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 蔣中正：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三十日在陽明山莊講
要旨
一、總理注重實行的精神，與陽明學說的本質，在行的意義上，並無出入。
二、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 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指一切學問知識之「知」，不易強求；而且這種知識的「知」，亦不必人人去求，只要人人去行。
三、陽明所謂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知」，是屬於「生而知之」的一面； 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之「知」，是屬於「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
四、將陽明「知行合一」的理論與「致良知」學說合併研究，則與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的精義完全相同。
五、總理的哲學思想，符合科學的理論；因為我們一貫的本體論，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著重於人性論，所以 總理的哲學，遂成為世界不朽的學說。
本文
上週本團羅友倫同志送來一篇「讀訓質疑」，其內容是說我最近在本黨所講的「實踐與組織」講詞裏面，關於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見解與 總理所著「孫文學說」的內容似有衝突，因為我在那篇講詞裏面曾經說到「日本自從甲午以後，二十年間，經過三次對外的戰爭，每一次都獲得勝利，一躍而為世界上頭等強國，誰都不敢輕視他、侮慢他，為什麼日本強盛能夠這樣快？這就是因為日本，一般國民，都能信奉他的民族魂就是『大和魂』武士道的精神，並且能夠實踐我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凡是他們自己認為必須追求的學理、知識和文化，第一步苦心孤詣以求其切實瞭解，第二步乃篤實踐履以促其徹底實現，並且能隨時隨地去模倣他，惟恐不及。這就是王陽明『即知即行』，毫不因循遲疑，敷衍懈怠，所以他在明治維新之後，亦就拿這個『知行合一』的精神來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迎頭趕上，與列強並駕齊驅……他們所以能夠得到這個地位，決不是一人一時的偶然之功，而是『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立國精神，及其上下一致，力行實踐的效果」。而 總理在孫文學說第五章「知行總論」裏面則謂：「若夫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即所以勉人為善者也，推其意彼亦以為『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也。惟以人之上進，必當努力實行，雖難有所不畏，既知之則當行之，故勉人以為其難，遂倡為『知行合一』之說，曰：即知即行，知而不行，是為不知。』其勉人為善之心，誠為良苦。無如其說與真理背馳，以難為易，以易為難，勉人以難實與人性相反。是前之能『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今反為此說所誤，而頓生畏難之心，而不敢行矣。此陽明之說，雖為學者傳誦一時，而究無補於世道人心也。或曰：『日本維新之業，全得陽明學說之功，而東邦人士，咸信為然，故推尊陽明極為隆重。』殊不知日本維新之前，猶是封建時代，其俗去古未遠，朝氣尚存；忽遇外患憑凌，幕府無措，有志之士，激於義憤，於是倡尊王攘夷之說，以鼓動國人，是猶義和團之倡扶清滅洋，同一步調也。所異者，則時勢有幸有不幸耳。及其攘夷不就，則轉而師夷，而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於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實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倘『知行合一』之說，果有功於日本之維新，即亦必能救中國之積弱，何以中國學者同是尊重陽明，而效果異趣也。此由於中國習俗，去古已遠，暮氣太深，顧慮之念，畏難之心，較新進文明之人為尤甚。故日本之維新，不求知而便行。中國之變法，則非先知而不肯行，及其既知也，而猶畏難而不敢行。蓋誤於以行之較知之為尤難故也。夫維新變法，國之大事也，多有不能前知者，必待行之成之而後乃能知之也，是故日本之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中國之變法，必先求知而後行，而知永不能得，則行永無其期也，由是觀之，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過不能阻朝氣方興之日本耳，未嘗有以助之也。而施之暮氣既深之中國，則適足以害之矣。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羅同志提出這一個疑問，非常重要，你們大家都應該特別注意，所以我要趁今天紀念週的機會明白的闡述詳復。
我在未答復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說明我自己研究王陽明學說的經過。當我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不論在火車上電車上或在輪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時候，總看到許多日本人都在閱讀王陽明傳習錄，且有很多人讀了之後，就閉目靜坐，似乎是在聚精會神，思索這個哲學的精義；特別是他陸海軍官，對於陽明哲學，更是手不釋卷的在那裏拳拳服膺。後來到書坊去買書，發現關於王陽明哲學一類的書籍很多，有些還是我們國內所見不到的，我於是將陽明哲學有關的各種書籍，盡我所有的財力都買了來，不斷的閱讀研究，到了後來對於這個哲學真是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乃知日本以蕞爾小國，竟能強大至此實得力於陽明「致良知」「即知即行」哲學的結果。我從那時候起就重視王陽明的學說，並且認為我們要革命、要救國，就必須奉行陽明學說，即知即行、踐履篤實，埋頭苦幹，纔能使國家強盛，民族復興。回國以後，仍然繼續不斷的研究陽明哲學。到了民國八年， 總理所著的「孫文學說」在上海出版，在這本書裏面， 總理對於陽明「知行合一」的理論痛加抨擊，認為與現代的科學精神不合，與日本維新的成功無關。我當時適在福建軍中，看了頗為驚異，因為我知道 總理提倡「知難行易」的學說，其目的在於鼓勵實行；而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其主旨也是在於提倡實行。兩者並無重大的差異，為什麼 總理抨擊王氏學說如此厲害呢？當時以為將來革命成功總有機會與 總理來研討這個問題。但自從民國八年以後，就很少與 總理有討論學術的機會。後來 總理逝世，對於這個問題始終懷念在心，沒有得到切實的解決。直到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我認為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而武士道的精神，乃是以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為基礎，於是我再度研究 總理學說與王陽明學說的異同。當時我和黨內許多同志研究，並與陳布雷先生往復討論，大家都認為 總理雖然抨擊陽明的學說，但我們體驗 總理注重實行的精神與陽明學說的本質在行的意義並無出入。我於是決定將我的心得公開闡述出來，說明 總理學說與陽明學說歸結於重在實行之一點，以補充 總理的學說，並向全體師生強調力行實踐的精神，來抵抗日本的武士道。所以我在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所講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一篇講詞，有下面一段話：
王陽明「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哲學，同我們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學說是不是有出入呢？這是在講「致良知」之先，應該要深切了解的， 總理發明「知難行易」的原理，完全是要我們注重「行」字。因為 總理生於滿清末年，看到民族衰弱國勢陵夷的情形，其憂國之心和王陽明生在明季一樣的悲憤，同時看著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知易行難」學說的遺毒，一般士大夫，不是學漢儒解經，就是學宋儒講性，結果只是空疏迂闊，無補實用，所以王陽明便用「知行合一」的學說來醫治當時中國的民族性，而我們 總理更進一步用「知難行易」的學說，要來啟發中國的民族精神，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
總理的意思就是說：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那你就要照我的「革命方略」去做，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所以 總理常講：「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講的話實在去行就好了，不要再去求另外的知」。他的意思即是：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再去另外求知，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備，那就要用許多時間，更是不易，求「知」既是不易，即是很難，後知後覺，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祗是跟著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就可以節省時間，加緊革命工作，因為跟著去「行」就比自己去學去求是容易得多了。照這樣說，王陽明所講「良知」的知，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不待外求，而 總理所講「知難」的知，是指一切學問知識之知而言。這種知是不易強求的，而且這種知識的「知」，亦不必人人去求，只要人人去「行」就得了。我們理解了這一點，便知 總理所講的「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為「知」的本體雖有不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
這次羅友倫同志能夠就我的講詞與 總理學說不同之點，提出質疑，足見他肯用心研究；不過他只看到我最近「實踐與組織」這篇講詞，而不知道我在民國二十一年那一篇講詞裏，對他的疑問，已經有了具體的解答。因之凡是研究某一人的哲學思想及其著作，必須從頭學起，不可摭拾其中片段，斷章取義，否則就不會有實在的心得，而且容易發生錯覺，這是不可不注意的。上面所引述的，只是講詞中的一段，現在要將此篇全文對各位宣讀一遍。
（宣讀「自述研究哲學經過的階段」全文。）
大家讀完了這一篇講詞之後，對於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與 總理「知難行易」的哲學之異同，應該有一個明白的概念了，現在要向各位宣讀「孫文學說」第五章「知行總論」。這篇文章，真是最高雅的一篇古文，不但理論高尚，而且文字古雅，現在很少有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章。
由剛纔宣讀的兩篇文字對照來看，我們可以獲得下面三項結論：
第一、總理所謂「知難行易」的「知」，與王陽明所謂「知行合一」的「知」，二者的本體是完全不同的。——陽明所謂「知」，偏重於人性的良知，則不待學而後能，不待教而後知，是與生俱來的天賦之知，例如愛國家、愛民族、救同胞、救同志，又如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乃至惡惡臭、好好色，都是人類天然的「良知」。而 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之「知」，乃是著重於科學上的知識之知，要由學、問、思、辨工夫纔能得來。其經過的歷程非常繁複困苦，因此所求得的知識，就非常高貴，獲得這種知識的機會，不是每個人皆能有的。中庸論述人的天資，高下不一，其論知與行乃為上中下三等，即所謂：「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如果借用這三種天資高下之知來區別陽明和 總理所講的「知」，則陽明所謂致良知與知行合一之「知」，是屬於「生而知之」的一面， 總理所謂知難行易之「知」，是屬於「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的一面，這兩種「知」的本體完全不同就很顯然的看出來了。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拿這三種「行」，來解釋 總理「知難行易」之「行」，更可了解「行易」之「行」的意義了。這所謂「安而行之」的「行」，就是「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這即 總理所謂：「不知不覺者」「不知而行」之「行」。至於「利而行之」的「行」，就是「後知後覺者」，為倣效推行，亦即「行而後知」之「行」。至其所謂「勉強而行之」的「行」，這就須求而得之，乃是「先知先覺者」，為創造發明之所為，即「知而後行」之「行」。這知而後行之「行」就難了。因之可知 總理「行易」之「行」，乃指不知不覺者，「利而行之」之「行」也。不過我借此中庸三知與三行，來解釋知難行易的知與行，只是使學者易於了解而已。卻不可以此遽作中庸本文的解釋，這是大家應該注意的。
第二、如果陽明「知行合一」學說中所講的「知」，是指科學上的知識，根據現代經濟學「分工專職」的原則來衡量，這種學說是講不通的。——總理對於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批評，完全是根據近代經濟學「分工專職」之原則。 總理說：「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 總理為什麼根據「分工專職」的原則來批評他呢？因為 總理所指的「知」為科學上的知識，是要「困而知之」或「學而知之」的。這樣的知識，實在得之不易，有些人為了求得某一事物之知識，孜孜矻矻，窮畢生之力為之，猶不能得其精理，縱或得之，亦精疲力竭不能親身使之見諸實行；就令精力充沛，可以實行，而就「分工專職」的理論來講，亦是不合於經濟原則的。例如建築房子，請工程師製圖設計，由他依照房子的大小容量，規定材料的長短尺度，然後交由包工僱匠建築，這樣把「知」「行」分開，各司其事，所以房子的構成就很快。如果強求「知行合一」，由工程師一人之力為之，於其製圖設計之後，自行鳩工庀材，按圖建築，則每一個工程師的一生，不知究能建築幾所房子，就整個人類社會來說，乃是一件莫大的損失。所以如果把陽明所指的「知」，當做科學上的知識，而又以科學上「分工合作」的理論來批評他，那他這種「知行合一」的理論當然是講不通的。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知」，乃是良知之「知」決非如在科學上「學而知之，因而知之」的知，乃是很明顯的。
第三、我們將陽明「知行合一」的理論與「致良知」說合併研究，則與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的精義完全相同。——因為陽明既說「致良知」，則其所謂「知行合一」的「知」當然是指「良知」而言。「良知」為我們每個人天性所固有，不待外求，則所謂「知行合一」，實際上只要我們做「行」的工夫；而不必去求「知」，如能以我們求「知」的精力去篤「行」，則「行」當然更容易了，陽明學說只在勉人「致良知」，所謂「致」就是「力行」，所以陽明學說的本旨，就是要人去實行。 總理在「孫文學說」中，反復闡明「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的道理，歸納出來「行易」的結論，其最後目的就是只要我們照他所定的革命方略、計畫和他的命令去實行。例如哲學這一種學問，如你個人要想去研究深造的話，那你就是專心研究三年或五年的工夫，或許可能得其門徑，但未能入其堂奧。而且這樣還要荒廢正業。若是你相信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就是我們革命黨員惟一的哲學思想，那你只要能將「孫文學說」與民生哲學，以及我所闡述的革命哲學各篇與「行的道理」等講詞，切實研讀，不過用數十小時，就可全部卒業。在很短時間之內，對革命哲學不難融會貫通，這樣只要你以後能再繼續不斷的研究，就可終身受用不盡了。亦就是「知難行易」的一個事實。所以我說：「總理所講『知難行易』的『知』，同王陽明所講的『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知』，……其作用是要人去『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
根據以上三項結論，我們對於 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學說的異同之點，就可以很明白的解答出來了。以前我對於 總理學說與陽明學說不能符合之點，求之於心總有不安，又因總理逝世太早，使我無從質疑，後來費了許多時間，才獲得以上的結論。今天各位對於我前次的講詞，又發生了疑問，幸而我今日能夠對你們親自予以解答，否則將來要成為本黨哲學思想上一個很大的論點。經過我這次解答以後，關於羅同志提出的問題，大家應該不致再有懷疑了。
你們各位都是中級以上的軍官，應該知道哲學的重要，每天或每星期總要抽出若干時間來不斷研究。一個人如有了哲學的基礎，無論遇到什麼危險、困難、疑怨、毀謗，甚至遭受重大失敗或臨到死亡的時候，亦決不致有所動搖，這樣纔可以建立偉大的事業。歷來關於哲學上的辯論很多，最大的爭點就是唯心與唯物，這兩派各有所偏，都不是哲學的正宗。蚣匪就是徹底的唯物論者，蔑視精神，毀滅人性，猖狂妄為，盲目冥行，已引起全國人民和世界愛好自由民族絕對的反抗。其最後必因這種哲學思想的矛盾而歸於敗亡，是毫無疑問的。我們 總理民生哲學思想，乃是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以民生為歷史進化的重心，可說是綜合心與物二者的最高理想。這與近代哲學界「中立一元論」完全相合。近代哲學自懷黑德教授批評「自然二分法」的錯誤以來，產生「心物合一」的新理論，其大意謂物質不能離開心靈，對象不能離開思維，換言之，就是心與物二者並無嚴格劃分的界限，既無所謂物，亦無所謂心，一切惟「事」而已。這種所謂「事」，就是人類憑其精神知覺、體察自然、運用物質各項生活之總稱，也就是心與物的綜合，這種理論自從原子分析的方法發明以後，更得到了具體的證明。因為原子分析到最後，已不見了物質，祗剩了「能」。而原子彈的構造，乃是人工破碎原子，就是使物質所含的「能」，放射出來，產生偉大的力量。由此看來能之凝結者為質，能之放射者為力，而這能、力、質三者雖各為一個專名，而其發生作用時，仍是要其互相效用，成為一個整體的東西。故質就是力，力就是質，二者根本不能分開。但質並不是本體，本體乃是「能」。過去哲學界所認為思維、考慮以及各種心意的活動，均為「能」的活動，這個「能」在中國哲學上，就是所謂「性」，亦就是習常所用的「性能」這個名詞。惟「性」之為物是不可形容的，既不可形容，為什麼又有「能」？據我研究所得，只有以「寓理帥氣」四字來表現其性能，因為氣之為物，乃是無形而流動的，這氣的流動，就是我國哲學中所說的氣之闢闔往來，有一定的法則，我以為這法則就是「理」。但是說到最後的結果，這性與理與氣三者，如果要其發生效用，仍只有合一而不能分離的。因為性如無理與氣，就無從表現其能；如理與氣無性，亦將無所附麗。蓋氣只是在闢闔往來而成事成物之中有其存在；所謂「能」亦然，於質與質的遞變，和質與力的互變之外，其「能」亦無從表現。故中國哲學說「理之外無氣，氣之外無理」，就是說氣與理是不可分的。我以為性與理的關係，亦可以說性之外無理，理之外無性，這亦就是我認為性寓於理的意思，乃可以說性就是理。所以性與理亦就不可分了。依據這些學理，都可以證明我們哲學思想是與「中立一元論」完全相同，無論精神物質，都是不能單獨存在，而恰是有一個東西在那裏從中為之貫通，使之互相效用而統歸於一的道理，這性理氣的研究，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理論，再進一步研究，就要講到所謂太極與陰陽的學說了。現在原子的分析，亦已證明質與力的界限已不存在，也就是證明物與心已歸於一元。這種發明，學術界公認為「窮千古的秘奧、洩造化的神奇」。實則 總理的哲學思想，早已駕而先之。所以自從這種「中立一元」的宇宙觀的確立，和原子能科學的發明之後，我們 總理的哲學思想，在原則上絕對符合這個科學最新的理論，因為我們一貫的本體論，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而著重於人性論，就是論人類的性能，所以 總理的哲學，遂成為世界不朽的學說，由此更足以加強我們的信心，相信 總理三民主義的理想，必然實現於中國，弘揚於世界。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詳細講述，暫講到這裏為止。下週本院紀念週，可請陸大徐教育長講明原子彈構造的原理，來證明物質與能力合而為一的理論。今後希望大家對於民生史觀的哲學思想，徹底研究，發揚光大，並遵奉 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實踐力行，來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完成國民革命的偉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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