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机制建构与检验——基于探索性序列设计的混合研究//吴铭，等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11期 

论文导读

     “久坐少动”已成为当前青少年面临的共性问题，由此诱发的体质下滑、肥胖和近视率攀升等健康风险长期困扰着我国教育和社会发展。识别静坐行为类型、明确静坐行为的关键前因对于减少或规避“久坐少动”的潜在健康风险，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先定性后定量”的探索性序列设计分析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前因及其作用机制，为科学改善青少年静坐行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研究发现：①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因素包括个体、人际、组织、社区4个主范畴，各层面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青少年静坐行为。②不同层面因素对青少年不同类型静坐时间影响不同：在个体层面，生活习惯对教育类、视频类静坐具有直接预测作用，自我控制对视频类静坐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在人际层面，朋友支持、家人支持、教师支持能够对教育类、交通类、社交类、视频类静坐时间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在组织层面，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能够对教育类、视频类静坐时间产生直接影响，也能够通过人际层面对教育类、交通类、社交类、视频类静坐时间产生间接影响；在社区层面，建成环境既能够直接影响交通类静坐时间，也能够通过组织层面和人际层面间接影响教育类、社交类、视频类静坐时间。③性别和学段在教育类、交通类、社交类、视频类静坐时间的前因作用机制模型上存在群组差异。本文为理解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制定青少年静坐行为综合干预框架提供了参照，未来研究可通过客观测量对特定情境下的静坐行为进行综合干预实验，进一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并逐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青少年身体活动健康干预模式。

第一作者简介

     吴铭，郑州大学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身体活动与健康促进。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等多项省部级课题，承担的“体育心理学”获批郑州大学一流课程建设重点项目。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全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等奖项。

通信作者简介

     杨剑，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ICF研究院研究员、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家族中国合作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康复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注册督导师、上海市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著作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项、省部级社科基金课题6项，承担的“锻炼心理学”获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荣获第五届全国明德教师奖。主持成果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上海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

  本文引用格式

吴铭，杨剑.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机制建构与检验——基于探索性序列设计的混合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11)：92-108

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机制建构与检验——基于探索性序列设计的混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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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与普及，由“久坐少动”这一不良生活方式引发的肥胖、视力不良等健康问题已成为青少年面临的主要健康风险，直接或间接影响青少年健康发展。近年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相继颁布，凸显国家对优化教育生态、提升青少年身体活动水平与健康素养的重视。识别静坐行为类型、明确静坐行为的关键前因对于减少或规避由“久坐少动”诱发的潜在健康风险，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久坐行为（sedentary behavior，SB）指个体在清醒状态下进行的能量消耗低于1.5 METs的坐或斜躺的活动，国内也译作静坐行为。2种表述方式体现了对该行为持续时间和姿势的不同侧重。最新研究认为，久坐是个体静坐在时间维度上的累积，具有长时性特征，因此，本文采用静坐行为这一表述，重点考察青少年静坐行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2011年，Owen等以社会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建立了静坐行为社会生态学模型，系统分析休闲时间、积极交通、家务劳动、工作活动中所包含的静坐行为影响要素，认为特定静坐行为由其所发生的环境属性及周围社会框架所塑造，并提出可以从个人（如人口特征、心理特征、生理特征）、人际（如社会支持、行为规范）、环境（如街道、天气、家庭环境、工作环境）、政策等多个层面理解个体静坐行为的影响机制。当前对该模型的检验多集中于以成年人为主的工作或家庭环境，但由于静坐行为在年龄和行为类型上的差异，不同人群、不同情境下所发生的静坐行为亦不相同，加之受我国教育体制与文化因素的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前因变量势必具有新特点。因此，有必要基于静坐行为社会生态学模型，厘清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前因及其作用机制。

     从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的内容看，当前对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变量的探讨多以屏幕时间为核心进行分析。前期研究发现，自然环境、建成环境、家庭环境和人际环境因素能够影响青少年屏幕时间。具体而言，家人/朋友屏幕时间、街道连通性、家庭体育设施和媒体密度、不良气候环境与青少年屏幕时间呈正相关；较小的年龄、较低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缺课频次与青少年较高的屏幕时间相关。此外，Kracht等分析青少年静坐时间的背景性因素发现，居家、独处与静坐时间呈正相关。Da Costa等指出，即便设置了体育课和课间休息等活动机会，青少年在校静坐时间仍然很长。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以横断研究设计，以单一因素或特定环境为主，考察其对屏幕时间或静坐行为的独立影响，研究成果呈碎片化、零散化样态，缺乏对静坐行为社会生态学模型中各层级因素的深入挖掘与系统整合。此外，尽管静坐行为社会生态学模型为理解静坐行为的前因提供了分析框架，但对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群体的静坐行为影响因素缺乏细致刻画与分析，尚不能充分阐释我国文化背景下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关键前因。

     探索性序列设计属于混合研究方法的一种，旨在通过“先定性后定量”的研究方法，以建构性思维发展、探索某一现象或问题，并通过定量研究拓展定性研究结果。鉴于此，本文采用混合研究方法，以探索性序列设计分析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前因及其作用机制。收集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的定性材料，以扎根理论范式全面、系统地梳理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的范畴、内容与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采用定量研究方法，通过横断调查检验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并结合定性研究结果对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前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整体分析，从而为科学改善青少年静坐行为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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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模型建构

2.1  定性资料收集

     为确保定性资料的广泛性与多样性，采取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与开放性问卷相结合的方式收集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相关资料。①结合静坐行为相关研究文献和前期研究成果，在综合专家意见后拟定访谈提纲，围绕当前学习与身体活动情况、影响长时间坐姿生活与体育锻炼的因素及其原因两方面展开，根据受访者回答情况随时调整发问内容，尽量让受访者畅所欲言。②为确保初始资料的完整性，避免出现“理论伪饱和”状态，将资料收集与分析过程交互进行，并根据资料内容及时调整访谈提纲。③为确保资料收集的全面性、完整性和多样性，采用开放性问卷的方式对青少年静坐行为进行调查，要求受试者围绕影响自己静坐的因素撰写一篇700字以上的记叙文，访谈和开放性问卷同步进行。对访谈和开放性问卷材料进行整理后，共计收集24万余字定性资料，其中，访谈17万余字，开放性问卷7万余字。

     遵循定性研究立意取样方式，以逐步浮现、弹性取样为参照，在访谈方面，采用滚雪球的方法在上海招募27名青少年进行访谈，其中：男生14人，女生13人；初中生11人，高中生16人。在开放性问卷方面，为兼顾地区教育特点，在北京、郑州、厦门招募调查对象，共计发放开放性问卷120份，有效回收104份，其中：男生54人，女生50人；初中生90人，高中生14人。访谈和调查时间为2019年12月—2020年2月。

2.2  定性资料分析

     ①对访谈和开放性问卷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文字转码；②针对访谈过程中的语气变化、表情、动作等进行标注，结合访谈笔记，对文字转码后的访谈资料进行逐一整理和批注；③采用Nvivo 12.0 中文版对定性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④在编码阶段，由2位研究者独立对文本资料逐词、逐句分析，对于意见不一致的内容由团队（包括1名教授、1名副教授和4名博士研究生）逐一讨论确定；⑤依据理论饱和原则，随机选取1/3的定性资料对三级编码后的理论模型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未发现在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的4个主范畴之外的新范畴和因素，进一步检验4个主范畴的内部范畴，未出现除当前范畴之外的因子及概念。基于此，可以判断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的内容结构在理论上是饱和的。

2.3  资料编码与模型建构

2.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打破原始定性资料并用概念或范畴重新组合的过程。①将被访谈人/调查人进行编号，对原始材料进行整理，并对访谈过程中表情、语气等进行标注；②在原始材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逐渐概念化；③对被高频率提及的语句进行多次比较；④将具有相同属性的内容进行初步概念化编码。对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原始定性资料进行一级编码和初步概念化后，共计得到22个开放编码，分别是静坐行为观念、静坐行为倾向、静坐风险感知、电子设备使用习惯、专注力、时间规划、学习效率、朋友锻炼支持、朋友静坐娱乐支持、家人锻炼支持、家长静坐关注、教师锻炼支持、教师静坐管理、家居设施、家庭运动环境、体育设施、体育活动设计、课程安排、课程设计、社区体育设施、社区便利设施、社区道路便捷度。

2.3.2  主轴式编码

     根据初步概念化内容，共提炼出9个范畴（表1），分别是静坐态度、生活习惯、自我控制、朋友支持、家人支持、教师支持、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建成环境。在对初步概念化内容进行提炼的过程中发现，体育设施、体育活动设计、课程安排、课程设计具有明显的类属关系，故在学校环境下增设2个类属，分别是体育环境和教学设置。

2.3.3  选择式编码与模型建构

     选择式编码是从范畴类属中提炼出能够涵盖整个分析系统的主范畴的过程。选择式编码与模型构建是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进行的。社会生态学理论关注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互关系，认为影响行为的因素是多水平的，包括个体、人际、组织、社区和政策多个层面。根据社会生态学的开放性原理，社会生态系统与外界环境始终保持信息交换和传递，某个因素的改变都将带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即不同层面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个体行为。这一观点在青少年身体活动领域得到验证，如代俊等研究发现，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行为受到个体、社会支持、社区环境等多因素影响，其中个体层面、人际层面对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社区环境能够通过个体层面、社会支持对校外身体活动行为产生间接影响。郭正茂等基于社会生态学理论分析了社会、学校及家庭体育文化对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的影响，发现社会、学校、家庭层面的体育文化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也能够通过“社会—学校”“社会—家庭”“社会—学校—家庭”等路径间接影响青少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水平。亦有研究基于青少年身体活动的社会生态学模型发现，建成环境能够影响组织层面的学校环境，也能够影响人际支持及个体心理因素，父母、同伴及教师支持能够影响个体层面的心理因素。

     结合定性研究内容，本文将所提炼出的范畴进行进一步归纳，最终形成4个主范畴，即个体层面、人际层面、组织层面、社区层面。定性研究发现，个体层面、人际层面、组织层面、社区层面各因素均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静坐时间，同时各层面因素亦存在交互影响。具体而言，建成环境影响学校和家庭周边环境状况，也影响人际层面如家长、同伴等的活动习惯，进而影响青少年静坐时间，如受访者所言：“以前住得（离学校）较远，现在搬家后，距离学校近了，只有周末才能去找朋友玩耍”；“因为家附近有公园（可以活动），我爸妈经常让我陪他们去公园散步”。学校和家庭环境既会对教师、家长的教育方式产生影响，也对学生/孩子的行为习惯产生影响，如受访者所言：“尤其是期末，老师会安排很多复习任务，爸妈也尽可能不影响我们，感觉都很慌，都忙着复习，也很少会和朋友玩耍。”

     基于此，本文结合社会生态学理论，以青少年学习与生活为核心关注点，根据三级编码结果，建构以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为主体的理论模型——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图1），并提出以下假设。H₁：个体层面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H₂：人际层面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H₃：组织层面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H₄：社区层面能够直接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H₅：社区层面能够通过组织层面、人际层面、个体层面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H₆：组织层面能够通过人际层面、个体层面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H₇：人际层面能够通过个体层面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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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检验

3.1  研究设计

3.1.1  研究对象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郑州、上海、厦门、石家庄对2100名12～17岁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1987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850份，有效回收率为88.10%。被试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研究已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学术伦理会审核。

     为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及结构方程模型顺利运行，设置以下问卷排除标准：①数据缺失，填答缺失1/3及以上的问卷；②答案一致，填答内容完全一致的问卷；③规律作答，填答内容出现人为性规律作答，如“平行”作答、“波浪”作答；④填答时间过短，电子问卷填答时间低于300 s；⑤问卷设置上学日/休息日的起床和入睡时间，填答的静坐总时长大于每日清醒时间。

3.1.2  测量工具及信效度检验

     （1） 静坐行为。根据Hardy等编制、郭强翻译修订的《青少年静坐行为调查问卷》（Adolescent Sedentary Activity Questionnaire，ASAQ-CN），结合当前青少年静坐行为的特点对其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问卷包括上学日（周一至周五）静坐行为与休息日（周六至周日）静坐行为2个部分，每部分包含12道题，用以调查被试每天在相应静坐活动上所花费的时间（单位：min）。问卷共包括5个维度：以看电影、看电视、玩手机等娱乐为主的视频类静坐时间；以乘坐汽车、火车等被动交通为主的交通类静坐时间；以做手工、绘画、演奏乐器、课外阅读为主的文化类静坐时间；以与人聊天、打电话等为主的社交类静坐时间；以上课、课外辅导、做作业、上网课为主的教育类静坐时间。视频类静坐行为兼具教育性与娱乐性，根据《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中屏幕时间的概念界定，视频类静坐时间指以娱乐为目的的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因此，本文将教育性质的视频类静坐时间纳入教育类静坐时间计算。各题项的Cronbach's α系数在0.57～0.95（表3），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为检验《青少年静坐行为调查问卷》对静坐行为测量的一致性、有效性，选用《静坐行为日记》，以瞬时生态评估方法为参照，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抽取1所初级中学和1所高级中学共计100名青少年进行为期7 d的调查。调查流程如下：①调查前与班主任、班长充分沟通调查内容和填写方式；②《静坐行为日记》正式发放前与被试讲解填答方法与要求；③以天为单位进行发放并填写，每天发放时间为17:00；④被试需回想并填写当天所有活动内容及时间；⑤于第二天7:30回收《静坐行为日记》。脱落标准：①因个人原因终止测量；②问卷填答缺失；③有效数据低于3天（含2个上学日、1个休息日）。最终获得有效样本89人（其中：男生48人，女生41人；寄宿生55人，走读生34人）。选择组内一致性系数（intraocular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对2种测评工具的上学日/休息日的不同类型日均静坐时间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上学日/休息日各类型日均静坐时间的ICC在0.526～0.860，根据Cicchetti等提出的参考标准，所有维度的ICC均达到可接受的范围，表明《青少年静坐行为调查问卷》能够较好地观测青少年静坐时间。

     （2） 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影响因素。从个体、人际、组织、社区层面确定测量内容：①根据定性研究原始材料及分析结果，建立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量表条目池（共计95条），所有题项均采用利克特5点计分方法，从调查样本中随机抽取500个样本，采用正交旋转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剔除负荷量低于0.4的题项，结果（表4）显示，个体、人际、组织各层面KMO检验值及累计解释总方差均达到可接受范围；②根据Kenny及Kline的标准，对剩余1350个样本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进一步检验各测量指标的结构效度，最终形成《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量表》；③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各测量指标的内部一致性；④间隔7天采用方便抽样法对40名青少年进行重新调查，检验各测量指标的跨时间稳定性。

     在个体层面：①静坐态度，指个体对静坐行为所持有的稳定的心理倾向。所有项目的总分为静坐态度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对静坐行为的心理倾向越高。经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3个因子，分别是静坐风险感知（4个题项）、静坐行为观念（3个题项）、静坐行为倾向（3个题项）。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680、0.718、0.678，合成信度为0.791、0.822、0.824，重测信度为0.799、0.912、0.862。②生活习惯，指个体在生活中所形成的以电子设备使用为主的稳定且不易改变的行为，共包含5个题项，所有项目的总分为生活习惯指标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生活中越倾向于使用电子设备。Cronbach's α系数为0.819，合成信度为0.887，重测信度为0.805。③自我控制，指个体自主调节行为，即个体根据自身需要和任务目标等引发或制止特定的行为。共获得6个题项，所有项目的总分为自我控制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主调节水平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849，合成信度为0.887，重测信度为0.747。

     在人际层面：①朋友支持，指个体的同伴所给予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或帮助，以使其延长或减少静坐时间。包含朋友锻炼支持（3个题项）和朋友静坐娱乐支持（3个题项）2个因子，所有项目的总分为朋友支持指标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从朋友处获得静坐行为的支持程度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800、0.878，合成信度为0.847、0.869，重测信度为0.819、0.774。②家人支持，指个体家人（以相处时间最长、关系最密切的家人为主）所给予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或帮助，以使其延长或减少静坐时间。包含家人锻炼支持（3个题项）、家长静坐关注（4个题项）2个因子，所有项目的总分为家人支持指标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从家人处获得的静坐行为支持水平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763、0.619，合成信度为0.826、0.766，重测信度为0.710、0.784。③教师支持，指教师或班主任所给予的与活动、静坐相关的支持与帮助等，以使青少年延长或减少静坐时间。共有4个题项，所有项目的总分为教师支持指标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获得的静坐相关教师支持水平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为0.627，合成信度为0.786，重测信度为0.715。

     在组织层面：①家庭环境，指个体在家庭生活中存在的为其提供延长或减少静坐时间的氛围，共包含2个因子，分别是家居设施（3个题项）、家庭运动环境（2个题项）。所有项目的总分为静坐认知指标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所处家庭环境中的静坐促进因素水平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731、0.701，合成信度为0.857、0.850，重测信度为0.718、0.762。②学校环境，指个体在校园生活中存在的为其提供延长或减少静坐时间的设施、规则等氛围，体育环境包括体育活动设计（4个题项）、体育设施（3个题项）2个因子；教学设置包括课程安排（3个题项）、课程设计（3个题项）2个因子。所有项目的总分为学校环境指标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所处校园环境中的静坐促进因素水平越高。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704、0.717、0.620、0.706，合成信度为0.850、0.800、0.776、0.803，重测信度为0.815、0.729、0.830、0.836。

     在社区层面，选取郭正茂编制的《青少年体力活动建成环境评价问卷》中健身场所可及性分量表、配套设施可及性分量表、道路情况分量表对青少年静坐行为社区层面的因素进行测量。量表共计13个题项，所有项目的总分为建成环境各维度指标的测量分数，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体力活动建成环境越好。Cronbach's α系数依次为0.810、0.789、0.676，合成信度为0.861、0.934、0.851，重测信度为0.825、0.725、0.805。

3.1.3  施测和数据处理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在征得学校教师、学生及其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后，采用纸笔测试或电子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鉴于主观问卷易使受试者过度或重复评估静坐时长，为确保填答准确性，设置调查与控制流程如下：①在问卷中额外设置填表说明，当2项任务同时发生时，须以最主要任务为主，不能重复记录；②施测前将调查内容、填写方式及调查时间与班主任进行充分沟通，针对常见重复填写问题以举例形式进行呈现；③为确保被试对“填表说明”“填答讲解”理解的准确性，以及检验青少年静坐行为问卷在静坐行为测量中的一致性，选用《静坐行为日记》对100名青少年的静坐时间进行调查；④问卷分别设置上学日/休息日的起床、睡觉时间共4个问题，以此为基本参照，同时询问被试班主任学校作息安排，如被试静坐总时长大于每日清醒时间，或与所在学校作息时间存在明显矛盾，将视为无效问卷；⑤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发放前由研究人员或班主任向被试讲解问卷内容及填答要求；⑥填答过程中被试如有疑问，研究人员或班主任负责解答。调查讲解与填答合计约20 min。数据收集时间为2020年5—6月。采用SPSS 21.0对问卷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并进行描述性统计、Mann-Whitney U检验、内部一致性检验、合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Harman单因子检验；采用AMOS 22.0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嵌套模型多群组比较。

3.2  研究结果

3.2.1  结构效度检验

     为检验静坐行为影响因素各构面的结构效度，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各维度构面进行检验，模型拟合指标（表5）显示，各研究变量的模型拟合度均达到可接受范围，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3.2.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程序控制和Harman单因子检验。程序控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对问卷的匿名性、保密性以及数据仅限于学术研究等进行说明。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共22个因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1，第1个公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15.81%（<40%），说明未发生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3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青少年每周教育类静坐时间为4033.52 min，每周交通类静坐时间为108.75 min，每周文化类静坐时间为506.80 min，每周社交类静坐时间为412.38 min，每周视频类静坐时间为463.50 min。进一步以性别、学段为自变量，对不同类型静坐时间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表6）显示：不同性别青少年在每周交通类静坐时间上差异显著；不同学段青少年在教育类、交通类、文化类、视频类静坐时间上差异显著。鉴于此，后续将对性别和学段进行嵌套模型多群组检验。

3.2.4  变量间关系及作用路径

     以不同静坐类型为因变量，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考察各因素对不同静坐类型的影响。根据Schumacker等的建议值，各研究模型的拟合度指标良好。

     （1）教育类静坐的前因作用机制模型。如图2所示，在个体层面，生活习惯能够显著预测教育类静坐时间（β=−0.094，P<0.001），自我控制、静坐态度对教育类静坐时间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考察个体层面3个因素对教育类静坐的独立影响发现，自我控制（P<0.001）、静坐态度（P=0.026<0.05）、生活习惯（P<0.001）对教育类静坐时间的预测作用均达到显著水平，标准化路径系数依次为−0.095、0.051、−0.085。H₁得到验证。在人际层面，朋友支持（P=0.179）、家人支持（P=0.086）、教师支持（P=0.411）对教育类静坐时间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但朋友支持（β=0.324，P<0.001）、家人支持（β=0.049，P=0.041<0.05）可以通过影响生活习惯进而影响教育类静坐时间。H₂未得到验证，H₇得到验证。在组织层面，家庭环境既能够直接影响教育类静坐时间（β=0.056，P=0.033<0.05），也可以通过影响生活习惯进而影响教育类静坐时间，还可以通过影响朋友和家人支持进而影响生活习惯，最终影响教育类静坐时间。学校环境对教育类静坐时间的直接影响不显著（P=0.350），但可以通过影响朋友和家人支持进而影响生活习惯，最终影响教育类静坐时间。H₃、H₆得到验证。在社区层面，建成环境对教育类静坐时间的直接作用不显著（P=0.169），但可以通过影响生活习惯（β=0.196，P<0.001）进而影响教育类静坐时间，也可以通过影响学校环境间接影响教育类静坐时间。H₄未得到验证，H₅得到部分验证。

     （2）交通类静坐的前因作用机制模型。如图3所示，在个体层面，生活习惯（P=0.320）、静坐态度（P=0.422）、自我控制（P=0.793）对交通类静坐时间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进一步考察个体层面3个因素对交通类静坐的独立影响发现，自我控制对交通类静坐时间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P<0.001），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80。H₁得到验证。在人际层面，家人支持（β=0.084，P=0.003<0.01）、教师支持（β=−0.057，P=0.039<0.05）能够直接影响交通类静坐时间。H₂得到验证，H₇未得到验证。在组织层面，家庭环境（P=0.222）、学校环境（P=0.102）对交通类静坐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可以通过影响人际层面的因素进而影响交通类静坐时间。H₃得到验证，H₆未得到验证。在社区层面，建成环境能够直接影响交通类静坐时间（β=0.208，P<0.001），也能够通过影响学校环境和家人支持间接影响交通类静坐时间。H₄、H₅得到部分验证。

     （3）文化类静坐的前因作用机制模型。个体、人际、组织、社会层面各因素对文化类静坐时间的直接影响均不显著（P>0.05）。但自我控制（β=0.055，P=0.053）、建成环境（β=0.091，P=0.078）、朋友支持（β=−0.047，P=0.087）对文化类静坐的影响达到边缘显著。在个体层面对文化类静坐的独立影响方面，自我控制对文化类静坐的预测作用达到显著水平（β=0.095，P<0.001）。

     （4）社交类静坐的前因作用机制模型。如图4所示，在个体层面，生活习惯（P=0.188）、静坐态度（P=0.630）、自我控制（P=0.573）对社交类静坐时间的预测作用均不显著（P>0.05）。进一步考察个体层面3个因素对社交类静坐的独立影响发现，同样未达到显著水平（P_生活习惯=0.246，P_自我控制=0.194，P_静坐态度=0.584）。在人际层面，朋友支持能够显著预测社交类静坐时间（β=−0.059，P<0.05），家人支持（P=0.798）、教师支持（P=0.566）对社交类静坐时间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H₂得到验证。在组织层面，家庭环境（P=0.210）、学校环境（P=0.979）对社交类静坐时间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家庭环境（β=0.297，P<0.001）、学校环境（β=−0.211，P<0.001）可以通过影响朋友支持进而影响社交类静坐时间。H₃、H₆得到部分验证。在社区层面，建成环境对社交类静坐时间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P=0.946>0.05），但能够通过学校环境（β=0.887，P<0.001）影响朋友支持，进而影响社交类静坐时间。H₅得到部分验证。

     （5）视频类静坐的前因作用机制模型。如图5所示，在个体层面，生活习惯（β=0.286，P<0.001）、自我控制（β=−0.060，P=0.029<0.05）能够显著预测视频类静坐时间。进一步考察个体层面3个因素对视频类静坐的独立影响发现，生活习惯（P<0.001）、自我控制（P=0.017）对视频类静坐时间的影响显著，静坐态度对视频类静坐时间的影响不显著（P=0.809）。H₁得到部分验证。在人际层面，家人支持（β=0.093，P<0.001）能够直接影响视频类静坐时间，也能够通过自我控制、生活习惯间接影响视频类静坐时间。H₂、H₇得到部分验证。在组织层面，学校环境（β=0.125，P=0.011<0.05）能够直接预测视频类静坐时间，也可以通过人际层面各维度和个体层面的自我控制间接影响视频类静坐时间。H₃、H₆得到验证。在社区层面，建成环境对视频类静坐时间的直接作用不显著（P=0.786），但可以通过影响学校环境进而影响人际层面和个体层面各要素，最终影响视频类静坐时间。H₄、H₅得到验证。

3.2.5  基于性别与学段的嵌套模型多群组比较

     采用嵌套模型多群组分析技术，以性别、学段为分组变量，考察不同性别、学段在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上的差异。具体步骤：①构建无约束模型M1；②在M1的基础上构建两群组结构系数相等模型M2，并进行卡方差异值检验；③若M1与M2差异显著，则依次控制各研究变量间路径系数相等，从而进一步检验性别、学段在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每条路径上的差异。

     （1）性别。卡方差异值检验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在交通类静坐前因作用机制模型上差异显著（Δx²=66.846，Δdf=38，P=0.003<0.01）。进一步对模型各路径系数进行检验发现，不同性别在“教师支持→交通类静坐”（Δx²=4.043，Δdf=1，P=0.044<0.05）、“生活习惯→交通类静坐”（Δx²=4.199，Δdf=1，P=0.04<0.05）、“家庭环境→朋友支持”（Δx²=13.033，Δdf=1，P<0.001）、“建成环境→生活习惯”（Δx²=4.263，Δdf=1，P=0.039<0.05）4条路径上差异显著。

     （2）学段。不同学段在教育类（Δx²=111.289，Δdf=38，P<0.001）、交通类（Δx²=96.192，Δdf=38，P<0.001）、社交类（Δx²=102.127，Δdf=38，P<0.001）、视频类（Δx²=140.246，Δdf=38，P<0.001）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上差异显著。进一步对模型各路径系数检验发现，在交通类、社交类、视频类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中，共有7条路径差异显著，且卡方检验结果相同：“建成环境→学校环境”（Δx²=8.856，Δdf=1，P=0.003<0.01），“家庭环境→生活习惯”（Δx²=4.972，Δdf=1，P=0.026<0.05），“家庭环境→自我控制”（Δx²=4.474，Δdf=1，P=0.034<0.05），“教师支持→自我控制”（Δx²=4.109，Δdf=1，P=0.043<0.05），“建成环境→教师支持”（Δx²=18.953，Δdf=1，P<0.001），“建成环境→自我控制”（Δx²=4.014，Δdf=1，P=0.045<0.05），“学校环境→教师支持”（Δx²=15.94，Δdf=1，P<0.001）。不同学段“家庭环境→朋友支持”这一路径在教育类、交通类、视频类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上差异显著（Δx²=7.963，Δdf=1，P=0.005<0.01）。此外，在教育类静坐方面，除“建成环境→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生活习惯”“家庭环境→自我控制”“教师支持→自我控制”“家庭环境→朋友支持”5条路径外，不同学段在“教师支持→教育类静坐”（Δx²=6.619，Δdf=1，P=0.01<0.05）、“静坐态度→教育类静坐”（Δx²=5.177，Δdf=1，P=0.023<0.05）、“建成环境→教育类静坐”（Δx²=7.548，Δdf=1，P=0.006<0.01）路径上差异显著。在交通类静坐方面，不同学段在“家人支持→交通类静坐”（Δx²=4.182，Δdf=1，P=0.041<0.05）路径上差异显著。在视频类静坐方面，不同学段在“学校环境→视频类静坐”（Δx²=4.62，Δdf=1，P=0.032<0.05）、“生活习惯→视频类静坐”（Δx²=19.764，Δdf=1，P<0.001）、“建成环境→视频类静坐”（Δx²=12.053，Δdf=1，P=0.001<0.01）、“朋友支持→视频类静坐”（Δx²=4.826，Δdf=1，P=0.028<0.05）4条路径上差异显著。

4

讨 论

4.1  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量表的内容与结构

     根据定性研究结果，本文确定了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前因包含个体、人际、组织及社区4个层面。其中，个体层面包含静坐态度、生活习惯、自我控制3个维度，人际层面包含朋友支持、家人支持、教师支持3个维度，组织层面包含家庭环境、学校环境2个维度，社区层面包含健身场所可及性、配套设施可及性、道路情况3个维度。结合定性研究材料设计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量表的初始量表，对初始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各维度基本符合定性研究主轴编码内容。尽管自我控制与教师支持维度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并未形成与主轴编码相一致的子维度，但自我控制、教师支持的具体题项均包含了主轴编码中子维度内容，如自我控制的“我能很好地抵制诱惑”“我会按照我的计划表完成任务”“我的学习效率很高”，教师支持的“老师会鼓励我们多进行活动”“老师会检查班上同学手机使用情况”等。对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19～0.878，合成信度在0.766～0.934，重测信度在0.715～0.912。根据温忠麟等和张文彤的建议值，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在效度方面，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构面表现良好，根据Jackson和Schreiber等的建议值，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需额外说明的是，尽管本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但由于青少年静坐行为影响因素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未来研究可在本量表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与具体环境特点不断增加新的影响因素内容。

4.2  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机制分析

     （1）个体层面构成影响青少年静坐时间的内在因素。社会生态学模型认为，个体层面是影响行为的微观层面，决定了行为的内在倾向，包含人口学因素、社会心理学因素等。本文发现，静坐态度、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共同构成了个体层面的核心要素，并直接作用于青少年静坐行为。定量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观点，即青少年对静坐行为的心理倾向越低、静坐生活习惯越少、自我控制程度越高，其静坐时间则相对较低，这种影响突出表现在教育类静坐、交通类静坐和视频类静坐方面。具体而言，智能化设备的普及改变了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方式，也直接影响着青少年静坐行为：于学习而言，MOOC（慕课）、翻转课堂、网课等网络教学模式的蓬勃发展为青少年拓宽了获取知识、信息的途径，但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屏前静坐时间，并由此诱发如超重/肥胖、心理健康问题等风险；于生活而言，随着购物、娱乐、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意义上的身体活动时间在减少，如主动交通、家务活动、休闲活动等，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等时间却逐渐增加。因此在这一环境背景下，当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静坐行为健康认识较薄弱时，极易形成以高教育类/视频类静坐时间为主的学习与生活方式，并由此产生手机依赖、学业拖延等一系列问题。

     定量研究同样发现，在各层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中，个体层面对青少年教育类、社交类、交通类静坐时间的影响路径不显著。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个体具有发展和自我决定的潜能，当社会环境因素具备开发这些潜能的能力时，行为的自我决定程度较高。在多数情况下，教育、社交、交通类静坐受环境、规则或主观规范的约束（如坐姿上课、乘车、社交等），削弱了个体内在自我决定程度，进而造成个体层面对教育、社交、交通类静坐时间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嵌套模型多群组比较发现，不同性别青少年在“生活习惯—交通类静坐”路径上差异显著。在男生群组中，生活习惯能够显著预测其交通类静坐时间（β=0.102，P=0.009<0.01）。不同学段在“静坐态度—教育类静坐”“生活习惯—视频类静坐”2条路径上差异显著。在初中群组中，静坐态度能够显著正向预测教育类静坐时间（β=0.088，P=0.004<0.01）。两群组中生活习惯均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视频类静坐时间（β_初中=0.330，P<0.001；β_高中=0.185，P<0.001）。与高中相比，初中课业压力相对较小，学习与娱乐时间较宽松，因此受环境、规则约束较低，个体层面对教育类、视频类静坐时间的预测达到显著水平，且初中组生活习惯对视频类静坐时间的预测作用更高。研究结果也提示，可针对初中生开展健康教育课程，培养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减少不必要的静坐时间，提高活动水平。

     （2）人际层面构成影响青少年静坐时间的情境因素。社会支持对个体健康行为具有潜在影响，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与师生关系是青少年社会支持的3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静坐行为而言，本文发现，家长、朋友与教师对青少年锻炼参与、静坐娱乐活动的支持程度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青少年静坐时间，其中：家长与教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青少年静坐相关活动规则的制定、规范的实施方面；朋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锻炼支持与电子设备娱乐方面。定量研究结果显示，教师支持、家人支持对交通类静坐时间具有直接影响，朋友支持对社交类静坐时间具有直接影响，家人支持对视频类静坐时间具有直接影响。嵌套模型多群组比较发现，男生群组和女生群组在“家庭环境—朋友支持”（β_男=0.373，P<0.001；β_女=0.235，P<0.001）路径上均显著，男生家庭环境对朋友支持的预测作用高于女生。女生群组在“教师支持—交通类静坐”（β=−0.100，P=0.008<0.01）路径上显著。与此同时，朋友支持、家人支持能够通过生活习惯进而影响教育类和视频类静坐，教师支持能够通过自我控制进而影响视频类静坐，且存在学段差异。初中群组和高中群组在“朋友支持—生活习惯”（β_初中=0.324，P<0.001；β_高中=0.307，P<0.001）路径上均显著，初中群组中朋友支持对生活习惯的预测作用高于高中群组。初中群组在“教师支持—自我控制”（β=−0.108，P<0.001）、“教师支持—教育类静坐”（β=0.134，P<0.001）路径上显著。高中群组在“家人支持—交通类静坐”（β=0.150，P<0.001）路径上显著。研究结果提示，教师、朋友在锻炼、静坐活动上的支持程度对初中生自我控制水平、生活习惯及静坐时间的影响更大。家人在锻炼、静坐活动上的支持程度对高中生交通类静坐时间的影响更大。

     从发展心理学视角看，初中阶段处于青少年早期，该阶段青少年朋友间的友谊相较之后各年龄段而言更直率且易被察觉，也会毫不怀疑地接受自己认可的教师的意见、要求。因此，与高中生相比，初中生静坐行为更易受到教师与朋友的影响。定性研究发现，“学业高于一切”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家长群体中。牛建林等指出，当前在全国10～15岁青少年中，普遍存在家长教育期望高于个人教育期望的现象，家长们普遍致力于为子女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提高其学业成就，因此增加学习时间、缩减活动和娱乐时间。这种教育期望偏差极易引发亲子矛盾，降低家庭关系质量，甚至诱发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降低学业成绩。诚然，学业固然是青少年阶段的首要任务，但从个体长远发展看，家长同样需要树立科学、全面的教育理念，关注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此外，定性研究发现，“网络游戏”已经成为当前青少年娱乐、休闲及满足自身基本心理需要的重要方式之一。尽管学校及各大游戏软件均限制了未成年人手机使用和游戏时间，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普遍存在于青少年群体中，特别在隔代参与教养的家庭中十分明显。例如，利用周末时间通宵游戏或借用成年玩家账号登录游戏即可解除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限制等。由于“祖辈”家长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相对滞后，对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认知不充分，缺乏对青少年电子设备使用的约束。正如高文珺所阐释的，青少年作为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与其父辈或祖辈相比，吸纳和学习了更广博的知识和更多元的文化，因此，父辈、祖辈的教育者角色与教育方式受到挑战，与子女沟通面临困境。研究结果提示，家长既要提升健康观念，减少对手机、电视或电脑的依赖，引导青少年形成科学、健康的电子设备使用习惯，又要与子女建立共同话语体系，进而形成良性沟通和引导。

     （3）组织层面是影响青少年静坐时间的强化因素。组织层面包括家庭和学校两大环境，主要以客观环境为主，客观环境越便利、舒适越会强化青少年及其重要他人静态生活相关习惯，进而延长静坐时间。从直接影响看，家庭环境能够直接影响教育类静坐，学校环境能够直接影响视频类静坐。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环境越舒适越有利于静坐，电子设备越多，青少年教育类静坐时间越长；学校环境中课程设置、活动安排等越有利于静坐，青少年的视频类静坐时间越长。从间接影响看，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对家人支持、朋友支持及教师支持的影响均达到显著水平，即家庭环境、学校环境能够通过家人、朋友及教师支持对个体静坐行为产生影响。嵌套模型多群组比较结果显示，不同学段在“家庭环境—朋友支持”（β_初中=0.336，P<0.001；β_高中=0.240，P<0.001）、“家庭环境—自我控制”（β_初中=−0.119，P<0.001；β_高中=−0.251，P<0.001）、“家庭环境—生活习惯”（β_初中=0.264，P<0.001；β_高中=0.190，P<0.001）、“学校环境—视频类静坐”（β_初中=0.186，P=0.002<0.01；β_高中=−0.069，P=0.989）路径上差异显著，初中生的朋友支持、视频类静坐更易受家庭、学校环境影响，高中生的自我控制水平更易受家庭环境影响。

     定性研究发现：在学校环境方面，学校课程设置仍不完善，校园体育资源存在差异，教师“占课”现象依旧存在，课间活动时间总体偏短，部分学校对于学生电子设备使用规范引导不当；在家庭环境方面，居家便利、舒适的环境能够使个体以最少的能量消耗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延长静坐时间。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庭中，学习是青少年阶段的主旋律。郭强等指出，儿童青少年久坐行为的研究重点在于限制娱乐性屏幕时间，改善长时间、连续性久坐的学习状态。已有研究发现了“久坐中断”可能产生的健康益处，即“久坐中断”群体的血脂水平、身体质量指数优于“连续性久坐”群体。因此，构建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对于减少青少年不必要的静坐时间尤为重要。组织发展理论认为，提高组织的表现能力与工作质量，既要关注组织系统本身，也要关注组织间的相互关系。为有效减少青少年连续性静坐时间，促进其健康和全面发展，在学校教学安排上，建议灵活安排教学活动，转变固有的活动计划安排，将教学活动安排与国际健康理念及政策发展相整合。同时，设置不同课间活动内容，合理控制课程时间，减少青少年连续性教育类静坐时间，开展健康教育，提升青少年健康意识。在家庭环境层面，通过改变居家客观环境，如增加体育活动设施或场地等，切实营造积极、活跃的运动氛围，提高青少年活动水平。

     （4）社区层面是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的环境因素。以社区体育设施、便利设施、道路便捷度为主的建成环境构成了社区层面的核心要素，青少年所处社区积极交通工具、体育设施的数量能够适当影响青少年活动时间。定量研究结果同样验证了这一观点：在直接作用方面，建成环境对青少年交通类静坐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表明体育场馆可及性、便利设施可及性越高，道路情况越好，青少年交通类静坐时间越长；在间接作用方面，建成环境可以通过“学校环境—家人支持/朋友支持—生活习惯—教育类/视频类静坐时间”“学校环境—朋友支持—社交类静坐时间”“学校环境—教师支持—交通类静坐时间”“家人支持—生活习惯—教育类/视频类静坐时间”“生活习惯—教育类/视频类静坐时间”5条路径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嵌套模型多群组比较结果发现，“建成环境—生活习惯”路径具有性别差异，在男生群组中，建成环境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生活习惯（β=0.297，P<0.001）。对于男生群组而言，建成环境能够正向影响其生活习惯进而正向影响交通类静坐时间；对于女生群组而言，其所感知到的教师支持能够负向影响交通类静坐时间，定性研究同样发现，女生在上学、放学过程中倾向于选择积极交通方式如散步、骑自行车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交通类静坐时间。同时，在“建成环境—学校环境”（β_初中=0.885，P<0.001；β_高中=0.855，P<0.001）、“建成环境—自我控制”（β_初中=0.301，P<0.001；β_高中=0.139，P=0.038<0.05）、“建成环境—教师支持”（β_高中=−0.335，P<0.001）、“建成环境—教育类静坐”（β_高中=−0.157，P=0.042<0.05）、“建成环境—视频类静坐”（β_初中=−0.188，P=0.002<0.01）路径上具有学段差异。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教育类、视频类静坐时间的影响路径相同，其原因可能是本文调查尚处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疫情”）防控阶段，教育类静坐与视频类静坐发生的场域在特定情境下存在高度重合，因此，建成环境对2类静坐时间的影响路径相同。

     当前，构建“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育人机制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最新研究指出，政策执行力、资源供需失衡、参与主体博弈分歧等问题使得多维主体协同面临困境。本文检验了社区、家庭、学校对青少年静坐行为的综合作用，3个主体对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客观物理设施及人际影响层面，且在各影响路径上存在性别及学段差异，因此，提高青少年活动参与、减少不必要的静坐时间既要关注各层面因素的影响路径，又要关注人口学差异。在建成环境方面，建议创设积极交通条件，如改善道路基础设施情况，增设健步道或“共享单车”停放点等，增加社区体育器材、场地或场馆，提高体育场所的安全性和可达性，积极开展青少年乐于参加的多样化文体活动。

     此外，定量研究并未发现各层面影响因素对青少年文化类静坐时间的预测作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为：①文化类静坐时间在每周静坐时间中占比较低，进一步对上学日和休息日文化类静坐时间进行分析发现，青少年在该类静坐行为上所花费的时间约为上学日404.11 min（约80.22 min/d）、休息日102.69 min（约51.35 min/d），导致在以文化类为主的静坐行为方面，各因素的作用不显著。②本文调查处于疫情防控阶段，局部疫情小范围暴发导致文化类静坐中以棋牌、桌游等为主的互动性静态活动大范围缩减，这一方面减少了闲暇时间青少年与朋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造成上述互动性文化类静坐时间可能被如网课、户外活动、视频游戏等内容所替代，因此使被试对于现阶段文化类静坐影响因素的判断存在偏差。

5

结束语

     影响青少年静坐行为的因素包括个体层面、人际层面、组织层面、社区层面4个主范畴，各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青少年静坐行为。通过检验，不同层面因素对青少年教育类、视频类、交通类及社交类静坐时间具有直接或间接影响，且存在性别和学段差异。综合分析青少年静坐行为各层面影响因素发现：新一轮技术革命对人们学习、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家长、教师、青少年在生活方式与健康观念的转变上相对滞后，主动健康观念尚未形成，这是静坐行为产生不良健康风险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青少年长时间静坐的关键。因此，形成与信息化时代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与健康观念是提升青少年以致其全生命周期健康水平的根本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学校、社区、家庭都需将青少年健康发展放在首位，进而形成以合理膳食与科学作息为前提条件、以适度静坐为基础保障、以强度适宜且有规律的身体活动为重要手段的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全民健康与全民健身的深入融合发展。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仅对青少年静坐行为前因作用机制模型进行了横向检验，且在抽样方法和样本量上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通过客观测量对特定情境下的静坐行为进行综合干预实验，进一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并逐渐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身体活动健康干预模式。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11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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