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蕴瑞体育思想的渊源考论与价值审思// 崔莹，陈佩杰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12期 

论文导读

     吴蕴瑞是中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体育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阶段性，需要客观地结合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充分梳理其成长、求学、工作等经历，并从其著述中分析其体育思想的内涵、关系、逻辑，才能更清晰地了解其体育思想的精髓。系统梳理、阐述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意蕴，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体育的历史进程、体育教育的发展脉络，以及取得的不易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凝聚的民族精神。本文从“历史-社会”视角将吴蕴瑞体育思想分为启蒙期、融合期、成熟期3个阶段进行阐述，以其生平和贡献为切入口，在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以及体育教育发展脉络中讨论吴蕴瑞体育思想与中华体育精神的关系，动态考察中华体育精神的核心要义。其倡导的“心身一元说”、体育科学化与学术化以及自然体育思想为中国体育教育发展提供了精神遗产，也蕴含着“文化自信、民族凝聚、全民健康”的精神价值，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体育精神的核心要义。本文是对吴蕴瑞体育思想内涵与价值的当代阐释，今后还需持续进行动态性考察，可以进一步从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经济、价值观等视域观照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内涵与外延，揭示其内在联系与规律，有利于创新体育思想、体育精神研究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更具逻辑性和科学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吴蕴瑞体育思想与当下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紧密连接，可为我们提供智慧和经验，助推中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

第一作者简介

     崔莹，文学博士，上海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密苏里大学访问学者。上海体育大学知识分子联谊会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影视传媒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会员、美国“Los Angeles Cinefest Festival”电影节在线评委。研究领域为体育传播，尤其关注体育思想传播、体育影视文化传播、体育舆情传播。参与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级项目3项，出版专著《吴蕴瑞体育思想》《新媒体与新闻传播研究》，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起跑者》，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通信作者简介

     陈佩杰，博士，教授，上海体育学院原院长。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理事会独立理事，美国运动科学院国际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体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主编，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十四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兼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体育界别召集人。曾获“万人计划”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称号。近年来主持并完成国家科技研发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等研究项目，曾获多项国家科技奖和国家教学成果奖。

  本文引用格式 

崔莹，陈佩杰.吴蕴瑞体育思想的渊源考论与价值审思[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12）：12-20    

吴蕴瑞体育思想的渊源考论与价值审思

     吴蕴瑞（1892—1976年）是中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开拓者、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吴蕴瑞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华东体育学院（1956年更名为“上海体育学院”，2023年更名为“上海体育大学”）的首任校长，在任24年，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对中国现代体育的贡献可以概括为：①坚持“心身一元说”，充分发挥体育教育功能，提升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价值；②倡导体育的科学化与学术化，将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应用于体育学术研究，开创我国现代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的先河；③坚持“土洋体育”互为体用，辩证地看待体育的国界问题，正视西方体育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指明中国体育整体化健康发展的方向；④倡导体育普及化，提倡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并举，加强全民体育普及。这些贡献体现出“文化自信、民族凝聚、全民健康”的精神价值，至今影响深远，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体育精神所凝结的“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核心要义。系统梳理、阐述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意蕴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体育的历史进程、体育教育的发展脉络，以及取得的不易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凝聚的民族精神。

     作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经典论题，“吴蕴瑞体育思想”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以往学者普遍聚焦于探讨吴蕴瑞的著作中的理论观点，解析其“自然体育思想”，解构“心身一元说”“土洋体育之争”“体育育人目的”“体育科学化”“体育学术化”“体育普及化”等观点，搭建了良好的知识脉络，但大多具有“重史料梳理、轻深度评析，重微观探究、轻宏观考察”的特点。这个经典论题中其实还有亟待回答的“新问题”：吴蕴瑞所生活的时代与环境如何对其体育思想产生影响？其体育思想的核心内涵、影响和价值是什么？本文从“历史-社会”视角将吴蕴瑞体育思想分为启蒙期、融合期、成熟期3个阶段进行阐述，以其生平和贡献为切入口，在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以及体育教育发展脉络中讨论吴蕴瑞体育思想与中华体育精神的关系，动态考察中华体育精神的核心要义，以期激励国民坚持文化自信、历史自信，推动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这也是对吴蕴瑞体育思想内涵与价值的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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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蕴瑞体育思想研究现状

     据不完全统计，吴蕴瑞个人公开发表文章109篇、出版专著6部。2006年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吴蕴瑞文集》，2022年由上海体育学院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蕴瑞全集》，为学界研究吴蕴瑞及其体育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另外，截至2023年2月23日，以“吴蕴瑞”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文献检索，共有期刊论文52篇、硕士论文13篇，其中以“吴蕴瑞体育思想”为主题的论文35篇。对论文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学界关于吴蕴瑞体育思想的研究可以分成3个主要时期：20世纪80年代为研究起步期，至2008年达到研究高峰，2008年之后进入研究平缓期。

1.1  研究起步期

    吴蕴瑞作为中国体育教育界的先驱，培养出众多体育专才。1976年，吴蕴瑞逝世于杭州，享年84岁。他门下众位弟子纷纷撰文记述先师的生平贡献。1982年，刘汉明的《体育界一代师表吴蕴瑞师业迹纪略》一文追忆作者自1933年就读中央大学体育系始追随吴蕴瑞四十余年的历程，可视为最早研究吴蕴瑞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1983年，苏竟存的《我国近代体育中的自然体育学派》一文系统阐述了自然体育学派的理论观点、产生背景以及对我国近代体育的影响，该文为较早梳理美国自然体育学派代表人物和袭承脉络的文章，在文中引用吴蕴瑞著作《体育原理》中的理论观点，并将其视为我国自然体育学派的代表学者。

1.2  研究高峰期

     2008年，学界掀起了一股吴蕴瑞体育思想研究热潮，引发这一研究热潮的原因包括：①2006年为吴蕴瑞谢世30周年，为纪念其对开创上海体育学院各项事业所作的贡献，整理出版了《吴蕴瑞文集》，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学者对吴蕴瑞体育思想研究的热情；②2007年1月，上海体育学院“吴蕴瑞体育教育思想研究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吴蕴瑞体育教育思想暨现代体育教育改革研讨会，引发了学者对吴蕴瑞的生平贡献及其体育思想的集中讨论；③2008年正值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之年，被视为体育大年，学界聚焦体育领域，又因之前吴蕴瑞体育思想的研究热度持续，在2008年逐渐进入研究高峰期。这一时期主要有姚颂平、肖焕禹、舒盛芳、吴贻刚、马廉祯、戴健、徐本力、潘华、覃兴耀、顾渊彦、虞重干、匡淑平、卢玲、贾颖华等学者，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以下几方面：①吴蕴瑞的“心身一元说”思想；②吴蕴瑞对于自然体育思想和实用主义思想的融合；③吴蕴瑞对于体育科学化和学术化的坚持；④吴蕴瑞参与“土洋体育之争”论辩；⑤吴蕴瑞的体育普及思想；⑥吴蕴瑞对于体育目的的阐述。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较为系统地对吴蕴瑞的著作及其体育思想进行了解读。

1.3  研究平缓期

     2008年以后，对于吴蕴瑞体育思想的研究步入平缓期，一些学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继承和拓展，如律海涛的《吴蕴瑞体育思想及其核心价值》一文主要从吴蕴瑞强调的“心身一元说”“体育学术化”“洋土体育融合”“体育普及化”观点探讨其体育思想的贡献和价值。还有学者结合自身学科展开研究，如路云亭的《传播的错位：吴蕴瑞个案研究中的三重面相》一文从传播学视域论述体育学术界对吴蕴瑞及其体育思想的持续关注现象，并分析了《体育原理》的思想价值及其自然体育理念的纵横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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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蕴瑞体育思想形成的渊源考论

      思想的形成具有过程性，对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分析需要融入其生活的社会背景以及人生的不同阶段。目前，鲜有研究对吴蕴瑞体育思想形成的过程分阶段进行探讨。同时，结合“西学东渐”之风，以及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历程解析吴蕴瑞体育教育实践的研究也尚不系统。本文立足“历史-社会”视角，将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划分为启蒙期、融合期、成熟期3个阶段展开讨论。

2.1  启蒙期：树立科学化的教育观念

     吴蕴瑞自6岁起便在其父亲的私塾接受旧式传统教育，奠定了深厚且扎实的文学素养。清末新政在教育改革方面主张“停科举、兴学校”，各地开始取缔私塾、书院和旧制官学，打破传统旧学的教育框架，成立新式学堂。吴蕴瑞从私塾转入由其父亲担任首任校长的“萧崎国民第一小学”（又称“江阴峭岐乡立小学”），在新式学堂中逐渐学习西文西艺，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

     1904年清政府颁布实施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其学制、课程设置、办学管理基本效仿日本，规定各级新建学堂均开设体操课。1906年颁布《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正式规定教育的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依然带有封建教育思想。吴蕴瑞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体育》一文中提及，“学部定章，各级学校每星期均有体操两至三时，应时势之需求，期初有浙人徐一冰，设中国体操学校于上海。毕业者有数十班之多。十年前各省之体操教员，多出其门。同时苏州两级师范，浙江两级师范均有体操专修科之设，毕业者亦有数班，充两省中小学校体操教员。······其中教师，非归自东瀛，即籍属日本”。可见，晚清各级新学堂中的体操课程具有明显的“军国民主义”倾向。虽然西方近代体育走进中国学校教育体系对学生身体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带有“军国民主义”倾向的体操课程难免存在形式上的呆板、枯燥和千篇一律。在此背景下，国内对体育教师的需求极为迫切，培养体育师资力量成为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1900年，基督教青年会（YMCA）创立了上海青年会，宗旨是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群”四育的全面发展，为社会服务。1913年，基督教青年会派麦克乐来华担任青年会体育部干事，1915—1916年，他先后任教于上海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和江苏省教育研究会体育传习所。麦克乐在中国的体育教学实践中首要任务是加强体育教师的培训，其在《新体育观》一文中提及，“在教育界中，应当先养成有学识的，有资格的，有高尚理想的，体育专家。绝对的必须学习体育教授法，和体育一切底教材。并且也得兼习体育根本的科学，如生物学，教育心理学和种种属乎教育的科学。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一个体育专家，才能以使学者得着益处”。1916年初，麦克乐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首届主任兼教授，专门开设了两年制体育专修科，加强对体育教师的培养。吴蕴瑞于1915年12月顺利从苏州师范学校毕业，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成为该科第一批招收的23位学生中的一员。在此求学期间，吴蕴瑞接触到来自西方的包括自然体育思想在内的新思想，开启了钻研体育教育之路。事实证明，麦克乐是吴蕴瑞体育思想形成的主要启蒙者，对吴蕴瑞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近代体育从西方传入中国，与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命运相交织，已经打破“体育”自身要义，承受诸多不可承受之重，这也为日后在“土洋体育之争”中探寻何为“体育真义”埋下了历史伏笔。由于社会需求的不同和时代发展的特点，对“体育教育”的性质、功能和特点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20年代，麦克乐在中国执教期间率先提出“体育教育”的概念，体育课程设置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以及教学的阶段性。同时，他还强调技术熟练程度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在教材的选取上提倡以自然体育为指导思想。吴蕴瑞受麦克乐“体育教育”观念的影响，明确了体育教育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之目的，为日后培养体育师资和体育专业人才提供了方向指引。

     另一方面，麦克乐主张体育科学化，重视肌肉力量训练，融入运动生理学、解剖学等多学科知识，强调体育实践与学生身心相结合，重视体育教材的编纂和体育规则标准的制定。1916—1921年，麦克乐着手编纂了《体操释名》《网球》《篮球》等体育教材，并发表系列文章，先后编制了“竞技运动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运动技术标准”“测量肺部的研究”“检查身体方法”等。麦克乐认为体育教材和细目必须发挥激励学生身心成长的作用。

     吴蕴瑞深受麦克乐体育教育实践的影响，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其1935年发表的《体育科学化》一文强调，“然讲运动方法、教学方法以及体育原理等，无处不思应用科学”，并将运动应用力学、体育应用解剖学、体育应用生理学、体育应用心理学、体育应用生物学直接应用于体育科学研究，进行了大量试验，日后完成了《运动学》的编著，走到了体育理论创新的最前沿。

2.2  融合期：传播自然体育思想

     吴蕴瑞早年接受了中国传统教育和西学教育，在东南大学求学时，接触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24年，吴蕴瑞获东南大学体育系学士学位后，经官方考试和麦克乐力荐，成为当年江苏省唯一一位体育专业官费赴美留学生，师从自然体育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士。

     自然体育学派的形成可追溯到190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伍德和赫塞林顿提出“新体育”理念，与欧洲的体操改革、奥地利的“自然体育”一起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体育改革的起点，并以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为依据，以威廉士的《体育原理》为标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然体育”概念、理论和方法。自然体育学派强调：“体育就该以儿童的生物学和本能需要为出发点，以儿童为中心，要符合他们的兴趣，强调本能的冲动；通过身体运动来教育人，并形成生活技能，善用余暇，从中获得乐趣，采用球类、游戏、走、跑、攀、爬等运动，促进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换言之，自然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认为体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和教育人；反对人为体育，提倡采取符合儿童天性的游戏、舞蹈、竞赛和包括各种基本技能的自然体育活动；主张“体育即生活”，以儿童为中心，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化的体育”。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以威廉士为代表的自然体育思想的影响，吴蕴瑞在《体育原理》中将体育的目标总结为肌体之充分发达、各种技能与能力之培成、品格与人格之陶冶3个方面。他将体育视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即以身体活动为教育方式达成人的全面发展，其与“德、智、群”三育同等重要。

     另外，吴蕴瑞认为时人对于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关系多有混淆：“常人之见解，莫不以体育为手段，以健康为目标，二者混为一谈，甚有以体育划为卫生教育范围之内者，其名词之混淆，均足以使实施之方法生错误。数十年来，能将体育与健康教育分别清楚者，实不可多得。”而他的导师威廉士曾在1927年美国全国大学体育教授会议上对体育与健康教育进行明确区分：“健康教育与体育非一事（health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re not the same thing），体育不是为健康（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concerned with health）。”受其影响，吴蕴瑞认为：“故体育一事也，自有其一定之功用，不能用作为卫生教育之手段。卫生教育又一事也，亦有其相当之方法，不能用体育代达其目的，其理甚明。”他指出可从卫生之视察、卫生之料理、卫生之指导3个方面达成健康教育的目的。同时，“健康教育，注重健康，而体育目标则绝非健康，乃在发达个体也”；“健康之维持，全在卫生，不能谓各器官之发达即是健康”；“总之健康教育与体育根本不同，健康系一种功能，亦系一种体质，不能测量，健康非目的，乃是方法。体育与健康教育须相辅而行，否则不能达体育之目的”。吴蕴瑞以辩证的视角剖析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关系，比较两者各自在育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视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同等重要。

2.3  成熟期：提倡体育科学化、学术化与普及化

     1927年，吴蕴瑞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赴英、法、德三国考察，于同年9月归国，就职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体育科，任教授兼主任。20世纪20—30年代，正值吴蕴瑞迈向不惑之年，多年求学和生活经历使其学术思想日益成熟，开始大量产出学术成果。这一时期吴蕴瑞体育思想主要可以归纳为主张体育科学化、学术化，提倡体育普及化。

     自1924年始，吴蕴瑞陆续在《体育季刊》《教育与人生》《体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共计109篇，内容涵盖体育理论、体育史、国民体育、学校体育、运动生理和生物力学、体育教学法、国外体育、体育场地等方面。此外，先后出版了《运动学》《田径运动》《体育教学法》《体育原理》《体育建筑与设备》《中小学体育教授细目》等学术著作。因其有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背景，故将体育学术研究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基础之上。尤其是《运动学》一书，将公式和定理逐一应用于各种运动项目并加以解释，如结合撑竿跳、掷铁饼、起跑、跳远、跳掷等运动分别解释摆的运动、离心力，以及牛顿第一定律、第二定律、第三定律，通过应用力学原理改良运动方法、提升运动成绩。1935年1月，由吴蕴瑞担任主编，在上海创办了《体育季刊》。该刊每年出1卷，为该刊撰稿的有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员，如沈嗣良、袁敦礼、郝更生、程登科等。该刊经常发表一些对全国体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以及传播体育思想、沟通世界体育消息、倡导体育学术化的文章。遗憾的是该刊仅出至3卷2期便于1937年6月停刊。

     吴蕴瑞提倡国民体育普及化，在1929年发表的《普及体育之意见》一文中强调，体育作为教育的一种方式，普及体育亦即完成教育，并从培养运动人员、改良运动教材、严订教师资格、学校设有充足的运动时间、体育设备及运动场地扩充、学校体育经费列入预算等层面探讨普及体育的关键作用，提倡人人都能参加体育活动，从小培养对运动的兴趣，养成锻炼的习惯。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各种体育竞赛不断举行，选手制与体育锦标主义风气日盛，对此，吴蕴瑞认为：“其弊害之显明者，各学校为争一时之光荣，甚是优待运动员。因其优待，故重于技术之锻炼，忽于学业之灌注，日常管理、学校规则，不无宽容，以此常引起一般不好运动者反感。此诚吾体育界伤心之事也。”他将体育视为一种手段，无论是游戏、竞技还是活动，都通过体育达成育人的目的，而选手制、锦标主义都违背了教育均等原则。

     1932年8月，由吴蕴瑞、袁敦礼、郝更生联合起草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提出“学校体育不以养成运动选手为目的，应以全体学生共同运动、普遍发展体育为宗旨”。此外，还应发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共同作用，加强国民体育的普及，并制定了5个目标：“供给国民机体充分平均发育之机会；训练国民随机运用身体以适应环境之能力；培养国民合作团结抗乱御侮之精神；养成国民侠义勇敢、刻苦耐劳之风俗，以发扬民族之精神；养成国民运动及游戏为娱乐之习惯。”可见，此时的体育目的已经从增强体质上升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吴蕴瑞体育普及化理念开始逐步落地。同时，吴蕴瑞积极倡导并参与制定相应的体育制度和规章，促进体育制度的完善和体育发展的规范化。1934年，他提出“全国各级学校应有一律之运动选手规程”的主张，并受命主持制定了《全国各级学校选派运动代表规程》，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实施。尤其是在推动体育普及化的行动实践中，吴蕴瑞列举了美国、德国等国家体育繁荣的原因是男女体育并重，强调不可忽视女性体育，男女体育均衡发展才可提升民族体质。可见，此时的吴蕴瑞已经对体育有了更高层次的理解。

     总之，这一时期吴蕴瑞对于体育领域的研究范围广泛，被称作学贯东西的体育通才。他的体育观念和学术思想渐趋成熟，对当时中国体育界的影响较大，对启迪体育学术研究风气具有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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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影响与价值审思

3.1 吴蕴瑞体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吴蕴瑞坚持以科学性和思辨性揭示体育教育的真义，其体育思想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体育教育，主要包含“心身一元说”、“体育科学化”和“体育学术化”以及自然体育思想，为中国体育教育发展提供了精神遗产。

3.1.1  倡导“心身一元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心身一元”体育育人思想是由吴蕴瑞和袁敦礼共同提出的。袁敦礼认为：“由生物学言之，生命为一，心身自不能不为一；由心理学言之，有行为之机体为一，心身亦自不能不为一······。吾人只能以科学之事实采取一种一元说，设之为心理的、物理的一元说（Psychoiphysical Monism）或记之为机体论（Organism）之一元说。”他通过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视角解构心身一元说，对这一思想的认识最终建立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机体论一元说”。吴蕴瑞赞同以上观点，并强调：“每群肌肉必有神经系统管理之，做大肌肉之活动时，凡脊脑、延脑、小脑、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lia）及大脑皮质部之司动区，莫不参加活动，常练习之，神经系统之上举各部分（脊脑、延脑、小脑、基底神经节、大脑皮质部）与肌肉同时发达”；“做大肌肉之活动，亦能间接使神经系统之他区共同发达无疑”；“大肌肉之活动，足以使骨骼之关节处发生组织，使主长骨生长之软骨层滋养增高，故全体之长骨及胸膛等能充分发育”；“包括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排泄系统、内分泌系统等，体育能令各系统之功能旺盛”。吴蕴瑞从脑肌系统、脑神经功能和生物学的角度指出体育对于发达脑神经系统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对身体骨骼、韧带、关节以及身体内脏器官具有积极影响。可见，吴蕴瑞结合生物科学、脑神经科学交叉融合研究来论证“心身一元说”，“承认身心不能分开之学说”。

     另外，吴蕴瑞视体育育人的目的是回归本真，其自然体育思想也体现着“心身一元”的理念，“身心既不能分开，则体育所达之目的亦属整个”。他强调青少年成长教育中不可缺失体育，体育乃以身体活动为教育方式，以“身”的活动促进“心”的发展，以“心”的发展引导“身”的行动，以“心身一元”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和谐发展。换言之，就是实现青少年精神和身体健康的高度和谐统一，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3.1.2  促进体育科学化与学术化，改进体育教育实践

     吴蕴瑞既有社会科学相关理论知识，又有体育技能素养，兼具生物学和解剖学的学科背景，这使其成为较早践行学科交叉渗透理念的学者。1930年出版的《运动学》充分体现了其体育学术化与科学化思想。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吴蕴瑞已意识到体育研究需“贯彻向来‘体育学术化’之主张，俾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以解决体育上一切疑难问题”。该书“用论理的方法研究运动学，其一采演绎方法，即以力学之公式及定律为中心，应用于各种运动，第一编应用力学，即由此产生；其二用归纳方法，分析各种运动，引用力学之公式及定律，以求适宜之方法，第二编运动，即由此编成”。《运动学》一书标志着我国体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开始，也开创了我国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的先河。

     1933年出版的《体育原理》旨在阐明体育原理必须为真理，有广泛应用于体育科学的效力，使人们对体育获得合理认知，以达成改进体育教育实践的目的。吴蕴瑞认为：“正确原理之认识，为矫正时弊之急务，不容有所忽视。社会上无论何种事业，无论为政治、为经济、为教育，其政策之规定及实施，须有理论之根据。盲目及因袭之行为，乃无论何种事业，均所深忌。”他强调体育教育是一种应用科学，对于体育原理的归纳必须有事实依据。由此，《体育原理》一书具有浓厚的学术批判色彩，对于体育发展的历史与社会背景，心身关系、人本主义、狭隘的功利主义与体育的关系，以及体育目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批判。可见，“这部当年由上海勤奋书局出版的体育丛书之首卷，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体育专书中唯一之宏观论著，唯其具有宏观视屏和俯瞰高度，故而能够开疆拓野，纵横捭阖，布局铺陈，历久弥新，至今仍有很强的可读性”。

3.1.3  坚持自然体育思想，提倡体育融入生活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中国接受苏联援助时期，来自美国的自然体育思想与苏联体育思想形成激烈冲突。“马如棠在口述史中曾说上海体院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并没有开设体育原理课，原因是当时学习苏联体育体制，全国各行各业都是一边倒。马如棠说吴蕴瑞代的是解剖课，并非体育原理课程。从诸多文献中可以得知，体育原理是一种来自美国的课程。早在1985年就有人关注到了体育原理课程和美国自然体育理念的关系。”这一时期吴蕴瑞的体育科研活动渐渐处于停顿状态，由于他主讲的体育原理是美式课程，便不再开设。这也是吴蕴瑞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体育教育生涯中留下的遗憾。

     虽然我国接受苏联的援助时间较短，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技术、观念、管理方法、体制和机制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同时产生了利弊共存的深远影响，直至今天中国体育事业尚存若干“苏式基因”的痕迹。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我国确立了“发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根本任务，将体育事业与人民联系在一起。吴蕴瑞认识到，“体育工作者普遍投入政治学习的热潮。在学习中，认识了过去轻视劳动，为体育而体育，······开始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工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如何使全国人民体格条件提高，这是体育工作者当前的责任。”吴蕴瑞强调：“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的身体健康，培养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的新人，来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可见，此时期吴蕴瑞拥护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关切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仍保有自然体育思想中以体育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之目的，“为发展人民的劳动能力和巩固国防而服务”。

     如今，“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需要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意味着“生活化体育”的自然体育思想重新回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对体育的认知。吴蕴瑞在探讨体育的教育价值和体育对于改善实际教育的贡献时强调“善用闲暇”，“体育纯为一种生活方法”，“体育着眼于将来良好生活”，充分体现了其倡导的自然体育思想，体育可使人们在闲暇时生活丰富，实现身心健康，锻炼人的意志品格。人人热爱体育，将体育融入生活，养成体育运动的习惯、态度，有利于实现全民体育，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建设，使人民未来的生活更加美好。

3.2 吴蕴瑞体育思想的价值审思

     吴蕴瑞坚持“心身一元说”，主张体育科学化、学术化，坚持“土洋体育”互为体用，倡导体育普及化，这既是其体育思想的内涵表达和价值体现，也蕴含着“文化自信、民族凝聚、全民健康”的精神价值，进一步丰富了中华体育精神的核心要义。同时，这种精神价值可促成人们从事有意义行为的内驱力量，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带来情感上的满足，达成情感共识，形塑集体人格。

3.2.1  蕴含“文化自信”的精神价值

     吴蕴瑞学贯东西，识通古今，其体育思想具有一定的思辨性。他在《吾国体育不振之原因》一文中以批判的视角考究体育发展迟滞的原因，“考其原因，不外受历代传统哲学思想之影响，其中最重要者为儒，释，道之派”。吴蕴瑞认为，儒家“重礼教”“重文轻武”，佛家“重来世，轻肉体，禁杀生，食蔬菜”，道家“尚清净无为，葆精惜气，不使劳瘁”，这些思想都影响着体育发展。同时，他也详细阐述了道家的自然主义、无为主义哲学思想对体育发展的积极影响：“老子之无为主义，孔子甚崇拜之。‘无为而治’，‘恭己正南’皆本老子之无为主义而发。又云‘正名’，‘仁政’，‘王道’，‘正心诚意’，皆所以达无为而治之理想目的。”他认为若使国家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在国民素质方面，需要人人受到良好的教育，道德高尚，知识丰富；在社会环境方面，人民寡欲，生活简单，供求平衡；在教育方面，要提高教育质量，尤为重视体育教育。重视体育教育首先需要教师人格高尚、学问渊博、技能优良，有感化学生的能力，其次教材须有教育价值，与教育目标相匹配，具有实施教育手段之余地。

     具体而言，吴蕴瑞主张老子的自然主义与无为主义，视体育教育为反乎天真、尚自然、改人心的方式，体育教育要从小学抓起，儿童在运动场上游戏之中，天真烂漫，毫无掩饰，教师易发现儿童天真的一面，也是施以自然主义教育的良好机会。这与以威廉士为代表的西方自然体育思想所强调的“体育即生活”，以儿童为中心，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化的体育”观念如出一辙。

     可见，吴蕴瑞以辩证的视角批判和比较中西方思想对体育发展的影响，主张老子的“自然主义”“无为而治”，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思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已融入我们的文化基因，通过传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积极的、进步的以及具有最大情感共识的、最鲜活的部分，可以有效实现民族的文化自信。诚然，思想之新、精神之新在于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坚持文化自信的精神不仅须固守本源，还要吸收外来养分，在传承中转化，在学习中创新。

3.2.2  潜藏“民族凝聚”的精神价值

     民族凝聚力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形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使民族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一股了不起的精神力量，是确保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吴蕴瑞从体育角度讨论生发和驱动民族凝聚力的境况，包括民族危亡之际的体育救国和竞技合作下的为国争光。

    （1）民族危亡之际的体育救国唤醒民族自决、增强民族凝聚力。吴蕴瑞认为体育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强调“欲挽救中国之危亡，非提倡体育不可”。当国家处在民族危亡时刻，体育承担救国的重任，体育与社会责任、国家命运、爱国情绪紧密连接在一起，唤醒民族自决意识，使全员合作、一致对外，勇于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发声、为自己的民族存亡奋力反抗。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民族自决激发国人收回“体育主权”的决心，开始自主办赛。随着全国运动会的举行，体育竞赛的举办从教会系统向各地各级学校和全社会过渡。第5届全国运动会原定于1931年举行，因时局动荡延到1933年10月。“由教育部聘请了24位知名人士组成筹备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筹备工作”，“吴蕴瑞为副总干事”。由于办会期间正值国家内忧外患、民族生死危亡之际，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体育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驱动和生发出民族凝聚力，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①团结民众抗日，共赴国难。“尤其是东北四省运动员经历重重困难聚集首都，加上各种国难标语，各类爱国发言如‘告别书’等，使整个大会贯穿着悲情色彩、国难气氛，运动员及各界民众都能受到爱国教育。”②大会筹委会希望促进人们身体健康，唤醒民众发愤图强。③国人对于远东运动会上的屡次失败感到十分不满，对体育成绩怀有悲观态度，此届全运会提振民族精神，增强民族信心。

    （2）竞技合作下的为国争光砥砺国民意志、提振国民士气。吴蕴瑞认为体育可以激发全员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之所以受帝国主义压迫者，即缺乏合作之精神也。······故今后以体育养成强健之身体，以体育养成合作之精神，是为主要。”吴蕴瑞认为，体育竞技合作训练能够使民族成员在合作中产生共同的命运关切，维护集体利益，激励奋发向上、团结一致的精神风貌，生发出带有情感依恋和亲和力的民族凝聚力。吴蕴瑞在《第十届远东运动会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对历届大会进行略述，并对历届各项运动锦标及得分情况进行统计，“我国足球在远东史曾拥有锦标七年，······此次出席代表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另外，在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吴蕴瑞评价道：“我国此次参加结果，虽然田径一分未得，可是足球和英国比赛，上半节能保持平手，引起世界上极大之注意，可说虽败犹荣。”“此次之参加，足以解除世界对吾国体育之大惑，对于吾国之国际地位，可说有裨无损。”可见，吴蕴瑞充分肯定我国足球竞技运动取得的成绩，认为体育竞技运动能够唤起国民的精神凝聚力，带来集体荣誉感，提振国民士气。

     总之，体育是一种能够增强民族凝聚的内驱力量，是能够唤醒民族自决意识、砥砺国民意志、提振国民士气的社会文化活动；体育担负着诸多社会功能，既关乎国家命运，影响社会环境，还关系到国民体质；体育还是凝聚民族成员的“黏合剂”，潜藏“民族凝聚”的精神价值，既是中华体育精神的构成要素，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3.2.3  体现“全民健康”的精神价值

     吴蕴瑞认为体育作为一种育人方式，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全民素质整体提升，才能实现国家的健康。“欲挽救这种民族质素的衰败，民族精神的颓废，惟有努力于体育民众化之一途，澈底的使一般国民之体格增强而已。”吴蕴瑞意识到体育必须立足于人民，一方面提倡体育普及化，以实现体育全民化，另一方面增强国民体质，以提升整体素质。这一观念与如今提倡的“健康中国”战略不谋而合，2016年颁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全民健康是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将全民健康上升到治国理念的层面。

     全民健康旨在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保证健康公平、实现全民幸福，进而实现社会环境的健康、国家的健康。这些愿景的落脚点依然是以人民幸福为根本，将体育融入生活，通过全民健身使“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全体人民增强力量，柔韧性，增加耐力，提高协调，控制身体各部分的能力，从而使人民身体强健”，“在生命全周期过程中实现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在内的全身心健康，最终实现全民幸福”。吴蕴瑞的体育思想中也已蕴含“全民健康”的精神价值。他曾呼吁“提倡新生活运动，继之以公务人员训练，全国公民训练，进行不遗余力，以期强健其体魄，坚强其意志，强固其团结力量，发扬其牺牲精神，恢复国家民族之固有美质；······积极扩展于广大民众间，上以辅助政府，完成新时代之民众训练，下以辅助地方，改善全国民众之实际生活”。一方面，体育需以人民幸福为出发点，将体育融入人民生活，影响人民对健康生活的态度；另一方面，体育有助于人们实现身心健康，既促进肌体发达，又训练品格，对精神层面的健康产生影响。

     诚然，吴蕴瑞强调体育与健康并不构成直接关系，体育虽不能直达人的全面健康，但是可以将人的健康前置。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探索运动促进健康之路，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构建。因此，若要实现全民健康，需要从精神层面激励和鼓舞全民投身体育，将体育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养成体育运动的习惯、态度，丰富闲暇时光。“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还需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以此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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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吴蕴瑞作为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体育教育的开拓者，对中国体育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形成具有阶段性，需要客观地结合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充分梳理其成长、求学、工作等经历，以及其体育思想形成的过程，并从其著述中分析其体育思想的内涵、关系、逻辑，才能更清晰地了解他本人及其体育思想的精髓。吴蕴瑞体育思想中蕴含的“文化自信、民族凝聚、全民健康”等精神价值丰富了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体育思想与体育精神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财富，体现出民族的文化认同，应进一步强化历史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同时，体育思想与体育精神处于动态演变的发展过程，需要持续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和创新，一旦精神遗产失去了“活力”，便会渐渐被人们遗忘，所以对于吴蕴瑞体育思想需要持续进行动态性考察。今后可以进一步从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经济、价值观念等视域观照吴蕴瑞体育思想的内涵与外延，揭示其内在联系与规律，有利于创新体育思想、体育精神研究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更具逻辑性和科学性的理论研究框架。将吴蕴瑞体育思想与当下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紧密连接，为我们提供智慧和经验，实现思想升华、精神凝聚、行动引领，助推中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助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这也是吴蕴瑞体育思想能够留存至今并葆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原因。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12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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