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志愿军悲惨结局｜听到平反误以为又要批斗当夜自杀
朝鲜战争中，我军被俘人数为2.2万人，其中1.4多人去了台湾，有6673人返回了自己的国家。
与胜利班师被誉为“最可爱的人”的战友相比，回国的6673人迎来的却是第二次心灵的蹂躏。
这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背负着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这段历史，还有太多的史料需要解密……他们的共同名字叫志愿军战俘，他们是整个朝鲜战争中最凄惨的一群。
本文根据张泽石等归俘人员回忆资料整理而成。图片为中国被俘志愿军照片。
政策，一夜之间翻了脸
1953年下半年，6673名归俘人员陆续回国。
他们被集中到辽宁省昌图县，这里组成了一个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据称此前这里是囚禁敌方联合国军战俘的敌方。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依然是原来的战俘营管教人员。
最初的日子是火红的。首长的接见，慰问团的演出，女学生的献花……还有那些粗糙的却十分珍贵的纪念章，还有那热闹的杀猪宰羊。
总政治部制定和下达了对归俘人员实行“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方针。
依据安排，初到归管处的3个月，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
归管处的人员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休息，学习一段，很快就会分配工作。
归俘人员为逝去的岁月而激动，为自己“贡献”太少而不安，为辉煌的未来而兴奋。他们常常含着微笑睡去又带着微笑迎接黎明。
可是，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一切都消失了。
据说“上面”有了新的“指示”，说归管处报上去的对归俘人员处理的“样板”材料挨批了……于是，归管处的大门关上了。
政审从1953年11月中旬动员开始，到次年的8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四个阶段。
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对被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这是“归管处”和“教导团”组建的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
归俘人员被勒令组织学习，学习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标准、学习革命军人的气节……
然后归俘人员被勒令“交待”，归管处称：“你们的功劳祖国人民早就知道了，现在是你们向祖国人民讲清问题的时候了。”
于是，当年在美国战俘营中带头英勇斗争的党员带头交待，他们和那些死去的英雄们比，和党员的标准比，严格检查自己，从被俘时为什么没有“以死尽忠”、讲到“抽了敌人的烟，就是向敌人投降”……
接下来是“互相帮助”。在别人的“启发诱导”下，所有当过“俘虏兵”的不分情由，一律成了“为敌服务”；暴露自己姓名、部队番号的一律成了“泄露军事秘密”。美国战俘营内的英勇斗争，似乎并不存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叛变性行为”……
而这些就成了定罪的依据，有的被开除了军籍，有的共产党员被开除了党籍，有的共青团员被开除了团籍……
仿佛一切都这样结束了，大多数归俘人员愉快地离开了归管处，踏上了返乡的道路。应该说，走出归管处的大门时，他们的想法是天真的、纯洁的……
事实上，和他们如影随同的还有每个归俘人员的档案袋里，写有“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等材料。回到家乡的他们经历了“家门难进”、“相亲难见”的无奈，婚姻、求学、工作的偏见。
交代：上纲上线越重越好
交代问题阶段，从1954年1月6日开始至6月底结束。是在政审动员、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诉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
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本人按提纲写出要点；第二步，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交代，大家讨论补充纠正。这叫面对面。此外，还发动本连以至全团，凡了解情况的，都提出补充或揭发意见。这叫背靠背。第三步，在本班通过后，交连支部，再逐级上交，审查批准。
对于交代，人们都下定了决心，许多归俘表示：“哪怕杀头也行，没有顾虑。”为了搞好交代，有的团营领导还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动员、小试点。
关于开始交代的情形，原五三八团连指导员南阳珍回忆道：“开始交代时，搞了一些示范。我们连是自我检查，按交代提纲上所列的内容，一个一个的交代。示范完了之后，每个人在本班交代。”
在当时的认知中，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
许多归俘人员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也有一些头脑不清楚的在写交代材料时问：“在战俘营的对敌斗争算不算？”归管处回答到：“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不要写……”
在那一段里，人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是唉声叹气，领导上也怕发生意外，便传下指示说：“不管处理的结果怎样，只要交代了作了结论，就算清楚了。如果逃跑了没有作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人，就可能是叛徒或混回国内的特务……”
张泽石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归管处指导员看了后不大满意，说：“你还要仔细想想，应该提高认识，深挖细找。黄元树不是你们的同学吗？他参加团里的试点学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投降’的呢！他态度很好，很老实，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后来归管处“深挖”了好几天，始终交代不出新的问题，于是连里对他产生怀疑，撤销了他的班长职务。
紧接着，连长、指导员都找张泽石谈话，反复告诫：“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认识，仔细想想自己的错误，至于你们在战俘营的斗争，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就不必说了。”还说：“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不是错误的，其实本来就是错误的，对错误一点不能姑息。自己不说，组织上也知道，现在需要的是老实态度，也是组织考验一个人忠诚的着眼点。”
正在这时，归管处发下一个文件，让大家反复学习，其中有一句话，那句话是“党员是不能被俘的。”
张泽石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寻自己的“错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比如：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秘密”；虽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去，就是“屈服”；以灰色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投机妥协”。还说，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归管处领导意图，才是“忠于党”、“忠于组织”；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
可是反过来一想，这是我们的形象吗？这不成了“叛徒”、“反革命”了吗？哪里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呢！交代问题，一个一个地过关，一人交代，大家“帮助”，仔细追查。追问的人，全凭想象，抓住一点，顺蔓摸瓜，谁提得越“尖锐”显得谁的觉悟越高，越有水平；谁提得问题多，谁就能得到领导的表扬。凡按领导要求讲自己的问题，丑化、歪曲自己的，就被树为“典型”，戴上大红花，否则就要作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交代。有的归俘人员在被俘初期，由于没有公开和敌人斗争，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有“变节行为”而得到了组织上的“通过”！有的只是解释了一下情况，就被认为是“对抗”，说要“加重处分”。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把暴露部队番号，说成是暴露“军事机密”；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上的字，自己也说成是失掉立场，向敌人屈服，以致把负了重伤，因部队撤退后被俘，也说成是“投降”了敌人。
归俘人员门培英回忆：交代时的要求，多揭错误，少说功；在认识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检查从严，处理从宽。这时领导上动员时常说的话是：“被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啦；“功绩不会抹煞”啦；“斗争功绩，组织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听不见了，代之的是：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
结论：91.8%开除党籍
“弄清问题”，也即是对回归者交代的被俘期间表现及“问题”做结论。“鉴定”实际是组织结论，同样是经过动员、起草、通过等步骤。
具体过程归俘人员陈吉庆回忆是这样：
第一步：个人根据在班务会上所交代的和大家补充揭发的内容，先写成初稿，主要写“过错”、写“问题”，少写“功”；
第二步：拿到班里评议、补充和修正，再拿回去改写，一次不成再次，直到通过为止；送交支部作鉴定（这叫群众评议支部鉴定）；
第三步：逐级上送。战士（含班长）经营审批，排级干部经团审批；连级干部经归管处审批；营以上送“东北军区”审批。审查出问题者退回重新检查修改，批准的就是正式的“组织结论”。
做结论的政策界限，据归俘人员张城垣回忆，分为三个类型：
一类上，被俘期间立场坚定，忠贞不屈，并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有重大贡献者，恢复党（团）籍，恢复军籍，并予表扬；
一类下，被俘期间曾一度消沉或虽犯有错误，但其情节轻微，并旋即改正，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恢复军籍；党（团）籍给以处分。
二类，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后来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承认其被俘前军籍，开除党（团）籍。
三类，战场投敌分子，自首叛变分子，为敌服务分子，一律开除军籍，是党（团）员者开除党（团）籍。
政策界限是交给大家掌握的，也是要个人给自己提出是属于哪一个范围之依据。进入写个人鉴定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的情况更加严重。写什么？斗争事迹和功绩不让写，即使写上又功过不能相抵。不写吧，又实在觉得于理不通，心理不能平衡。实事求是的写吧？通不过，弄不好还会被误会，说“觉悟不高”，“态度不正”，甚至还得加重处分。只好违心地不写斗争事迹、功绩、贡献，只写过错，甚至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但写后又觉得不像实际上的自己，又后悔，左右为难。以致在政审进入“结论”阶段后，大多数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况，比“交代”阶段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虽然政策界限那么严格，但其结果，一开始划归一、二类的人占80%。到2月下旬，已经有一大批同志的“结论”确定了。“恢复军籍”的，“恢复党籍、团籍”的还是占大多数，“开除军籍”特别是双开除的只是个别人。同伤病归来人员大体相同，排以上转业。
3月上旬，不知何故，突然由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要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大变，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把“恢复军籍”者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者，大部改为“开除党籍”，由80%保留党籍突然成了91.8%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
张泽石说：这一重大变化，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也是不敢想象的！当然是极端痛苦的！再看大家，都一样，普遍的陷入由悲观而痛苦的深渊之中。为什么要作这样“严格”的处理呢？是难以使人理解的。
在结论形成、通过、特别是审查过程中，归俘人员和归管处鉴定者发生了激烈的分歧：
归俘人员曹学良说：我以实事求是诚恳的态度向组织作了坦白交代，但归管处副指导员说：“你这是夸功，不是认罪。”
曹：“罪在何处？”
副指导员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归俘人员段生信和归管处一段对话，可见当时官方对于战俘的态度。
指导员：“段生信，开除你的党籍，有意见吗？”
段：“我不隐瞒，有意见！”
指导员：“有什么意见，你讲讲。”
段：“我作战听指挥，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死伤数百人，剩余不多，在敌人威逼下被俘了，有什么办法？”
指导员：“你是党员吗？”
段：“是！”
指导员：“既然你是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
“交代”的材料、定性的罪名，成为这些归俘人员一身的精神枷锁，1991年8月，张泽石见到美国战俘营中斗争的领袖人物原五三九团一营教导员李明（张志强）这位13岁就参加抗日游击队的老党员禁不住放声大哭！
5月下旬，连以下人员的结论开始正式宣布了，营以上干部的结论到9月份才批回来。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2900多名共产党员，91.8%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120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6673名归来人员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平反干部来了，他被吓得自杀了
1982年迟到的春天。四川省某县城住着一位饱经岁月风雨折磨的归俘人员李正文。
一天下午，两位穿军装的青年干部走进了这间落满灰尘的小屋。他俩是县武装部的干部，是为落实党中央关于为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复查的文件精神，专程为李正文落实党的政策而来。
赶巧，李正文不在家，年轻的军官请李正文邻居转告李正文：请他回来时立即写份自传，尽快到武装部来谈一谈。
晚上，在某川剧团拉胡琴的李正文回到了家。这个当年英姿飒爽的志愿军某部文工团员，已经衰老得不像样子，白发，皱纹……一切表现人类生理上行将“期满”的征兆在他脸上都能看到，而他只是刚刚度过50岁的生日。
30年前，他作为一个“归俘”踏上了他在美国战俘营里准备为之流尽鲜血的故乡的土地。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乐。作为一个俘虏，他从未奢望过这些，他只是想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为这块土地奋斗过的公民，把自己问心无愧的汗水洒在故乡的土地上。
可是，他的这种最起码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一切都因为他是“战俘”。他的档案被存放在公安局“内部控制”，历次政治运动的阵阵旋风，把他卷起来、抛下去：“叛国投敌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叛徒”、“特务”……
这天晚上，他听到邻居转告的两位军人的话，他噤若寒蝉：怎么，又要折腾他的战俘问题了？他一夜没睡，辗转反侧思前想后，往日的苦难像恶魔一样又呈现在眼前……
现在，他们又来了……能有什么好事！而自己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活头？难道再被他们揪出来示众侮辱吗？……
终于他下定了死的决心，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50岁的生命！告别了他在美国战俘营里日思夜想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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