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回忆失去东北对中日国力影响有多大
来源：《陈诚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
作者：陈诚
1940年7月，中国统帅部成立第六战区，陈诚任司令长官
抗战之前，中日两国的国力悬殊甚大，非到万不得已，中国实在没有轻言抗战的道理。所以委员长在二十四年（一九三五）五全大会席中宣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两句话沉痛而悲壮，一方面站在人道立场，告诉我们的敌人，不要轻启战端；一方面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表示中国忍辱负重，自有其一定限度，实在迫不得已，中国也不惜牺牲一切。可惜日本人自恃其国力雄厚，非中国之所匹敌，认为中国抗战无异自取灭亡，于是他们就在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掀起卢沟桥的烽火。和平到此完全绝望，最后关头的牺牲也就由此画定。
当时中日国力究竟悬殊到什么程度，在这一节里我想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兵力的比较
日本当开战之初，其陆、海、空军无论在质量上与数量上均占绝对优势。他们的现役员兵虽仅三十八万人，但合预备役及后备役则为二百万人；第一、二补充兵约为二百四十万人，合计四百四十万人。海军一百九十余万吨。空军飞机二千七百余架。
我国兵役制度尚在初创，陆军只有现役兵一百七十余万人，补充兵约五十万人。海军十一万吨，尚不及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斗机三百零五架，合各式飞机一共仅有六百架。我陆军虽有一百八十二个师之番号，但作战初期预计可使用于第一线之兵力，仅为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二个炮兵旅，又十六个独立团而已。
兵役制度及人力动员比较
日本实行征兵制度，凡年满十七岁至四十岁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义务。其人口总数为一亿零五百余万人，可动员之人数为二千七百八十余万人。兵役区分为：
1、常备兵役：现役：380000人，预备役：738000人。
2、后备役：879000人。
3、第一补充兵：1579000人。
4、第二补充兵：905000人。
5、动员概况：人力：27830000人，兵员：8860000人。
我国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始公布兵役法，然因募兵制度行之已久，为顾虑事实，未能尽废。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三月，明令实施兵役法，实则仍采征募并行办法。但实行未久，抗战即已开始，以故我国兵役制度及人力动员，均不足以应付抗战之要求。在八年抗战当中，兵役制度虽随时注意改进，然兵员补充仍时有捉襟见肘之苦。八年间，我动员兵员一千二百二十余万人，已感难乎为继。我国人口有四亿五千万之众，以视日本一亿多人口，而能动员人力二千七百余万者，相形见绌多矣。
编制装备比较
日本战前轻重工业均已相当发达，军备充实，装备补充均无困难，且能适应机宜，随时装备特种部队。其部队编制装备，远较我国优越。计其一个师团战时兵力，约为官兵二万二千人，马五千八百余匹，步骑枪约九千五百支，轻重机枪六百余挺，各式火炮一百零八门，战车二十四辆。
我军编制向极陈旧，为适应国防需要，预定自二十五年秋至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底，调整六十个师，配以相当特种部队，以为国防军之基干。其编制每师官兵一万一千人，步骑枪三千八百余支，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炮及迫击炮四十六门，掷弹筒二百四十三枚。其劣势程度，可以想见。尤以重武器短少，不足以组成战略单位之火力。且大多数编制名额未尽充实，尤为最大弱点。
军需工业比较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对轻重工业之建设，不遗余力。战争发动之时，已有金属工业工厂六千六百余所，机器工业工厂九千余所，化学工业工厂四千三百余所，军用资料制造厂三十四所。其所有战争武器，如飞机、战车、火炮、船舰、车辆及化学兵器等等，均能自造；且其民用工业发达，在战时可改装而从事军需生产。虽其国内资源贫乏，然可由我东北榨取，并可取给于输入。故敌人之军需工业，实非我国所能望其项背。
我国因科学落后，工业基础脆弱，军需工业设备简陋，技工缺乏，尤属十分幼稚。且复限于财力，无法大事扩充，致重武器多不能自造，往往付之阙如。抗战军兴后，积极整顿结果，产量倍增，益以盟邦援助，勉强支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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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日本过去的政治，元老、议会、政党均有举足轻重之势。九一八事变后，军部一朝得势，少壮派军人尤为横行无忌。他们主张积极侵华，元勋宿望如西园寺亦不敢有所可否，政党、议会更无论矣。到了一九三五年，他们干脆撇开政党内阁的常轨，组织所谓举国一致内阁--亦即军人专政的内阁--以宰制国内外的一切。于是政党、议会形同虚设，军事、政治已完全打成一片，以为加强侵略政策的张本。日本军人如此骄横蛮干，虽非国家长久之计，但以之应付非常时间之事变，确有权力集中、意志统一之便宜。
中国在抗战以前，虽为一党训政之国家，然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群言庞杂，茫无标准。甚至为逞一时意气，为争小我权利，根本不问是非者，亦大有人在。抗战发生之前一年，犹有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之相继而起。可见中国政情之复杂，在和衷共济方面远落敌人之后。幸赖委员长伟大人格之感召，卒成统一团结之局。而共党乘时崛起，成为抗战军兴后我肘腋间之一大患。我政府卒能于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下，达成最后胜利使命，亦云幸矣！
经济
日本本身资源实甚贫乏，但自侵占我东北后，情势为之一变。东北煤、铁产量极富。煤藏虽不甚厚，但采煤事业极为发达，如抚顺年产煤七百万吨，本溪湖年产煤六十万吨，两处产量已可占全国产煤之首席。至于铁则产量与储量均为全国各省之冠，辽宁一省之铁储量即占全国百分之七十九。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全国产铁二百四十万吨，而辽宁之鞍山及本溪湖两处产铁共计八十七万吨，占全国产铁百分之三十七。
煤、铁为重工业之主要资源，日本侵据东北后，足使我重工业发展为不可能。其关系之大如此。
又东北大豆产量占全国百分之七十，占世界百分之六十，产区仍在日益扩大中，实为东北一最大富源。战前，东北大豆出口占产量半数以上。民国十八年，大豆、豆油、豆饼三项出口价额共计二万万三千万两，约占全国出口总额四分之一。石油储量亦甚富，约占全国百分之五十二。制盐业亦甚发达，年产八百余万担，约占全国百分之十五。此外名产尚多，不胜缕。总之，东北实为中国之生命线，九一八后尽为日本囊括以去。日本经济基础虽甚脆弱，得东北足以弥补其缺憾；但在我国，实无异丧失了经济命脉。抗战进入第二年，武汉转进后，我们的经济生活之艰苦，简直不堪言状，而军民上下终能苦撑到底，神圣抗战之可歌处在此，可泣处亦在此。
教育
日本教育事业极为发达。清末以来，我国遣送学生留日，盛极一时。日人来华任教者，亦所在多有。即此一事，日本教育之盛，远非中国所能企及，已可概见。且日本教育以发扬军国主义为宗旨，对于所谓武士道、大和魂之提倡，不遗余力。此种教育宗旨如律之以亲仁善邻精神，固大相悖谬，但日本是以侵略邻邦为国策的国家，则日本教育与其国策是相得益彰的，足以增强其穷兵黩武力量，实可不言而喻。且日本除实施征兵制力行正规训练外，并注意于全体国民之组织与训练。例如十五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团、中层社会的各种爱国团体，以及全国各地工会、农会的组织与指导等等，都是以国防为目的的变相军事团体。还有日本退伍军人所组织的在乡军人会，更是日本社会一种庞大的潜在势力。以视我国文盲充斥，学校教育既异常落后，社会教育方面更属有名无实。所谓“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即在抗战发生之前夕，亦殊少有所改进。再说到教育宗旨，除略能作知识之稗贩外，无不流于形式与空谈，以与日本相较，尤有自惭形秽之感。
我们知道，现代战争的胜负是决之于国力之总和的，而不是决之于某一局部之优劣的。国力之总和，不限于前述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几个部门，但这几个部门是构成国力最重要的因素。就这几个部门来看，中国的国力远不是日本的敌手，不难一望而知。所以委员长绝不轻言牺牲，其故在此。而自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委员长忍辱负重，不惜集国人盲目怨谤于一身者，其故亦在此。
但当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不战亦不能苟存，此与诸葛武侯所说：“惟坐以待亡，孰与伐之”之处境正等，也就只好奋起抗战，不能计较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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