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 | 近代英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以《伦敦新闻画报》为例

《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由赫伯特·英格拉姆（Herbert Ingram）创刊于1842年5月14日，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以图像为主的画报，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以图像为主要特色来报道新闻的周刊。

 赫伯特·英格拉姆

《伦敦新闻画报》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再现了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它的图片收藏堪称是世界上覆盖面最广的插图版画和老照片宝库，其内容包罗了从1842年至1970年世界各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力遍及欧美亚等许多国家。

而画报创办初始就对大清帝国表示密切关注，派驻大量的画家兼记者，如沃格曼（Charles Wirgman）、威廉·辛普森（William Simpson）等，向英国发回了大量关于中国的速写及文字报道，即以图画的形式报道中国的新闻，对中国的人、物、事进行描写，往往会在图片旁边配上相应的文字说明，以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图画的内容，为当时的西方勾勒了一幅幅别样的中国形象。

这些大多是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所报道的一些事件和中国社会生活的细节也往往是中文史料的盲点，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是别处难以找到的珍贵史料，经过浙江大学沈弘教授的翻译、整理成书《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

▼威廉·辛普森

《伦敦新闻画报》塑造的中国形象主要以沃格曼、辛普森两位画家所呈现的形象与速写为例。沃格曼于1857年被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特约画家兼记者，在中国驻留的时间较长，记录了诸多关于晚清中国的速写和报道，涉及范围广泛，有中国人物、中国风情、战争等，如采茶女、养蚕人、广州的守街卫兵、鸦片鬼及其堕落历程、妇女发型、叶名琛、中国的刑罚等。

其作品主要报道的是1857年至1872年间有关晚清中国的事件；辛普森，英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和战地记者，于1872年被派往中国，其任务主要是报道中国同治皇帝的娶亲婚礼，当然在中国期间，他还为英国提供了众多有关中国其他方面的报道与速写，包括中国的风俗、中国的建筑等，辛普森凭借其精湛的画技，准确的把握了晚清及中国人形象。

| 耐心、精细的中国人形象

在西方人看来，耐心、精细乃是晚清中国人之天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性格特征对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意义重大。

中国人耐心、精细的这一形象给西方留下深刻印象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茶树的种植及茶叶的生产。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世界，茶都是不可缺少的饮品,茶叶的种植与收获应该是一种“精耕细作”之活，其对生长条件、采摘条件的要求都十分的苛刻。茶树对温度、热量、水分、土壤等有着比较苛刻的要求，作为茶树生长的必要条件，这些几乎不能有一点差错，如若温度和热量不够，雨量不足，空气湿度太低等，对茶树生长都十分不利，反之亦然。

而茶叶采摘的最佳时机就是温暖适中的春季茶树开始发芽时，这时泡出的茶叶口感较好，而到了夏至茶树还会长出茶叶，呈淡绿色，口感较差。“每一片茶叶都是单独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采茶女的双手要保持干净，在采摘某些优质的茶叶时，采摘者几乎不敢朝茶树呼气。”从种茶到采茶，一整套的工夫及诸多细节都丝毫不能有差错，因此要想茶叶生长和收成都好，这对于采茶女来说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练就一身耐心、细心、有心十分必要。

同样地，养蚕亦能体现耐心、精细的中国人形象。画报中关于中国人养蚕的速写以中国人在一个养蚕场准备生丝的情景为图像，图像中的中国人应该是一个家庭，他们各有分工，具有浓厚的家庭生活气息。而养蚕是一项精细的技术活儿，不同天数完全发育的蚕，产出丝的数量是有精确数据的，同时他们认为提供给蚕的桑叶数量将决定蚕丝的产量，这或许是中国养蚕人的经验所为，因此养蚕人特别注意提供给蚕的桑叶的数量。

养蚕与种茶一样都要十分地精细，在养蚕过程中，蚕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蚕母要注意蚕生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周围环境、蚕母活动都要恰到好处，符合蚕的“高标准要求”，蚕母如若没有充足的耐心、缜密的精心，蚕宝宝是不能健康成长并顺利吐丝的，这在西方人看来能做到这一点简直不可能，或许也只有中国人才会做到如此精致。

耐心、精细这一形象从中国妇女发型设计上亦能体现出来。作者认为中国妇女所做的发型十分奇特，“人们用一种从木头刨花中提炼出来的树胶使头发保持各种不同的形状。必须承认，这种发型在女人的头后面看起来酷似一把茶壶的柄。”作者认为，这种像茶壶一样的发型俨然可以用“巧夺天工”来形容。而且每个年龄段女子的发型又互不相同，年龄与发型相互映衬，甚至可以根据发型来判断该女子的大致年龄，同样地不同的场合所梳成的发型也不同，如一个来自广州中等家庭的小女孩，她戴着一个用绣花的缎带，穗子下是她整齐的刘海，这是一张漂亮的脸，但是几年之后，她那桃花般的脸庞就会被艳俗的大红胭脂遮盖，脂粉之下，是枷锁一般的婚姻带给她的苍老和憔悴。

中国妇女的发髻形状各式各样，如约翰·汤姆逊所言“不过要把头发梳成这些美轮美奂的样式，却是一件麻烦的工作，麻烦到足以让我们国家那些有意模仿的女士们望而生畏，因为这需要花费她们全部的心思和精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耐心、精细这应该是中国人之天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气质，令其形象更加鲜明。

| “ 一成不变”的中国人形象

在西方人看来，晚清中国人所特有的“气质”就是保守，他们会有意识地将一种风俗变成习惯，转化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标志，为世代所沿袭。而这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似乎丧失了创新的能力，被一成不变的枷锁所束缚。

正如美国著名来华传教士明恩溥所说，“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莫过于清朝政权建立之初，勒令全国上下的汉人统统改变发式，削发续辫。显然，改换发型就意味着俯首称臣，故而这项命令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许多汉族人的极力抵制，乃至以死相抗。但是满族人坚持不改初衷，事实证明，他们的确不辱使命，最终使削发成为忠诚的标识与尺度”。

针对中国的教育与文化方面，美国著名传教士何天爵（Chester Holconmbe）指出从古代到现代的一千多年以来，中国教育的实质内容并没有经历什么变化，无论在什么时代，中国总在训导人们如何安身立命，利用文化净化人们的思想，从而使人们循规蹈矩，服从统治和约束，正是所谓的教育与文化服从政治的表现。

中国人似乎已经习惯了用一些特定的方式一成不变地去做某种特定的事情。在明恩溥看来中国的风俗自形成之日起便一成不变，不难感觉到，人们都有一种潜在的假设，即风俗无论如何都是正确无误的。一种长期存在的习惯就是一种专制制度。在那些遵从这一风俗的无数人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意识到这些行为的起源和原因。他们的任务就是去遵从，他们也在遵从。就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旦扎下根，便为中国人世代所信仰，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伦敦新闻画报》中有英国画家辛普森对中国风俗的速写及报道，在他看来，最能体现保守、一成不变气质的当属晚清中国的婚俗。正如美国明恩溥所言“风俗和语言一经形成，就好似凝固的石膏，你可以打碎他，却无法改变它的形状。”中国的婚俗亦是如此，延续千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如既往地传承下来。

对于中国人来说，侵犯他们的风俗就等于侵犯了他们最神圣的领域，不大可能获得这样的结果，即这些风俗的细枝末节都能被理解，或者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风俗真的能完全被理解，尽管中国的婚礼有着繁琐的礼仪，读起来冗长无味，沿用的过程也比较复杂，但是经祖先定下来之后，便被世代延续所用，婚礼严格按照特定程序及祖宗规矩进行，没人想过去改变，似乎一经变样便是大逆不道，直接将中国人一成不变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 愚昧迷信的中国人形象

“愚昧迷信”是辛普森视角下的中国一大典型形象。在他看来，中国人几乎着手任何事都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可以说一直处于一种“神”或“善恶”的框架下，迷信风气在中国盛行，因此美国传教士何天爵这样说：“如果有人想寻找一个地方研究一下迷信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和结果，那么中国也许是比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恰当的选择。中国人整个民族的思维结构和精神状态似乎都浸透着迷信的观念。迷信在每一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西方人看来愚昧迷信的形象是中国人突出的“气质”。

中国的婚俗十分讲究，绝对不可有任何差错，结婚当事人双方是否合适以及何时何地举办婚事要根据生辰八字和黄道吉日而定，婚俗是非常讲究的，其中体现出非常浓厚的迷信色彩。关于同治皇帝的大婚，据说这个婚礼行列要在午夜时分离开公主府，这样就可以在凌晨2点之前到达宫内，而过了2点进宫，会被认为不吉利。有关婚礼的一切都是根据吉利或不吉利的概念来进行安排的，在结婚之前要对新郎新娘的八字经过仔细的研究，等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就要挑选一个黄道吉日。

于是一个精通此道的占星术士便成为所有婚礼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次皇帝的婚礼中自然也不例外。在婚配前，算命先生的作用举足轻重、非同小可。如若不然，人会受到无视迷信的惩罚，比如会影响家庭和睦、夫妻关系，有甚者会影响人的生命，有的也只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信”，于己于人并无坏处。

在西方视角下，封建迷信浸透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最高统治者到下层平民皆是如此，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格限制，如结婚时主要穿红衣服，新娘子不能不化妆就出阁，不能穿蓝色衣服，蓝色在中国被看做是一种冷色调，代表哀伤，也不能穿白衣服，白色是为死去的人所穿的，表示的是对逝去之人的敬意，否则会认为不吉利；再者人死后，出殡的时辰有讲究，墓地的选择也要看风水，可以说愚昧迷信早已扎根于中国人的骨髓。

正如何天爵所言“它影响和支配着生活中的每件事情，甚至人们的一举一动。它歪曲了人们正常的理智和思维，在严密的逻辑之间挑拨离间、颠倒黑白、拨弄是非”。可见迷信对晚清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人的生活影响重大，而这种影响往往都是负面的，很少发挥积极作用。

《伦敦新闻画报》以图画与影像分析为主要手段，凭借着图像的生动形象，文字的直观有力，作为晚清中国的见证者，不仅展示了英国画家卓越的画功、摄影家高超的拍摄技术，也凭借着其特有的形象性展现了近代以来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并以此作为探究晚清中国与外国沟通的窗口。

注：原文曾发布于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微信平台

作者简介吴小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隋唐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