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车的渊源
我们中国人是非常爱国的，这些年，每当有敌国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时候，砸日本车、砸法国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再算上现在砸韩国车，把我们国人的爱国情操再次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说砸车对敌国有什么影响呢？影响非常大，因为被砸车主得去4S店修车，可让敌国再赚一笔。哪怕是去其他汽修厂修，总得买敌国的配件，还是能让敌国挣一笔。除非被砸车主全用副厂件替换，那我无话可说。
其实大多数被砸的车，都是日系、法系、韩系的低端车型，简单说就是老百姓的车砸起来很简单。挂着军牌的霸道哪都有，没人敢砸。拉着领导的考斯特，没人敢砸。因为你敢砸他的车，他就敢砸了你的人。
所以说打着爱国旗号砸同胞的车，就以一种泄私愤的行为，只不过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跟技术人员改称嫩模、大学生、少妇、白领的原理是一样的。其实这道理大家都懂，今天我要和大家聊得是这个“爱国”行为是如何来的。
其实早年间的中国人不这样，这个“早年间”其实离现在不远，那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总之吧，先秦时期老百姓没有“爱国”这个概念，更不会拿着“爱国”当武器去对付同胞。那时候的老百姓比较温和，有口吃的就不错。大不了就是发发牢骚，写首诗发泄一下而已。比如《诗经》中的这首，很具有代表性。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到是在公元前841年，镐京市民发生过“国人暴动”，那也是针对国君的。直到有一天，中华不幸，出了一个叫卫鞅的人，自此中国人民陷入了劫难当中。卫鞅首推连坐法，一人犯罪，全家牵连，邻居不举报，一样犯罪。从那时候起，统治阶级都懂了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天降厄运，为了不被邻居牵连，那就得盯着邻居家，万一有情况得及时上报。因为你不举报，可能另一个邻居就举报了，到时候就完了。所以当大家都互相监视，那自然互为仇讎。谁要想报仇，那就可以依法爱国了。从此以后，被统治阶级就不会团结了。
这一制度推行了两千多年后，基本上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今天“爱国主义”的雏形。清道光年间，林则徐奉命去广东禁烟。林则徐是个传统的士大夫，论讲道德那是无敌的存在。但是论办事，尤其是禁毒这样的高技术含量工作，其实林则徐没什么头绪。过去士大夫当官，必须自费聘请至少两个师爷帮忙工作。因为士大夫脱离社会太久了，专业是国学，并没上过社会大学。所以为官一任，得聘请一个刑名师爷帮着料理诉讼，请一个钱粮师爷帮着管税收。像禁毒这样的工作，还真没有师爷懂这个业务。林则徐脑洞大开，在各村设立禁毒委员会，鼓励村民揭发检举村里的瘾君子。如果谁家邻居吸毒不举报，那跟邻居一样的罪过。此令一出，整个广东鸡飞狗跳。我管你吸不吸毒，先举报了再说，谁让你家牛踏坏了我家稻田？尤其是村里的地痞无赖，那都跟上了弦一样，满世界捉拿吸毒者。你看见他吸毒了？没有，但是他家有钱，一定会吸毒的。
那你想啊，这样搞肯定不成，林则徐鸦片没收上来，倒是冤假错案弄了不少。林则徐就因为缉毒不利，才包围洋行强行没收洋人的鸦片，要不然就凭从农村弄上来的那些烟枪，断然不能跟道光皇帝有所交待。
到了1870年，又有热闹事了。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中国允许外国人在华传播天主教。平心而论，天主教其实是个善良温和的宗教。天主教来中国，除了传教工作之外，还建立早期的孤儿院和医院，其实是为社会做了不少好事。但是当时的爱国热血青年们看天主教不爽，于是在社会上热传天主教建立育婴堂是为了解剖小孩做药，劝人入教是给人灌了迷魂药。当年中国人有弃婴的传统，比如说家里孩子太多，新出生这个养不活，就扔了。或者是生的是女孩，家里不待见，也给扔了。再或者是先天有缺陷的孩子出生，家里也给扔了。
在当时的天津，有个法国教堂叫仁慈堂。里面的神甫啊、修女啊就希望想扔孩子的就送到教堂来抚养，还鼓励人民群众捡到弃婴也送到教堂来抚养。教堂这边为了鼓励这种行为，会给送来孩子的人一些费用。那你想吧，中国的那些街头地痞多有想象力，这帮孙子想挣这笔钱，不惜拐走儿童往教堂送。一时间，天津地面上小孩失踪的越来越多，而教堂收养的儿童也越来越多。当年那个医疗条件，很多弃婴送到教堂后也没法生存下来，教堂只好把死亡的婴儿掩埋。当这些尸体被挖出来之后，似乎就成了教堂杀小孩造药的铁证。6月，天津知县刘杰捉拿了两个人贩子，一个叫张拴，一个叫郭拐，从名字上就知道是俩惯犯。这俩货还没审出个结果来，人民群众又扭送来一个人贩子，名字叫武藤兰，哦不，是叫武兰珍。武兰珍这个货的心眼比张拴、郭拐多，他楞说他是受教堂翻译王三指使拐骗儿童。没多久，天津知县衙门又抓获一个叫安三的人贩子，这个安三的身份是教民。
这事大了，知县刘杰赶紧上报北洋大臣崇厚。崇厚很愤怒，当即去找法国大使丰大业，要求彻查仁慈堂。丰大业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那感觉就像今天中国人援助非洲造铁路，非洲人反而诬陷中国人用铁轨摄魂一样。
为了还教堂一个清白，于是在崇厚、丰大业的见证下，刘杰在教堂提审了翻译王三，让他跟武兰珍对峙。武兰珍是信口胡说的啊，他觉得刘杰不敢去调查教堂，就会把他放了。没想到事大了，惊动了北洋大臣崇厚和法国驻华大使丰大业，武兰珍伏法，经过调查，教堂没有杀小孩配药的事情。
按理说这事算完了吧，门也没有啊。一些爱国青年等着看崇厚查抄教堂，怒斩修女呢。结果查来查去，教堂无罪，这多没劲啊。所以这些爱国人士决定亲自去教堂一探究竟，这一去，就跟教堂的保安起了冲突，爱国青年们喊着口号就把教堂给围了。
本来崇厚找丰大业问罪的事，就让丰大业憋了一肚子气。这回官府的人走了，临时工上来了。于是丰大业就去找了崇厚，让崇厚派出官兵拘捕在教堂闹事的爱国青年。期间丰大业跟崇厚起了冲突，丰大业毫无风度的拔了枪。这时候爱国人士听说丰大业去了崇厚的官邸，那还了得？追过去让丰大业给个说法。事情越闹越大，知县刘杰带着官兵去维持秩序，要求大家喊口号要整齐，站队要划一。听说丰大业被围，法租界的私人雇佣兵们就来通商衙门口凑个热闹，不料想中方人多势众，雇佣兵们表示就来看看，没敢动手。但是洋兵来了，爱国人士更愤怒了。恰巧此时丰大业走出衙门，看见刘杰组织人民群众围他，更加怒火中烧。丰大业此时成了疯大爷，脑子抽筋的他想也不想就对刘杰开枪。枪一响，爱国青年们仿佛听到了发令枪，于是一拥而上，乱拳打死法国公使丰大业以及其秘书西蒙。观光的法国雇佣兵嗖一下就跑了，爱国青年们转而涌向教堂，团灭了教堂人员之后，一把火烧了教堂。这事算完了吗？不能够，爱国青年们进而烧了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两国的六个教堂。
爱国青年们把事情闹成了国际争端，对于法国来讲，驻华大使被杀，那是奇耻大辱，性质就如同当年美国轰炸了咱们中国在南联盟的大使馆。法国人不干了，世界舆论也一片哗然，多国舰队开到了天津、烟台，眼看中国洋务运动以来的基业要毁于一旦，朝廷派出老成持重的大臣曾国藩来处理这个事。
曾国藩多能和稀泥，由于当事人都死绝了，曾国藩在跟法国交涉的时候，一方面承认中方的过失，承诺严惩凶手。另一方面老曾也和稀泥，为了堵法国人的嘴，老曾说教堂抓小孩这事，怕不是空穴来风，只不过证据不足吧。
最后，曾国藩和法国达成协议，触觉闹事“爱国青年”，赔偿法方损失。但是法国提出的处死天津提督、知府、知县的要求被曾国藩拒绝，改判充军，由崇厚去法国道歉。结案之后，全国哗然，曾国藩因此也晚节不保，替清廷背了黑锅，调任两江总督。
爱国青年们这事本来闹的够大了，三十年后，这些热血爱国人士组成了义和团，高举爱国的“扶清灭洋”大旗，在直隶（河北）、京津一带无恶不作，但是比起1970年的天津市民，这帮货怂多了。虽然他们敢当街杀死德国、日本的大使，那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真到跟洋人翻了脸，几万义和团都打不进百十来人的使馆。别看这些义和团打使馆没本事，但是他们火烧翰林院，焚毁前门大街，杀无辜的中国人，那是样样精通。卖阿司匹林都有罪，这哪说理去。义和团最强大的就是在天津阻击八国联军的时候，马克沁机枪一响，这帮货发现狗血灵符不好使，于是一哄而散，临走的时候不忘朝殊死抵抗八国联军的武卫军聂士成部（武卫前军）开炮轰击，导致聂士成腹背受敌，阵亡于八里桥。假使聂士成不死，袁世凯的小站新军（武卫右军）能否一枝独秀还未曾可知。
再往后行了，某个特定历史时间内，打砸抢合法，这是个流氓生存的黄金时代。老子就是没文化，所以要毁了文物典籍。老子就是大老粗，所以要把知识分子往死里整。可惜这段时间只持续了十年，这让流氓们非常的失望。
到了今天，打砸抢是非法的，但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流氓们的生活那是不如意者常八九，所以好不容易有了爱国主义这个假面具，流氓们就像雨后墙角的狗尿苔一样窜了出来，他们砸的不是日本车，不是法国车，不是韩国车，而是砸的不用负责人的普通老百姓的车。抵制韩货很简单，但是作为萨德的始作俑者，没人提抵制美货。因为流氓们可以不用苹果，但离不开安卓。可以不用戴尔，但是离不开微软。
血的事实告诉我们，打着爱国主义实行暴力的人，每每都是祸国殃民的罪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我们在抵制外国货之前，首先要抵制这类人。抵制这类人的同时，最该反思的就是这类人是怎么形成的？谁煽动起来的？谁在纵容？还有就是怎样杜绝这类蠢货的形成。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从商鞅变法以后，很多人的脑子都被偷了。找回脑子，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论爱国，谁也比不过北朝鲜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