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王富百慧，等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论文导读
自 2011 年始，我国正式以中长期规划指导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成为体育发展洪流中的一个时代缩影。生活在大变迁时代的几代人，在短短数十年中几乎以一种巨变的方式亲历全民健身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丰并逐渐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嬗变过程。随之呈现的体育行为、观念和感受的集体变化，成为一段与时代走向紧密相连的“中国经验”，为从宏观层面研究社会发展和国民体育的关系提供了难得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体育强国建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一个衡量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发展水平，其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育的发展进程。以往研究从不同侧面证实了体育锻炼行为的现状、特征和结构性差异，但极少刻画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迁轨迹，如何从时代、世代和个体生命历程的三维视角共同呈现上述变迁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数据，采用分层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着重从时间维度考察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轨迹，估计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趋势效应。
研究发现，队列趋势主导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城市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障持续完善间接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改变，这一特点在“50 后”中表现最为显著。在时期层面，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自 2010 年开始持续提升，2013 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除整体走向与政策实施、重大事件的发生周期基本吻合外，国民收入水平提升是重要外生力量。从个体生命历程判断，随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是一个共性规律，但下降过程中呈现 2 个不同的速率阶段。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呈现代际的趋同和分化，“60 后”“70 后” “80 后”是驱动城乡趋同的主要力量，性别趋同集中表现在“50 后”“60 后”“75 前”群体中，高等教育福利获得的机遇差异可能是导致新老代际分化趋势扩大的重要因素。
第一作者简介
王富百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博士，中国体育科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入选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人才百人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与体育治理、健康社会学。主持1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决策咨询项目等国家/省部级课题，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体育科学》《人口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学报》《中国青年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获得省部级批示2次，出版专著2部。3次获得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科学技术奖。2020年12月被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联合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2022年被评为国家体育总局“学习标兵”。
通信作者简介
张现苓，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生育、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等。近年来在《人口研究》、《人口学刊》、《中国人口科学》、《中国体育科技》、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1部，参与编著4部。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卫健委委托课题、北京市民政局委托课题等，参与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等。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2项、学会级奖3项。
本文引用格式
王富百慧，赵玉峰，张现苓.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1):26-35
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基于年龄、时期、队列的视角
自2011年始我国正式以中长期规划指导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有力推动了体育事业快速发展以及公民健康权益保障和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在全民健身制度化的驱动下，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发生了深刻改变，它不仅已成为体育发展洪流中的一个时代缩影，更具有集体行为转变中所呈现的文明转折意蕴。对于生活在大变迁时代下的几代人而言，短短数十年中几乎以一种巨变的方式亲历全民健身事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丰并逐渐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嬗变过程，无疑是一种非凡的经历和体验。如果将中国全民健身事业置于全球视野下讨论，自上而下的制度驱动成为有别于世界各国的发展之路。这种“有别”并非国际社会所误解的落落寡合，而恰恰是以“中国实践”为观照、彰显大国文化自信的“中国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要将全民健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新高度，以国家长远发展为基点，以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前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纳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战略安排，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强国建设之两翼。可以说，体育随中国社会共同经历着转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就了全民健身事业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强劲力量。全民健身事业不仅呈现制度驱动的刚性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体育参与感与获得感，成就了这个时代国民体育集体行为更为鲜明的独特性。
以学术之笔记录全民健身发展的“中国经验”和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的“中国实践”是中国体育学术界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应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全民健身制度化以来数十年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转变进行记录，因为这段“中国经验”是中国社会巨大变迁下体育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些“中国实践”塑造了一种与时代走向密切相连的“集体国民性”。当代体育学者应承担起总结“中国经验”的历史使命，从巨大变迁中提炼“中国实践”。因此，本文尝试刻画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的独特规律，以期呈现更为清晰的全民健身事业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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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本文尝试以实证方式考量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演变轨迹，检验能在经验上落地的“中国实践”。国民体育锻炼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体育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衡量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程度的核心指标，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发展水平，其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育的发展进程。以往研究从不同侧面证实了锻炼行为变化的现状、特征和结构性差异，利用不同层级的数据得出了整体相似但有细微差异的研究结论，却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即这种时期趋势上的特点和差异是否真实反映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整体特征，是否真正清晰呈现随时代发展的变迁轨迹，以及能否揭示可能源于不同历史背景而历经的发展机遇和生命历程上的差异。中国的社会变迁不是某种单一制度或结构的变化，而是牵涉多向度、多层面的整体变革和有方向的社会转型。在此过程中，体育锻炼行为随之发生的深刻改变也可能呈现出以时代性、世代性、群体分化为主要特征的演变过程。长期以来，相关研究较少从变迁视角考察体育锻炼行为的演变轨迹，聚焦体育锻炼行为变化的时期趋势，忽视了在其他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
在社会学研究中对时间维度的刻画通常分为年龄、时期和队列3个维度，将3种效应同时投射到体育行为中。年龄效应反映了由年龄主导的身体机能改变及社会角色转换等内在力量对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时期效应代表着与时间变化相联系的改变，由特殊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环境改变以及新技术突破等外部环境因素在某个时期的瞬时作用所引起，最显著的特征是它的影响力会一致地波及同一个时期所有年龄段的人群，如历次全民健身计划会以时期效应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国民体育锻炼行为。队列效应的影响集中于同一时期出生的群体上，这一群体共同经历的历史事件或者社会变迁逐渐在他们身上产生相同的烙印，以外力（如社会重大事件）与内力（如个体发展过程）交互作用的方式通过缓慢积累或者延迟发生，进而对一批人的体育锻炼行为产生影响。需要以生命历程视角解释在社会变迁和历史事件的影响下，不同队列人群在不同年龄上的机遇差异，这些差异将影响个体锻炼行为的选择，进而汇集成集体行为的队列分化。
充分理解上述3种效应对考察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中国实践”具有独特意义，单纯聚焦于时期趋势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个体能动性、机遇不平等和时代塑造力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的重要机制，以及对整体变迁轨迹的解读。可以说，时代变迁的宏观力量在时期和队列上的作用机制是有差异的，时期效应只解释了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瞬时特点，而结合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才能共同解释个体能动与时代驱动的交互作用，即社会转型作用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所引发的行为分化。因此，欲真正呈现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迁轨迹，应从年龄、时期和队列3个时间维度进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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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2.1 数 据
为考察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迁，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数据。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是总结社会变迁趋势和探讨具有重大科学和现实意义议题的主要数据来源。鉴于该项调查对于体育锻炼行为相关问题的多次调整，本文选取调查问题与测量方式较为一致的7次（2010、2011、2012、2013、2015、2017和2018年）调查数据，其调查中均含有“在过去一年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问题，对应7个观测时期。剔除缺失值后，有效样本共为69493个，覆盖年龄段为18～118岁，对应的出生队列年份为1900—2000年。
2.2 变 量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是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情况，即被访者“在过去一年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类变量，取值0表示不参加体育锻炼，取值1表示参加体育锻炼。
本文重点关注年龄、时期和队列3种时间效应作用于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演变轨迹。年龄变量具体指向调查时被访者的实际年龄，可根据被访者的出生年月和调查时间计算得到一个连续变量，取值范围为18~118，考察个体生命历程中体育锻炼行为的变化趋势。队列变量以出生年份测量，本文对被访者的出生队列按照年份进行分组，将1925年及之前出生的样本划分为一个队列组，其他样本按照每3个出生年份归为一个队列组，最终获得26个队列组，考察代际之间的不同经历在塑造体育锻炼行为上的作用。时期变量根据调查年份设定，即2010、2011、2012、2013、2015、2017和2018年共7个取值，考察社会外力对国民体育锻炼行为转变的作用。
此外，在模型中还纳入了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基本人口学特征（性别、民族、户籍）、社会经济特征（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就业状态、个人年收入、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福利（医疗保险）、社会资本（自评健康、互联网使用、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以及所属地区特征（城乡、区域）。在时期层面，模型加入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考察生活水平提升对国民体育锻炼参与概率的影响。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2.3 方 法
如前文所述，本文着重从时间维度考察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轨迹，需同时估计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趋势效应，并排除三者之间的相互干扰，在方法上参考Yang等提出的分层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HAPC-CCREM）。该模型的基本原理是，假定年龄为固定效应，时期和队列为随机效应，通过构建嵌套式数据结构打破3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以解决模型识别问题。该模型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年龄-时期-队列框架下的相关研究。HAPC-CCREM的具体数学表达式如下。
第一层个体模型：
其中，
第二层时期和队列模型：
其中，
将两层模型合并可以得到综合模型：
上述模型只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即队列和时期仅对截距项产生随机效应，更复杂的情况是队列和时期还可能对其他变量的斜率产生随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第二层队列和时期模型中加入该变量。对应的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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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3.1 国民体育锻炼行为演变的总体轨迹
3.1.1 年龄效应：个体生命历程中体育锻炼行为的变化轨迹
图1呈现了剥离队列和时期效应后，检验随年龄的变化参加体育锻炼概率曲线的变化趋势，即一个平均个体一生中参加体育锻炼的变化轨迹，具体表现为：①个体一生中参加体育锻炼的概率呈现随年龄增长持续下降的趋势，表明“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是一个共性规律；②个体在青少年阶段体育锻炼参与概率最高，进入青年阶段后参与程度开始持续下降，这一变化说明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体育锻炼参与程度的“顶峰期”；③体育锻炼参与变化轨迹中存在2个低谷期，45～50岁进入第一个低谷期，进入高龄老年阶段后体育锻炼参与概率持续下降并进入第二个低谷期。
综上判断，从年龄效应观察个体生命历程中参加体育锻炼的变化轨迹，呈现出下降过程中2个不同速率的阶段，一是从青少年到中年阶段的快速下降阶段，另一为从中年到老年的缓慢下降阶段。值得关注的是，在个体变化轨迹中55岁前后出现小幅回升，结合以往研究证据，认为可能存在“55岁现象”，即尚未进入以60岁为临界定义的老年阶段，身体活动能力仍处于尚好状态，隔代照料负担较轻，且城镇老年人即将或已经进入退休状态，较为充足的时间和体力为参加体育锻炼提供了短暂时机。
3.1.2 时期效应：历史进程中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化轨迹
为揭示历史进程中国民锻炼行为变化的时期特征，本文通过随机效应方差的估计结果验证时期效应的显著性，图2呈现了国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时期趋势。在基础模型中，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的时期效应边际显著（P=0.043），且时期效应随年份的推进呈波动上升趋势[图2（a）]，表明2010—2018年国民体育锻炼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尤其在2013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
在基础模型中加入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生成模型1，考察个体内生要素对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体育锻炼参与的时期效应依然显著（P=0.044），但随年份推进的增长趋势减弱[图2（b）]，表明户籍性质、政治面貌、教育背景、健康状况等社会经济地位要素影响每一个体的体育锻炼参与程度。在模型1中进一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建立模型2，验证经济要素对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影响的时期效应[图2（c）]。分析发现，时期效应的方差显著性较模型1进一步降低（P=0.047），时期效应的变化趋势接近平直，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是推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随时期增长的外生力量。
值得关注的是，时期趋势上分别于2011年和2015年出现2次波动。回顾发现，这2个年份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年份，也是推动全民健身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节点。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在实现“国强”的基础上转向“民富”，这一转变为全民健身事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契机。同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这是我国首个正式以中长期规划体例编制的全民健身计划，将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周期与国家发展规划等同并形成制度，明确提出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政策效果在时期趋势上得以证实，无论是国家发展规划还是全民健身事业规划都一致波及了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呈现出政策效应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在时期趋势上的变化。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和《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的收官之年，当年我国成功申办北京2022年冬奥会，政策执行效果在这一年得以呈现，叠加重大社会事件后再一次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时期趋势整体上升。
综合判断后认为：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趋势与国民参加体育锻炼概率的增长趋势基本吻合，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是国民体育锻炼参与水平提高的重要外生动力。②国民体育锻炼行为时期变化的整体走向和波动与政策实施和重大事件的发生周期基本吻合。作为重要的外生力量，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全民健身制度化、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共同对国民体育锻炼行为演变发挥驱动作用。
3.1.3 队列效应：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代际模式差异
本文进一步通过队列效应检验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变化轨迹。基础模型结果显示，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队列效应非常显著（P=0.002）。整体趋势表现为：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概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式变化[图3（a）]。加入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后，队列效应显著且整体依然呈现波动式变化，但趋势略有改变，证明个体特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队列差异[图3（b）]。进一步加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后，队列效应依然显著且整体变化趋势未有改变，仅曲线水平有所变化[图3（c）]。结合模型结果分析发现，上述队列效应在“50后”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通过分析发现，队列趋势波动式变化中均呈现2个高峰和1个低谷。由于各个队列在观察期（2010—2018年）内所处的生命阶段不完全一致，无法直接比较，通过对比个体生命轨迹的时序结构特点，将2个高峰和1个低谷大致对应3个区间[图3（c）]：第1个区间是20世纪20—50年代的出生队列，呈现随着队列推移参加体育锻炼概率显著上升的趋势；第2个区间大体包括20世纪50—80年代的出生队列，整体呈现随着队列推移参加体育锻炼概率下降且有波动的趋势；第3个区间包含了1985年之后的出生队列，随着队列推移参加体育锻炼概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上述结果证明，大变迁时代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存在代际模式差异，个体特征是导致代际模式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作为宏观外生变量的收入水平提升对所有队列都产生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在年龄、时期和队列维度上均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从个体生命历程看，整体呈现随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不断下降的趋势，在特定年龄组上略有波动（如存在“55岁现象”），这是伴随个体年龄增长所引发的身体机能改变与社会角色转换的共同结果。从社会变迁角度看，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时期趋势较为显著，经济增长、政策干预等外部环境改善直接作用于个体锻炼行为，折射出社会变迁对同一时期内所有个体锻炼行为的瞬时影响。从历史发展进程看，社会外部环境变化也对处于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个体行为产生纵向累积影响，并最终汇聚成为队列的集体分化，而这一特征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显著。在控制了个体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健康福利和社会资本等变量后，上述3类效应依然显著，充分证明了生命历程中的能动性、社会变迁中的机遇性、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均对国民体育锻炼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3.2 国民体育锻炼行为演变轨迹中的分化
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国民体育锻炼行为演变轨迹的结构性差异。结果显示，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化轨迹存在较强的内部异质性，特别是具有明显的城乡、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分化特征。
3.2.1 城乡分化
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概率在时期趋势上有显著差异（P=0.0556）。图4（a）展示了控制所有个体层面变量后城乡居民体育锻炼概率的时期趋势。虽然城镇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概率持续高于农村居民，但结合模型结果综合判断，该差异随时期变化逐渐缩小。进一步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后，时期效应依然显著，但显著性略有下降（P=0.0567），表明收入水平的提高是降低城乡居民体育锻炼行为分化的重要因素[图4（b）]。
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概率在队列趋势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6）。控制所有个体层面变量后，城镇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队列趋势呈现“两高一低”的波动，但农村队列变化趋势十分平缓，城乡队列趋势的差异表现为扩大—缩小—再扩大（图5）：在“50前”队列中城乡差异随队列推移不断扩大，在“60后”和“70后”队列中处于小幅缩减状态，在“80后”队列中显著趋近，但在“90后”队列中再次扩大。城乡体育锻炼行为趋同的结论在以往研究中也得到证实。本文进一步发现，导致城乡趋同的主要发力群体是“60后”“70后”“80后”，在新生代队列中城乡间的差异依然较大。进一步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后，城乡的队列趋势差异依然存在且显著。
3.2.2 性别分化
分析发现，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性别差异只体现在队列趋势上（P=0.006），在时期趋势上没有区别。从队列趋势差异看，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性别分化表现出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特点（图6）。具体表现为：在“50前”队列中，男性参加体育锻炼概率高于女性，在“50后”“60后”“75前”队列中，男性和女性参加体育锻炼的概率趋同，在“75后”“80后”“90后”队列中，性别分化再次扩大，男性参加体育锻炼的概率高于女性。
性别的队列分化可能与行为习惯、死亡率、退休年龄、照料负担等相关。以往通过时期分析证实男性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高于女性。从队列角度判断，这佐证了上述差异的存在，但并非贯穿于所有队列，主要由“50前”“75后”的性别分化所主导。对于在“50前”队列中男性体育锻炼参与程度更高，一个可能的解释为，截至调查时点依然存活的男性是经过健康“筛选”的结果，即处于健康劣势的男性在调查时已经死亡，“幸存”老年男性是具备健康优势的群体，这可能是遗传优势、生命早期健康累积优势和健康生活方式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锻炼参与程度相对比女性更高。“75后”队列中的性别差异更符合体育锻炼参与的性别规律，即男性参与程度更高。
3.2.3 教育分化
教育显著影响个体体育锻炼行为，这在以往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本文更关注其如何发挥促进作用。结果显示，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在教育水平上的分化主要受到队列效应的影响，时期效应不显著。如图7所示，各出生队列中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体育锻炼参与概率高于未受高等教育者。在控制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后，上述差异依然存在且显著。同时，队列变化趋势显示，高等教育对国民体育锻炼的提升作用随队列推迟而不断强化，接受和未接受高等教育人群的体育锻炼行为在队列趋势上的分化逐渐增大，具体表现为：在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队列效应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未接受高等教育人群中呈现为上升—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式变化。
尽管由于高等教育引发的体育锻炼行为分化在各队列中持续存在，但自“70后”开始更趋于扩大。上述变化与我国高等教育招生政策相吻合，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尽管招生规模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但在1985—1995年的10年间进入缓慢增长状态，在这一时期“70后”正值进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阶段，增加了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红利。1999年中国开启高校扩招政策后，“80后”及之后队列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红利明显增加。以往研究证实，受教育程度与个体健康之间呈正相关，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者健康水平越高，对二者之间影响机制的解释认为，通过教育获得的资源、技能和知识可以更好地促进健康行为，而以体育锻炼为关键变量的健康生活方式便是影响因素之一。可以判断，由高等教育福利获得的机遇差异是引发新老代际分化趋势扩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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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历经了巨大变革，社会结构变迁和个体生命际遇共同交织作用于每个人的体育锻炼行为，进而汇聚成为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变迁。这段“中国实践”是大变革中呈现的整体行为变化、观念变化和感受变化，是一段与时代走向紧密相连的“中国经验”，为从宏观视角研究社会发展和国民体育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为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的体育强国建设奠定基础。然而，如何从时代、世代和个体生命的三维视角共同呈现这一变迁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它不局限于对变化趋势的单线程描述，而是要深入刻画社会变迁进程中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多重形态。另一方面，国民体育锻炼行为也不是单一状态，呈现多元复杂的分化特点，要综合考虑城乡环境、教育获得、性别、职业阶层等结构性差异的长期存在。对于多样性“中国实践”的证实因数据困境和方法局限长期止步于对体育锻炼行为的时期描述，历史性研究更多地停留在经验阐释和思辨层面。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一个宏大视角切入刻画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迁，以一个新的方法探索分离变迁中的时代、世代和个体变化趋势，以呈现这一多样性的“中国实践”。
在综合分析年龄、时期和队列变化趋势后发现，队列趋势主导了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变迁。在社会变迁和生命历程的交互作用下，不同队列在体育锻炼行为上的差异是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集体变迁的主要动力，以往研究所观察到的宏观趋势变化正是队列效应在时期趋势上的叠加结果。本文从宏观时期趋势层面证实了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是国民体育锻炼参与水平提高的重要外生动力，也从个体角度验证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确有利于提升体育锻炼的参与程度，但同时也发现这2个关系机制在所有出生队列中均发挥了作用，真正驱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代际模式转变的是教育获得、城乡差异、职业地位、健康程度等个体特征，这意味着中国发展进程中城市化水平提升、高等教育的普及、社会保障的持续完善在形塑个体社会资本的同时，也间接驱动了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改变。
上述队列效应在“50后”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这一代人体育锻炼行为的变化轨迹和分化特点区别于其他几代人。自2010年之后的10年间，“50后”逐渐进入老年期，成为助推中国迈向深度老龄化群体中的“新生代”。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际遇性，童年时期历经“三年困难时期”、少年时期遭遇“文化大革命”、青年时期恰逢恢复高考、成年时期见证改革开放、中年时期经历市场经济。生命历程中每个阶段的际遇都将可能成为导致队列内分化的诱因，童年时期处于不利环境和成年时期的社会经济水平将持续影响老年阶段的健康水平，但长期坚持体育锻炼能缓解健康累积劣势进而改善晚年健康不平等。本文证实了社会资本存量和可支配收入增长是影响队列内体育锻炼行为分化的内在和外生要素，这意味着可以尝试通过增加农村地区体育服务、提高健康公共产品可及性、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可支配收入等，提升“50后”中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改变际遇不平等的累积劣势，提高体育锻炼参与水平，进而缓解分化。
通过时期趋势分析发现，国民体育锻炼参与程度自2010年开始持续提升，从2013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且时期变化的整体走向与政策实施、重大事件的发生周期基本吻合。以往研究认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申办发挥了短期促进效应，历次全民健身计划发挥着更为稳定的长期效应。本文结论印证了作为重要的外生力量，全民健身制度化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对推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的确发挥了时期驱动作用。但除此之外，国民收入水平的整体提升是推动国民体育锻炼行为时期增长的重要外生力量。因此，除了抓住“历史机遇”和推动“核心制度”建设之外，经济驱动可能是推进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重要的时期动力。
在分析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体育锻炼行为变化轨迹时发现，随着个体年龄增长体育锻炼参与程度逐渐降低是一个共性规律，但下降过程中呈现2个不同的速率阶段：一个是从青少年到中年阶段的快速下降阶段，另一个为从中年到老年的缓慢下降阶段。如果从个体终身发展角度判断，2个速率不同的阶段可以成为实施干预的2个重要“敏感期”。首先要抓住青年这一黄金期，在人生中最具活力和休闲时间的生命阶段精准施策，这不仅有助于维持锻炼习惯，还将为进入中老年后坚持锻炼奠定基础。因此，聚焦高等院校和企事业单位细化实化体育支持性政策和创建体育支持性环境将十分重要且必要。其次要关注个体生命历程中可能出现的“55岁现象”，积极为即将进入或已经进入老年期的具备身体活动能力的个体创造体育参与支持性环境，这意味着应坚持系统构建政策体系，将老年体育政策统筹纳入养老服务体系、生育支持体系和老年照护体系。
此外，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轨迹呈现代际的趋同和分化。首先，以往研究结果显示，随时间推移城乡间体育锻炼行为呈现逐渐弥合趋势。本文进一步解释上述趋同的主要发力群体是“60后”“70后”“80后”，而在新生代队列中体育锻炼行为的城乡差异依然较大。其次，体育锻炼行为的性别趋同集中表现在“50后”“60后”“75前”群体中，分化主要由“50前”“75后”所主导，“50前”的分化是筛选机制的结果，而“75后”符合国民体育锻炼行为性别差异的基本规律。最后，高等教育对国民体育锻炼行为的提升作用随队列推迟而不断强化，尤其自“70后”开始，高等教育获得导致分化更趋于扩大，由高等教育福利获得的机遇差异可能是导致新老代际分化趋势扩大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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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尽管本文尚有很多不足之处，但作为一篇探索性研究，通过探究国民体育锻炼行为变迁，刻画独具时代特色的“中国实践”，可以成为理解中国体育发展与转型的独特视界，从一个侧面呈现更为清晰的全民健身“中国经验”的发展脉络。与此同时，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变迁中，14亿中国人所呈现的体育锻炼行为的“集体实践”及其发展逻辑，对于那些与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或同样正在历经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借鉴。作为时代的亲历者和观察者，我们欲以此文投砾引珠，呼吁更多“身在此山中”的学者从大变迁时代视角思考体育发展的历史纵深，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元视角共同描绘全民健身发展的时代画像，履行这一代体育学者的历史使命。唯有如此，中国体育社会学才能在实践自觉中寻找体育发展的本源，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真正建立属于中国体育的经验话语和叙事特色。
本文刊于《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此处删去原文注释，如果其他媒体或机构转载，请标明文章出处。
上海体育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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