物并连接孤立点；发展邻里社会资本，树立体育锻炼行为榜样；优化体育活动环境，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可达性和可用性；搭建体育活动平台，增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放性和吸纳性。未来，研究可借助网络动力学模拟进一步揭示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复杂性和异质性规律。
第一作者简介
杜长亮，辽宁鞍山人，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博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在《体育科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国家体育总局重大决策咨询项目和重点领域项目、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和面上项目等课题18项，在科学出版社、人民体育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5部，以第一完成人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本文引用格式
杜长亮，刘东升.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全民健身战略推进研究的新视角[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 47(6):12-21
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全民健身战略推进研究的新视角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锻炼研究将具备更显著的科学特性和时代内涵。要真正做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研究的焦点须置于如何调动居民参与健身活动的主体积极性上，即如何让居民形成能动、自主的体育锻炼行为。现有研究表明，生活方式、社会网络、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条件等因素构成全民健身概念图谱，并延伸出体育锻炼习惯问题。因此，研究者有必要分析体育锻炼群体的学习机制，进而揭示影响居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因素。
知识转移是体育锻炼群体将体育锻炼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过程，是学习机制的具体呈现。在这一过程中，体育锻炼者通过与他人的沟通和共享获取知识，通过观察与模仿获取运动技能，通过文化传递塑造体育锻炼偏好，同时在知识的继承和学习中潜移默化地产生社会互动效应。因此，体育锻炼行为不仅是偶发的身体活动，还包含了很多在群体内发生的显性及隐性知识的传递、转移和共享。目前，体育锻炼行为的相关研究较少关注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行为与效果问题。本文重点探究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基本特性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为推进全民健身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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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内涵
1.1 体育锻炼群体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学者就开始研究组织内“群体”在知识传播方面的关键作用，强调学习和知识的创造在更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集体行为的结果，这些行为主要发生在“群体”这一组织层次上。根据上述概念，体育锻炼群体可被视作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共同进行体育锻炼活动的集体。体育锻炼群体并非个体的简单聚合，当个体成为体育锻炼群体的成员时，就要和其他成员发生社会联系，产生交往。体育锻炼群体包含以下3个重要的内涵元素：
（1）群体。任何规模社会团体的成员均居于特定位置。体育锻炼群体的成员参加体育活动和比赛，互相帮助，共享信息，最重要的是互相学习。拥有相同工作或头衔的人并不一定能构成一个体育锻炼群体，除非成员相互交流和学习体育知识。体育锻炼群体的成员不必每天在一起。他们分享关于体育的想法和思想，促进训练和比赛，成为体育锻炼群体的一员。在这种情况下，相互学习是体育锻炼群体形成的基础。
（2）成员。体育锻炼群体成员的目标是发展自己、互相学习。他们开发了共享资源库—经验、故事、工具以及在体育锻炼中解决重复出现问题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一起练习，以面对面或小组形式相互学习、比赛和交流，是体育锻炼群体形成的另一个基础。
（3）领域。体育锻炼群体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还可被定义为兴趣领域，如它将体育锻炼群体成员与其他人进行区分。因此，体育锻炼群体成员珍视他们的集体能力、体育锻炼知识并互相学习。
体育锻炼群体的重要特征是相互学习，在知识转移的经验层面，人们很容易将其与体育知识共同体、体育学习共同体等混淆。虽然三者在本质上都表示基于共同的体育兴趣爱好或信念、愿景等形成的非正式网络，但体育知识共同体和体育学习共同体具有“共同体”的“自然基础”，如家庭、社区、师徒关系等，而体育锻炼群体强调“选择意志”，强调共同旨趣和行动，其非正式特征更加显著。非正式体育活动对终身健康十分重要。当体育锻炼者之间通过非正式社会化机制进行体育锻炼知识交流和实践、相互认同并形成社会网络时，这种非正式环境带给个体的心理奖励有助于提升体育锻炼者心理动机的激活程度和参与热情。此外，体育知识共同体和体育学习共同体也有差别：体育知识共同体强调的是一种中间机制，是吸纳和聚合有体育锻炼知识创造与分享能力者的组织形式；而体育学习共同体强调的是体育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学习的非正式情境与脉络。
1.2 体育锻炼知识及其特性
知识论是西方哲学最核心的理论之一。西方哲学对知识的探讨有2个主要的传统—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经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来自“感官经验”，理性主义则主张人的知识来自“心智作用”。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 重新思考这2个传统，另辟蹊径，以行动作为知识的核心。他强调知识和行动、理论和实务是不可分的，并指出人的知识来自行动，以及人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在交互过程中，人不仅使用感官，也发挥心智作用，最后通过行动获得知识。换言之，人在交互作用中有了行动，在行动中有了分辨，才产生致知（knowing）作用，进而有了知识。对杜威而言，真正的知识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行动（经验或生活）中产生的。
由此可见，致知的过程涉及致知的人与环境（包括情境或他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此过程中，某些特殊问题或不协调的情况发生，迫使致知的人加以注意，对问题或不协调的情况提出假设，再经过行动或实验证实产生知识。知识的产生需要知识接受方体会、反省与实践，这意味着显性的体育锻炼的理论知识，如果不能被了解、吸收、消化及转化为行动，也只能是“死知识”。换句话说，知识牵涉到一个致知约束，即知识的接受方必须有一个知识重构的过程。体育锻炼者跟随教练员指示练习或模仿他人练习还不够，只有在不断练习中产生身体上的领会、反省与实践，才会产生真正的身体运动知识。
承认“实践”是知识的核心特质在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一般的知识转移问题研究倾向于强调理论思考的优先性，认为理论是实践的先行指标，所以包括运动员和一般体育锻炼者在内，其锻炼习惯或运动技能的养成必须通过科学、缜密的筹划和指导。但从实践知识的观点看，两者的关系恰好相反，应该是先有成功的实践，才出现事后验证的理论。例如，网球的双手反拍、篮球的传切配合都是先有人们的成功实践，才有之后总结式的理论、分析、验证，并加以推广。语言分析学家赖尔（Gilbert Ryle）在其专著《心的概念》中举例，儿童学骑车或下棋都不是靠“规则”“方法”“理论”学会的，他们在实践中获得了骑车、下棋的知识。
由此可知：无论是思考运动价值、个人身体训练、人际间体育交流，还是资源的争取分配，都需要多种能力的整合；体育锻炼知识无法凭空产生，必须在实际体育锻炼行为中培养；体育锻炼知识形成后会发挥某种指导功能，协助体育锻炼者解决体育锻炼实践问题，是一种“知行合一”的知识。这也是为何“体育锻炼知识”一词经常被误解，因为它同时表现出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特征。据此，可以对体育锻炼知识进行定义：体育锻炼知识是指经过具体整合，又经由实践确认的各种体育锻炼的语言和文字信息，以及有关体育运动的信仰、信念、价值、习惯、经历、磨炼、技术、能力等隐性知识。其特点为：①多领域知识的整合；②以体育锻炼实践为目标导向；③只有小部分是显性知识，大部分为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言传的，如同骑车的人无法说清楚骑车要领，网球爱好者或体育锻炼者很难把“最佳的击球节奏”通过语言传递给别人。他们虽然“知道”，却无法用语言或文字说清楚他们知道的东西，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有默会的成分，所以人们在体育锻炼或练习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厘清”。由于体育锻炼知识的撷取、转化与知识的可表达程度有很密切的关系，凡是“无法”“很难”“尚不能”用语言或文字表达的知识（包括体育锻炼者隐而不彰的有关体育运动的信仰、信念、价值、习惯、经历、磨炼、技术、能力等相关知识）均被称为体育锻炼的隐性知识，已经用文字或语言表达的教练实践知识（包括体育锻炼者参考的书籍资料、传媒报道、论坛帖子或平常与其他体育锻炼者、教练员等交谈而得的语言化知识等）均被称为体育锻炼的显性知识。
从社会层面看，体育锻炼知识的特性突出体现在以下两方面：①体育锻炼的关键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人们无法以100%的准确性预测特定事件、体育活动或比赛的结果。在围绕不确定性建立的体育锻炼环境中，体育锻炼群体成员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与个人比”又“与伙伴比”。②感情化。体育锻炼会产生一种感觉状态，笔者称其为感知到的“我们感觉”。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状态，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情感的有意识表示。体育锻炼融入个人的情感、激情、兴奋和经验。当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时，它们可以左右逻辑决策和行为（如比赛场上的不道德行为）。
1.3 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
知识转移的概念因使用领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在经济学文献中讨论的知识转移问题主要体现在与知识管理有关的经济学框架中，而在人文科学领域，知识指向有意义的信息或技能的处理、识别、提取、理解和评估。知识的形式与历史、文化、学科分类法或文化叙事结合在一起。
“转移”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媒体与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隐喻，该隐喻以某种简化的方式表示信息处理：按照线性顺序，新信息被调整为与现有主题化层次结构相交织的知识资产。在现有知识背景下通过对传入信息进行重新编码添加新的含义，以控制内存中的存储，并在以后有助于在各种情境中灵活、自主地应用该知识。可以说，知识与社会、文化、宗教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背景相关。“转移”指向认识论要素、方法或规则。因此，知识转移是一个超越信息或知识清单的通信中介过程。对体育锻炼知识而言，知识转移可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向转移既可促进新知识的处理或应用，也可促进进一步学习和锻炼。
知识转移被视为促进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通常被认为是任何形式创新的前提。所转移的知识在不同层次上被整合于不同背景中，这些背景包括文化和社会、学术学科、知识领域、工作情境、应用领域，甚至个体的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知识转移的过程不容易被追溯，因为它们由起点与目标之间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转换构成，遗漏、更改或改编不可避免。因此，对于知识转移概念隐喻所暗示的线性传播不能全盘接受。如果不能将其分配给可用的认识论结构或与个人的先验知识相关，则该知识的转移过程将无从考证。因此，为成功进行知识转移，需要确定什么样的知识对特定的人是相关的或合乎需要的。该问题取决于个人或群体对某问题的知识水平。此外，还需要解决如何在新环境中转换和调整特定知识的问题。
本文探讨的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是将体育锻炼知识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它融合了个人与他人在体育锻炼群体中的互动关系：在研究层次上，主要从个体、群体2个层面展开；在研究视角上，主要包括体育锻炼知识系统和人际关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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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学理机制
2.1 理论基础：社会网络分析
作为一种范式，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的前提是社会生活通过关系和由这些关系形成的模式而出现和发展。SNA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以参与者（人、组织、国家等）之间的互动为研究对象，并着重对连接参与者的关系网络进行可视化、度量和分析。
非正式的社会网络由一群通过社会关系相连的人组成。在组织研究中，友谊、知识、咨询、信息和信任之间的关系是被研究最多的关系。通过映射网络而生成的维度可以在多个层次上对其进行理解：角色、子网络（二元组、三元组等）以及整个网络。网络由每个角色产生的关系简单委托产生，如可通过托付建立友谊网络。
SNA一个常见的主题是参与者如何使用社会资本，以及可以通过何种结构安排、使用社会资本。美国社会学家Granovetter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分为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强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早已被理解。与一个人密切接触的人拥有很多重叠的接触者，他们相互认识并在很多场合下互动。因此，他们拥有的关于工作的信息也趋于一致，其中任何一个人获得的信息也容易传遍全体。反之，他们一般不会为网络之外的人提供新信息。他们获得的信息容易变得“陈旧”，这些信息其他人已经获得。我们都与一个强关系网络构成的核心群联系，并与核心群中的人频繁交流。此外，还存在联系不频繁的弱关系。Granovetter有关“弱关系的力量”的假设是：强关系可能与弱关系有着同样的传播路径，但弱关系网络存在完全不同的传播路径，弱关系促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流动，与弱关系网络的一点点联系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新鲜，在社会网络中弱关系比强关系更为重要。
总之，SNA的概念和范围很广，研究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机制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理论工具。以下基于SNA的三大分析要素（关系要素、结构要素、过程要素）提出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机制的构成要素。
2.2 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机制的关系要素
关系要素是多维的。Krackhardt等将社会网络分为情感网络、咨询网络、情报网络、信任网络。其中，咨询网络能够更直接地反映知识的交流情况，其他维度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知识转移间接相关。罗家德认为，在组织中有四维社会网络（情感网、咨询网、情报网、信任网）：情感网代表网络各节点之间交往的密切程度，咨询网代表网络各节点之间相互咨询、知识交流的状况，情报网传递群体人际互动的各种信息，信任网代表网络各节点之间建立联系并相互认可的程度。
本文提出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关系要素包括咨询网络、情报网络、信任网络和情感网络。咨询网络直接体现网络成员进行咨询互动的整体水平。通过咨询网络交换的主要内容是与完成任务相关的信息资源和知识。群体成员之间的咨询联系越多，咨询网络的密度就越大。当其他群体成员需要信息和建议以完成任务时，合作成员倾向于提供建议。情报网络也称信息网络，但它仅限于成员之间交流有关“社群自身”的信息情况，如团队的日常信息、“八卦”等。信任网络可以定义为人类关系的特定模式，其中共享的利益、价值和规范可以促进沟通和协作，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体育锻炼知识和见解的交流、比赛的互动有助于建立信任，改变价值并解决冲突。知识的产生和信任的建立是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核心组成部分，情感网络则代表了一种亲密程度。体育锻炼群体成员的捆绑活动和连续活动构成了他们进行体育锻炼的共同途径，在此过程中，他们分享经验并确定自己是群体的“一员”。在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在互动过程中对知识、信念、行为和习俗进行系统运行，形成了体育锻炼群体的“意识形态文化”。
2.3 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机制的结构要素
SNA提供了一组概念和指标研究知识转移结构和动态过程，其核心指标主要有以下5个。①强度。Granovetter区分强关系和弱关系，并提出了弱关系假设：任何2个人之间的关系越强，他们拥有共同朋友的概率就越高。关系强度的3个维度体现为情感支持、结构变量（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社会距离（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水平、政治派别、种族和性别）。②密度。对于有价值的网络，密度定义为连接数之和除以可能的连接数。研究表明，网络密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知识转移。网络密度过高，将时间和精力过多地浪费在建立关系上，影响转移的内容；网络密度过低则成员互动较少，关系过于松散，不利于知识转移。③中心性。在社交网络中，中心性衡量人的节点的重要性。网络中节点的中心性越高，意味着一个成员接触和掌握整个网络信息与资源的机会越多，从而越有利于知识转移。④连接性。一个参与者与另一个参与者之间存在直接连接，2个参与者可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相连。如果有许多不同的途径将2个参与者联系起来，那么他们就具有很高的连接性。⑤距离。假设A和B每人都有5个朋友，但除了A之外，A的5个朋友没有其他朋友，B的5个朋友每人都有5个朋友，则B可获得的信息远多于A，影响力也更大。理解个人如何嵌入网络的主要方法是检查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距离。体育锻炼群体作为基于兴趣而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在缩短知识主体间的空间距离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此外，由于互动频繁，体育锻炼群体转移双方在知识水平上逐渐趋向一致，知识差距缩小。
2.4 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机制的过程要素
Nonaka认为，组织知识是通过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动态交互创建的，知识经历了4种模式的转移过程。①社会化。学习是通过观察、模仿和实践进行的，通过共享经验创造默会知识。社会化使人们更容易理解他人的思维过程，因此是知识转移的前提。②外部化。这是个体将技能类、认知类知识通过比喻、类比等方式进行有效编码，并将其转化为可用文字、图表等可描述的显性知识的过程，成员彼此开放式地交换想法，同时也对自身的想法加以反省及分析。③组合化。这既是群体成员之间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也是个体或小组成员将社群零散的显性知识整理综合后形成可方便查阅的各种知识载体（如书籍、报告等）的过程。④内部化。群体成员通过观察、模仿等方式将获得的知识消化吸收后在实践中加以应用。
体育锻炼知识在个体、小组和群体间流动，经历了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内部化4个过程后，知识资源得到不断丰富与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关系与结构要素的嵌入，体育锻炼群体知识的转移过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此外，在体育锻炼群体中，个体或成员组织之间的互动通常是在特定情境下产生的，如进行比赛或个别沟通等。这些互动的共同之处在于关系的建立，关系又取决于体育锻炼群体内社会网络的连接方式和知识转移的过程。在体育锻炼群体中，控制并分配资源、信息和知识的个体成员，如教练员、场地运营管理者等对其他个体成员的影响非常关键，且会影响体育锻炼群体的整体行为。所以，体育锻炼群体中的知识转移和连接模式常常是变化的。
例如，在体育锻炼群体O中，属于该群体的个体成员被表示为节点vi，个体成员vi与vj之间的沟通路径用“边”eij表示，这些“边”的增加与删除意味着体育锻炼群体中个体成员的选择问题，则体育锻炼群体O就可以表示为：
式中，G代表群体网络，V代表个体成员，E代表沟通路径。在本文建立的体育锻炼群体网络模型中，个体体育锻炼者是节点，他们之间的连接（“边”）代表了知识转移渠道。在体育锻炼实践中，知识转移过程有一系列规则，规定了体育锻炼群体成员间的连接模式。
显性的体育锻炼知识是正式的、系统的语言，如教练员编写的教材、动作录像等，而隐性的体育锻炼知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体育锻炼者自我感悟。在现实的体育锻炼实践中，即使是显性的体育锻炼知识也会因为个人的能力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传播和学习效果，即体育锻炼知识的“释放”。本文将其界定为体育锻炼群体中节点成员通过影响力、沟通、示范、表达等方式将其具有的体育锻炼知识进行解释、编码和传达。同时，吸收能力指体育锻炼群体中的成员认可并接受某种体育锻炼知识的能力，吸收能够促发成员的状态发生改变。
对于每个节点成员而言，嵌入沟通渠道的知识或被吸收（以1表示），或不被吸收（以0表示）。体育锻炼群体中的知识转移过程遵循2种规则。一种是作为节点的体育锻炼者个体的行为与状态变化：①个体的有限认知理性，即每个人都有体育锻炼知识的阈限。因此，每个体育锻炼者的初始状态为0或1。②以释放能力（Di）表示给定节点表达并交流其当前状态的强度并赋初值，Di＝Rand [0，1]。③以吸收能力（Ai）表示每个体育锻炼者能在当前状态做出改变的能力并赋初值，Ai＝Rand [0，1]。④在体育锻炼实践中，体育锻炼者个体之间的互动两两发生或在小群体中发生，每个人的状态不会全部同步改变，即异步更新。另一种是体育锻炼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规则：①每个节点成员的知识状态都影响与其直接连接的邻接节点成员的知识状态。②每个节点成员当前知识状态的改变取决于邻接节点成员的初始状态之间的比较，以及互动期间的相对释放能力和相对吸收能力。如果节点 i 的释放能力为Di、吸收能力为Ai、节点的状态为 S（i），且i 和 j 直接邻接进行互动与沟通，则：
体育锻炼者之间的连接是随机的，平均连接数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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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构成要素的验证
3.1 关系与结构要素的验证
以个案分析验证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构成要素。选取30名NJ市XL大学城某网球运动参与者群体的成员，他们都将网球作为体育锻炼的重要手段，而非以此为专业或职业，但其中也有成员是退役网球运动员。另外，成员既有同属一个业余网球俱乐部，也有临时组织在一起运动的情况。
个案分析旨在对特定实践群体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说明成员间的关系属性及整体结构，以便管理者采取措施促进知识转移。在样本选取上，选择具有清晰边界的群体，边界确定的主要依据为网球场地，因为场地作为体育锻炼的基本物质条件，客观上维系着群体成员的关系。本文问卷调查的主要对象为在网球场进行网球锻炼的成员。
问卷设计考虑2个原则：以行为为主和嵌入情境。首先，问卷问题以行为考察为主，落实到具体行为。例如，网球练习遇到困难时会向谁请教？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行为。其次，问卷问题基于体育锻炼的日常情境。调查人员作为该群体的一员，在深入了解群体日常行为的基础上，为4种网络选择了8道题目，这些题目反映了各自的网络交流情况。本文采用不匿名、不泄密的调查方式，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调查人员结合研究目标对成员的日常交往进行观察。同时，对成员进行单独访谈，通过与每位成员的交流核查数据的真实性和网络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转换为矩阵，再借助UCINET 6.212进行处理和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统计结果看，体育锻炼者的社会网络密度并不高。相对而言，情报网络的密度最高，即体育锻炼的非严肃性、非工作任务特性突出。咨询网络的中心势最高，为29.80%，表示在体育锻炼知识转移方面相对依赖少数几个节点。在咨询网络中，WW、ZSX、LDS、WXP、XT几位网球教师（教练员）在该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过程中承担着网球知识来源的角色。
分别基于4种网络的关系矩阵数据分析网络间的相关性。咨询网络是直接反映知识转移的矩阵，因此，应重点分析情报网络、情感网络、信任网络与咨询网络之间的相关性。情报网络和咨询网络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13，在统计学意义上呈显著正相关，即30名体育锻炼者的知识转移与情报网络有关。信息转化为知识的机制是学习过程。体育锻炼知识转移不是线性过程，而是指数和动态过程，通过将从显性知识中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而进行知识转移。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25，在统计学意义上呈显著正相关，即30名体育锻炼者的知识转移与情感网络有关。与正式网络不同，非正式网络是充满分享个人情绪和对彼此感情的特定二元组合，并通过二元基础上感情和义务的积聚而加强。会费或其他形式的约束性仪式将团体成员捆绑在一起，并通过代表成员行使权利和利益来运作。以理解、关怀、信任以及社会和物质支持的形式丰富情感和实践资源，产生工具性和表达性支持，这样构成的个人联系有助于在正式和非正式边界变得模糊和相辅相成的公民组织中进一步建立正式成员资格。信任网络和咨询网络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08，在统计学意义上呈显著正相关，即30名体育锻炼者的知识转移与信任网络有关。
在相关性检验中，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之间的皮尔森系数最高（0.525），说明情感网络和咨询网络的正相关性最高，即相较于情报网络和信任网络，情感度越高越有利于体育锻炼的知识转移，凸显了体育的社交功能。为分析该网络的小团体状况，采用UCINET软件统计网络中的节点联系，发现不存在“孤立点”，即该案例中30名体育锻炼者或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咨询关系。
在该小团体中重复率最高的成员为WW、LDS、ZSX、XT，如前所述，他们是网球技术、战术、比赛和相关知识的知识源，既承担了网球教练员、体育俱乐部负责人的正式角色，也承担着网球锻炼小团体知识权威的非正式角色。其中，WW和LDS是指导其他成员的活跃分子，同时负责网球俱乐部的活动策划、比赛组织、技能学习以及会员管理等事务，他们和其他成员的联系也最紧密。在其带动下，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有效促进了体育锻炼群体内各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由小团体分析生成的聚类图如图1所示。
图1显示了该体育锻炼小团体中存在多个知识交流小组，小组成员之间交叉性较强且联系紧密，这表明不仅体育锻炼小团体内成员之间可以交流，而且小团体之间也可以通过交流咨询获得体育锻炼知识，较强的异质性丰富了体育锻炼知识库。体育运动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于某种“真空”中。体育锻炼虽有助于体育锻炼者短暂逃离现实的繁琐事务，但体育锻炼者的社会网络往往又不可避免地来自工作单位或工作伙伴关系。在该案例的小团体中，部分成员来自同一单位（某高校），但他们之间多通过非正式网络进行情感、技术交流。正式团体所形成的价值观会影响成员在体育锻炼中的团体网络。
点入度中心度越高的节点，在体育锻炼群体网络中的位置越居于中心，如LDS、WW、WXP、ZSX这样的节点便是重要的体育锻炼知识源头。进一步分析发现，这4位成员的身份都是教练员或教师，受职业习惯和网球技战术高门槛特性的影响，4位中心成员作为其他网络成员的咨询对象，是该体育锻炼群体的知识中心。另外，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关系是定向的，体育锻炼知识流是从创建新线程的个人到回复该线程的人。知识共享涉及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回复另一个成员的交流过程，其特点是个人体育锻炼知识的咨询和交流。如果2个或2个以上成员回复了同一中心人物，则表明成员对特定主题表现出相似的兴趣。CPY、YH、TWD等的点出度中心度排名比较靠前，因为这几人的球龄较短，但社会交往路径较多，能够咨询的对象较多。LDS、WW的点入度中心度和点出度中心度值都较大，说明他们既贡献体育锻炼知识，也积极向其他成员获取知识，属于群体内比较活跃的成员。
案例分析表明，该体育锻炼群体的社会网络密度并不高，在体育锻炼知识转移方面相对依赖少数几个节点。总的来看，体育锻炼情报网络、情感网络、信任网络与咨询网络在统计学意义上呈显著正相关，情感网络与咨询网络之间的皮尔森系数最高，情感度越高越有利于体育锻炼的知识转移，印证了运动项目对体育锻炼者有强烈的情感意义；小组成员之间的交叉性较强且联系紧密，促进了体育锻炼知识转移；体育锻炼知识转移过程中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教练员和俱乐部负责人扮演着重要的知识传播者角色。在体育锻炼的场域中，知识获取越来越依赖于非正式、开放和网络化的方法。作为群体中的一种桥梁，占据结构洞位置的行动者控制着“圈子”之间的信息流动，获得了信息和控制优势。该体育锻炼群体属于结构洞较少的网络，相互信任程度更高，并且传输体育锻炼知识更频繁。据此可进一步验证：体育锻炼的非严肃性、非工作任务特性突出，因此小团体、核心成员作用突出，隐性知识转移或“知识社会化”是关键机制。
从个案分析还发现，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主要有2条路径：①在参与体育锻炼的过程中通过体育互动、交流间接获取知识；②在体育锻炼者的社会网络中知识拥有者和传播者（主要是教练员）直接传授知识。直接影响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效果的因素主要是体育锻炼知识的体量、成员中具有指导或教练功能的人数、体育锻炼者的能力效率、体育锻炼知识转移的效率。
3.2 过程要素的验证
根据2.4部分的假设，确定体育锻炼群体的网络模型并进行仿真计算。为检验一个体育锻炼群体随时间产生的动态变化过程，本文仿真了体育锻炼群体内的知识释放能力、邻接点数、沟通对体育锻炼群体一致性的影响。所有节点都随机分配一个0～1的释放能力水平，仿真结果如图2、图3所示。
如果给所有体育锻炼者都分配一个固定的释放能力水平，知识转移速度和邻接点数将影响体育锻炼群体中达到一致性的个体成员数，图4结果表明，在体育锻炼群体中知识转移的速度越快，群体越容易达到一致性水平。
当一个被选节点成员在规模分别为200、400、600、800、1000的体育锻炼群体中，根据特定位置分配一个很高的知识释放能力（1.0），其余节点成员都分配一个0.1的释放能力水平（图5），仿真结果表明：体育锻炼群体要想在成员数量上达成稳定性，对时间的依赖性较大；而直接传授体育锻炼知识的教练员数量越少，群体将越快达到稳定的成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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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管理者利用多种手段营造体育锻炼氛围，在体育场地设施、健身指导、赛事活动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创造良好的全民健身条件，有助于快速提高体育锻炼知识共享水平。明确体育锻炼知识传播的高峰期非常重要，由此提高成员的能力效率和共享效率，可以优化体育锻炼知识的转移效果。欲优化体育锻炼者社会网络结构及知识转移效果，有必要发展自治的基层体育俱乐部，倡导志愿服务精神；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并建立体系和层级完整的群众体育竞赛体系，以发展核心人物并连接孤立点；发展邻里社会资本，树立体育锻炼行为榜样；制定和执行个性化政策，优化体育活动环境，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可达性和可用性；搭建体育活动平台，增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放性和吸纳性。
当然，这些研究发现是基于个案分析、虚拟仿真的结论，对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和社会网络结构方面的要素考量可能过于理想化，需要基于此对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进行实证研究。社会网络结构对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效果的影响可能会受到限制。体育锻炼的“小世界”特性非常突出，并且体育锻炼的非正式性决定了体育锻炼者的流动性极强，获取大规模体育锻炼者知识转移数据的难度较大。本文仅对社会网络结构和知识转移效果进行静态分析，但在现实中体育锻炼者的关系具有复杂性和异质性特征，未来研究可借助专门的网络动力学模拟软件进行建模，进一步揭示体育锻炼群体知识转移的规律。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6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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