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竞赛改革创新应重点聚焦的十大关系//姚健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7期
论文导读
CBA成立27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我国培养竞技篮球人才、推动篮球运动普及、拓展篮球产业发展、引领篮球职业化改革、传播先进篮球文化、促进国内外篮球交流、探索体教融合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竞赛制度建设仍滞后于“世界一流、中国特色”职业篮球联赛发展目标的需求。本文运用文献资料、访谈、观察等方法对CBA竞赛改革创新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和重点聚焦问题进行分析。认为：CBA 竞赛改革创新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可广泛借鉴制度创新理论与品牌相关理论，基于我国国情、“体情”、国内外众多竞赛改革案例以及CBA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改革。提出：CBA竞赛改革应聚焦处理好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立足未来与夯实基础、球队数量和竞赛质量、俱乐部权益与球员转会、场次安排与伤病防控、赛程设置与FIBA改制、客观误判与主观故意、场上情绪表达与纪律约束、外援引入与本土队员培养、联赛改革与国家队振兴等十大关系。
作者简介
姚健，滨州学院体育学院教授，博士，山东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曲阜师范大学等院校篮球方向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篮协教练员培训班授课专家。多次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国家队及职业俱乐部的调研与科研攻关工作，专注于CBA全明星赛改革、竞赛规则改革、季后赛制度改革、外援制度改革、裁判员使用制度改革、中国男女篮国家队备战大赛、国家队大赛经验总结、国际篮球最新改革趋势等相关研究，发表篮球相关论文30余篇。
本文引用格式
姚健.CBA竞赛改革创新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与重点聚焦[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 47(7):64-77
CBA竞赛改革创新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与重点聚焦
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自1995年创办起，在品牌打造、职业化探索、赛制优化、球迷服务、媒体与赞助商合作、多元竞争格局创建、高水平外援引入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27年相对于世界200多年职业体育的发展而言还过于短暂，还存在裁判员误判、教练员辱骂裁判员、外援主导比赛、各队实力不均、球队区域分布不均、球员转会不畅、比赛流畅性不够、对国家队支撑不够、赛程不稳定等诸多问题。通过CNKI核心数据库查阅1995—2022年相关论文发现：早期对CBA的研究很多，涉及面也非常广，主要包括赛程设置、赛间训练、比赛技术指标分析、中外球员攻守能力对比、俱乐部准入制度、比赛场次变化、外籍球员引入与管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近5年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联赛裁判、竞赛格局演变、篮球协会实体化等方面。总体而言，对CBA竞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与NBA竞赛规则、比赛场次、队伍数量、比赛日期、裁判能力、球员转会等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横向对比及如何向NBA学习方面，而缺乏CBA竞赛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研究、国内外重要赛事最新竞赛改革案例的启示研究、改革目标以及应重点统筹处理好的关系研究。因此，对以上问题进行系统分析，对促进CBA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长远发展目标，推进我国篮球全面振兴，引领职业体育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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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联赛”“CBA裁判”“CBA外援”“竞赛制度”“竞赛规程”“竞赛改革”“篮球规则”“NBA”“国际篮联”“FIBA（国际篮球联合会）”“美职篮”“制度创新”“制度评价”等为关键词在CNKI数据库查找1995—2022年发表的相关文献，其中关联性强的核心期刊文献201篇、博士论文17篇、报纸文献226篇（包括中国篮协历任主要领导李元伟、信兰成、李金生、姚明、白喜林等关于联赛改革发展的观点，著名篮球评论员或CBA跟队记者杨毅、徐济成、苏群、孙保生、宋翔、沈煜发表的CBA联赛相关评论，国际篮联主席奥拉西奥-穆拉特瑞、秘书长鲍曼，NBA总裁亚当-萧华等对FIBA、NBA相关改革的解读等），并依据与本文的相关度，选择其中40余篇文献作为重点参考。另外，查阅了27年以来CBA的竞赛规程，将制度创新、品牌相关理论等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1.2 访谈法
2021年3月—2022年7月，笔者对4名篮协工作人员、2名国家队助理教练员、5名CBA俱乐部总经理、7名CBA主教练、10名CBA现役国际级裁判员、9名篮球领域的研究专家进行了一对一访谈，访谈内容包括CBA赛程安排、裁判员判罚、录像回放、教练员不服从裁判员、外援使用、球队区域分布、球员转会、联赛改革目标、联赛与国家队成绩关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优化建议。
1.3 观察法
通过CCTV5、CCTV5+、搜狐体育、网易体育、抖音、快手等搜集中国篮协领导姚明，CBA教练员杜峰、杨鸣、王博、李楠、王菲、王建军、郭士强、吴庆龙、李春江、阿的江、马丁内斯、谢立彬、刘维伟、马布里、李秋平、王晗、朱世龙、崔万军等接受访谈的视频，整理CBA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观看2019年男篮世界杯赛中国队5场比赛录像，2022年6—7月男篮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第三窗口期中国男篮参加的全部4场比赛录像，2022年男篮亚洲杯赛中国男篮参加的全部4场比赛录像，2020—2021赛季、2021—2022赛季CBA部分常规赛、季后赛共100余场比赛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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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竞赛改革创新的理论依据
2.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
重大实践活动一定要有科学理论发挥先导作用。理论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把握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就可以预见未来实践发展过程和趋向；只有受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才是自觉的实践，自觉的实践往往事半功倍；如果完全抛开理论的审视和检验，就无法断定实践活动合理、正确与否。自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召开的历次党代会始终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主要特点为：①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道路，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把发展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国情基础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最大特征）；②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实践道路，为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难题提供了勃勃生机；③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道路，为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难题提供了强大动力；④是倡导平等而不是输出模式的道路，为解决当前和今后的难题赢得了国际社会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与我国各项事业的变化发展，怎样发展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需要从理论上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个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世界、指导实践，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做出了系统的阐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时代各行各业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①这一思想秉承人民至上。CBA应把更好地服务球迷、满足球迷的多元观赛需求与美好向往、提高球迷的幸福感作为最主要的改革目标之一。②这一思想坚持立足中国现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例如，受限于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生源质量、训练保障、竞赛体系、政策支持等方面的问题，大学生球员与职业球员整体竞技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为提高俱乐部选择大学生球员的积极性，目前CBA实施大学生球员选秀注册优惠制度（通过选秀进入联赛的大学生球员在新秀赛季不占该球队注册名额），这也是联赛落实《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精神，服务体教融合的体现和探索。③这一思想突出问题导向，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解决问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例如，当前CBA对国家队成绩提升支撑不够是制约联赛改革成效的突出问题，因此，应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全力促进男篮国家队成绩的提升。④这一思想强化战略思维。这就需要CBA竞赛改革胸怀大局，把握时代大势，认识发展规律，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以及现阶段我国体育、联赛的发展特征，更好地处理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当前与未来的关系，协调推进。⑤这一思想强调必须坚定“四个自信”。这就要求CBA不能盲目照抄NBA等其他赛事，而要系统总结27年来联赛改革中的独有经验和有效做法，进一步优化、发扬，更加自信地主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篮球特色的职业联赛。
2.2 以制度创新与品牌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
CBA竞赛改革可以通过学习借鉴现有契合度高的理论，更好发挥理论对联赛改革实践的先导、预见、指导、检验作用，真正使改革“理论足、站位高、走在前、有特色、高质量”。
（1）制度创新理论。1968年诺思分析了生产率变化与制度变革的关系，被认为是制度创新理论的开创性成果，强调制度创新是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或额外利益的对现存制度的变革，促成制度创新的因素主要是市场规模变化、生产技术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定社会集团或个人对自己收入预期的变化。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CBA创建之初，联赛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创新为主，这是由我国的举国体制（国家在体育资源调配、政策执行及权力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对这种制度变迁路径的依赖使得CBA职业化改革必然首先从国家层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行）、CBA的生成方式（不同于欧美国家由民间俱乐部自发生成，CBA由中国篮协官方组织成立）、职业化初期的社会经济条件（CBA改革之初，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还处于起步阶段，篮球市场非常不完善，缺乏诱致性制度创新产生的基本社会经济条件）和制度供给不足决定的，且竞赛制度的改革创新是渐进的。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制度震荡，降低制度安排的摩擦成本，但这种变革方式也存在低效、利益集团的路径依赖、安排者的“寻租”和“招租”企图、制度创新强度不足、制度的内生诱导缺乏等弊端。为此，要处理好以下2个问题：①掌握竞赛制度创新的强度。强度过大可能会引起俱乐部、投资者的不适和不满；强度不足，预期制度可能安排不及时、不到位，引起球迷、媒体不满，增加制度运行时间和成本。②安排好强制性供给时机，尽量避免竞赛制度供给的超前或延后。
（2）品牌相关理论。①品牌管理理论。品牌管理包括“建立品牌”“维护品牌”“巩固品牌”等过程，通过高质量的品牌管理可以对“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有效监管与控制，进而形成、保持、改进、提高品牌的持续竞争能力。高效的品牌管理包括“确立卓越信誉”“争取广泛支持”“建立密切关系”“增加亲身体验”4个基本要素。高效的品牌管理能提升品牌内在的功能、价值和质量，扩展外在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普及度。②品牌价值理论。品牌价值的提升必须依靠其价值的持续创新，在特定成本范围内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用新的品牌价值满足顾客对原有产品或服务的更高价值追求。“品牌价值创新”既可改变品牌原有价值，也可赋予品牌新价值，其创新路径主要通过“品牌差异化”“品牌定位创新”“确定企业发展DNA”来进行。③品牌形象理论、品牌定位理论等。CBA要想真正成为世界级品牌赛事，需要CBA公司通过高效的品牌管理来树立和呈现自身的品牌形象，优化品牌营销系统，合理进行品牌定位，进而提升联赛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普及度，满足球迷、媒体、赞助商更高层级的价值需求，最终实现品牌增值，成为受喜爱的中国体育赛事品牌。我国的投融资环境、球迷对篮球运动的热爱、消费水平、联赛的职业化程度、软硬件设施、国内外同类赛事的竞争等都是影响CBA品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其中通过完善竞赛制度，打造“高水平、有特色、看点多”的比赛是提高品牌价值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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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竞赛改革创新的现实基础
3.1 现阶段国情要求CBA竞赛改革须坚持走中国特色道路
2021年起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进入新发展阶段，具有新的发展基础、发展任务、发展主题、发展环境与发展难度。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推出一系列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职业体育改革是整个中国社会改革的缩影，既面临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又面临社会转型加剧、体制改革深化的严峻挑战。
中国篮协制定的发展目标之一就是要将CBA打造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篮球联赛之一。把握和跟随世界篮球的潮流是打造全球品牌的基础，但是CBA竞赛改革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必须坚定联赛特色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树立“人民至上”“联赛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为世界篮球运动多元化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因此，CBA竞赛改革必须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例如：当前实行的限制外援上场节次制度、职业裁判员与业余裁判员相结合制度、每个赛季常规赛不是按照传统的东西或南北分区而是按上赛季排名重新进行动态分组制度、独特的季后赛出线制度（除了常规赛前4名外，第5~12名球队将参加季后赛附加赛争夺后4个参赛名额）、主教练在特定情况下可申请录像回放制度、赛季前组织体能测试制度、统一理论考试制度等就属于中国特色的竞赛改革创新。
3.2 现阶段“体情”要求CBA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3.2.1 推进我国体育产业优化发展
现在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体育产业的发展会呈现“井喷式”发展态势，2021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颁布后，202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为27372亿元，实现增加值10735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同期GDP比重由2012年的0.60%上升至2020年的1.06%，体育产业对GDP贡献度不断提升。但总体而言，目前体育自身的价值潜力和优势尚未充分发挥，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美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为3%左右），还远不能适应新时期体育产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主体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发展不协调。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应重点发展体现体育自身经济功能和价值、以竞赛表演业为代表的主体产业，全力打造国内发展较好的职业赛事品牌。2021年《中国篮球运动发展报告》显示，我国一般篮球人口为1.25亿人、核心篮球人口为7610万人。篮球运动有利于培养集体性社会资本，适合不同阶层和职业的人参与，是集体球类第一运动，公众及青少年对其认可度居“三大球”之首，篮球培训市场规模在千亿元水平，这些优势为篮球产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2.2 突破我国竞技体育结构失衡瓶颈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体育代表团追平了伦敦奥运会38枚金牌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在乒乓球、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上继续保持优势的同时，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也有了新的突破。然而，“三大球”男子项目均未获得参赛资格，特别是最有希望出线且具有主场优势的男篮，在2019年男篮世界杯赛中仅排名第24位，自1984年首次参加奥运会以来连续9届取得参赛资格的纪录终止。在2022年男篮亚洲杯赛上中国男篮又先后负于韩国队与黎巴嫩队止步八强，“奥运前八、亚洲第一”的历史辉煌成绩在短期内已很难再次实现。
“三大球”项目在我国普及度与关注度高，职业联赛开展较早，因此其国家队的成绩意义更加重要。《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其中特别提到“三大球”全面振兴和提高国家队竞技实力是重要目标。实践证明，推动职业体育优质创新发展是突破我国竞技体育项目间发展不均衡的应然路径。由于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独特的举国体制以及“三大球”项目国家队成绩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独特地位，CBA竞赛改革肩负着提高国家队成绩的历史重任。
在访谈中多数专家指出，目前CBA对国家队发展的实际支撑作用还远远不够，如果处理不好联赛与国家队发展的关系，就无法实现联赛“为球迷创造欢乐，为企业创造财富，为媒体创造报道素材，为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创造自信和幸福感”等发展目标。
3.2.3 满足群众高质量观赛服务需求
体育赛事服务产品作为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群众业余生活、提高休闲质量作用显著，提高竞赛质量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生工程”。2015年《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体育服务业，其中包括打造一批国际性、区域性品牌赛事。2022年《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是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期待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各类赛事增多和网络传播，广大球迷对各类赛事的观赏性、公正度、选择权等有了更高的期盼和要求。从收视率上看，2019—2020赛季全国共有20个电视频道对CBA比赛进行转播，转播场次达到5011场，相对于此前一个赛季增加860场，播出时长、累计收视人次等数据均有大幅度提升（其中，CCTV5收视率达到1.08%，创该频道近3个赛季CBA直播收视率新高）。
在访谈中有球迷谈到：“观看CBA比赛成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赛季中每天都对观看比赛充满了期盼，而赛季结束后好像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生活中总感觉缺点什么。”通过对广大球迷的调查发现，球迷主要关注的观赛质量问题如下：①球队间竞技实力相差悬殊，缺乏胜负悬念；②录像回放次数过多，比赛不够流畅；③外援出场节次限制，弱队缺乏球星和看点；④教练员辱骂裁判员等现象对青少年球迷产生不良影响；⑤全明星赛照抄NBA，缺乏亮点；⑥裁判员误判较多，影响比赛结果。
3.3 国外篮球竞赛改革创新的典型案例
3.3.1 国际篮联竞赛改革
国际篮联官员科勒表示：“在现有的竞赛系统下，每年只有2个月有比赛，而且是在夏天，大家都在度假，影响了赛事关注度，新的竞赛制度增加了比赛时间、地点和场次，有利于篮球运动的全球推广。” 2012年国际篮联通过了2017—2030年竞赛制度改革措施：①为扩大篮球世界杯赛的影响力，避开与足球世界杯赛在同年进行。②男篮世界杯赛的参赛名额由现在的24支球队扩大到32支球队。③男篮世界杯赛预选赛取消了以往的赛会制，改为主客场双循环制，不再由各洲锦标赛来确定参赛资格，而是单独举办世界杯赛预选赛，预选赛时间跨度是2年，预选赛分别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大（亚洲和大洋洲合并）4个大区进行，32支参赛队伍包括欧洲12支、美洲7支、亚大区7支、非洲5支和东道主。④从2017年开始，各大洲锦标赛由每2年一届改为每4年一届。⑤2020年开始奥运会参赛名额获取办法将通过前一年的男篮世界杯赛产生（名额分配标准：排名前2位的美洲球队、欧洲球队，排名第1位的非洲球队、亚洲球队、大洋洲球队，东道主，其余４个名额将由落选赛产生）。
3.3.2 NBA竞赛改革
已有70多年历史的NBA之所以在全球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除了高水平的球星之外，根据各方需求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对竞赛制度持续改革创新是主要原因，其每次改革都反映了联赛理念的更新（表1）。
3.4 CBA联赛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裁判员判罚争议。近几年随着俱乐部在球员引进方面投入增加、比分接近场次（例如近5个赛季每个赛季平均有60场以上常规赛比分相差5分之内）和转播场次增多、赛后录像重新回放观测技术加强，裁判员判罚争议问题暴露的次数更多，成为媒体报道、球迷关注和球队不满的焦点问题之一。
（2）外援主导比赛。对CBA近5个赛季常规赛场均得分排行榜进入前20名的国内球员统计发现：2016—2017赛季为1名；2017—2018赛季为0；2018—2019赛季为1名；2019—2020赛季为0；2020—2021赛季为3名。2019年FIBA发布的《国际篮球报告》显示：CBA外援出场时间平均为24.7 min（非美国籍外援21.1 min，美国籍外援26.7 min），高居16个世界顶级篮球联赛第3位，美国外援场均得26.9分，而国内球员平均出场时间仅有10.8 min，场均只得7.1分；整个CBA 21岁以下球员数量只占12.8%，只排在除美国各级篮球联赛以外的第10位。
（3）球员伤病严重。2021—2022赛季，易建联、郭艾伦、胡金秋、周鹏、赵睿、赵岩昊等多位国家队球员在联赛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球员伤病问题更加凸显。
（4）实力差距过大。近年来CBA“扩军”至20支后，国内高水平球员数量依然偏少且集中分布于广东、北京、辽宁、浙江等队，球队竞技实力格局呈明显的“两头大、中间小”（即前几名球队和后几名球队竞技实力差距明显，且这一部分球队数量占比相当大）。以2019—2022年近3个赛季常规赛总场次为例：胜率超过70%和低于30%的球队分别占15.25%和20.33%，而在NBA中仅占6.70%和12.22%。
（5）球员转会矛盾。部分CBA球员提出转会但很难实现成为近期热点话题，球员流动意愿和俱乐部权益如何兼顾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6）对国家队支撑不够。近年来国家队成绩停滞不前，联赛中的明星球员在2019年男篮世界杯赛中表现出全方位差距：在得分方面除易建联场均17.8分外，联赛中的明星球员周琦、郭艾伦、王哲林分别仅得9分、8.4分、8.0分；在助攻方面除郭艾伦4.0次外，其他4名后卫赵继伟、孙铭徽、赵睿、方硕分别仅有2.8、2.8、1.8、1.6次；在控制犯规与失误次数、篮板球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在2022年男篮亚洲杯赛中也反映出同样的问题，在与黎巴嫩队的1/4比赛中，只有周琦1人得分“上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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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竞赛改革创新的目标
目标是根据组织的使命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达到的预期结果，具有指明、凝聚、激励、决策和考核的作用，制定目标必须从全局出发，目标应便于衡量、可行、相对稳定。《中国职业篮球联赛改革与发展十年计划》提出CBA竞赛改革的目标为：力争用10年时间把CBA打造为世界级的职业篮球联赛，发展CBA品牌，使其成为亚洲最好、能盈利、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联赛；培养和造就一批世界级明星。
前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元伟指出，联赛的目标是扩大规模，逐步延长赛程，各俱乐部有完善、舒适的设施与稳定的后备力量，联赛水平稳步提高，新人不断涌现，最终综合水平接近NBA。李元伟还明确提出了衡量联赛是否成功的6条标准：有品牌公司赞助；联赛品牌升值得到市场认同；有稳定的球迷群体；媒体高度关注，有专门的版面报道；球员成为明星人物，有稳定的高收入；俱乐部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信兰成指出：“CBA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为球迷创造欢乐、为企业创造财富、为国家培养人才，提高国家队的竞技水平，实现篮球运动的多元功能与核心价值。”李金生指出，联赛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培养篮球人才、为球迷提供愉悦的观赛体验和实现市场价值。姚明提出：“CBA的目标定位是顶级的职业联赛，我们将勇于创新，携手合作伙伴一起去提升CBA场内和场外的吸引力。”他还提到要充分从球迷角度考虑问题，打造“CBA文化”，与球迷在线上、线下建立更强烈的“绑定”，了解球迷真正想看到什么样的球星、什么样的赛事，建立归属感，让每支球队都拥有自己的球迷。在2022—2023联赛新赛季新闻发布会上，CBA公司首席执行官张雄指出，在进一步提升联赛竞技与运营水平、培养更多高水平球员的同时，实现竞技价值、商业价值、品牌价值的同步提升。
从CBA发展目标归类看：宏观目标为把CBA打造成世界一流职业篮球联赛；中观目标是为国家队培养人才、更好地服务球迷、提升媒体关注度、塑造联赛文化、规范化运作俱乐部、提升市场价值、为赞助商提供品牌溢价等；具体目标为抓好竞赛工作、优化竞赛制度。结合CBA 20多年发展实际，对其竞赛改革内容对应的主要具体目标进行细化归类，详见表2。
竞赛的公正性是任何赛事能够有序开展的基本保障，一切竞赛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公平的竞赛秩序和环境为前提。如2016—2017赛季辽宁队对新疆队半决赛第4场发生的最后6.5 s计时器晚开案例就严重违背了比赛公正性要求，因此，从总决赛开始就实行了第三方选调计时员的新规则。从2017—2018赛季开始引入PTS系统，即裁判员随身携带无线开表发射器，在场上实现与计时员同步开表。再如，为使裁判员选派更加公平，最大限度规避人为、人情因素，目前每场比赛前使用人工智能选派裁判员，根据临场表现定期进行动态调整。2019—2020赛季，为保证裁判员执法的公正性与水平提升，推出的“獬豸计划”包括专职裁判员要求、提高兼职裁判员薪酬、裁判员监评体系升级及裁判员培养。
竞赛的观赏性包括“质”和“量”两方面：“质”主要指竞赛内容的精彩程度，包括球星的表现以及诸如“辽粤战”“京辽战”等品牌对决。“量”主要指竞赛的场次数量特别是精彩场次的数量，只有场次多才能给球迷带来更多的观看机会和持久的娱乐休闲区间。例如，CBA发展到20支球队后，常规赛比赛场次已由原先的38场增加为56场，总决赛也由原先的5场3胜制增加为7场4胜制。
竞赛的均衡性关系到联赛能否可持续发展。世界一流职业赛事的发展实践证明，竞赛制度的改革（如NBA设立工资帽制度、选秀制度、转会制度等）可使球队间的竞争力更加接近。例如，CBA曾经实行的后几名球队可使用亚洲外援制度使后几名球队具有与前几名球队抗衡的实力。四川队在2014—2015赛季排名倒数第3，在2015—2016赛季凭借哈达迪、哈里斯、邓特蒙的“三外援制度”优势获得冠军。
竞赛的健康性事关联赛的品牌形象，关系到外界对联赛相关参与者的评价、对广大篮球爱好者日常行为的引领、家长对子女参与篮球运动与观看赛事的支持程度。近几个赛季出现的教练员辱骂裁判员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联赛的健康形象。
竞赛的独特性是指基于我国国情CBA在现阶段整体竞技水平下所采取的独有竞赛制度，通过打造特色实现差异化竞争，如联赛为国家队备战世界杯赛调整赛程，赛季开始前进行体测、理论考试，常规赛MVP从国内球员中选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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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竞赛改革创新应重点聚焦的十大关系
5.1 国际接轨与中国特色的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联赛历史悠久，办赛模式已非常成熟，因此，CBA主动与国际接轨能发挥后发优势。从职业体育产品性质看，西方发达国家职业体育成长于市场经济环境，一般认为其主要具有私人产品性质，但许多职业联盟具有反垄断豁免权，政府部门给予税收、场馆等优惠政策支持，因此也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我国竞技体育担负着为国培养竞技人才、争得荣誉、振奋民族精神和服务群众休闲生活的重要社会责任。CBA发展不能脱离这个国情，其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准公共服务产品。
鲍明晓认为：“从职业体育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看，是过去300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按照产业规律和经济规律运转，这样的发展基础和运转模式与中国体育传统的体工队建制显然有所不同，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钟秉枢认为，“冲突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是目标，以往就是为国争光，有了俱乐部以后，还要满足市场需求；其次是权限，原来是政府管，职业体育意味着社会化、市场化，政府不该失位，但也不能越位和错位；再次是利益，协会、赛事运营公司、俱乐部、媒体、观众等参与的主体众多，利益诉求能否形成合理的协调机制”。
中国的职业联赛发展既要主动与国际接轨，又必须根据国情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CBA成立初期，职业联赛还属于新生事物，当时NBA经过50余年的改革发展，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NBA的各项竞赛制度都对CBA产生了重要影响，此阶段CBA对NBA更多是模仿照搬，也确实通过学习吸收NBA的经验教训发挥了后发优势，降低了试错成本，加速了联赛各项竞赛制度的完善。
CBA与NBA在价值观、发展目标、球星数量、竞技水平、推广模式、机构设置、球迷特征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异。受访专家一致认为，不同于NBA的商业至上，CBA自创立起就具有服务国家奥运争光战略发展大局、为国培养篮球人才、服务球迷美好生活向往的独特历史使命，CBA竞赛要坚定“四个自信”，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制度优势，坚持“国家和人民至上”“实事求是”“问题导向”，坚信保持中国特色是联赛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应更加自信和主动地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联赛。
例如，很多专家、记者都指出为增加场次，CBA应学习NBA建立分区制度，但NBA当初分区的实质是为了减少场次（如果不分区每2支球队常规赛打4场比赛，每个赛季时间太长、场次太多；分区后不同分区只打2场比赛），同时减少跨区域交流的交通成本。而且，由于分区制带来的东西区间竞技实力不均衡已经引起了NBA的重视，今后有取消分区的趋势。CBA想通过分区制增加场次显然与NBA减少场次的目的不同，因此，不能盲目通过分区来实现。再以CBA模仿NBA实行的最后2 min裁判员报告制度为例，鉴于CBA现阶段的裁判员总体水平不高、经验欠缺（与NBA相比年龄相对较小，执裁联赛场次少），主教练、球员、俱乐部管理人员职业素养相对偏低（裁判员判罚出现争议后，经常出现顶撞裁判员的现象），部分媒体扭曲事实报道的客观实际，不宜过早实行，而应通过更新裁判员选拔、培训形式提升裁判员的业务能力。因为裁判员报告制度不能改变比赛结果，建议为尊重与保护裁判员，裁判员判罚情况只作为中国篮协与CBA评价与选派裁判员的主要依据，不对外公布；随着联赛发展与裁判员职业化的推进，在优秀裁判员达到一定数量，教练员、俱乐部、球迷、媒体对裁判员误判的整体容忍度提升后再逐步公开。
5.2 立足未来与夯实基础的关系
CBA发展要统筹兼顾，加强顶层设计，既要注重长远目标，打造百年品牌，又要夯实篮球人口、重视后备人才培养、合理安排大中小周期训练、科学实行竞赛改革、改进俱乐部管理、加强设施建设、注重培育篮球文化、探索篮球体教融合模式。2005年中国篮协曾成立CBA职业化改革专题调研组，提出了《中国职业篮球十年改革计划》，其中包括能力建设（2005—2008年）、股份制运作（2009—2012年）、巩固提高（2013—2015年）3个阶段，每个阶段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实施方案。中国篮协2017年起推出5年发展计划，涉及联赛轮次、比赛密度、比赛日安排、比赛日期、季后赛参赛队伍、外援政策、裁判员职业化等方面。在2022年5年规划到期的情况下，在发展体育产业成为国家战略和人民群众生活性服务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常态下，在职业联赛发展面临重要的历史机遇下，在观众需求、媒体报道、球员水平、俱乐部管理、联赛亮点与问题等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的情况下，联赛的改革发展速度、结构、动力必须进行重新调整，促使其进入一个更优的“新常态”。
建议尽快组织人力通过上座率、收视率、市场占有率、赞助率、裁判员判罚正确率、赛场暴力发生率等指标对上个周期内的改革成效进行科学论证评估。针对目前争议较大的裁判员水平、外援上场节次、教练员顶撞裁判员、大学生球员竞技实力相对较差、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球队数量与区域分布不均衡、球队间实力不均衡、球员转会不畅、缺乏国内顶级球星、对国家队成绩支持不够等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例如，受限于我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生源质量、训练保障、竞赛体系、政策支持等一系列问题，大学生球员与职业球员的整体竞技能力存在较大差距，为增强俱乐部选择大学生球员的积极性，目前CBA实施新选入大学生球员不受各个球队注册人数名额限制的优惠措施。建议今后继续进行优化，例如，要求每队每年至少选择1名大学生球员，力争打造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联合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改革试点，探索新时期中国特色的体教融合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大学生群体对本土联赛、本土球员的关注度。同时，尽快制定下一个“CBA改革发展十年或五年规划”，重新划分发展阶段，制定每阶段改革的“路线表”和“施工图”，稳步实现每个阶段的任务目标。
5.3 球队数量与竞赛质量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认识事物时要把握好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和质量界限，二者对立统一，在一般情况下质量占主导地位，但在特定条件下数量也可能成为主要方面。这就要具体分析，把握好质、量变化的“度”。参赛球队数量是CBA竞赛制度改革要面对的重要具体问题，球队数量和联赛竞赛质量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在考虑新入球队时必须统筹协调。2017年CBA规模扩大计划在股东大会上并没有获得统一的意见，5年内没有“扩军”计划，如果市场有需求，未来不排除有“扩军”的可能。
一种观点认为现阶段不应该“扩军”。中国具有顶级篮球联赛水平的球员在100人左右，“扩军”不仅不会提高CBA影响力，反而会导致比赛竞争性和观赏性下降。NBA能吸引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球队强弱分布比例符合经济学上“两头小、中间大”的健康发展原则；而CBA“两头大、中间小”（图1），相对而言强队与弱队分明，实力相近的球队较少，因此缺乏悬念的比赛多。
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扩军”。部分全国男子篮球联赛（NBL）俱乐部认为，我国有34个省级行政区，目前仅有20支球队，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还有2支以上队伍，陕西信达、安徽文一、广西威壮等球队的竞技实力并不亚于CBA中的弱队，如果这些球队能进入CBA，将大大推动相关区域的篮球普及和运动水平的提升。2015年1月，在NBL联赛筹备委员会会议上确定CBA在3~5年内暂时不会“扩军”，导致当年只有10支球队参加NBL，湖北马可波罗、长沙柏宁、北京顺天麒麟、黑龙江丰绅、江西鑫业和广州六穗等6家俱乐部退出。还有一些专家提出，如果失去升入CBA的希望，NBL俱乐部很难按照CBA标准建设，还会造成很多投资人短线投资，不利于NBL的发展。
笔者建议，联赛应逐步、有节奏地“扩军”，尽快出台长远的CBA队伍发展规模、球队区域分布和阶段性新进计划。增加球队数量后球队之间竞技能力失衡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制度解决，如：①尽快完善《CBA工资总额限制条款》，使新进俱乐部享受一定的工资总额优惠，提高工资帽封顶数值，吸引更多的高水平球员加入。②给予新进俱乐部外援上场时间与节次一定的优惠政策。③在选择新进俱乐部时，通过降低准入标准、增加准入名额等方式，适度向西部地区倾斜，使球队区域分布更加广泛，推动西部地区篮球产业发展、篮球运动普及与文化传播。
5.4 俱乐部权益与球员转会的关系
美国大学生球员竞技水平较高，NBA各队每年主要从杜克、北卡、乔治城、肯塔基等传统篮球名校按照顺位选择球员，甚至有些大学生球员刚进入NBA就成为所在球队的明星球员。我国虽然自1987年开始有51所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其中也有众多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侨大学等招收高水平篮球运动员，但是受制于目前大学普遍存在的生源质量、教练员水平、训练保障、政策支持等一系列问题，大学生球员与职业球员的整体竞技能力普遍存在较大差距，通过选秀的球员很少最终能够成为球队主力。因此，各俱乐部多半仍是从下属的青少年二线队伍中选拔、培养球员，球员淘汰率非常高。从一定意义上讲，球员自青年队开始在合同期内已成为本俱乐部的独有特殊商品，特别是能入选国家队的明星球员更是本俱乐部的稀缺商品，因此，CBA在球员转会方面倾向于保护俱乐部利益，明星球员流通不畅。
球员合理流动是职业联赛成熟的重要标志。根据《2022—2023赛季CBA球员选秀、工资帽、聘用及交易管理规定》，如果原俱乐部不同意球员转会至其他俱乐部，只要为球员开出顶薪就具有绝对主导权和优先续约权，球员只能留队或到国外联赛打球。这样今后可能有更多合同到期有意愿转会的球员在国内无球可打，造成俱乐部浪费顶薪，联赛因缺乏球员而丧失球迷、赞助商，品牌影响力下降。因此，联赛必须优化球员转会相关规定，明确球员在一支球队效力一定年限或超过一定年龄（如10年或超过30岁）后，根据个人意愿可申请转会。同时，CBA可结合球员效力年限、是否青训培养、对球队的贡献、是否国家队队员等因素出台一个转会指导价（转会最低价格为母队这些年为其开出的薪资总额，如果多支球队竞争，不设上限，补偿母队培养费用和损失）。在杜绝联赛薪资水平盲目攀比、引导俱乐部理性投资、规范运营等基础上，兼顾球队权益和球员流通意愿，平衡利益诉求，促进联赛健康可持续发展。
5.5 场次安排与伤病防控的关系
今后CBA每赛季常规赛增加到56轮成为常态，在有限的时间内打完联赛已比较紧张，而且还要被篮球世界杯预选赛打断，在亚运会、亚洲杯等大赛年还要为国家队集训备战留出时间，比赛场次增加导致队员受伤概率提升，需要为恢复体能、伤病预留更多时间。2021—2022赛季正值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流行，虽然实行赛会制减少了因长距离旅途造成的疲劳和伤病，但是常规赛郭艾伦、易建联、赵睿等球员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影响了比赛观赏性；季后赛胡金秋、赵岩昊、周鹏、任骏飞等国家队球员出现了严重的伤病，影响了俱乐部成绩和国家队备战男篮世界杯赛预选赛、男篮亚洲杯赛。伤病与2天1赛的赛制导致的运动强度太大、体能恢复不充分有关。因此，在场次改革中，在原先重点考虑比赛总场次、主客场顺序的基础上应与运动员伤病防控系列措施相衔接。
笔者建议：①如仍需长时间集中在赛区封闭比赛，应在不增加比赛总天数的前提下适当减少常规赛每队总轮次和场次，每支球队场次安排可调整为2天1赛与3天1赛相结合，增加球员体能储备。季后赛由于每场比赛的重要性增加，对抗强度更大，建议2场比赛之间再延长1天，确保队员有更多时间恢复体能。②各俱乐部尽快建立“CBA运动员伤病档案”，做好运动员入队、离队及定期的身体检查与追踪。③应继续调整《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纪律准则》，加大对具有伤害性的违反体育道德犯规的处罚力度，更大限度地规避此类行为造成的伤病。以2021—2022赛季为例，出现的严重伤病多与防守队员垫脚、肘部击打、反关节、上腿、顶膝、抱摔、快攻背后推人等具有伤害性的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有关，而且犯规对象多集中于对方主力球员。该赛季常规赛共有10名本土球员、4名外援累计4次违反体育道德犯规被停赛，3名球员被当场夺权驱逐，最严重的处罚为停赛6场、罚款20万元，6支球队累计违反体育道德犯规15次以上，说明当前的处罚措施（无论是罚款金额还是停赛场次）对运动员的警示作用仍不强，应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
5.6 赛程设置与FIBA改制的关系
2017—2021年是国际篮联调整赛制体系后的第一个4年周期，2019年男篮世界杯赛、2020年男篮奥运会资格获取办法成为新赛制体系下的全新尝试。①从2020年开始男篮奥运会参赛名额不再根据洲际赛事排名产生，而是通过前一年世界杯赛成绩产生（以往不与世界杯赛名次挂钩，只要在亚洲锦标赛取得冠军即可），世界杯赛的重要性提升。②以往世界杯赛参赛资格主要根据各洲的锦标赛确定，实行赛会制，而CBA竞赛一般从10月底不间断持续到第二年4月下旬或5月初，因此，每个赛季结束后国家队可以为备战进行长时间的集训。FIBA改制后实行主客场跨年度世界杯赛预选赛，今后预选赛与联赛赛程部分重叠也必将成为一种常态，如2017—2018、2018—2019赛季CBA赛程就与改制后的男篮世界杯赛预选赛11月、2月的几个比赛时间重叠（图2）。
面对世界杯赛由赛会制改为赛季制，国家队每年进行3~4个月的连续集训备战的传统形式将转变为在联赛间期分期集训备战；传统的以“大、中周期的准备期、比赛期和恢复期”为特点的集训安排模式也将调整为以短时间“板块训练解决重点问题”的安排模式为主。CBA赛程安排将受国家队在联赛期间比赛和征召俱乐部队员的影响，出现多个10 d左右的休赛期，因此必须提前合理规划，做到有效衔接，兼顾联赛赛程安排的连续性、国家队备战时间相对充足及归队后体能与伤病恢复。①探索国家队比赛期间联赛照常进行的赛制（在此期间可增加外援使用频次，削弱国家队队员缺席给球队竞技实力、联赛观赏性带来的影响），建立对向国家队输送队员俱乐部的经济和荣誉补偿机制。②探索赛会制和主客场制相结合的赛程安排，避免赛程总跨度时间过长，保证赛季的连续性。
5.7 客观误判与主观故意的关系
在访谈中，多数球迷认为CBA裁判员的误判率较高，特别是出现不利于主队的误判时更难以接受，认为必须对相关裁判员进行严格处罚。对篮球比赛而言，裁判员的每次误判都会对一支球队造成损伤，但是否需要对所有犯错裁判员进行处罚需要进行准确诊断和评估。由于篮球项目的同场身体对抗性强、立体空间球权争夺激烈、攻守转换快、观众期待比赛流畅、裁判员对规则理解的主观差异、裁判员视野与反应的局限性等特征，在篮球赛事中偶尔出现误判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要充分考虑篮球裁判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规则范围内，场上坚决维护裁判员的判罚自主权，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可控制的误判、漏判持宽容态度。CBA公司裁判数据表明，2019—2020赛季CBA所有裁判员的平均正确判罚率为90.4%，其中闫军、段铸等6位专职裁判员平均正确判罚率达到95.03%；2020—2021赛季常规赛第34轮后发表的27份报告显示，正确判罚率达到91.7%（其中19场最后2 min内为100%），而总决赛前两场的“最后2 min执裁报告”显示，第1场比赛6次判罚全部正确，第2场比赛12次判罚中11次正确、1次错判。这说明CBA裁判员的整体水平并不低。
近几个赛季，由于高水平球队间比分差距越来越小，例如，2019—2020赛季CBA竞赛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一度暂停，最终于2020年6月20日复赛、8月15日结束，一共进行了460场常规赛、16场季后赛，其中，双方分差在10分以内的为212场，占常规赛总场次的46.1%，5分以内的为106场，3分以内的为56场，1分的为16场，有26场比赛进入加时赛。裁判员的一个判罚就会影响比赛走势，经过媒体特别是抖音、快手等自媒体的传播，点击量很可能就突破百万、千万次，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此，裁判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但是对裁判员在一定范围内的包容并不意味着对所有错判的包庇，对带有主观倾向性的误判行为或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明显错判、漏判，联赛裁判委员会应通过专家反复诊断和求证，对问题裁判员依规进行罚款、停赛甚至禁赛处罚。
5.8 场上情绪表达与纪律约束的关系
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人民内部自由是相对纪律而言的，两者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自由必须受纪律的制约，但纪律又是获得自由的保障。”
（1）对教练员而言，教练员主动申请录像回放制度是CBA非常有效的创新措施，体现了对教练员权益和球队利益的维护，是现代视频技术辅助裁判员更正确执裁的有效尝试，对促进联赛公正公平、球迷更好地了解篮球规则、篮协更准确地评价裁判员执裁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教练员申诉必须符合竞赛相关规章制度并经过严格的申诉程序，否则对判罚稍不满意就随意用夸张的表情和动作指责裁判员，甚至推搡、辱骂裁判员等，不仅严重干扰了裁判员的有效执法，影响了教练员“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社会形象，以及对运动员“尊重裁判员和尊重规则”的示范教育，渲染了广大球迷的不满情绪，而且对整个联赛健康有序发展也造成很大的危害。
（2）对球员而言，在场上充分张扬个性能增加球迷的愉悦感和比赛的观赏性，培育更多年轻“粉丝”。然而，球员个性表达应建立在比赛规则允许范围内和提高自身竞技能力的基础上，绝不意味着可随意指责、抱怨裁判员或出现挑衅对手的语言、肢体动作。应鼓励教练员、球员在场上进行符合规则精神、健康积极向上的个性化思想与行为表达，这些也可能会成为今后CBA竞赛的看点（在球迷访谈中，很多青少年球迷指出很欣赏某球星的原因之一是他在比赛中的拼搏精神、激情和进球后的自我鼓励庆祝动作鼓舞人心），但对有损联赛形象、干扰裁判员执法，甚至可能引起赛场暴力的言行，必须进一步细化处罚规则，加大处罚力度。
5.9 外援引入与本土队员培养的关系
随着CBA的职业化发展，俱乐部在外援引入方面投入加大，以原NBA球员为主的外援不断涌入使比赛更加精彩刺激，但对外援制度的质疑也不断出现。使用外援的主要弊端在于：占据国内球员上场时间、压缩国内新秀表现空间、关键场次外援主导比赛，特别是曾经的“三外援制度”培养了中国男篮在亚洲赛场上的主要对手。2个典型的案例：①在2014年亚运会上，战胜中国男篮的伊朗队三大主力哈达迪、卡姆拉尼、卡兹米都在CBA效力；②在2022年男篮亚洲杯赛上帮助黎巴嫩队战胜中国队独得32分的阿拉基曾在CBA效力。使用外援的主要好处在于：①竞技水平提高，观赏性增强，符合球迷的期待，在访谈中很多球迷都希望放开外援上场节次。例如，在2021—2022赛季季后赛12进8、8进4、半决赛、决赛中，辽宁本钢队的莫兰德、浙江广厦队的奥卡福、上海久事队的富兰克林、广东大益普洱队的维姆斯、深圳马可波罗队的萨林杰、吉林九台农商队的琼斯等外援的发挥直接决定了比赛走势。②提升联赛的国际化水平以及其他国家的关注度。③增加联赛竞争平衡性，缓解现阶段CBA大学生球员选秀制度效果不佳问题，有利于落后球队保持竞争力、观赏性以及主场上座率。④增加国内球员的竞争性和进步动力。著名球星斯科拉认为，CBA对外援限制导致国内球员打球和寻找新的球队相对简单，从根本上阻挡了中国球员不断前行的决心，影响了中国更多顶级球星出现的可能性，应该开放外援限制。
为了增加国内球员历练机会，在2020—2021赛季CBA已进一步缩减外援上场节次，实行4节4人次，并取消亚洲外援。但从实际统计数据看，因为每支球队能入选国家队的主力队员至多1~2名，属于“稀有资源”，另外引进外援是为了弥补球队内部各位置的不足，与国家队主力队员位置重叠少，因此外援增多与减少并不影响国家队主力球员在俱乐部的出场时间（如2021—2022赛季季后赛，辽宁队的郭艾伦、赵继伟，广东队的赵睿，深圳队的沈梓杰，广厦队的胡金秋、孙铭徽，上海队的王哲林等在没有伤病的情况下都按照正常的主力轮换时间上下场）。另外，国家队只需要12名队员，全部300余名CBA球员都达到国家队水平也不现实，只要入选中国篮球人才库的50名球员中的1/3能达到历练目标即可。因此，需要树立“外援多了不影响国内少数顶级球员历练”的新理念，建议不再缩减外援名额，甚至可以适当增加外援上场节次。对于“一支球队到底允许签约几个外援合适，到底上场节次控制在多少合适，不同名次的球队应该享受多大的外援政策优惠”等问题，需要通过近几年的大数据进行研判，而不能仅凭借主观意愿修正。
5.10 联赛改革与国家队振兴的关系
CBA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与国家队成绩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形成强烈反差，引发社会各界的不满。发展好我国的职业体育、推动联赛与国家队的良性互动、提高国家队竞技实力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目标。CBA竞赛改革应树立大局意识，将能否真正提升国家队成绩作为改革最主要指向以及评价效果的最客观指标之一，走一条“以联赛促进国家队振兴”的发展之路。应通过联赛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凸显中国特色，为其他集体球类项目提供参考。
笔者建议：①建立国家队与俱乐部联席会议制度，把联赛改革统筹纳入国家队备战体系，定期召开各俱乐部代表参加的国家队发展专题会议，共同为国家队备战出谋划策。②树立“全力促进国家队大赛成绩提升是联赛成功重要标志，是构建中国特色职业联赛的应有之义”的理念，CBA不仅要为国家队输送优秀的球员、教练员，还要争取输送更多优秀的体能训练师、翻译、视频分析师、营养师、医务人员、心理咨询师等。特别是为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2022年开始中国篮协推行中国篮球人才库制度，将有更多的联赛球员、教练员、工作人员有机会进入国家队历练和服务，CBA将为国家队组建提供更大的支持。③与国家队加强协作，结合新时期队员心理特点和实际需求，探索联赛与俱乐部层面新的思想教育形式，强化“祖国利益高于一切”，通过具体的日常训练培养、传承和创新球队文化。④以中国男篮世界大赛犯规过多问题为例，CBA应重点实施裁判员“引进来、走出去”计划。选派CBA裁判员在联赛休赛期出国进修学习和聘请高水平欧美裁判员定期来华指导，切实提升CBA裁判员的执裁理念和实践水平，同时给国家队球员讲解最新国际赛事判罚尺度，使其适应国际赛场裁判员执裁风格。继续升级针对裁判员的“獬豸计划”，优化裁判监评体系，探索与国际接轨的裁判员培养、选拔、评价、淘汰模式，力争向亚洲和国际赛场输送更多高水平裁判员。⑤随着CBA职业化的推进，球队间名次竞争更加激烈，部分俱乐部担心球员在国家队受伤后影响俱乐部成绩，部分球员担心在国家队受伤后影响与俱乐部签约或续约、运动生命受损，因此，俱乐部应协助国家队持续完善运动员为国征战伤病后的救助、保险与保障制度，拓展国内外救治支持范围，消除队员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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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CBA成立27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我国培养竞技篮球人才、推动篮球运动普及、拓展篮球市场、引领篮球职业化改革、传播先进篮球文化、促进国内外篮球交流、探索体教融合模式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竞赛制度建设仍滞后于发展需求。进入新发展阶段，CBA竞赛改革应树立“高点定位、全球眼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发展理念，强化科学理论支撑，立足现实问题，突出目标导向，切实增加联赛的核心竞争力、独特吸引力、国内外影响力，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改革发展之路提供参考，为提升我国男子篮球竞技水平贡献力量。本文仅从宏观上提出了CBA竞赛改革需要重点聚焦的十大关系，期待有更多的研究者针对某一对或几对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7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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