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有一个蒋经国，是华人世界的幸运
能有一个蒋经国，是华人世界的幸运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在台北逝世。30年后的今天，在台湾，在大陆，在整个华人世界，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他是一个独裁者，却用独裁的手段结束了独裁的制度。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猝然长逝。在其主政台湾时期，数百次下乡走访，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打开民主化大门，深受民众拥戴。迄今为止，他仍是最受台湾民众肯定的领导人。
撤离大陆前，蒋氏父子在溪口时留下的背影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
蒋介石病逝以后，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与此同时，宋美龄离开台湾长住美国，外界也多将其解读为母子芥蒂未除。但是蒋经国每遇重大事件，仍会礼貌性地向宋美龄请益。
例如蒋经国在挑选副总统人选时，宋美龄曾建言“慎重考虑副贰人选”，她提出的条件是“对吾党宗旨深切服膺”与“坚持执行复兴大业”者。
后来蒋经国选的副手是李登辉。宋美龄常向人说“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即使她对李登辉有意见，最后还是尊重蒋经国的布局。
政坛充斥蒋经国与夫人不和的传闻，蒋经国并非完全不知情。1986年蒋介石百年诞辰时，蒋经国可能认为此时宋美龄再不返台致祭，将坐实他们母子不和的传言，因此派三子蒋孝勇到美国邀夫人返台。
蒋经国曾考虑过由儿子接手政权，但是孝武个性冲动，女儿孝章因婚姻之事长年避居美国；个性较内敛的幼子孝勇成为最适合的接班、襄助政务的人选。
据蒋经国的副官翁元回忆，每周二、五是蒋孝勇向父亲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日子，敏锐的“官场”人士纷纷向太子靠拢，蒋经国也安排许多青年才俊，与蒋孝勇有较多的合作与互动机会。
但无论如何，蒋经国晚年一句“蒋家人今后不能也不会参选总统”，终究终止“蒋家王朝”命脉。这也是因为在遇刺案和江南案后，蒋经国知道独裁政体必须走到尽头。
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和报禁。此言一出，令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民主进步党成立。
情治部门立即呈上了民进党的反动分子名单，但蒋经国未批准逮捕，他淡淡地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0月10日，蒋经国在双十节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
国民党要人则纷纷对改革提出质疑，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则说道：“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民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
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十大建设，台湾经济发展迅速，使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蒋经国因早年在苏联时受尽极端艰苦环境的磨砺，拥有超人的吃苦精神。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图为视察中横公路时的蒋经国。
视察中横公路
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其不避险阻更非常人可为，他在架在绝壁上的竹梯上爬上爬下，乘坐绳索加箩筐的简易缆车来来往往。
蒋经国外出视察时，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盒饭吃。即便对蒋氏父子恨之入骨的李敖亦做过统计，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为视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他竟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慰问。
蒋经国主政台湾期间较重视本土人才，大量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积极推行“本土化政策”。
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1987年11月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 40 42981 40 17463 0 0 4532 0 0:00:09 0:00:03 0:00:06 4531图为分隔几十年的亲人相拥而泣。
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主张改革台湾人铺张餐饮陋习，提倡“梅花餐”（即五菜一汤），使餐饮奢侈风气有所收敛。蒋经国虽然有名医组成医疗小组为自己诊治，但由于他任性不忌口、嗜甜食的结果，引发视网膜剥离左眼失明、肾脏病和双腿肌肉坏死等多种并发症。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坐轮椅参加“行宪纪念日”大会，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台下的民进党代表头缠布条，高举横幅大声抗议。蒋经国默默地凝望着鼓噪的人群。
19天后，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于七海寓所，享寿78岁。当天，台湾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台湾人自发街头列队向蒋经国致哀。与此同时，台湾正大步走向民主。
蒋经国逝世
1991年4月，台湾国民大会临时会召开，制订宪法增修条文，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次年5月，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被废止。
1994年，台湾省长直选，让台湾人民每人一票选举省长。两年后，台湾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统民选。李登辉爬上台湾最高政治宝座。台湾的政治乱象也拉开了序幕。
在台湾，蒋经国不曾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反声誉日隆。每次民调，对台湾民主、经济、民生等各方面贡献最大的领导人，都是蒋经国。
2240万人口的台湾，前往蒋经国暂厝的大溪的凭吊者，每年在100万人次左右。蒋经国执政时期，被认为是台湾历史上社会风气最好、最有希望和活力的时代。
马英九曾评价蒋经国：“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
蒋经国逝世30年，马英九深情讲述了三个小故事…
1月13日是蒋经国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日前，马英九应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之邀，深情缅怀自己的老领导。印象所及，这是马英九谈蒋经国最全面的一次。
以下是全文（全文未更动一字一标点，以示尊重；请大家在有关官职称谓、政治符号等词语处，脑补引号）——
昨天，马英九回忆蒋经国行谊
吴主席、曾副主席、郝副主席、各位中常委、各位党务主管、各位党工同志、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应吴主席之邀，在蒋故总统、也是蒋故主席经国先生逝世30周年的前夕，来中常会报告他一生的行谊，我个人至感荣幸。过去30年，各种民调显示，历任总统中，经国先生始终是最受人民爱戴的一位。他正派、清廉、勤政、爱民的领导风格，大家都耳熟能详，因此，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从个人与经国先生接触的几个小故事，来缅怀经国先生。
民国51年，我念台北市大安初中一年级，家里从万华搬到长安东路一段八号三楼，经国先生住在一段18号，两家相距不到80公尺；从我家顶楼阳台，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有一年春节晚上，我们几个小孩在顶楼阳台放鞭炮，用弹弓夹着最响的大龙炮，点燃引信后射到他家的院子，爆炸声音很大。才刚射出一发没多久，立刻有人冲过来查问，知道是小孩放鞭炮后，态度很客气，也没骂我们，就走了。我想，应该是经国先生时常告诫身边的人，要待人有礼。不过，我们几个小孩也没再敢往他的寓所放炮了。那年，经国先生52岁，我12岁，这是我对经国先生的第一个的印象─对部属要求严格。
民国57年，我高中毕业后到成功岭受训，被选为开训典礼的宣誓代表，带领一万二千个受训的大专学生，向当时主持典礼的国防部长经国先生宣誓效忠国家。宣誓完我跑上台，将誓词呈送给经国先生。他收下誓词，微笑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轻轻地说：「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经国先生，他的态度很亲切，握手很有力气。
民国59年4月，经国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长的身分访问美国，在纽约广场酒店（Plaza Hotel）的大门口遭遇枪击。刺客是台独联盟秘书长与盟员二人。黄姓刺客开枪时，他的右手被身边的纽约警察推高，子弹飞越经国先生头上，在旋转门的玻璃上留下一个弹孔。黄姓刺客立刻被警察与经国先生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合力制伏，连同另一位郑姓刺客一起押走。经国先生没有受伤，也没有受到惊吓，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刺客见面一谈。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没有同意。经国先生当天对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不受影响，展现的镇定与气度，令纽约侨界与国际媒体大为叹服。在台湾戒严的年代，能有几个大官做得到？四月底经国先生回国时，各界数千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并致敬。我接到救国团的通知前往欢迎。他走过我们身边，微笑挥手，亲切自然，平易近人，毫无官僚气息，令人印象深刻。
民国63年我从预备军官退伍前，申请到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念硕士，同时考上本党中山奖学金。出国前，经国先生在三军军官俱乐部请我们10位中山奖学金同学吃早餐。他亲切的问我们去哪一国，哪些学校，读甚么研究所，希望我们早日学成回国服务。那是我有生以来跟他接触时间最久的一次会面，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吃饭，我也下定决心，取得学位后，一定要回国服务，贡献所长。
提到中山奖学金，我忍不住要说，最近党部向党产会要求解冻办理中山奖学金的经费被拒绝，因为他们引用据说CIA在1979年的报告说，在美国大学校园有台湾特务学生。我要表达严正抗议。民进党执政过八年，难道没有去查过吗？毫无证据就指控污蔑，我们中山的同学绝不接受。
事实上，民国96-97年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的老师孔杰荣特别来信表示，马英九如果是特务学生，我绝对不让他进博士班。
言归正传。民国70年，我在哈佛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并在纽约工作半年后，返国担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三个月后兼任总统英文秘书，开始我追随经国先生七年的日子。第一天担任传译，我应该就让经国先生留下深刻印象。那时我还是个90公斤的壮汉，那个传译的座位，却是一张在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进去，挺胸坐正，膝盖一顶，就把茶几撞得晃了好大一下，茶杯里的水全都洒出来，相当尴尬。后来总统秘书室的卢主任，还特别交代总务人员，要拉开茶几跟板凳的距离，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那年经国先生已经71岁，我才31岁。
马英九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
各位都知道，经国先生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力的领袖——蒋中正总统——的长子，却在16岁那年，主动要求去苏联留学，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与政策，再去列宁格勒的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校深造，还被派到乌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厂中做工，体验基层劳工生活。他在当地娶了同事方娜（蒋方良女士）为妻，一度因为苏共的路线之争，与父亲决裂。留俄12年，养成他一生坚强、亲民、平实的个性，并充分了解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民国26年返国后，经国先生从赣南初试啼声，到上海奋力打虎，最后在台湾发光发热。
经国先生对台湾有四大贡献。第一，是推动十大建设；第二，是解除台澎戒严；第三，开放大陆探亲；第四，力行勤政爱民。十大建设促成台湾经济升级；解除戒严带来民主改革；开放探亲促成两岸和解；勤政爱民端正台湾政风。每一项都是历史性的贡献。我有幸追随他7年，来谈谈其中三件饶富意义的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有关解除戒严。
大约在民国74年，有一天经国先生收到他的美国好友、二战英雄、美军顾问团前团长戚烈拉将军（Gen. Richard G. Ciccolella）亲笔来函，讨论戒严存废的事。戚烈拉的论点很简单，「台湾的戒严跟国际社会了解的戒严很不同，让台湾吃了不少闷亏，有理说不清。既是如此，何不解除戒严，丢掉这个包袱？」我把这封信翻译出来呈给经国先生。没多久，经国先生叫我到办公室，问我「戒严」这个字的英文是甚么？外国人的说法是什么？我说戒严的英文就是「martial law」，有些字典或百科全书指的就是「无法无天」（no law atall），或「军事统治(military control)。经国先生皱起眉头说，「我们没有无法无天，也不是军事统治啊！」我当时感觉，经国先生已经了解，台湾被国际社会误解得很厉害，戒严这个包袱很沉重。
一年后，民国75年10月7日下午，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Katherine Graham）的时候，亲自宣布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我当时一个字一个字翻成英文，彷佛有电流通过我的身体，那是一种改写历史的感觉，终身难忘。
第二个故事有关开放大陆探亲。
民国76年三月下旬，接见外宾后，经国先生突然问我：「英九，最近有甚么特别的事情啊？」我立刻说「有」：最近有一些老兵在西门町游行抗议，他们穿着白袍，上面写着「想家」，想回大陆探亲。同时，立法委员赵少康、李胜峰与洪昭男在立法院要求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我向经国先生报告，实际上每年都已经有近万人经过香港，偷偷到大陆探亲，造成守法的人吃亏，违法的人占便宜的现象，显然很不公平。
经国先生听了就说：「你去找张副秘书长，我已经交代他处理了。」原来经国先生已经决定要开放大陆探亲。于是在张祖诒副秘书长的指导下，我们草拟方案，初步想法是在坚持与中共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前提下，透过民间团体安排，经过香港进入大陆。这个民间团体，就是红十字会。经过各方反复协商，这个被我私下命名为「颖考」项目的两岸探亲计划，在6月4日签出来呈送经国先生核定后，交给行政院与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最后在11月2日正式实施。三十年来，两岸已经有一亿以上两岸人民互相访问，留学、投资、贸易，两岸和解，终于默默的展开。经国先生从善如流，真正为两岸做了很大的功德。
第三个故事有关国会全面改选。
民国75年3月，本党举行第12届三中全会，并在会后的中常会决议成立由严家淦等12位中常委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分别就国会改选、省市长民选、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强化治安、加强党务工作等6个议题研商推动方案。其中第一个就是国会改选。当时国会老代表意见甚多，进度不快。
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经国先生突然叫我去他的七海寓所。那是我第一次进到他的卧房，就像一个简朴的老荣民的卧室。经国先生那时身体已不好，肚子挺得很大，躺在床上说话。他问我国会改革的进度如何？我说大致顺利，但老代表希望设立大陆代表制，争议很大。经国先生问我，「政府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时候，有没有宣布我们还是代表中华民国全国？」我说没有这个印象，要回去查一下。
两天后，我向经国先生回报查询结果。中央政府在38年12月7日从成都迁到台北时，当年的国民政府公报并未刊载任何我国政府仍然代表中国的声明。经国先生说，「我们的国会只要是依据中华民国宪法选出，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因此，设立大陆代表制并没有必要。」我听了之后，大大松了一口气，这显示他充分了解中华民国的法统是靠宪法维持，不是靠自然人维持。那天离开官邸时，看见繁星满天，我深深觉得，中华民国能有这样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是多么的幸运啊！万一他支持大陆代表制，我们政府要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为甚么30年前不改选呢？
我最后一次见到经国先生，是民国76年的行宪纪念日。他坐着轮椅，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大会。当时民进党的国大代表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大声鼓噪。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离开时，经国先生转头，对着台下抗争者，深深看了一眼。那个眼神好像是说：「我为台湾做了这么多事，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那种眼神让人非常难过与不舍，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
19天后，经国先生过世了。当时我想，国会改革案如果能早一点完成，也许就可以化解这场抗争。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直到民国76年（1987）7月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才交给我加速处理。当时李登辉副总统是小组召集人，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他请示时，他就抱怨说：「这一年多项目小组都没有开会喔！」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也只有由经国先生概括承受。经国先生逝世后，李秘书长带我到处去说明这个方案，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炮声隆隆，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回想起来，我至今仍感痛心不已。一个月后我到头寮谒灵，为此在经国先生灵前痛哭，久久不能平复。
马英九常常去谒陵
最后，请容我做一个总结。经国先生长于威权时代，却能突破自身局限，亲手终结威权时代，让中华民国在经济起飞之余，也能推陈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开五千年实践民主的先河。这是他为历史、为中华民国、为台湾留下最动人、最持久的贡献。
经国先生逝世三十年了，我们永远怀念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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