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杨绛先生的梦
亲人离开快二十年了，杨先生独自留下打扫战场，凭着她的倔强和坚忍，一点一点地实现亲人未竟的心愿，也为世上的读书人留下一个又一个文化瑰宝。
记得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写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中他们一家三口时聚时散，读来很是伤感。1997—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离世，对于年近九十高龄的杨先生来说，这份打击突如其来，实难承受。而她终究是倔强的。她想离自己至爱的人再近一点，于是又做了一个梦。这就是亲手整理出版《钱锺书手稿集》，令“死者如生，生者无愧”。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容安馆札记》（全三册），2011年出版了《中文笔记》（全二十册），2015年12月，《外文笔记》（全四十八册附一册，下图）出版，这套历经15年、涵盖72卷册的鸿篇巨制终成完璧。杨先生的梦圆了。
今年春节前夕，当杨先生拿到《外文笔记》最后几册新书时，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白皙的面庞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犹如冬日的暖阳一般。我给她念新书简介时，她一边看一边静静地听着，丝毫不嫌我聒噪。偶尔，她靠在沙发背上闭目养神，那么的放松，如释重负……
回想起2008年我刚刚接手《中文笔记》的编辑工作，初见杨先生，她端坐在窗边的小椅子上，认真听我忐忑不安地汇报，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那挺直的脊背和紧紧抿着的嘴唇，无不透露出内心的焦急。
2011年《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出版，为杨先生的百岁寿辰送上了一份真诚的贺礼。这套书涉及三千余种图书，让人们见识了钱先生的博览群书，也见识了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痴迷。杨先生兴奋不已，聊起很多往事，她说钱先生在世时，墙角总堆着很多书本，凌乱不堪，杨先生就想买几个书柜来装，可钱先生执意不肯，他说把书装到书柜里就藏起来了，放在外面才是要看的。的确，钱先生常常要翻看那些笔记本，有时杨先生在阳台上晾晒衣物，钱先生就倚在阳台门边，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捻着下巴上的短须，把笔记本里摘录的精彩片段念给她听……此情此景，犹在目前。
钱锺书先生与杨绛先生
《中文笔记》的出版工作结束后，心急如焚的杨先生便将《外文笔记》提上日程。钱先生年轻时就是攻读和讲授外国文学的，之后因为各种原因长期借调到中国古典文学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外国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写了大量的笔记，其中积累了很多材料和理念，更有将古今中外的书籍互相比较参证、融会贯通所获得的心得，总想有朝一日能够整理条贯，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不料晚年“多病意懒”未能实现，成为他一生的遗憾。杨先生深知这些笔记积聚了钱先生毕生读书所得，即便他用不上了，但对那些有志读书、研究中外文化的知音者来说，总该是有用的。她说：“我衷心期盼能在有生之年亲见《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然而《外文笔记》的篇幅多达三万五千余页，相当于《中文笔记》两倍有余，特别是涉及英、法、德、意、西、希腊和拉丁语七种外语，近五千种书目。尽管我们的团队有做《中文笔记》的经验，有多语种编辑做后盾，还配备了专职的编校人员。但如何像《中文笔记》一样编出详细的目录？哪里去找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多语种专家？这谈何容易。当我跟杨先生讲述《外文笔记》起步维艰时，她点点头，没说什么，却眼角微湿。不久，杨先生托朋友请来了德国波恩大学教授、《围城》德文版译者莫芝宜佳（Monika）和她的丈夫莫律祺（Richard）整理汇编《外文笔记》，他们都精通多门外语，两人加起来足以解决七种语言问题。
莫芝宜佳与钱锺书
其实，早在1999年，杨先生就开始“打扫战场”，整理钱先生遗留下来的笔记手稿，准备整理出版并将原件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档案馆。无论中外笔记，她都逐一清点页码，有的还在笔记旁边加了自己的按语。但毕竟年事已高，力不从心。有一次莫芝宜佳来看望她，未雨绸缪的杨先生给她看了部分《外文笔记》，让她大开眼界，馋得她次年又来了一趟，自告奋勇整理这批笔记，打出了一百多页的目录，大大小小211个笔记本犹如一座西方文学的宝库，令她记忆犹新。不料十几年后，杨先生再次找到了她。
这对年逾古稀的德国夫妇连续三个春天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大会议室里查看手稿资料，一待就是一整天。2012年春，48册书稿的编次、分辑和目录基本成形；2013年春，全书序言成形，前三辑校样审读确定；2014年春，第一辑出版首发，后三辑校样审读确定。这四年中，他们无论是在德国的家中，还是去国外休假，都在利用电脑编制目录、眉题文字和索引等工作，随时通过互联网为编辑工作答疑解问。
每次来京，杨先生都请他们去家中做客，有时讨论书稿，有时畅谈学问，不断增进彼此的了解。2013年我们去探望杨先生，说到莫芝宜佳教授热情周到，率真干练，而莫律祺先生彬彬有礼，认真严谨。她似乎也有同感，说：“Monika做事很快，可是Richard会拿过稿子来说：‘来，给我看看！’然后说：‘这里，改一改！’Richard是律师嘛。我叫他‘洋女婿’，因为他和我女儿同岁。”她还告诉我们，每次告辞时，莫律祺都会很有礼貌地向她行吻手礼。《手稿集》的总序是杨先生写的，庄重典雅又不失生活情趣，根据《外文笔记》的体例需附英译文，便于外国读者阅读，我们问杨先生谁堪当此任，她毫不犹豫地说：“Monika中英文兼通，她可以译啊！”没过多久，莫芝宜佳便将这篇总序译成了英、德两种文字。
《外文笔记》共分六辑，每辑卷首都有两位专家撰写的简介，杨先生每次收到样书，都会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地读这些简介，每当看到简介落款中这两个熟悉的名字，她的嘴角就微微翘起来，亲切而满足。特别是在《第五辑简介》中，读到这一辑笔记全部是打字稿，她说：“钱锺书是用两个手指头打的。”我说：“对啊，莫律祺先生在简介中也提到了。”并指给她看那段话——“让人惊叹的是钱先生打字错误极少，这可能是因为钱先生是用两指法打字的。”她一再说：“谢谢！谢谢！”可见她心里对两位“忘年交”有多满意。
其实，他们之间的高山流水之情远不限于此，更是源于对彼此生活创作的深入了解和对中西文化的共同热爱。比如《外文笔记》浩如烟海，即使可以梳理出笔记的先后顺序，如何划分段落？莫芝宜佳当机立断，紧紧抓住钱锺书夫妇一生的几个转折点，大刀阔斧地划分为四辑：第一辑，1935－1938年留学欧洲；第二辑，1938－1949年战乱期间的年轻作者和学者；第三辑，1949－1972年生活在新中国；第四辑，1972－1992年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此外，第五辑为打字稿，第六辑为期刊杂志的笔记。）这自然与莫芝宜佳长年翻译钱锺书《围城》和杨绛《洗澡》《我们仨》等作品分不开。莫芝宜佳当年翻译《围城》，面对如此博闻强记的作者，非得了解很多古今中外的典故不可。她曾经就书中提到“耶路撒冷圣庙的‘世界跳蚤大会’”一事，请教过钱锺书先生，而她在整理《外文笔记》时，便亲眼看到了有关耶路撒冷圣庙中的跳蚤的笔记，时空就在这里交汇。
尽管《外文笔记》的工作十分繁重，但莫芝宜佳夫妇深感荣幸。透过这套书里密密麻麻的字迹，他们深深体会到一位东方学者对西方文学的钟爱与眷恋，当对异国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达到足够的广度和深度时，国界与语言都不再是障碍，他们无法阻挡东西方人对同一种文学现象和思想观点发生强烈的共鸣。回想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钱先生作为中国社科院代表团的一员前往意大利参加国际汉学方面的会议，当西方汉学家用汉语发问时，他就用外语回答，机智幽默，欧洲各国的文学典故、民间谣谚更是信手拈来，令与会的西方学者惊诧不已，使他们对“十年浩劫”后的中国思想复苏充满了好奇和希望。曾身处其中的莫芝宜佳博士说：“和钱先生的相遇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给我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之门。”同样，莫芝宜佳也形象地把《外文笔记》比喻为联通中西方的文化长桥，称它“饱含对相互文化的尊重”，“将是向全世界开放的、对民族间交流的慷慨贡献”。
《外文笔记》于2014年5月先期推出第一辑，杨绛先生为出版座谈会发来录音讲话，表示祝贺，她说：“2011年，《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时，我不敢指望、却十分盼望有生之年还能亲见《外文笔记》出版。承蒙德国汉学家Monika和她的丈夫Richard热心帮助，如今《外文笔记》出版了第一辑，全书问世也指日可待了！”在之后的18个月中，我们的团队和莫芝宜佳夫妇齐心协力，每隔几个月就有一辑问世，送到杨先生手中。她每次都早早坐在客厅里等候，喜悦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她望着墙边的矮柜，嘱咐阿姨把《外文笔记》和《中文笔记》一起放到柜子上，旁边还摆着钱锺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的照片。是不是这样就能离亲人更近一点？亲人离开快二十年了，杨先生独自留下打扫战场，凭着她的倔强和坚忍，一点一点地实现亲人未竟的心愿，也为世上的读书人留下一个又一个文化瑰宝。
（本文刊于2016年3月22日《文汇报 笔会》，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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