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丽|一个纺织工人想当老板，仅仅是为了钱？
【社长说】此前，社长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农民工经商失败的故事（李婷|从一个农民在城市经商的故事说起...），本期社长将和大家分享一个纺织工人创业成功，成为家庭作坊老板的故事。一个纺织工人，为什么想要当老板，成为一个风险承担者，直面市场的挑战，而不是安于做一个只拿“死工资”，但收入较为稳定的工人，他又如何能够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获得成功，本期故事将会给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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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从打工到创业
刘强来自江西，是一个中西部地区再普通不过的农民。2000年左右，他和妻子一起来到虎门毛纺工厂打工，父母则帮忙带着两个儿子留守在家。刚进厂时夫妻俩都在流线水上当普工，他回忆到当普工的日子很辛苦。于是在2004-2006年间，他一直想回到自己家乡的县城开店创业，由于未能攒够开店本钱（二三十万）只得放弃。他继续进厂，边干边学，在工厂辗转两年后，他的技术也提高一些，终于在2006年于虎门的一家毛纺厂当了技术工。在虎门当技术工不久后，恰逢假期，他跟老乡来东莞找表哥。他表哥是在东莞开家庭作坊的，也做毛纺行业。在了解了表哥的情况之后，他打算留在东莞创业，他打电话给在虎门当毛纺技术工人的妻子，说了自己的创业想法，妻子十分支持他。他当晚就回虎门开始筹备。有了妻子的技术和情感支持，加上过去打工攒的资金，两人很快就在东莞租房子，买了几台机器，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创业早期拿了十万元的积蓄，在东莞水口租了350平米的厂房，每月租金1500元。他请的几个工人都是虎门厂里的老乡，工资每月2000元。但是工人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工友认为老板挣了他们的钱，纷纷不干了，于是他只能另找工人。在早期，他的厂只负责加工，订单来自于他原来工作的工厂。就这样，他在水口办了十几年家庭作坊，一直到2014年。当时房东的儿子要结婚，房子被收回去了。因此他又将厂房搬到蔡边，300多平米的厂房装修花了几万元，每月房租两千多元。因与房东沟通不畅，再加上当时行情不好，2016年又搬到大朗镇，厂房面积缩小了，只有一百多平，但是房租并没有减少，从2016年25元／㎡涨到2018年30元／㎡，目前需要每月的房租三千多元。在聊天中他告诉我们，当前毛纺行业不景气，并非每天都有订单做，因此“需要拼命的踩才有利润”。在他看来，“现在的行情不想着挣大钱了，只要能维持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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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农村与城市的“二重奏”
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最主要动力都是出于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挣钱。中西部地区农村农地上附着的经济利益有限，大部分农民只能通过外出务工，将劳动力变现。但是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不高，技术素养有限，在市场中的职业竞争能力弱，只能走向工厂流水线。他们一方面以劳动力投入与劳动时长换取劳动报酬，另一方面节省开支增加积累，甚至投入到高危行业中增加经济收入，实现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即大部分农民工都是挣“辛苦钱”。事实上，大部分农民在其职业体系中的流动都是横向的，呈现出“变工厂不变工种，变场所不变工作性质”的特征。那么，在打工过程中农民向上进行职业流动的动力又来自哪里呢？ （1）寻找经济出路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力在于其村庄整体的打工氛围的形成，当村庄中其他成员外出打工时，其习得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获得的货币收入无形之中会抬高村庄的消费水平。比如来自甘肃的毛织作坊女工，1988年生的她19岁时与老乡一起来到东莞打工，其最初打工的动力是同学的姐姐在南方打工，给同学带回去了很好看的新衣服，她说：“看到同学穿那么好看的衣服，我也不想上学了，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外面去打工挣钱”。此后其一直在外打工，24岁时与同乡返乡结婚，目前与老公一起在东莞打工，育有三个孩子留守在老家让老人带。这说明村庄中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形成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水平，会刺激其同辈群体产生打工的冲动。最初少部分外出务工的人回乡，吸引一部分人出去，当村庄中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外出务工时，村庄整体的消费水平和需求都会被抬高，此时打工会成为村民的需求，村庄年轻人的标配。村庄社会的消费竞争使得农民不仅仅想出去打工，而且还想要在城市挣越来越多的钱。即务工经济带来的村庄社会经济分化会导致农民不断寻找更好的出路。大部分农民工不断“折腾”，希望实现家庭的阶层跃升，他们的动力还包括在社会整体提升的过程中不掉队。因为在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农民的生活较以前更好，但是在不掉队的基础上又能看到部分通过子代教育或者自己创业实现了社会阶层流动的老乡，农民工外出打工时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加入创业大军也就更有动力，就会对实现流动充满希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外出挣钱的动力也并非完全出于经济理性。（2）实现个体尊严大部分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和职业流动欲望的农民工都希望能体面地在城市挣钱，有尊严的在城市挣钱，实现自身在经济地位和身份上的双重转换。一般来讲，农民工尊严的获得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没有尊严的工厂生活和有尊严的熟人社会中往返。这一阶段，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刚加入工厂的生活，工厂的管理体制与农民本身自带的“自由、散漫”气质之间存在张力。在生产过程中，农民没有很强的纪律性，反倒具有很强的个体性，因为农业生产时农民可以根据季节、气候相对随性和自主安排自己的劳动。在标准化生产体制下，工厂为了方便管理减少成本，必须打磨生产者的个体性。农民工刚加入工厂时，对工厂与所在的大城市并无认同感，工厂只是其工作的场所，城市只是其暂时停留的“驿站”。其价值与意义在自己所在的家乡。
3 毛纺：行业与老板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刘强放到整个毛纺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来分析，就能理解农民工创业的方向是如何决定的，以及他为何能够在工厂体制中实现自身的流动，创业成功并获得尊严。
毛纺行业于1980年代开始进驻珠三角，乘着“三来一补”的政策东风，到1990年代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兴盛繁荣，也成为珠三角地区“三来一补”工业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毛纺行业的生长主要依托于珠三角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方便资本入驻。毛纺行业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附加值低（利润低），二是行业准入的成本和技术门槛低，三是其性质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的工作场所从工厂到家庭作坊，个体身份从流水线工人到家庭作坊老板的转型，其背后有三个“原动力”的推动。
（1）工厂降低成本的原动力
基于毛纺行业无法摆脱对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依赖，它需要依赖最低成本的生产组织方式，这是工厂降低成本的原动力。因此，工厂会析出生产环节，降低组织成本、管理成本和用工成本（工厂析出生产环节的极端形态就是将工厂变成门市，只接订单，外包给其他厂生产），这产生了大量家庭作坊的需求。虽然家庭作坊的老板经历了从1990年代的本地人到外地人的转变，但是家庭作坊的生产模式并未发生变化，这也说明了家庭作坊的组织模式是最低成本的生产模式。2010年以后，在产业政策和国际市场的双重因素的影响下，毛纺行业发生了产业转型，工厂不养工人，将大部分生产环节外包，进一步滋生了大量家庭作坊存在的需求。
（2）技术工人跳出工厂体制单干的原动力熟练工人有跳出工厂管理体制出来单干的原动力，熟练工经历了从普工到“大师傅”到厂长助理的角色转变后还是要看他人眼色，因此其想要当家庭作坊老板。且农民工开家庭作坊具有其自身的结构性优势：
其一，在地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创业的农民工提供人工支持，这包括家乡社会关系网络的在地化和工厂生活中建立的关系。大部分作坊老板创业初期都是通过老乡和同一个工厂的工友来帮忙做工的。
其二，家庭作坊的创业门槛低，生产成本不高。毛纺行业的家庭作坊一般只需十多万元作为行业起步资金，夫妻工一同进工厂积攒几年的积蓄便可成为创业资本。而生产成本低意味着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周转资金量小。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家庭作坊的老板兼具工人与老板的双重属性，他们内化了管理成本，无需养管理层，无需养技术工。因为家庭作坊作为一条成熟产业链中的最末端，其只负责一个环节的生产，老板在工厂中积累下来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可以化解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能够按时保量的完成订单。另一方面，家庭作坊灵活弹性可加班，而农民工追求利润和尊严又能吃苦，他们加班通宵都不会受到政策的限制与约束，这内化了他们的组织成本。在小作坊中经常可以听到老板说，自己很辛苦，其辛苦是源于订单少时作坊生产无法产生更多的利润，订单多时，作坊生产要赶工期，当作坊的组织成本内化后，造成节奏快、工期短、很辛苦的感受。
（3）普通工人有自由的原动力
普通工人有自由的原动力，农民工进入工厂不适应其规范性的管理体制，正如刘强所言：“在工厂你还有什么尊严啊，别人骂你那就是你的错”。他们有挣脱工厂管理，进入更自由的工作场所工作的强烈需求。家庭作坊的工作模式与当前劳动力的就业需求更为匹配。目前当大工厂普遍反映请工难的时候，家庭作坊的请工更有优势，因为工人的逻辑是挣钱的同时追求自由。在同等待遇的情况下，工人显然更追求自由。家庭作坊中的工人有一部分是固定工人，一部分是临时工，相对固定的工人在同一作坊中工作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一年，而临时工则是辗转于各大家庭作坊之间。一方面，可以保证用工充分，他们增加订单时会增加工人的人数，减少订单时会减少工人的人数，因此小作坊不会产生大工厂用工不充分的成本。另一方面，工人也能自由流动，由于职业流动性很大，工人并不在意大厂买社保的福利，而更喜欢作坊自由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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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中西部与珠三角
事实上，毛纺工人创业成功还得益于本地人在毛纺行业中的退出，他们的退出为外地熟练工人的进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1990年代初，外地农民工主要是参与毛纺行业的生产，那时候有大批的本地人当毛纺行业的家庭作坊主。本地人退出毛纺行业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受到市场冲击、波动，在市场中淘汰了一批本地人，特别是1998年金融危机时，倒闭了一批工厂。
其二，受到市场偏好的影响，在本地务工的外地人增加，本地人的土地财产化价值越来越凸显，因此在地租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本地人不愿进入工厂流水线工作，也自愿退出毛纺行业的生产。
其三，受到毛纺行业生产的整个市场行情影响，毛纺行业的利润整体下降，十年前生产一件毛衣可以挣到十元钱，目前生产一件毛衣只能挣到0.5元，因此在利润减少的前提下退出一批本地人。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外地人开毛纺行业的家庭作坊是通过对自我的劳动剥削获得收益的，他们很能吃苦，能够坚持将行业做下去。自己既是家庭作坊老板，更是顶一个半工人，工人工作8小时，但是作坊老板没有下班时间，晚上要送货，自己内化了作坊的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
从农民创业的主体而言，远在中西部农村的农民工受熟人社会和土地剩余有限这两个因素影响，他们十分想要积极参与市场。但是珠三角城中村的农民，同样受熟人社会的影响，但是土地剩余极多，土地制度相同，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却更弱。同是农村熟人社会和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市场化的动机为何如此不同？农村社会和土地制度是如何影响农民的市场行为的？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该以何种方式分配才能调动农民市场积极性？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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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研习社独家稿件 作者：邱丽，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编辑：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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