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钉之争”：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攀岩运动伦理冲突//朱倍锋，李元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8期 

论文导读

     攀岩运动成为新晋奥运项目后在国内外均取得快速发展，而作为一项舶来的“极限运动”，除了人工赛场的安全竞技外，电影荧幕上呈现的无保护冒险、野外开线的环境冲击等无不因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张力而引发圈群内外的争议与讨论。为何攀岩运动的不同形式会存在如此多的“伦理冲突”？理解争议、推动该项目在我国的多元发展还有待对其历史、文化层面的进一步挖掘。在此背景下，本文追溯了西方攀岩史中行动伦理的争议议题，并聚焦20世纪初首场公开论战“岩钉之争”，构建史料背景并引入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以分析攀岩运动伦理冲突的本质与成因。研究发现：论战案例的主要内容包括器械的使用与滥用、个人冒险与社会责任、精英主义限制与山地自由、人与自然的关系4个方面。论战的直接诱因是行动者惯习在变化实践空间的“滞后”，根源则为登山运动的浪漫主义审美区隔与文化精英“异治”下的区隔再生产，以及技术进步促使工人阶级向导社会位置变化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生存需要回归。就实践而言，“岩钉之争”的案例也为看待与处理当前一些新的争议提供启示：风险价值可视为符号资本，须通过逐步的实践理解其逻辑；攀岩环保可视为区隔打破后的现实问题，除维护手段外也应通过自然教育等方式重建美学理念；竞技攀岩异化问题则体现了难以避免的政治、商业“异治”，发挥政府及体育组织的作用、展现攀岩运动作为一项文化实践的独特之处是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第一作者简介

     朱倍锋，男，湖北荆门人，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体育社会学、户外运动理论与实践。曾参与省部级课题，在《武汉体育学院学报》、Sport in Society等CSSCI、S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2篇，担任副主编、参编教材3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热爱登山户外运动，先后登顶慕士塔格等高海拔雪峰3座。

通信作者简介

     李元，教育学博士，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从事户外运动理论与实践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多部。主要社会职务包括国际攀岩研究联合会会员、世界华人体育管理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登山协会攀岩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全国山地户外项目场地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专家组成员等。热爱登山运动，先后攀登了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雪山4座，为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

  本文引用格式

朱倍锋，李元.“岩钉之争”：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攀岩运动伦理冲突[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 47(8):44-55

“岩钉之争”：历史社会学视角下的攀岩运动伦理冲突

     攀岩运动自2016年入选奥运项目后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也引起了国内社会大众对这一极限运动的广泛关注。2018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徒手攀岩》（Free Solo）的上映激起了国内关于冒险与卓越的“生命高度”、安全与理性的“生命价值”之间的激烈争论。2020年因攀岩活动引起的全国首例故意损毁自然遗迹刑事案件、首例检察机关针对损毁自然遗迹提起的生态环境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判决相关人员在世界自然遗产“巨蟒峰”岩柱打入26枚膨胀螺栓的行为承担刑事附带630万元民事赔偿责任，掀起了国内对攀岩器械使用的广泛争议。

     因发展时间较短，国内仅少量研究涉及攀岩运动文化、伦理和社会功能的分析，以及对本土最接近西方攀岩运动形式的贵州格凸河“蜘蛛人”历史文化的关注。由于国内以竞技运动为主的发展模式，鲜有研究论及攀岩运动不同分支的文化冲突和文化生成史。事实上，自19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攀岩运动分化出多种形式及与之相对应的攀登群体和攀登伦理，曾引发一系列的激烈争论，如关于攀岩“游戏规则”“冒险目的”“精神价值”“美学本质”等的哲学探讨，对攀岩“体育化”“理性化”“麦当劳化”和文化价值缺失的担忧，对后现代发展中类似极限运动项目“真实性”“自治性”丧失的反思，以及对室内攀岩等形式可提高野外活动参与度、降低风险水平、适应不同人群的积极看法等。

     有学者结合攀岩器械的发展历史梳理了有关攀岩伦理的争论，其中最早发生且有大量史料支撑的当属攀岩独立发展之初的“岩钉之争”（piton dispute）：彼时意大利多洛米蒂地区的Tita Piaz等开始大量使用岩钉等工具攀登，一贯坚持“纯粹风格”的奥地利人Paul Preuss于1911年在《德意志登山报》发表《高山上的人工辅助》一文对这些行为进行批判，并提出“不使用或尽量少使用岩钉，不攀爬不能向下攀登的路线”等“规则”；作为回应，一些著名攀登者接连在杂志上发表观点，引发一系列激烈论战，成为攀岩史上第一次公开的伦理冲突事件。继该论战之后，20世纪30年代欧洲传出的“公平手段”（fair means）争论、50年代美国开始的“螺栓战争”（bolt wars）、70年代随环保运动兴起的“清洁攀登”（clean climbing）等一系列围绕器械使用方式的问题均与“岩钉之争”有着类似的伦理争议。有学者评述其为“第一场有关攀岩风格的辩论，涉及攀岩运动伦理的核心问题；数十年来，几乎全世界的攀登者均卷入了这一争论”。这些分歧的代表性、问题的延续性以及讨论内容的深层性均决定了这场论战在攀岩运动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聚焦“岩钉之争”案例构建史料背景，并结合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实践理论，从历史社会学视角考察这场伦理冲突事件的主要内容与本质成因。历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其“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结合历史资料，分析和综合人类社会的起源、发展和变化趋势”。布迪厄曾提出“所有的社会学都应当是历史的，而任何历史学也都应当是社会学的”，其理论核心中“场域”（field）概念的作用之一就在于“消除再生产和转型、静力学和动力学或者结构和历史之间的对立”。作为实践空间的场域、作为实践工具的资本（capital），以及在实践中既向外结构化又向内被结构化的惯习（habitus），这3个相互依存的概念成为本文对攀岩实践进行生成性分析的基础。除了这3个核心概念外，其理论中的“品味”（taste）、“区隔”（distinction）等分析也体现了浓厚的历史社会学色彩。通过解读历史并对当代攀岩运动中冲突的延续进行深入阐释，推动大众更好地理解这项运动的历史文化特征，为攀岩运动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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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登山、技术与攀岩运动的诞生

1.1  探险科考进程孕育现代登山运动

     18世纪的欧洲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自由、民主、科学的思想与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在延续大航海时代海洋探索的同时，高山地区的动植物、地矿资源乃至独特景观成为僧侣、牧师及科学家们的探险考察目标。1760年，瑞士地质学家Saussure来到法意交界的勃朗峰脚下进行科考，悬赏招募能够找到登顶路线的人。直到1786年，当地两位山民才成功登顶，被公认为现代登山运动的开端。其后的50多年，开始有登山者频繁前往山区，海拔3000～4000m的山峰相继被征服，尤其是英国人在1850年抵达阿尔卑斯山脉后，引发了纯粹攀登的热潮：大量英国登山家的攀登目的不再是自然科考，而是为了挑战更高海拔与休闲娱乐，甚至以此彰显社会地位。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出身贵族阶级的英国男子和他们的随从向导为争夺“首登”荣誉，掀起了攀登阿尔卑斯山脉各座险峰的热潮，在被誉为登山运动“黄金时代”的1854—1865年，该地区39座主要山峰中有31座被成功登顶。

1.2  挑战攀登难度促成技术主义雏形

     频繁的登山活动为攀岩技术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登山路线中往往存在不同距离和暴露程度的岩石面，有时甚至是近乎垂直、裂缝极小的光滑岩壁，对早期登山者的攀爬技巧提出了挑战，有时还需要专门进行针对性攀岩训练或求助于某些辅助装备。如1865年，英国的Whymper等通过绳索上的钩子钩住岩壁边缘以辅助攀登，并成功登顶马特洪峰。这些技术、装备的运用使得登山者们一次次刷新登山难度和高度纪录。在之后的演变过程中，攀岩技术及相关装备操作作为登山训练的内容进一步向专业化发展，为其从登山运动中分化出来奠定了基础。

     随着阿尔卑斯地区的主要山峰相继被“征服”，富有的英国登山者们继续寻找其他山峰，甚至远赴喜马拉雅地区；而毗邻东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们既没有远征的资本，又想要挑战一些更困难的地形和线路。在有针对性的攀岩训练中，越来越多的登山者开始热衷于在低矮峭壁上攀爬，因为与高海拔山峰相比，它们距离更近，攀登所需时间与费用更少，拥有基本的保护技术也使得危险性更小，攀岩活动在欧洲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与传播。19世纪80年代，曾作为登山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攀岩逐渐成为一种独立追求，开始从登山运动中分化出来。

1.3  自然人文环境催生专业攀岩群体

     基于一些代表性事件，学界多认为攀岩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湖区、法国枫丹白露、德国撒克逊瑞士，以及意大利多洛米蒂等地。本文探讨的“岩钉之争”即主要发生在意大利东部的多洛米蒂地区，较之西阿尔卑斯的雪峰而言，该地有较低的海拔、干燥温暖的气候，以及更加裸露、不易受季节影响的石灰岩峭壁，为更加纯粹的攀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为辅助攀登工具的应用提供了一定合理性。得益于18世纪开始的地矿勘探等科考工作，该地较早出现了专门的客栈和向导，英、德、意、奥的攀登者先后来此开展攀登活动，山地旅游业在此基础上开始发展。又因地处多国接壤区域，早年战事多有发生，19世纪中期开始，奥地利就已于此修建了一些用于军事行动的“铁索道路”（Via Ferrata，国内常称“飞拉达”），虽与登山探险目的有所不同，但也可认为是一种“人工辅助攀登”的开始。1887年，来自德国慕尼黑17岁的Georg Winkler在不借助任何器械的情况下，徒手攀爬了多洛米蒂Die Vajolettürme山最南端的尖塔（后得名“Winkler石塔”），被认为是攀岩运动在多洛米蒂诞生的标志。继Georg Winkler之后，攀岩在多洛米蒂变得非常流行，涌现出一批新的攀岩者，以高超技术水平角逐那一时代的“岩石之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在器械保护下练就极高攀登技巧，并作为向导带领了20世纪初该地几乎所有国际攀登活动的Tita Piaz，以及“岩钉之争”的主角，坚持并倡导“纯粹”攀登伦理的Paul Preuss等，都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活跃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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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内容：“岩钉之争”的多个焦点

     1911年，Preuss发表《高山上的人工辅助》一文对攀登过程中日趋严重的人工辅助展开批判；Piaz、Franz Nieberl、Jacobi先后通过《德意志登山报》《德奥登山俱乐部公报》发文直接参与辩论，Preuss也都一一进行回应；最后，在Preuss的倡议下，慕尼黑登山俱乐部巴戈利亚分会于1912年为此举行了一场专题讨论会。论战的各方观点以数篇德语论文和一份会议记录为主要表现形式，后被Randolph Burks译为英语版The Piton Dispute，本节有关资料主要转引自此译本。

2.1  “使用”与“滥用”：人工辅助的边界之争

     Preuss最早公开提出对人工辅助的批判，“登山与攀岩不同，目的不同，要求也不同……但任何问题的解决只有独立自主才有价值，即无须人工辅助（进行攀登）……这是登山和攀岩共有的至高原则”，“独立自主”“至高原则”“纯粹风格”贯穿论战始终，其将岩钉、速降技术（连接保护点后借助绳子的摩擦力沿绳下降）以及任何通过绳索得以攀爬的方式都归为人工辅助。他认为：速降技术“只是在受困、气温骤降、夜幕降临、发生事故或偏离路线时的一种‘解救’（relief-bringing）手段；能够攀上的路线也必须能够攀爬而下”；而岩钉“作为立足点不合理，通过岩钉连接几条绳子也与完全固定的铁索路线没有区别”。Piaz首先批判了这一观点，认为其没有区分“使用”和“滥用”，尤其是对于岩钉等技术的完全否定“对下一代而言将会构成很大的风险”；并指出“岩钉只是一种保护手段，而非梯子”，强调这些技术对生命的保护意义。

     在回应中，Preuss承认自己反对的是“滥用”，认为“可允许作为一种‘解救’，而不能作为实质的助力……这在非紧急情况下缺乏合理性”。面对“解救”和“紧急情况”概念不清的质疑，他将自己的立场整理为以下6点：①攀爬能力不应等同于攀爬实践，而应在其之上；②能够安全下攀的难度以及所展现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攀爬能力的上限；③只有在直接危险出现时，才有理由使用人工辅助；④岩钉是一种应急储备，而非基础工作模式；⑤绳子被允许作为一种“解救”，而非使攀爬成为可能的“实质手段”（true means）；⑥安全是最高原则，但并非通过人工辅助缓解自己的不安全感，而是将基本的安全建立在对自身能力的充分评估之上。

     上述6条原则一方面着重强调攀爬者自身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关于“必要”的界定仍被质疑为“模糊不清”，如Jacobi以登山鞋等装备也“不纯粹”“有助于缓解压力和加强安全性”为由进行批驳。在1912年的讨论会上，尽管上述6条原则大部分得到了认可，但“直接危险”的精确定义、“客观风险”的抵御方式仍是会议争论的焦点。如：Nieberl指出，“任何一条（看似）简单路线上突然出现的难点，都可能是直接的威胁”；Jacobi也强调，“即使是最可靠的攀岩者，也不能抵御客观风险，因此不能蔑视绳索的帮助”；Hübel则认为Preuss的观点包含了预设岩钉保护的情况，即“直接危险不一定是突然出现的，也可能是预期中的情景（如预期的天气变化和露营计划）”。

2.2 “光辉理想”与“人道主义”：个人冒险与社会责任的道德之争

     “保守意味着人道主义……消灭人工辅助意味着攀岩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在成为攀岩者之前，我们首先是人，而攀岩不应压制人性，我们的亲人比光辉的攀岩理想拥有更多的权利。”“如果你躺在谷底，那么你的同伴将会面临危险……他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去试图接近你，甚至面临与你相同的命运；更糟糕的是，陌生人、家中的妻儿也可能冒险去进行搜救。而有一条绳子时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如果说关于边界的讨论集中于对行为标准的衡量，那么同样占据论战大量篇幅的风险与道德问题则体现出一种价值对立。Preuss提出的“‘如果你失误，你会在绳子上下坠3m’的想法比‘一旦失误，你就会死’更缺乏道德价值”，遭到了激烈批判。Nieberl认为，“健康的生活和健全的四肢比时尚运动追求更有价值……一个简单的岩钉，就能保住性命，支撑家庭”。Jacobi批判其“伦理价值”的主张“不仅不合理、不人道、不负责任，还将构成严重的公共危险……这可能使轻率的追随者遭受严重后果”。

     这些批判极具代表性，一方面是“光辉理想”对于攀爬者个人风险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其对亲人、伙伴、施救者乃至追随者的影响，形成一种个人冒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但Pruess并不认为自己的主张是错误的：“在我们成为攀登者之前，我们是人……但我们应该通过让思想战胜感性，用思想指引身体来证明这一点。”对个人思想和能力的强调使得争论转向“登山者教育”的话题。

2.3 “登山者教育”：精英主义限制与山地自由之争

     “有一个重要的需求叫作‘登山者教育’（educating to be a mountain climber）……未来的攀登者应该被教导要把他们的野心限制在能力范围之内，与他们的智力和技术教育相匹配，不高也不低。‘大师的炫技是有限度的。’”在Preuss看来，对攀爬者这种伦理意识的培养非常重要，并且将速降等技术限定在极端情况下导致的攀登者减少“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可以让人“更谦逊地学习‘下攀’”。Piaz则批评了这一主张的矛盾之处，即过分苛责的精英主义限制和对业余人群的不友好：“‘无法无保护攀爬就不应该攀爬’是悖论，没有攀岩者能够仅通过6m的攀爬来准确评估自己的能力；‘可以攀上就应当能够攀下’的主张理论上正确，但在复杂的岩壁上没有什么比忘记动作顺序更容易发生，而丝毫的差错即易引发灾难……进山是为了摆脱限制，是为了逃离约束，而非被更危险的规定所束缚。”Nieberl也认为，“在能够独立进行攀登之前，必须有好的老师。没有经验丰富的同伴，旅行者进入山区时自然不知应如何攀登……人类道德不应被强加至如此高度”。Preuss的主张强调自主攀爬的重要性，却限制了年轻人以安全方式接触这项运动并提升能力的空间，因而表现出一种精英主义与山地自由的冲突。

2.4  “战争”、“武器”与“陷阱”：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争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被抽象为在与山脉的“对抗”中采用辅助器械是否“公平”。Preuss认为，岩钉和速降技术是一种不公平的“武器”，是对山脉缺乏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攻击。这一观点同样遭到了质疑：“奇怪的看法！山脉有骑士风度吗？难道它不设下最卑鄙的陷阱吗？易碎点、落石是骑士手段吗？难道每一次攀登都不会带来毁灭吗？Preuss还说，尽可能地保护自己不受山的伤害是一种没有骑士精神的战斗方式！难道中世纪的骑士会因为使用盔甲、护胸而显得不够侠义吗？”Piaz将山比作一个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即使用人工辅助，登山者也无法与这样的对手匹敌，认为真正的骑士精神应当是选择安全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和同伴，“在任何高风险的地方，使用岩钉是最严格的道德义务”。Nieberl也认为，“许多欺骗性的、危险的陷阱隐藏在悬崖之中。不管山脉是否有其意识，都无法改变这些危险存在的事实”。Preuss的回应则体现了精神上对山脉的崇敬，认为人类应在与大自然的公平战斗中接受自己的失败：“‘武器、不公平的战斗’是指人类必须一开始就考虑到山脉的危险，包括落石、易碎点等，而山脉并不能意识到人类会用岩钉、岩锤甚至水泥来攻击它。山脉的武器是自然的，而人类的不是。”“大自然为我们竖起了一道屏障，而屏障的克服意味着超越自身的力量。在无法自我保障的地方使用岩钉，就应该承认自己被打败了……现在的山脉被视作敌人，受到人们各种手段的对抗—我们应当再次学会敬畏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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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讨论：“岩钉之争”的直接诱因与文化溯源

     塞林的文化冲突理论认为，当某个文化集团的成员迁移到另一个不同文化的区域时，就容易产生文化冲突。纵观论战全过程，可以看到Preuss对“纯粹风格”等伦理近乎偏执的立场，以及反对者基于安全、责任等“人道主义”观点展开的激烈批评。这一现象的诱因：首先，可能是文化集团成员或者说是带有某一场域特定惯习的“行动者”（agent）向另一不同逻辑场域的迁移；其次，不同观点可能源于不同的实践逻辑，而不同场域逻辑的形成也应有其历史文化动因。两者均可在相关史料中探寻踪迹。

3.1  冲突的导火索：新结构下的惯习滞后与对立

3.1.1  从个人传记管窥“纯粹风格”立场

     “行动者从幼年时代起积累起来的各种经验，包括他对各种社会制度和各种奖惩机制的理解，会在他的心智中留下痕迹，从而构成行动者的行动倾向，即布迪厄所说的惯习。”如果说Burks对论战文献的转译为英语世界提供了攀岩历史的重要研究资源，那么Smart所著的Preuss个人传记无疑为考察其外显为鲜明立场的惯习形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微观视角。

     ①资产阶级业余主义休闲志趣促成了攀登目的的指向性。在资产阶级家庭的培养下，Preuss内化了包括体育参与“业余主义”的资产阶级认同感，即使在求学时期面临经济压力，仍以身份为由拒绝将滑雪教练员、登山向导作为兼职，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在论战中对“攀登道德”的反复强调，以及与Piaz等工人阶级向导群体在个人追求方面的分歧。②“无向导攀登”氛围和“纯粹”攀登先驱构建了理想主义追求的意识来源。Preuss于维也纳求学期间沉浸在“死亡作为登山结果是可接受的”攀登文化圈，阅读了大量相关著作，视Georg Winkler等独攀者为英雄，并在实践与反思中提出放弃岩钉以追求更具美学的“自然”。③宗教信仰的转变体现并进一步强化了精神性道德倾向。Preuss于1909年加入基督新教，其攀登日记首页即摘录《圣经》中大意为“进行生命竞赛以获得救赎”的语句，“洗礼”“牺牲神学”等教义也一并成为了他“即使冒死亡风险，也好过为了安全而选择错误手段”的高山信条。④个体社会化特定阶段的生活经验也是内因之一。如较为年长的Piaz曾指出Preuss的问题在于生活经验的缺乏，妻儿等作为登山中展现“男子气概”所应当考虑的因素，当时尚未出现在他的生命历程中。综上，社会文化的建构、Preuss的具身反思以及历时的生活轨迹共同为其鲜明立场的形成埋下伏笔。

3.1.2  走在技术前沿的多洛米蒂攀登实践空间

     “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行动者身上的产物。”一般而言，惯习能够直接适应或通过轻微的调整来适应与产生它的场域相似的客观环境，但是“存在一些情况，惯习和场域之间并不吻合……除非考虑到惯习和它特有的惯性，即滞后现象（hysteresis）”。Preuss所内化的行动策略与其原处的文化集团相匹配，并能够助他在其中获得相应资本和地位。然而，在多洛米蒂地区，技术向导的活跃和客户的经济驱动促成这一时空下关系结构的迅猛变迁。

     最初，多洛米蒂高难地形下仅凭绳子连接存在的“双人坠落”风险，以及向导费用于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言的过重负担，使得该地更适合“无向导攀登”甚至“独攀”。然而，岩钉技术率先在此地大面积使用使得冒险拥有了更多可能：“一个雄心勃勃的爱好者，头顶有一个保护岩钉，可以在完成一条线路时反复尝试，从而把难度推向更高。”加之19世纪末攀岩旅游的初步发展，Piaz等向导借助岩钉技术进行的领攀或极高难度自主攀爬无疑能吸引更多客户，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一方面是客户对可靠性、线路独特性的青睐，另一方面是向导们社会地位的提升。技术发展对攀登场域的改变在此得以最大程度地体现，追求难度的同时保证安全成为该地新的文化共识。新的实践逻辑也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建构，当Preuss来到此地，其原有惯习最终体现出相对于这一场域结构的“滞后”，而这种“滞后”并未使他放弃立场，反而主动挑起辩论、宣扬观点，成为了论战的直接诱因。

3.2  “纯粹风格”的品味与限制：“审美”与“区隔”的历史视角

3.2.1  源自登山运动的浪漫主义“美学”建构

     “登山者教育”等主题的辩争一方面对个体能力提出限制，另一方面又提出所谓“智力”上的“风格纯洁性”要求，这体现了一种试图在审美志趣上创造的“区隔”。回溯历史，尽管攀岩运动与登山在形式上存有差异，但后者仍是探寻这些观点来源的重要切入点。

     ①登山运动的参与自浪漫主义时期被描绘为英国文学场内一种审美志趣和符号象征。“休闲追求”“崇高体验”“挑战自然”等话语频现于该时期积极参与登山活动以证明自己为“坚强登山者”的文学家作品中。②这种符号意义吸引了更多精英阶层，尤其是文化精英的加入，运用并再生产这种符号，进一步建构起山地“审美”。与康德等将文化品味看作人类“先天经验”不同，布迪厄认为文学等方面的偏好与教育水平、社会出身等都有关系，而中上层阶级大量涌入山区，也促成了原指“土生土长、生活在山区的人”的“登山者”（mountaineer）在该时期转为“参与或擅长爬山的人”。这种“社会精英文化侵占”现象即“借鉴较低社会阶层文化中的某个习俗，将其转化为具有不同意义和社会目的的更高秩序社会实践”，由此，社会对山地的感知发生转变，山脉在文化意识中被重述。③登山运动在空间上与城市生活的分离，及其“知识化”和“审美化”过程，使其成为一项“赋予区隔的社会实践”。前者对参与者的经济资本有一定要求，后者则契合了“特权阶层”的品味：“为了区别于平凡的娱乐活动，特权人士仅需再次去追求大众眼中的恐怖事物，这些事物总是使他们趋于更高级、更前卫的位置，以获得新的体验和“处女”空间，以及（对于这种空间占有的）合法性，无论是他们独占还是首先拥有。”

     因此，所谓攀登伦理，不论是“纯粹风格”还是“崇高理想”，都在这种区隔的实践中被建构，“审美”成为这项运动中无法分割的元素之一。

3.2.2  “异治”攀登场域的文化再生产

     使用布迪厄的场域分析，第1步要关注的是与权力场域的相对位置。所谓权力场域，可以理解为一个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在其中的行动者和机构拥有一定数量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足以使他们在各自场域内占据支配地位。从登山运动被特权阶层作为区隔实践即可见该场域相对权力场域的被支配地位。以19世纪末的登山为例，“有教养的中产阶级”不一定在体能、技能等身体资本上胜过当地山民，却能够凭借“丰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等，成为登山俱乐部领导人，掌握俱乐部刊物的编辑出版权，借此向登山者施加认知影响”。这种对权力场域所获资本的使用方式即体现出攀登场域的“异治性”（heteronomy）。在这一支配关系下，“精英”们能“依靠自身志趣设定工作内容，反过来构成策略，维护和加强支配地位的正当性”，而无论是将登山运动与科学考察、审美志趣还是环境整治相联系，“都是基于同一种逻辑，即努力维持文化、社会、经济资本在登山者空间中的价值”，亦即一种“垄断文化特权”的“文化再生产”策略。这类“异治”方式和风格、品味的再生产也在该时期英国等地具有社会“精英团体”特征的登山组织对“合法实践”的定义、法国登山协会通过“远足班”“学校大篷车”等项目向教育系统的价值传递等案例中有所体现。

      综上，相较于内生的伦理取向，“纯粹风格”更应被理解为一种自浪漫主义时期登山运动美学区隔的遗留。在“异治”攀登场域中，“社会精英”始终占据支配性位置，并通过登山俱乐部等形式进行文化再生产，使得这种风格品味始终在登山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它们并非总是极端的，但缘于其特有的符号意义，以及“特权人士”对“更高级、更前卫”的追求，攀登风格的演变有了部分“极端化”的基础。

3.3  “人道主义”的生存需要回归：攀岩场域的结构变化

3.3.1  攀岩场域中的行动者位置关系

     场域分析的第2步是勾画场域中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Hoibian在描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登山运动场域时，将文化精英（主张有教养的远足）、技巧精英（主张展示攀登技巧）、家庭登山（通过俱乐部等吸纳的大众参与）作为场域中的3个极点，其中文化精英处于支配地位。国内学者在其基础上突出了技巧精英“攀岩者小组”在攀岩运动场域中构建的、以身体资本为主要逻辑的游戏规则，并由此摆脱文化精英的“异治”。这2项研究反映了攀岩分化而出时向更高难度技术转变的倾向，但两者都对向导这一重要角色的位置有所忽视。反观“岩钉之争”则表述了较多关于工人阶级向导的经济、生存诉求。因此，将向导与其他主要行动者的位置关系在攀岩场域中予以简要描绘，如图1所示。与布迪厄对法国阶层生活的场域分析中采用的区分原则不同，基于前述研究中身体资本的重要性加强和经济、文化资本的“异治”属性，分别将两者作为横、纵坐标轴，两端的“+”“−”分别表示资本量的增加和减少，行动者之间的“+”表示协同或合作关系，“−”表示对抗关系。

     ①文化精英借助权力场域力量对攀岩场域的“异治”构成了两者模糊的边界，向导在该场域中处于占较少经济、文化资本的被支配地位，其服务性质决定了其与文化精英的双重关系，即向导既能够帮助文化精英在攀岩场域的行动中获取威望，从而获得他人对自己职业能力的肯定进而提高收入，又可能因某些俱乐部对于会员的技能培训而继续在生存空间上受到挤压。②多数向导占有较多的身体资本，由此获得的声望有时会大于技巧精英，故与之构成竞争关系，这是其受到排斥乃至“无向导攀登”兴起的原因之一。③在家庭登山领域，向导与之常有经济往来，也能互相帮助对方获取名声、威望或是愉悦感官，因此两者是合作关系。

3.3.2  技术进步促成的向导位置变化

     场域分析的第3步是分析行动者的惯习。“行动者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对于向导而言，形塑其惯习的社会、经济条件与技术装备的进步有一定渊源。早期向导工作门槛不高，探路、劈砍冰坡台阶、牵引绳索等更注重体能和其他生活技能的迁移。但在线路难度进一步提升、没有金属固定保护的情况下，客户很难确定向导专业能力的强弱，部分甚至宁可无绳攀登也不愿冒险选用不信任的向导，这成为向导遭受排斥的另一个诱因。而后，随着技术装备的发展，冰爪取代冰坡劈砍，岩钉等器械的发明与应用也改变了领攀形式，对向导攀爬能力、安全技术操作提出更高要求，这一方面使得向导出现职业化、专业化趋势，另一方面也为其身体资本的转化提供了机会。以Piaz为例，凭借高超的器械技术和攀爬技巧，带领来自各国的客户以赚取金钱（经济资本），并反复积累更高的威望和认可（社会资本），甚至获得上向社会流动。希望通过更困难、更人迹罕至的线路来显示品味的客户也愈发青睐高水平、能够提供更多安全保障的向导。二者的关系出现改变，“领攀者（Fuehrer）和雇主（Herr）”的说法逐渐转变为“领攀者和跟攀者（der Zweiter）”。

     这一转变暗示了向导地位的提升及其在攀岩场域位置和话语权的改变。对他们而言，若无岩钉等作为固定锚点进行绳降和保护，则不得不攀登更简单、报酬更低的线路，且可能因客户攀爬能力的欠缺而冒生命危险。“生活方式是阶级地位在符号方面的实际表达”，对生命安全、家庭完整及经济报酬更为看重的工人阶级向导及有更多类似生存需要的行动者成为了“人道主义”诉求的来源。这些行动者在旧时文化精英主导的登山场域中常处于被支配的失语状态，又因技术促成的向导话语权改变，这一需求回归成为不可忽略、具有“正当性”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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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与启示：风险、环保与竞技攀岩

     在经历了精英阶层文化“异治”和工人阶级需求回归后，一方是“审美”与“区隔”再生产下的阶级品味代表，另一方体现了场域位置变化后生存需求的“正当性”回归。2种观点最终在多洛米蒂发生碰撞，拉开论战的序幕。这场论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Preuss也在27岁时于独攀中不幸身亡。然而，冲突并未在此终结，风险价值的逻辑、人与自然的关系、竞技攀岩的发展均成为后续有关攀岩伦理的争议焦点。这些争议一方面与“岩钉之争”有着历史勾连，另一方面也为当代攀岩实践提供了一些新的启示。

4.1  风险价值：场域实践中的符号资本

     关于风险的讨论是攀岩运动乃至极限运动文化研究中的重点。论战中个人冒险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矛盾后来也体现为个人在山区追求“绝对自由”与政府等相关组织在安全责任和事故预防方面的冲突。从社会学视角看，冒险被认为是攀岩场域中的一种符号资本，内化场域逻辑的人就会形成这种惯习，认为冒险这一符号资本是有价值、充满意义的，“在一些攀岩教材中，风险与认可度的关系被伪装成‘风格’和‘道德’来教授”，具体而言，这些关系主要由攀爬保护的方式进行区分（图2）。尽管也有研究认为，存在如“运动攀登爱好者更注重运动表现”等基于不同追求的进一步场域分割倾向，但大部分研究还是认为，在合理的风险管控范围内，攀爬风险的高低与其在攀岩亚文化中的社会地位成正比。

     随着近年极限运动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地区流行，相较于内部场域分割产生的争论，更易引发问题的是对此类极限项目某些逻辑的不理解。以《徒手攀岩》为例，影片讲述了Alex对“独特生命体验”的追求和“拿不到金牌，你就必须去死”的极限价值；但是，“身处其他场域中的人们可能并不知道Free Solo是什么，因而也不会去在意（其中的规则和价值）”。未经历较长期参与的人可能会对荧幕中“崇高”却危险的价值观敬而远之，又或有少部分冒进的模仿。事实上，极限运动除了挑战性、高危性和无规则性之外，技术性也是其一大特征。即使是Alex，也是在使用保护装置多次尝试后才开始最后的Free Solo。只有充分理解这一项目，掌握足够的技术，才能在合理的风险管控下达到更高难度的冒险，满足身心追求的同时获得这一实践空间专有的符号资本。

     岩钉等器械装备的发明与应用尽管引发争论，但也为人们进入这一项目、理解这一项目提供了更好的途径。攀岩者能够首先选择较为安全、难度较低的攀岩形式，在实践中逐渐理解并内化各层次行动逻辑，继而过渡到这一亚文化中更高的“位置”。例如，室内攀岩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安全、便捷地接触攀岩运动，掌握一定的技术和理念后，再去接触室外的运动攀登、传统攀登，甚至是Free Solo，每一阶段的追求都可能有所不同，但不妨碍攀岩者从中理解风险价值的追求逻辑。我国开展的极限运动多传自西方，其附带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有时与我国对集体主义、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调格格不入，因而也更需要这种场域实践的基础途径。只有使大众对这些项目有清晰的认知，才能在充分发挥极限运动的文化、教育功能，发展其产业、经济价值的同时，避免盲目冒进，守住社会公共安全的红线。

4.2  攀岩环保：区隔打破后的现实利弊

     浪漫主义对山的敬畏、论战中的“公平战斗”均体现了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后续攀岩发展中，这种思考走出形而上的哲学范畴，转向了现实的环保问题。例如，同时期的撒克逊瑞士地区曾因辅助工具滥用带来了大量游客，导致的环境破坏迫使其关闭了大片皇家林区，甚至威胁称“绝对禁止攀登”；再往后，运动攀岩发展中对螺栓的过度使用也引发了关闭岩场的恐慌。岩钉、螺栓等器械的发展打破区隔，使更多人能够进入这项运动的同时，也使很多对攀岩理念毫无认知，仅以观光、猎奇为目的人进入自然岩场。一些调查认为，攀岩运动的大规模发展导致了对岩壁、植被、野生动物以及他人休闲体验的影响，相关问题一度引起学界关注。1972年，“清洁攀登”概念被首次提出，着重介绍岩塞等凸轮保护装置，以避免永久保护点对岩壁的损坏，支持者们也主张通过户外教育、公益服务等方式加强参与者对环境的认知和责任感。1985年美国登山协会成立“通达”基金会（Access Fund），通过保护公共岩场、购买私人土地、修复受损场地、更换老旧螺栓，以及教育、宣传等手段，引导“负责任”的攀登者，以维护各种类型的攀岩运动开展。

     就我国而言，攀岩运动的大众化不可避免：一方面，攀岩运动作为新兴户外休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生态保护向来是我国开展各项工作的重点。有研究认为，通过极限运动的参与，人类能更加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只有那些走到户外、进入自然的人，才能体验到自然的美丽，产生对自然的感情……没有人会保护他一无所知的自然”。“巨蟒峰事件”是攀岩运动打破区隔、走向大众过程中所呈现问题的缩影，但又不能因噎废食地阻止攀岩运动回归自然。在充分利用技术装备发展带来安全性和平民性的同时，借助自然教育等方式，使参与者更清晰地认识攀岩运动中的人文价值，是这项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3  竞技攀岩的异化：“异治”场域下的文化反思

     商业化和政治符号的过多附着是竞技体育异化的典型方面，在1972年苏联第一次尝试将竞技攀岩推入奥运会时，便在一定程度上因对这一新的子场域的规则支配权（竞赛规则、模式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等）问题而遭到西方国家的阻挠，直到商业、媒体的介入，以及同为西方阵营但拥有更多运动攀登历史的法国率先接受，竞技攀岩的国际化才得以破局。在当代，竞技攀岩异化的另一个现象是奥运“全能项目”的规则争议。入奥前，竞技攀岩发展出难度、速度、攀石3个国际主流单项，从运动训练角度看，3个单项对于运动员力量、速度、耐力等各有不同要求。三项合一，运动员就不得不为综合成绩而放弃某方面的极致追求，从而体现出竞技体育异化的“外在化”特征，即“技战术、组织管理和行为方式不断被客体化，成为支配人的一种强制力，进而反过来支配人”。反对者认为，“在奥运会上，它（攀岩）必须展示自己传统的形象”，但竞技攀岩的发展需要借助这一国际舞台赢得更多的受众、资金和社会支持，因而不得不向奥组委有限的项目名额妥协。竞技攀岩在这一过程中被这种外来的规则所限制，脱离其原有的文化价值和独特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政治、经济等外来力量对攀岩场域的支配。攀岩规则因外力而改变，甚至运动员的身体也在这种支配中异化为违背科学训练原理、争夺竞赛荣誉的工具。

     攀岩运动文化呈现的完整性是其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但一项体育运动的发展是受政治制约的，政府、国际体育组织等扮演着重要角色。现阶段，如何发挥这些角色的作用也是攀岩运动良性发展的关键。巴黎2024年奥运会将竞技攀岩速度项目重新单列而出，使得攀岩运动的科学性和人文性又有了回归的希望；中国登山协会自2017年启动的自然岩壁系列赛也可看作我国探索攀岩运动自然本质的初步尝试。竞技作为当前国际社会中曝光度最高的攀岩运动表现形式，在不断完善规则、更加符合竞技运动规律的同时，充分展示其作为一项文化实践的独特之处，或将更好地助力攀岩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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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岩钉之争”是攀岩技术发展中最早的一次矛盾集中体现，对器械态度的开放与否仅是冲突的表象，其本质更多地源于历史与社会的深层原因。探析冲突根源的解构过程同样适用于解释当下攀岩场域的进一步分割所浮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并为相关治理工作提供一定思路。本文试图为攀岩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帮助深入理解这项舶来运动的文化本质。但需要注意的是，布迪厄的理论主要源于对法国社会的研究，当下中国仍处于变动的社会结构中，不应简单套用，而应“考虑到具体的社会情境，更加关注文化品味和生活趣味的生成和变化过程”。对未来的攀岩运动乃至类似极限运动的研究而言，回归本土是必要的发展方向之一。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公民意识的变化，更多尚显小众的分支项目将走入大众视野，结合我国国情，对这些项目的参与群体展开社会调查，有选择地将理论分析应用其中，或能更好地理解并助推这类运动在我国的多元发展。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8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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