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 四十九、他们不觉得伟大

遍地狼烟

在我们传统的历史观中，每当有暴君的出现，必然伴随着英雄人物发动农民起义。我没怎么上过学，依稀记得课本上曾重点说过秦二世残暴昏庸，导致陈胜、吴广俩英雄起义；新朝王莽倒行逆施，导致英雄联盟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桓灵二帝亲贤远佞，导致英雄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再后来就是唐朝后期黑暗统治导致了英雄黄巢起义，并首次提出了“平均”的革命口号；明末的横征暴敛，导致了英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尤其是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进步口号；清末政府腐败无能，导致了大英雄洪秀全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还差点颁布了《资政新篇》，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

其实很少有人提及，在汉武帝天汉年间，也爆发了全国性的大面积农民起义。由于这些起义者并不高明，没有先进的口号，没有振臂一呼的领袖，所以不被大众所熟知。但是这场发生在伟大的汉武帝时代的农民起义，却蔓延数年，险些要了汉朝的命。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汉武帝时代的一些伟大政策，这位号称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皇帝，曾被大臣汲黯揭穿是个假好儒的皇帝。其实汉武帝是假好儒，真好法，他对法家的喜爱根本无法掩饰。比如他把汉朝的酷吏政策发展到了顶峰，提倡严刑峻法，这就是典型的法家镇压人民的手段。汉朝的严刑峻法，跟法治社会根本不是一码事。你偷了邻居的鸡，那未必有事。但是你对抗官府，那就是就地毁灭的罪过。那怎么才算对抗官府呢？比如说盐铁官营以后，朝廷出品，必出次品，价格还高。你要说汉朝垄断矿产，质次价高的货仿佛还能掩盖过去，毕竟老百姓干不了这行当，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但是盐、铁谁不会啊？又不是技术含量超高的事。所以汉代垄断这两样，就禁止不了民间的所为私盐、私铁。民间没有强买强卖的本事，要想立足，只能是提高质量，降低价格，以性价比取胜。所以，老百姓只要有一丢丢办法，就得买私盐。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盐务一直是朝廷关心的大事。那就行了，官府经营的盐你不买，那就是对抗朝廷。私自晒盐，死罪。买私盐，死罪。当刑罚最低是死罪的时候，那就无所谓。人类有个共性，滥用职权的一定要触碰到上线，犯罪分子一般都要抛弃下线。假如说汉代官吏如果规定贪污一千五铢钱没事，那他绝对不会贪污八百钱。如果突破了这个上限，那官吏成了犯罪分子，那就不要下限了，多少都一样，那就尽可能的往多了贪。老百姓也是一样，买包盐跟贩毒一个罪过，既然都是死刑了，索性把恶做到极致，反正横竖都是一刀。

就这样，在酷吏横行的天汉二年，又赶上朝廷派李广利大举进攻匈奴。老百姓没了活路，从东部远离长安的地区，开始爆发各种起义。大的组织能有数千人，小的组织也得百十号人。这帮人那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是官府。他们抢夺武器库，攻打各级衙门，打开监狱的死牢。大到刺史、太守、都尉，小到县令、县长，起义军是逮一个杀一个。还不是一刀杀了那么简单，那是把满腔的仇恨都得发泄出来，一般情况下，官员落到起义军手里，都是被虐杀。街上的老百姓呢，分两种。一种是性本善，一种是性本恶。善人嗑着瓜子欣赏虐官，恶的挽起袖子就加入起义军一起动手。没本事劫掠官府的小组织，那就到农村劫掠老百姓。老百姓都被抢光了，也只好揭竿而起再去抢别人。一时间关东社会动荡，进入了无序状态。

这事一出，朝廷得平叛吧。御史中丞、丞相长史亲自督促地方官，结果剿匪不力。汉武帝一看不行，就派朝中的大官光禄大夫范昆、九卿之一的张德为钦差，带正规军平叛。老百姓组成的起义军，当然不是正规军的对手。朝廷的军队所到之处，大郡能杀上万人，小郡也轻松杀个三千多。除此之外，放跑起义军的带路党和给起义军提供饮食的百姓，也都牵连被杀。不关你是主动给起义军粮草，还是被起义军抢劫，都是死罪。

既然如此，与其坐以待毙，老百姓还是加入起义军更靠谱一点。一连数年，皆是如此。按下葫芦浮起瓢，起义军越杀越多。汉武帝大怒，颁布《沉命法》。该法规定，凡是地方上有出现起义团伙。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剿灭，那就从两千石的刺史、太守到地方的县令、县长一撸到底，全部处死。这就有意思了，当县令气喘吁吁跑到太守府报告他们县里有反贼聚众的时候，马上就会被太守抽一个大嘴巴。这如果报上去，剿灭不干净，全郡的官员都得处死。那么请问县令同志，你们县还有反贼聚众吗？县令马上秒懂，那是一帮说相声的，不是反贼。自从《沉命法》颁布以后，天下太平，汉武帝再也收不到闹反贼的奏章了。果然是卸掉杀毒软件，电脑就不会报毒。要不是革命的火焰烧到了长安附近，汉武帝还真以为天下无贼呢。

这可咋办啊，汉武帝只好放弃酷吏，启用暴胜之为指挥使，全权负责剿匪大业。暴胜之剿匪，讲究的是恩威并济，剿抚结合，绝不乱杀人。所以暴胜之所到之处，剿匪大业胜利进行，地方官也愿意配合暴胜之工作。暴胜之从长安，一路剿匪来到了渤海郡。渤海郡有个儒生叫隽不疑，得到了暴胜之的邀请，特来拜会。隽不疑来到暴胜之的办公地点，卫士让隽不疑过安检，把剑交上去才能见暴大人。隽不疑不给，说剑是君子的防身武器，不能解下来，请你像个球一样离开。卫士一看这人，骂人都那么文雅，又不配合安检，于是上报暴胜之。暴胜之听说后，开门亲自来请，双方友好会晤，大聊剿匪事宜。俩人对剿匪的思路出奇的一致，因此暴胜之把隽不疑推荐给朝廷，隽不疑获封青州刺史。

隽不疑为官，所抓到的犯人，能不判死刑的，尽量不判死刑。所以他的辖区贼人感念隽不疑的好，不再作恶。而隽不疑政绩好，朝廷表彰。正是在暴胜之和隽不疑的思路指导下，汉武帝后期的农民大起义才渐渐平复。江湖传言，隽不疑以布衣之身直接升到了两千石高官，都是他平时行善积德，救人活命导致的。

当时也有个大善人叫王贺，曾官拜绣衣御史，主管一方剿匪大业。当时酷吏流行，王贺采用恩威并济之法，被同僚告状，说他渎职，被免官。王贺听说暴胜之用他当年办法平定了叛乱，一路官运亨通。而隽不疑也用他的方式，当上了青州刺史。王贺仰天长叹，说听闻救活一千人的善举，可封官拜爵。我当初救了一万多人，却被免官，可能我的后代里边，得出贵人吧。

没想到，一句吐槽的话却一语成谶。王贺的后人当中，有个人叫王莽。

叛乱是平定了，但是朝廷大伤元气。这个事件也直接导致了汉武帝下轮台罪己诏，那是后话。一直以来，我总能听到别人争论，探讨每当有农民起义发生的时候，朝廷和起义军到底谁好谁坏？其实这是个伪命题，这个世界不是《葫芦娃》，不是非黑即白。其实这个事，老相国曹参看得最清楚。人生而有善恶，这个没法改变。要维持良好的社会欢迎，最重要的是给恶人留下生存空间。而能抑制住恶人恶念的因素无外乎两点：第一，给他生存空间。李自成当驿卒的时候，也老实巴交本本分分的生活。张献忠但凡卖枣子的摊子能养活他，他也不至于造反。第二，给他们能说理的地方。恶人不代表是个强人，很可能是社会底层受欺负的人。当恶人受了欺负，但凡衙门口能帮他伸冤，他们不至于感到朝廷指望不上，还是自己执法吧。要不是“花石纲”欺压百姓，方腊没地方说理去，他也不至于谋反。

这就是曹相国说的，治国最重要的还是市狱二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济和法制。造反也好、反社会也罢，都是一个人恶念被集中召唤后的结果。无一例外，农民起义的大佬们没一个好人，他们烧杀抢掠的手段比朝廷带来的危害还大。我们歌颂起义者或者批判起义者的时候，更有用的就是反思如何杜绝恶人的恶念被勾起来。毕竟这个社会上，大家都是凡人，每个人的内心都隐藏着恶念，谁也不能免俗。

在我们歌颂汉武帝开疆拓土雄才大略的时候，跟汉武帝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中国人民，并不觉得他伟大。但是老百姓怎么看，汉武帝还顾不上。因为在天汉四年，汉武帝又要伟大一次。到底这次怎么伟大？下节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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