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系列之二： 理性·人性·文人
在法国启蒙时代的文人中，有四大贤。他们是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在这四人中，我最喜欢伏尔泰，差可以与他并列的是狄德罗，排在第三位的是孟德斯鸠。我比较不喜欢的是卢梭。这可能有偏好的成份。伏尔泰最有人性，因此也最理性。他不像孟德斯鸠那么冷静，也没有卢梭般的偏狭。伏尔泰一生经历不少坎坷，但他的性格却是欢快的、活泼的、开朗的。狄德罗也有这方面的色调。卢梭则好像总在戚戚艾艾中讨生活，直到最后一个人孤独地散步，边想边叹气，怨这怨那，自怜自恋。传记作家如莫洛亚说，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卢梭是配不上的。
中国人之了解伏尔泰，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翻译了（其实是改写）《赵氏孤儿》，其实面目全非了。伏尔泰作为启蒙时代的“首席代表”，其功德不在此。
伏尔泰最为人称道的是对宗教迫害的批判精神，这在我前几篇“札记”中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了。那么，他是不是反宗教的呢？从他对宗教的攻击随时可见，他揭露教会摧残异己之不遗余力来看，从他时常对《圣经》相当不敬来看，说他反宗教是有根据的。但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那样黑白分明。有人说，伏尔泰是名义上的“有神论者”，实际上的人文主义者。这大抵是不差的。在基督教还统治着人的心灵的18世纪，给人戴上一顶“无神论”的帽子，就等于宣布他“非我族类”。而在当时的基督徒的心里，不要说“无神”，就连“泛神”、“多神”都要被视为与“无神论”同党的，那便无异于反对基督。在我们俗人看来，“泛神”不也是“有神”么？但在“一神论”的基督教眼里，“泛神”淡化了“一神”，最终就等于是“无神”了。“多元”最终将是对“一元”的否定。所以，像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便确乎有从“泛神”通向“无神”的味道。
伏尔泰把宗教史弄得滚瓜烂熟，他说从“迷信”到宗教应该是社会公正和宽容的体现，基础是人的人性和理性；神明无所不在，相信神明就必须相信理性。如果神明竟与理性相悖，那么前者必须向后者调整。也就是说，理性（人性的升华）高于神明。
当时，有的评论者提出，伏尔泰经常和当局过不去，他是不是爱国者？这在我们可是一个品评人物的大问题。法兰西自古有民族主义的血脉，自然议论不少。伏尔泰对自己的祖国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好感：他蹲过两次大狱，出狱后东奔西走；曾因反对宗教、毒化风俗、不敬权威等罪名书被焚、人被逐……如此这般，他还爱他的祖国么？但是，他爱，爱得刻骨铭心，爱得“恨铁不成钢”。他说，法国至少落后于英国六十年；说法国一方面还蒙在暴虐和愚昧里，一方面又到处是“牧歌和花边”；说法国总是沉醉于过去，“想用（百年战争时期的）六个加莱市民的伟大英灵去挽救法国于灾难”；说法国人热衷的只是美食和衣着的翻新，却不惜放弃新的真理，当他们打算接受那些新的真理时，它们却早已从新变旧了……伏尔泰的研究者R·波莫在《伏尔泰自道》一书中说：如果“爱国主义”就是对自己的祖国的弱点视而不见，如果“爱国主义”就是即使自己的国家已被甩在后面，却还在以民族先锋自慰，那伏尔泰就是一个“很坏的爱国者”。旨哉斯言。爱国主义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永远心满意足，连自己头上的疮疤也“爱”；另一种是通过指陈弊病以求救治之道。前者是盲目的，必然讳病忌医；后者是理性的，必然有利于社会肌体的健康。伏尔泰自然属于后者。
伏尔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文人”即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那时侯的法国叫做“文人”，或叫做“哲学家”，与一般的物理学等专家之类有所区别。“文人”一般说来，有一种社会批判的使命，不同于科学技术方面专门职业人材。所以伏尔泰说：“除开文人以外，什么职业我都不要。”他绝对不蜷缩在书斋里，自觉对社会有一份责任，批判的责任。还在他青年时，卜莱神甫就说他“喜欢把欧洲的任何重大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过。”到了晚年，更加如此。他读了那么多的书，但从来不成本大套地说教；他写的哲学论文，如《历史哲学》《哲学辞典》《无知的哲学家》等等，平易得像讲故事，丝毫没有习见的那副圣洁、古傲、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秘主义的哲学腔。那厚重如砖的《论各民族的风俗和精神》，其文采横溢，绝非正儿八经的历史教科书可比，那些众人所熟知的如《老实人》《天真汉》等小说更是引人入胜。可是这类不成系统的、随笔式的满纸云烟，却时时透露出理性的信息、人性的呼唤、智慧的萌动。“润物细无声”，伏尔泰使欧洲整个18世纪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和感染。
伏尔泰通体基调是乐观的，步履是轻快的，即使览尽人间的种种不平、苦涩、荒唐，他对人类的未来终归是乐天派。“老实人”在各地历险般走了一遭，看够了荒诞无稽的莱布尼茨式的“尽美尽善的世界”，最后坚定、沉着而又不无感慨地说：“还是去耕耘我们的园地要紧！”
启蒙，需要锲而不舍。
2007年9月4日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陈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