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再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日军攻打南京中华门
一
近代以来，国门打开，国人与外国人互动的机会增多，于是出现了一个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群体，起初出现在高层，我们称之为“买办”，后来，来华外国人越来越多，层次也分三六九等，接触的中国人也涉及到上中下各层；由于大多数外国人对中国不怀好意，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政治上也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大量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泱泱大国，脸面尽失，令几代人义愤填膺和发奋努力。国人将导致国家贫弱和被动挨打的部分原因归罪于一部分与外国接触的人，并沿用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非常贬义的“汉奸”一词来称呼他们。1840年的鸦片战争，出现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批“汉奸”；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汉奸”的数量也达到中国历史上之最，一方面那些公开投靠日本人或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人当然被认定为“汉奸”，这既包括梁鸿志、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人皆知的“巨奸”，也包括那些“图谋反抗本国者、图谋扰乱治安者、破坏交通者、于饮水食品中投毒者、供给日伪资产者、扰乱金融从事宣传工作者”等所谓的“小汉奸”（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1938年8月15日）。
因此，“汉奸”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历史现象，值得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但到目前为止，研究“巨奸”的论著略显丰富，而研究“小汉奸”的成果则相对不足。卜正民教授是外国学者中较早关注和研究抗日战争期间基层社会“小汉奸”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这是我翻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下文称《秩序的沦陷》）的原因之一。
《秩序的沦陷》主要考察日本占领中国长江三角洲初期（1937年冬季底到1938春夏），中日基层行政人员在建立县及县以下政权的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主角是日本宣抚班职员和中国地方头面人物，他们合作建立的组织叫“维持会”或“自治会”，是个临时性的地方自治团体。这些“维持会”和“自治会”行使了占领初期基层政权的职能：供给食物、组织运输、维持治安、征募新兵、征收税款、舆论宣传、恢复学校等各种事情。
本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些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中国地方头面人物”这一群体。在已有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书写中，这部分人毋庸置疑是“汉奸”，是“通敌者”，将他们与日本人放在一边，将抵抗者和牺牲者放在另一边。卜教授将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分为三类：心甘情愿积极主动的通敌者、积极抗战绝不投降的抵抗者、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既没有积极抵抗也没有彻底通敌的人（笔者认为分为四类更好：心甘情愿积极主动的通敌者、积极抗战绝不投降的抵抗者、不彻底通敌者以及既没有通敌也没有抵抗者），而且第三类占绝对的多数。他认为基层占领政府中的中国职员大多数属于第三类，即既没有积极抵抗也没有彻底通敌的人。
本书自问世以来，褒贬不一，褒在此就不多说了，贬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史料不足、中译本书名的意译以及沦陷区研究中的“道德”问题，下面将前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后一问题作为一部分谈谈译者的看法。
二
史料相对缺乏确实是这本书较为突出的问题。本书的史料有中文、日文和英文，但总体而言，与一些著作丰富的资料相比，这本著作在资料数量方面的确不是强项。不但如谭徐锋博士所指出的一些重要的时人的日记和回忆录作者没有阅读（谭徐锋：《重回江南沦陷时》，载《光明日报》2016年1月12日），而且江苏等地的地方档案馆保留了大量占领时期的档案比如吴江、镇江、无锡，作者也没有查阅，还有比较容易找到的文史资料中也有极其丰富的资料，以及早已出版的贺圣遂等人编选的《沦陷痛史》、《汉奸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史料集作者更没有利用，如果这些资料能运用起来，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的形象会更加立体和丰满一些。
史料对历史研究者而言固然重要，但一本好的历史著作同时还需要作者解读史料的能力。在这本书中，卜教授消化了支离破碎的资料，运用他对史料的驾驭能力和独特的解读能力，拼凑了那段缺失的历史，然后向读者娓娓道来，讲述和解释一个个故事。
例如“镇江”一章，在本书中应该算是资料比较多的一章了，但主要资料也只有三种，张怿伯的《镇江沦陷记》、《华中宣抚工作资料》（18、21）以及加藤幸藏（曾担任镇江宣抚班班长）的《从事宣抚工作之回顾》，但作者将《镇江沦陷记》和《从事宣抚工作之回顾》所提供的信息做对比，运用解读史料的能力，完整地传达了作者的意思，也让读者感到内容很充实。例如在看到加藤的回忆录提到柳肇庆“是镇江民众的选择”，作者解读到“这条奇怪的资料使我想到，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评价自治会领导人享有社会声望的，除非其他领导人都不受欢迎”；“加藤的评论至少印证了张怿伯的观察，柳与日方负责人步调不一致。这或许还表明，日本人发现柳不太愿意干了，已没有实际的用处”（《秩序的沦陷》，第125页）。一条“镇江民众的选择”的史料能使作者写了这么多，这在大多数的历史著作中很难见到的。
这种解读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在提到“宣抚班”工作报告中没有更多的关于基督教难民营的信息时，作者解读到：“大概是因为西方人由宪兵队管辖，不受‘宣抚班’节制，‘宣抚班’只处理中国人的事情”（第117页）。在一般的历史学著作中，我们可能只写到史料中没有其他信息就结束了这一段，不会有后面一句话；再如，在写到宣抚班在镇江选择的第一个维持会会长的候选人颜触，前一天还答应来维持会工作，第二天就不想干了，作者写到，“颜触的介入可能对某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宣抚人员在镇江的时间太短了，他们还不太了解这个地方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这使他们易于被地方头面人物所操纵，成为利益群体间互相斗争的工具”（第121页）；再举最后一例，在看到这样的史料，“电灯装置被砸碎了，灯泡被取走了”，作者加了一句，“大概日军灯泡已用完了”。
卜教授的史料解读能力需要读者慢慢仔细地品味，有时让您忍俊不禁，有时让您浮想联翩，这可能是这本书的魅力之一。中国大陆和台湾史学界的研究一直以来以史料见长，跟西方历史研究者对史料的解读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是值得我们尤其是年轻的历史学研究者学习的。
中译本书名的意译是好几篇书评都指出的问题。英文版的题目是“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直译为“合作：战时中国日本职员与中国地方头面人物”，尽管这个书名点出了书中的主角，但看不出二者“合作”建立的基层政权的实际效果如何，因此中译本从一开始就没考虑使用直译书名。一段时间曾考虑使用“沦陷的秩序”，意思是在沦陷区大规模军事冲突结束后，日本宣抚班职员与中国地方头面人物如何“合作”建立基层政权，试图重建基层社会的秩序。但这个书名还是没有表达书中的意思，最终改为“秩序的沦陷”，意在尽管日本宣抚班职员与中国地方头面人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打造基层政权，但基层社会的秩序仍不稳定，沦陷初期，江南五城的民众仍然生活在失序状态中。
三
研究沦陷区的学者一直以来受到“道德中立”或“价值中立”问题的困扰。原因是每种文化都给通敌者（与占领者合作的人）贴上道德堕落的标签，“人们很容易诉诸于道德语言”来抨击他们与占领者沆瀣一气，几乎从不允许对他们进行平铺直叙的描述。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道德标签法阻碍了从其他视角来研究沦陷区。作者认为道德准则的产生有其历史性，不能用当下人的道德准则来判定历史上的人和事。因此，这本书的书写中，作者“放下预先假设的道德准则”来“审视其背后的政治事实”，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卜正民教授的方法。有学者认为collaboration一词的翻译并不限于“合作”、“通敌”，还有“事伪”、“附逆”、“落水”等，并认为卜教授没有用后面的这些词是因为这些词“都预设了政治立场与道德判断，不如‘合作’一词显得价值中立”（袁一丹：《“通敌”还是“合作”：抗战史研究可以去道德化么？》，澎湃新闻网，2016年1月5日）。其实不完全如此，之所以主要用“合作”一词是因为在占领政府的档案中，基本上用“合作”二字，这是占领政权中的中国人对自己行为的定位，即他们与日本占领者之间是“合作”关系，尽管这种合作是非常不对等的，甚至只能算是附庸，但大量的史料表明，这部分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中国人有相当的能动性，尤其是在汪精卫政权的基层政府中，日本占领者的兵力和行政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几乎完全依赖这些中国人，以至于当时有老百姓以为国民政府“还都”了（当然汪政权确实是这么宣传的）。这是中译本主要用“合作”二字的主要原因。
其实怎么称呼，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通敌”、“事伪”、“附逆”、“落水”称呼带有强烈的道德指责，即认为这些参与占领政府的中国人，怯懦、有罪、道德堕落，且在道德上具有相似性。给这些人先贴上道德沦丧的标签，接下来寻找证据来证明他们道德上的堕落和沦丧，而他们身在占领政府中，又不难找到这样的证据（实际上，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不但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同时老百姓也把日军做的坏事转嫁到这些人的头上），比如一些人利用占领提供的机会，“损人利己、聚敛财富”，“但以这种事实作为分析的起点已太过简单了，不能解释复杂多变的基层占领政府的历史”（第256页），因而导致了沦陷区基层人物研究的脸谱化倾向，就如卜正民教授所指出的“相似的汉奸恶棍”，而整个抗战史研究就出现了“相似的抗日英雄、相似的汉奸恶棍、中国民众处于相似的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士兵干着相似的惨无人道之事，就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第9页）。
给参与占领政府所有的中国人贴上道德沦丧的标签，无法解释沦陷时期基层社会的“两面政权”、“三面政权”等复杂的历史现象，也就是卜正民教授所言的基层社会的“模糊性”；那些“两面人物”和“三面人物”的道德我们该如何判定？还有一些人，开始替占领政府工作，后来渐渐倾向于共产党，甚至变成了抗日人士，我们该怎么评价这些人？
南京街头的日本士兵
给参与占领政府所有的中国人贴上道德沦丧的标签，阻止我们体验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芸芸众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困顿和无奈。在占领政权基层政府中，上层职员在与日本人合作时，同时受到政治因素、自身因素及地方因素的影响，但不同的人在解释其动机时，多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一般行政人员则较多基于求生的愿望；乡镇保甲长有一定的投机心理，但多数属于同时服务于日伪政权和抗日政权的“两面派”。实际上，日本人来了，赶走的只是国民党政权，沦陷区基层社会并没有多大变动；尤其是到1940年3月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占领成为一种常态，大量战前国民政府的职员和教员进入占领政府机构工作就成为谋生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人都道德沦丧，贪生怕死，就有简化复杂历史现象之嫌。如果我们再审视占领政权基层政府的中国职员的行为时，他们大多时候“都在应付和处理一些日常生活事宜，如供给食物、组织运输、建立安全防护措施、进行医疗救治等，这是任何政权的基层官员和地方头面人物都必须解决的问题”（第14页），这仅用道德沦丧就无法解释清楚了。
中山县维持会，一名教师在向儿童讲话
实际上，给这些人贴上道德堕落的标签部分原因是将他们作为近代以来中国被动挨打或者战败的“替罪羊”。美国历史学家魏婓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得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人们为了获得某种目的而广泛使用汉奸一词，并随意扩大汉奸范围。汉奸是官员们推卸战败责任、百姓发泄恐惧和失望的对象；汉奸也被士兵们所利用，他们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其恣意抢掠的借口。历史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亦指出：“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当一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都被官府指责为“汉奸”（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06、308页）；再如1938年1月出版的一本《救亡手册》中指出：“在抗战的过程中，到处都有各色各样的汉奸在爬行、在活跃，这是非常使人痛心的事，因为由于这班汉奸甘心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的活动，我们的对日抗战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吃了很大的亏，制裁汉奸，肃清汉奸已是抗战中一致的要求，已是一件非常迫切的工作。”（钱俊瑞、姜君辰等编：《救亡手册》，生活书店出版社1938年1月，第17页）。
四
十一年前，卜正民教授这本书英文版出版的时候，一些中国学者不能接受其观点：即把“合作”史跟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看作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卜正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6年精装版，“中文版序”）；这么多年过去了，沦陷区基层社会的研究仍然相当贫乏，而有关欧洲“合作”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了，并且成为二战史研究的基本线索（第7页），是中国学界从多角度研究沦陷区的时候了。
学术争论是学界的正常现象，更何况《秩序的沦陷》关注度太高，学界审视的眼光也就更加严肃。但大多学者认为本书肯定多于商榷；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本书不仅对相关研究有启发意义，更重要的是将一个相对隐晦的话题开放了出来，能让学者更自由更开放地讨论相关问题，这大概是本书在传播方面承载的最大意义。
一本打开局面的作品，都是伴随“不够好”之类的争议，希望她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比如有学者指出：“该书沉迷于以民族主义为标靶，将过多的篇幅用于‘破’上，而对各个案中当事人的行事逻辑的解剖显然用力不够”（谷小水：《瑕瑜互见：评<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团结报》，2016年4月21日）；也有人认为：“作者对‘宣抚班’的揭示尚处于初步阶段，对于其由来、建立的过程缺乏深入探讨，若能进一步深挖这一组织，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日军在华进行社会控制的机制及其在华行动的性质”，等等（《了解著作长短得失，推进相关领域研究——近代史所青年读书会研读<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团结报》，2016年4月21日）。但正如卜教授在第一章指出，中国的沦陷区研究几乎还没有起步（本书英文版是2005年出版），他大概只希望此书能抛砖引玉，使更多学者关注和研究沦陷区吧。
(本文原载于《团结报》2016年6月9日第7版，经授权转发，作者潘敏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师从本书作者卜正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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