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
作者/孟东 原载《纵横》2000年第5期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秘密率领代表团从上海出发到苏联考察党政军组织，其中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请求苏联支持“西北军事计划”。代表团其他成员有：沈定一、王登云翻译、张太雷中共党员。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秘密登上北去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9月2日抵达莫斯科。到达莫斯科，他们被主人安排在克鲁泡特金街口的一所宾馆中。
9月6日，他们与苏联方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出面与他们会谈的是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首先就一般性的问题互相交谈，实际上为了表示尊重，主要是听鲁祖塔克介绍苏共的情况。两个多小时以后，话题总算转移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关心的问题——“西北军事计划”上来。此次虽然谈到如何落实的问题，但并没有深入下去，更谈不到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9月9日下午3点(莫斯科时间)，蒋介石一行如约来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拜会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后开始正式会谈。蒋介石“西北军事计划”的设想及具体内容做了详细的说明。根据俄方已解密的档案记载，关于这次会谈的《书面报告》中，苏方把"西北军事计划"明确地归纳为两点：一是“在新的地区开展军事行动”；二是“按照我们(即苏联)的方式组建中国军队”。此次会谈于7点钟结束。临分手时，苏方的两位将军微笑着向蒋介石建议：可否以“书面的形式进一步阐明这项计划”。
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蒋介石除了必要的集体行动以外，一直埋头于书面报告——《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的起草。
10月12日，书面报告终告完成。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四点：第一，建立军事基地。在与苏联毗邻的中国边境地区选择适当的地点，建成军事基地，以期作为不远的将来与中国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武装斗争的基础；第二，军事基地的选择。希望苏联考虑以库伦(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现首都乌兰巴托)为进攻北洋军阀政府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同时以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如果两者取一，提请苏方考虑以库伦为最后的选择；第三，进行军事准备。这一阶段的时间大约为一年半，在库伦基地首先做进攻北京的军事准备工作(指建立军校、培训军官、招募士兵、军需装备等)；第四，进攻北京的时间。准备于1925年11月进军华北地区，直取北京，然后从北往南夺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直至统一全中国。
10月13日，蒋介石心怀热望把这份洋洋洒洒长达万言的《中国革命之新前途》(正式呈送之前，名为“意见书”，后改定为现在的名称)亲自送交苏方。但令蒋介石纳闷的是，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苏方没有任何消息。他只好向苏方负责接待的人多次暗示，自己“由于神经紧张，过度劳累等原因”想“去疗养院休养两周”。苏方对此居然未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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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原因一直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那么，现在从托洛茨基写给斯大林的“绝密”信件现存苏共中央党务档案馆里中，则可窥出此中的堂奥。实际上，苏联领导层对蒋介石的"意见书"还是比较重视的，它被直接送到了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手中，正在养病的托洛茨基认真阅读了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这位当时地位在斯大林之上、苏联军事部门的最高决策者于11月2日致信斯大林，表示：
“我认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中山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的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之后。”斯大林完全同意这一意见，这封信明确表示出苏联领导层将欧洲局势放在第一位，必须把中国局势纳入整个世界局势中来考虑的想法。苏联方面对蒋介石“西北军事计划”不热心还有另外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苏联已经把外蒙古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一个月过去了，苏联人才来找度日如年、身心俱疲的蒋介石，通知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准备会见他。
11月12日下午3时，蒋介石一行应邀前往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双方的会谈。在例行的寒暄之后，立即进入正题。斯克良斯基直奔主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地讨论了所提方案并得出如下结论，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在国内全力以赴地做好政治准备工作，否则，在现在形势下，一切军事行动都注定会归于失败……”
面带微笑的蒋介石听罢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愣怔了片刻，他开始陈述自己的意见，试图能有所改变。他首先强调国民党正在加强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然后提请苏方注意“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运动的条件不同”。中国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并开辟自己的军事基地，这样才能使得政治思想工作更有力量。双方就这样争论来争论去，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半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此蒋介石十分懊丧。告别时，蒋介石仍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他请斯克良斯基转交自己写给托洛斯基的一封亲笔信，请托洛茨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尽快接见中国代表团。斯克良斯基愉快地答应了。
11月27日下午3点，仍在住院治疗的托洛茨基礼貌性地会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托洛茨基对因病一直没能会见代表团表示歉意，并说自己十分乐意同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交谈。随后，托洛茨基“就中国的局势和国民党在解放运动中应起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真诚看法”。他的说法同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可以说斯克良斯基只不过忠实地传达了托氏的意思，蒋介石的亲笔信根本就不可能改变他的固有看法，只不过托洛茨基的谈话更明确和更具体：“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放到宣传工作上”，因为中国革命“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没有群众基础的武装行动只能是军事冒险，最后难免归于失败”，他提醒蒋介石“苏维埃的经验值得很好借鉴”，办“一份好的报纸胜过一个不好的师团”。他斩钉截铁地总结说，孙中山和“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调整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尽快放弃军事冒险，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中国的政治工作上去”。
对于托洛茨基的看法，蒋介石表示不能全部接受，因为中国的情况有别于革命前的俄国，“各国的帝国主义者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加之南北军阀的不断争斗，局势变换不定，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和保护，单纯的政治宣传几乎没有生存的余地。为了获取苏方的支持，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能够成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一员”。蒋介石急迫心情中表露出来的弦外之音，不知为什么惹得托洛茨基有些不快，托氏气冲冲地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蒋介石闻听此言，无异于晴天霹雳，在托洛茨基看来，蒙古居然不是中国自己的本土。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无疾而终。此后，苏联人再没有同蒋介石讨论过什么“西北军事计划”，寄托着孙中山和蒋介石梦想的“西北军事计划”最终落得个胎死腹中的结局。
1923年11月29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12月15日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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