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武术技击的争鸣反思、价值提炼与能力提升进路//彭国强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7期
论文导读
技击是中华传统武术实践领域研究中的热点话题，也是未来武术技术发展以及理论更新的重要基础。对现代语境下本源性暴力是否仍可表征技击、致命之招是否是训练的关键、技击实践与文化理论研究何者为根等问题的深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正面回应当下社会以及学界对于武术能否技击之问，本文尝试对中华传统武术技击这一根本性命题展开寻绎。认为，本源性暴力仅是武术发展过程中的片段，致命之招无法作为传统武术交流中败北的借口，技击实践是不断推进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技击这一本质性特点并不随社会的发展而进行波动。传统武术技击在唤醒身体实修感知、深化武学研究认知、体认武艺训练过程、细化实战格斗要素以及推动武术“由技入道”等方面彰显其价值。基于技击价值的系统提炼，武术在未来应在技法提炼上从复杂走向简约、在技战术训练的体系建构上从散乱走向系统，并能够在保证实战双方安全的前提下，逐渐将传统的讲手过渡到实战，在多维复杂的对抗中更加精准地阅读对手的节奏变化。最终，推进传统武术技击研究“从理论中来到实践中去”这一宏大命题的具象化。
作者简介
彭国强，华东师范大学体育教育训练学博士研究生，中国大学生75公斤级太极拳推手冠军、78公斤级长兵亚军，多次斩获省级、市级民间太极拳推手冠军。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太极拳推手对抗、长短兵实战以及大枪武艺等中华传统武技的复原及体系化传承。在北大核心、CS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多次在国内外会议中作专题报告，相关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研究生优秀成果奖。
本文引用格式
彭国强.中华传统武术技击的争鸣反思、价值提炼与能力提升进路[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7）：87-94
中华传统武术技击的争鸣反思、价值提炼与能力提升进路
近年来，“中华传统武术的本质是技击”这一根本性的共识问题引发了热烈讨论，而如何提升传统武术技击能力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仍困扰着学界以及民间的众多研究者与习武爱好者。从在社会层面引发舆论的“马保国事件”到学术研究层面针对传统武术技击提出的各类反思，中华传统武术技击研究虽然曲折，但也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得以推进。梳理相关研究发现，代表性观点主要围绕“传统武术技击弱化”、“技击不是评价传统武术的唯一标准”、“传统武术技击是无限制的生死拼杀”、“传统武术技击路径培养存在利弊”、“传统武术技击有瑕瑜之分”以及武术技击概念讨论等方面，既有基于历史维度的考量、针对文化内涵的分析、立足哲学视角的思考，也有围绕基本学理的解读，视角多维、观点各异，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武术技击的研究进程，且为本文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上述研究虽然回答了传统武术“何以不具备技击能力”以及在未来“如何培养技击能力”这2个问题，但在传统武术“本应具有技击能力”的应然发展与“当下传统武术技击能力缺失”的实然现状之间仍有一些问题未受关注，如在现代语境下本源性暴力是否仍可表征传统武术技击、致命之招是否是传统武术技击训练的关键、传统武术技击实践与文化理论研究何者为根等。缺乏对上述问题的重视与省思势必会在武术技击研究过程中遗留缺憾，且不利于未来武术的良性发展。同时，随着武术技术与武学理论研究的精细化发展，针对“传统武术技击的价值”以及“传统武术何以重拾技击”这一“价值性”与“策略性”的思考也亟待进一步推进。基于此，本文以传统武术技击为主要思考着力点，在研读文献的同时结合专家访谈等方法，对传统武术技击的相关问题展开深层反思，以期助力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武术技击研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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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技击研究中的争鸣反思
1.1 现代语境下本源性暴力是否仍可表征传统武术技击
目前学界对于“技击”一词的讨论分歧并不大，但存在一些解读误区。具体就“技击”二字而言，将其理解为通俗意义的“打”并无不妥：“技”的本义为技艺、技巧，“击”的本义为敲击、敲打，合成的“技击”可理解为运用一定技巧进行击打。例如，习武者经常会问或被问：“你练的这个拳（械）能不能打？”这里的“打”其实就是技击的通俗说法。若将“传统武术”置于“技击”之前，则不能简单地将“传统武术技击”理解为“打”，而应解读为“利用传统武术的相关技战术进行打”。相较于“技击”简单、粗暴的特点，“传统武术技击”则是具备技术性、战术性以及思考性的文明对抗方式。
现有研究多以打斗的暴力行为表征传统武术技击。例如：技击的本质是暴力，武术与暴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技击水平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术暴力性的强弱；“技击在性命相搏一方面言之，则为决斗，决斗则无道义，更须抱定肯、忍、狠、谨、稳、准之六字诀要，且与对方抱有同死决心，若击之不中，自不能击，动则便能致其死，方可击之。其决心如此，自无不胜”；“武技研究的是制敌取胜之技法理论，要格斗搏击，自然就意味着暴力、流血和伤人，甚至杀人”。可见，不管是对技击本质的界定还是对搏斗方式的阐述，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传统武术技击与暴力之间的密切关联。就传统武术发展的历史本源而言，这种解读可能并无问题，因为人兽相搏是武术塑造的“暴力打斗”“生死拼杀”“杀人术”形象的原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武术技击早已褪去了暴力的特点，其更多追求的是“致人而不致于人”、“重控制而轻伤害”、“以武会友”以及“点到为止”。有学者依据文明程度将传统武术技击划分为原始搏杀、规则制约下对抗、仪式化对抗。上述本源性暴力仅可表征武术技击发展过程中早已消逝的“原始搏杀”，这仅是传统武术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小的片段，如果在现代文明社会仍截取这种“片段式”的历史节点表征传统武术技击则失之偏颇。
1.2 致命之招是否为传统武术技击训练的关键
在传统武术技击的训练方式方面，当下民间拳师认为，传统武术技击之所以在面对现代搏击中败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传统武术技击中许多招数是绝招和杀招，不能轻易使用，如肘击、膝顶、点穴、戳喉、反关节等，一旦使用便很容易给对手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因此，为了维护“武德”、避免伤害，便深谙“高术莫用”之内在自我道德规训。然而，笔者在走访民间拳师、专业搏击运动员之后发现，民间拳师所谓的绝招和杀招在日常训练中多以功力性训练方式实现，如劈砖、踢木头、打桩等，看似功力深厚，却很难在实战中实现“绝杀”。这些训练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习武者的抗击打能力、手指以及拳头的硬度，但实战过程与此大相径庭。在训练中面对的多是不会说话、不会反抗的砖头等“死物”，在实战中面对的是活人，不仅能动且有思想，更不会站在原地被动挨打。因此，在实战中的战况是全息的、多维的、动态的、复杂的，正如专业搏击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不仅练习打靶，还要通过“两两相当”的对抗提升反应、速度等实战能力。可见，民间拳师所谓的“不能轻易使用”其实是“无法使用”或“用不出来”的托词。除此之外，分析近几年民间“约战”可知，即使在掌握一些致命之招的情况下民间拳师也不会打，在对抗过程中既没有对对抗节奏的感知，也没有对出手距离的把控，更没有对对手技术发挥的限制，更不用谈在实战中运用各类所谓的绝招了，败北是必然结果。因此，对于绝招、狠招的过度崇拜并不会较为显著地提升实战能力。
结合自身在实践中的体会，笔者认为，不论从实战角度还是训练角度看，这些绝招与狠招的限制使用并不能作为比武败北的正当理由，传统武术技击训练的关键也不在于这些致命之招的应用，而在于选手在对抗过程中对各种信息的把握与处理，如体能的控制、对抗节奏的认知、技术的表达以及限制对手技术发挥的能力等，而非仅关注本源性暴力统摄下的所谓狠招、绝招的学习。同时，武术文化中瑕瑜并存，站在武术历史发展的原点看，传统武术技击可能是暴力的、血腥的，其中的确也存在一些技法指导习练者攻击敌方的薄弱位置。就现代武术发展进程而言，上述绝招、狠招的应用必须建立在对手主动暴露出相应对抗漏洞的基础之上，很显然，在现代化的实战对抗中对手很难提供这种机会。因此，不论是立足于训练角度还是实战角度，这种带有伤害性的技击思想并非新时代传统武术技击发展的正统思想，也不是提升技击能力的内在因素。
1.3 传统武术技击实践与文化理论研究何者为根
“徐雷之战”之后，众多学者尝试在“技艺败北”后争取“理论诠释”的胜利，为传统武术技击正名，如：探讨武术技击的美学意义；认为发展技击要从国家和民族层面增强尚武精神，加强行政干预力度，将技击教育上升至文化教育，增强技击文化意识；提出武术的“打”是一种技击技术，“不打”是一种技艺境界，从“打”到“不打”体现了武术从务实到务虚、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转变。这些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武术技击的研究范围，提升了其文化高度，同时也反映出现有研究尚未从正面的实践维度提出如何提升传统武术技击能力的具体策略，而多集中于文化内涵的探讨、精神层面的发展以及文明境界的讨论。
笔者在访谈当代太极拳实战名家—天龙太极拳“三摇三摆”技术原型创始人田金龙博士时，其表示：“如果说杨露禅穿越时光来到当下，其应该为当下太极拳的发展感到叹服，即使与现代太极拳人交手，其也应该是败北的一方，这种状态才是传统武术发展的正常历史逻辑，而不是避开实践谈理论，以文化作为失败的借口。”这反映出当下太极拳乃至整个传统武术技击研究中的问题：武术技击的宏观理论研究多于具体的实践研究。诚然，理论是实践的升华，时代发展也是武术进步的社会底色，文化教育更是传统武术在学校发挥其育人功能的基础。但当前缺少的并非理论探索、文化阐释，而是最为根本的技击实践研究。若继续将研究重心置于武术文化理论，那么传统武术的本质在未来也将只存在于学理研究的维度。换言之，思考如何以更加文明的方式提升传统武术的技击能力比倡导生命文化内涵的探寻更富有针对性与实践性，尽管后者是所有武技的终极使命与追求，也是传统武术“由技入道”的关键，但这都应在守住并真正筑牢技击这一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因此，文化理论是武术的外衣，技击实践才是促生其长久发展的根本生命力。
1.4 传统武术的本质与价值是否随历史发展而波动
“本质是事物本来的性质、原来的品质，是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内在矛盾，是事物固有的根本属性。”当前，学界关于“传统武术的本质是否唯一”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即传统武术的本质是技击，且技击是传统武术唯一的本质，相关研究成果较为完备。这种唯一性并非人为决定的，而是历史赋予的。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既是学理的钳定，也是每个习武者内心自信的来源。可以说，从不同角度出发，事物的特有属性是多元的，而本质属性是相对固定、单一的。作为武术本身所固有的属性，技击发轫于战场、衍生于民间，历史的发展或许会改变武术的形式，但绝不会更换其内在本质。
技击不仅是武术的本质，也是武术所表现出来的外在价值之一。价值泛指客体对于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传统武术的价值包括健身价值、技击价值、表演价值、社交价值、精神价值等。这些价值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的需要，因此，其伴随着人的需要以及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动，具有波动性。例如，在民国时期，为了更好地唤起国民的民族性、塑造强健的体魄以及培育勇武精神，传统武术的精神价值、健身价值以及技击价值得以快速、充分发展，表演价值、社交价值由于社会需求的萎靡则退而次之。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社会稳定的考量，在国家层面武术技击的发展被压制，传统武术的表演价值、健身价值顺势迅速提升，而技击价值失去了固有地位。可见，传统武术的相关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具有显著的历史波动性特点。
一言以蔽之，武术所具有的价值可因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增减，甚至消失，但本质是历史刻在其身上的烙印。社会需求可以对武术的价值需求进行定位，但不能因需求改变武术的技击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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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技击价值的挖掘与提炼
反思上述学术争鸣，进一步挖掘中华传统武术的技击价值，这不仅是对“技击本质”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探寻培养路径的内在原动力。
2.1 唤醒身体实修感知，深化武学研究认知
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有3种，即概念认知、形象认知以及身体认知。其中，身体认知是身体主体借助“身体本身”在感知客体之后所形成的自我认知。与概念认知、形象认知不同，身体认知是从身体整体出发的一种实践，其感知过程必须建立在复杂的身体行为之上。以武术研究为代表的身体活动研究是最为典型的身体认知过程，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一定的学科理论知识，更需要丰富的身体实践，以更好地解读与此相关的理论，并对描述肌肉活动的时序、力量大小、发力方向、劲力特点的词汇有所体认。由此，在行为层面实现更为精准的动作控制，在意识层面深化对具体技术细节的理解，这可以帮助习练主体在自我训练之时找寻三维时空中技术动作的“切身之感”。笔者在访谈太极拳名家徐亚奎博士、澳门国际武术协会会长张建军时，他们表示，技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必须依靠实践和对抗，必须基于“两两相当”的主体，必须有技击行为的发生。这些都是唤醒身体实修感知的关键，也只有在实修过程中习练者才会将技法、战术、步法等要素融入具体的对抗过程，体会临场的自我身心变化，这有别于一般仅依靠单维感受系统的概念或形象认知。例如，很多学者之所以会对“致命之招”过度解读，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缺乏在实战对抗中体认“致命之招”的应用，因而对其产生盲目自信。可见，只有在传统武术技击实践中才能够真正唤醒身体的实修感知，加深对武学的研究认知。一言以蔽之，传统武术不仅实践性极强，更是“身心一元”视角下的体认之学，体现了“即象感身”的运动理念。
2.2 体认武艺训练过程，重塑武者内在自信
“徐雷之战”引发了各界对于“传统武术到底具不具备技击性”的热烈讨论，民间很多拳种流派甚至不惜重金聘请徐晓冬来武馆验证其所传习的拳种到底能不能实战。这其实从本质上暴露了民间习武群体内心深处对于传统武术的不自信，也是对其所习练拳种技击性的不自信。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不自信是一种“真实情况”的委婉表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传统武术技击的发展窘境迫使我们尝试从各种维度为其寻找振兴之路。只有真正具备了技击能力，才能在谈到武术时不仅以“博大精深”“内涵丰富”等词语对其进行虚无赞美，更不用避开技击的本质讨论处于附属地位的养生健身、文化陶冶等功能。同时，传统武术技击训练不仅过程完备，其相关训练方法与西方只关注肌肉力量的“直线式”二元训练思想也截然不同，更多地是在训练过程中完成对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塑造，既有对于个体技击能力的培养，也有应用具体技法的战术思维融摄。因此，在传统武术回归技击、扎根实战的过程中，作为受训个体既可以很好地体认完备的武艺训练过程及其背后的哲学思维，又可以通过技击训练重塑内在自信。
2.3 感悟中华文化思维，实践传统哲学智慧
现有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华传统武术包含的文化因素与哲学思想，包括围绕文化发展的探讨、基于实践的考量、直指精神内核的提炼，但都未触及更为实际的考量—传统武术文化应通过何种实践落地。当前致力于明代大枪武艺推广的郭肖波博士在接受笔者访谈时针对这一问题谈到：“在学习大枪对抗时，每个人不可避免地都会接触到我国传统的战术思想，这些思想可以经常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当你的思维方式被潜移默化为中国式的、多维度的后，你就是一个中国人！”可见，“战术思维的应用与学习”正是在大枪对抗过程中实现的。换言之，技击对抗过程正是传统武术文化得以落地的具体实践方式。有学者认为，习武不是为了“战人”，而是一种“高级的自我生命管理智慧”。这种“高级的自我生命管理智慧”需要在以技击为核心的实战对抗中实现。个体只有亲身在激烈对抗中感受身心的变化，才能真正理解在面临现实冲突或人生抉择时心理状态在身体层面的多维度表达，进而将这种基本的身体对抗意识运用于社会中其他复杂事物的认知，形成“高级的自我生命管理智慧”。概言之，技击实战才是真正地通过武术理解人生意义、获得人生智慧的途径，也是技击价值的重要凸显方式。
2.4 细化实战格斗要素，推动武术“由技入道”
“由技入道”是中华传统武术习练者的共同追求。现有研究认为：“道”是武技之道、武德之道、武艺之道3个层面的集中体现；“道”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终极依据；“道”的认知过程可分为“求道、入道、悟道”3个境界等。这些对“道”的解读似乎都没有回答“道”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入“道”这一根本性问题。对此，笔者历时一年走访了武术史学研究专家周伟良教授、武术基本理论研究专家杨建营教授、传统武术器械研究专家张建军，以及天龙太极拳优秀传承人徐亚奎博士等国内著名武艺理论与实践专家，并结合武艺实修感知，认为中华武术之“道”在本质上是一种“熟练状态”程度的表征。
就宏观而言，完美与精准地展现套路演练技术可以称之为表演的“入道”；在实战对抗中能够以悠然状态制敌制胜可以称之为技击水平的“入道”。因此，“道”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游刃有余的技术精进状态。就微观而言，传统武术技击之“道”主要指习练主体随着技术的不断精进而达到“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的豁然之境。这个过程既是个体高超技击水平的表征，也是实战要素精进的外在体现。实战要素包括选手在对抗过程中对出手距离、时机、技术的选择，以及战术运用等内容的分析与表达。实战水平的高低虽然外显于胜负之绩，但也基于严密而紧凑的训练程序，在这个过程中每个细微要素对技艺的提升都具有关键作用。不断在实践中找到最佳出手距离与时机、应用更有效的技战术等都是细化实战格斗要素、提升技击水平的必经之路。换言之，习练主体可以通过对技击的追求以及脚踏实地的训练过程逐渐达到这种境界。因此，技击的培养也是传统武术发展过程中不断细化实战格斗要素、推进武术习练主体实现“由技入道”的重要进路，以及彰显其价值的外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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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武术技击能力的提升进路
3.1 从复杂到简约：提炼科学的核心技法理论
现有研究大多围绕文化以及相关武术技法展开论述，且多以“阴阳五行学说”“八卦学说”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主要阐释依据，而立足于具体技击实践论述传统武术技击能力培养的研究较少。其中从技击角度出发围绕传统武术技法、战术思想的讨论也多是作者依据自我的“合理化”想象进行攻防预设之后的假设性描述。经过考察发现，这种理论性预设缺乏具体实战对抗的支持，在效用维度上也较为匮乏，正如刘文武指出的，虽然获得了“文化黏附”，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实践对技术的解释权。此外，杨建营指出，中华文化重“做加法”，西方文化重“做减法”。受这种思维的影响，在建构传统武术技击理论之时，其内容多不是简约的实战技术讲解或战术对抗的选择，而多以拆招、喂手、套路等预设性、封闭性的个人单练为主要训练形式，虽然练习方式丰富多样，但在复杂化的训练进程中掩盖了传统武术技击训练的核心方法。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赋予其文化内涵以及哲学意蕴的理论探讨，传统武术技击能力训练的核心要素被进一步掩盖。
现代科学理论认为，一项技术的蓬勃发展取决于该项技术的理论与实践之间是否形成正向的螺旋式上升的反馈，这既是技术不断向前推进的发展逻辑，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理论—实践”的良性循环模式。在此过程中，科学的理论指导不仅有助于技术的体系化、精细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关理论的广泛传播，提升受众群体的黏度。就传统武术技击理论建设而言，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将研究重心、着力点置于对相关传统武术拳种、器械的核心技法的提炼、训练体系的建构以及科学化解读。例如，太极拳的技术体系十分复杂，如果将其内在的核心技法提炼出来，则能够有效地直指核心内容、缩短训练周期。当前最为典型的是田金龙博士及其弟子徐亚奎博士依据太极拳运动规律和人体基本结构提炼出来的“三摇三摆技术”“五心归元桩功法”。笔者所在团队成员按照该技术体系训练之后，一年左右便获得了全国大学生太极拳推手的冠军。可见，民间拳师口中的“太极十年不出门”早已成为历史。此外，笔者在练习大枪武艺的过程中，将大枪核心技术总结为“圈扎技术”，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训练周期、提升技术水平。可以说，核心技法是促进传统武术拳种或器械技击能力发展的关键，将现有复杂的训练进程提炼并上升为系统性指导理论不仅有助于传统武术的传承，更可以在理论总结的过程中深化习练者对于该项技术或技法的理解。此外，对核心技法进行科学化解读，客观呈现“处江湖之远”的“民间绝技”，以更清晰、朴实的语言讲述“居庙堂之高”的“武功心法”，可促进技击训练理论的普及与传播。
3.2 从散乱到系统：建立完备的技战训练体系
近年来的“民间比武”在某种意义上是传统武术与现代搏击、民间业余“票友”与专业拳馆拳手之间的较量。这种“差别性比较”对于反思传统武术技击训练体系的发展有所裨益。不论是技术表达还是战术选择，“民间代表”与“专业代表”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至少可以暴露传统武术技击训练过程中的两大问题：在思想意识上，当下很多民间习武者认为自己经历了传统师徒传艺后便掌握了制敌之术，可以轻松做到以一敌十；在技战术上，传统武术技击训练过程中的技术训练散乱，战术训练缺位。具体而言，从雷雷、丁浩再到马保国，他们在比武之前对于自己技击能力的认知是非常自信的，将自己塑造成“沉浮于市井的文武兼备之人”。在实际对抗中，除了“大摆拳”“王八拳”之外，基本没有展现其本身所习练拳种的任何技术特色与战术表达，更不用说技战术的融合了。
当前很多传统武术日常技战训练体系的散乱无序是产生“技击能力”错觉以及“技战术表现散乱”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包括训练目标的无序、技术与战术训练步骤的散乱以及缺乏融合。训练目标的无序是指在日常训练过程中缺乏明确的目标导向性，训练内容缺乏针对性与具体评价标准。技术训练步骤的混乱和战术认知的浅薄会造成实战过程中对于具体技法实践认知的淡化。这种“无序”与“散乱”使习练者本身对于实战技击存有空想，在实战中技术表现杂乱无章。
传统武术技击能力的培养包含技术训练与战术应用2个部分。技术不扎实会影响战术的选择，战术的迷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技术的发挥。例如，太极拳中的“欲前先后，欲左先右”、八卦掌中的“刚柔相济、虚实相生”、枪法中的“见肉分枪、贴杆深入”、棍术对抗中的“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等都体现了技术与战术的融合。在现实训练过程中往往仅关注技术层面的内容，而忽视了指导技术实现“由技入道”的战术思想。事实上，不仅要注重传统武术技击训练过程中“形而下”层面的技术，更要不断挖掘“形而上”层面的战术思维内涵，进而促进技术与战术的深度融合。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较为科学的技战术训练体系，在实践操作层面为广大习武爱好者提供一个清晰的技术训练步骤，在思想意识层面为其树立一个具有明确引导作用的目标，使习练者在练习过程中真正“有法可依”，在实战对抗过程中“有据可循”，完成对技击价值的身体体认。
3.3 从讲手到实战：开发舒适安全的实战器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开发安全、舒适的实战器材不仅可以帮助传统武术从讲手到实战，也是促进相关拳种（器械）技击能力提升的关键，以及保证技击训练高效开展的基本条件。这里的“安全”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不受伤害，而是在不受伤害的基础上保证其所服务的使用主体在公平、公正的客观对抗环境之下充分展现自身的真实水平，破除相关掣肘与顾虑。例如，笔者在调研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运动会的短兵项目时发现，当前短兵运动中使用的电子穿着护具虽然可以很好地保护对抗双方的躯体，但在对抗中存在“打点响应不灵敏”与“打点响应过于灵敏”2个较为极端的问题。“打点响应不灵敏”会给被击中一方带来无形的对抗优势，而“打点响应过于灵敏”会给出击一方带来无形的对抗优势。这导致运动员在参赛之前都想选择一套“打点响应不灵敏”的护具而排斥“打点响应灵敏”的护具，而护具也超越了其存在的本义，成为比赛中左右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不利于短兵技术及项目的发展，也不利于运动员技击能力的提高。
安全的器材可以保证技击对抗过程中双方的基本安全，而舒适安全的器材不仅能给予对抗双方安全之感，同时还可以在客观上助力使用主体的技术发挥以及在宏观上促进技击对抗水平的提高。例如，就传统棍术对抗过程中运动员所穿戴的手套而言，其中就存在很大的差别。具体而言，当前采用的棍术对抗手套一般有2种，一种是“全指手套”（五指在一个套腔内），另一种是“分指手套”（五指分别在五个套腔内）。2种手套的差别虽然仅在于套腔的不同，但是在对抗中对于技战术的使用产生重要影响。“全指手套”很难使用棍法的“滑把”“掉把”等技术，而“分指手套”很容易使用上述技术。同时，在做大动作进攻或者防守时，“分指手套”更利于把控棍杆而“全指手套”较难把控棍杆。可以看到，器材上一个小小的差别却带来2种不同的技战术选择，甚至会左右比赛胜负。因此，器材仅仅具备安全的特点远远不够，在安全的基础之上更要舒适，这里的舒适便是指能够更好地促进（至少不限制）对抗双方技战术的发挥。
此外，从宏观上看，安全舒适的器材不仅有助于解决实战中的安全性问题，促进传统武术从讲手走向实战，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技击训练”与“技击实战”之间的壁垒，即运动员既可以“训练技击”又可以“比赛技击”，既可以“以练代赛”又可以“以赛代练”。传统武术一旦紧扣技击这一本质走向竞赛舞台，那么无论是拳种还是器械，其所内含的技击性都会得到极大的释放，支撑其发展的理论也可以真正实现从“阴阳相生”层面的哲学论绎走向“生理生化”层面的科学探讨。
3.4 从封闭到开放：阅读试敌过程中的对抗节奏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更好地稳定社会发展局势，在国家层面曾一度压制并尝试取消武术技击对抗形式，仅允许发展作为武术训练过程之一的套路。这一时期内出版的武术书籍大多不谈技击，或是强调“不唯技击”。在这段时间成长起来的很多武术工作者对武术的认识多限于套路，即使在教学过程中谈及技击，也只能通过自己所学的以“高难美新”为特点的竞技武术套路进行较为生硬的讲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当前很多武术人仍然认为套路是武术的全部，并且以此表征技击能力的高低。追溯历史，明末朱国祯在《涌幢小品·拳棒僧》中指出，若以只重形式与外在的套路作为技击训练的开始，“此谓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矣”。既然套路无法有效提升技击水平，那么如何获得技击能力？戚继光认为，“既得艺，必试敌”，即在学习武艺之后要通过实战对抗对所学技艺进行检验，在应用过程中感知武艺对于人之身体的塑造性。因此，技击能力的获得必须从封闭性的套路走向开放性的实战对抗。正如杨建营在研究拳种时指出，传统武术拳种不仅是套路运动形式，而且是一个由诸多环节构成的体系，技击是其最本源、最核心的追求。
既然实战是提升技击能力的方式，那么其中的关键要素又是什么？笔者在俞大猷的《剑经》中找到了答案——拍位。拍位即常说的节奏，现在常以“这个人（这个队伍）节奏把握得好”来评价参赛人员（队伍）的表现，正所谓“武术贵在体与用，技击为本动为形，刚柔虚实与进退，不明节奏全是空”。在武术对抗中，节奏可表征战术、战机、技法、步法等的融合发挥，也是对击打时机与出手空隙选择的指引，更是对攻击之势的精准感知，所谓“艺虽倍精于敌，又不可失势也，势一失，恐无隙复乘矣”。正如《剑经》中所云：“此当字，如曲中之拍位，妙不可言，故赞之曰，我扼他傍，前手直当，后直加拨，有神在中学到此，一贯乎万矣。”此中的“当”字便是对拍位中出手时机合适程度的表达。可见，有别于封闭性的单人套路，实战过程的开放性特点赋予了技击对抗过程中千变万化的技战术选择以及拍位把控，正所谓“千千万万步，俱有拍位”。因此，在从封闭的套路演练走向开放的实战对抗过程中，阅读试敌过程中的拍位变化才是提升技击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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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一旦一种武技缺乏实战的检验，很难说明其技击格斗的效果。正是基于此，戚继光早已提出“既得艺，必试敌”的武术训练原则。由此反思当下传统武术技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本源性暴力与技击的辨析、致命之招与训练内容的解读、理论与实践何者为根以及本质与价值的讨论，这些无疑会加深我们对传统武术技击的省思，进而寻绎中华传统武术技击的重塑之路。本文在反思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传统武术的技击价值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与提炼，并从技法理论、训练体系、实战器材、对抗节奏4个维度提出传统武术技击能力提升的培养进路。对于传统武术技击的研究不仅要以清晰的理论思维为铺垫，更应以实践的身体认知为统摄，如此才能使理论研究在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真正落地，这也是未来传统武术技击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向。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7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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