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使我们得到满足，但对现实无济于事
于渊的回信。我整天忙于工作，和我要新开的火锅店。
邹，我今天跟你分享一些读书摘抄，固然，我不知道这对你是否有用，因为你如今的工作是如此饱和，甚至来不及读一些无用之书，或写一些梦田式的随笔，你曾对我说，蒙田是你少年时代最爱模仿的对象了。
若是你实在无力经营这里，我可以代你写一段时间，不需要稿费。别误会，我没有那么想借你的宝地，只是若这般荒芜下去，我会觉得可惜。而你也会让我开始厌恶。
好在暂时没有。如你来信所说，至少在这个新城市，最令你动容的不是这个时代变化多端的野心，而是微凉的夜晚、愤怒的鼓点或陌生感极强的话剧。
当然你已远离原来的行业。对你来说，离开是对的，离开香港也是对的。因为离开不意味着永别，而只是更遥远地体会。当茨威格的足迹已从维也纳遍布至全欧洲后，那位后来被暗杀的官员告诫他：
“如果你只知道有英吉利岛屿，你是不会了解英国的。如果您从未走出过欧洲大陆，那么您也不会了解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您的自由！文学是一种非常好的职业，因为你不必紧赶慢赶。要想写出一本真正的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洲呢？”
你离开香港前，我原话念给了你。我让你去读茨威格，去读哈罗德·布鲁姆，去读马塞尔·普鲁斯特……而据你透露的，现在你读的更多的书——当然我不会说那些书不好，它们自然很可能是好的——但我或许一辈子也不会去读。
当然啦，你会反驳我的片面——因为你从小到大，总结出来的读书和做事的经验，从高到低是“热爱、好奇、求知、负气”——那年我初听到你的总结时，是有几分感动的。但后来我发现，以你的那份性格，或许还要花很多年，才能真正去做“热爱”的事情，读“热爱”的书。
而在此前的许多年里，你或许要和“负气”，和你那无处不在的自尊心纠缠不清。我和你引为知己，但我和你不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我只用去读那些热爱之书，做那些我热爱之事，去我的应许之地。这个意义上，我比你更自由，也更幸运。
当然，我仍然赞赏你离开香港，去了北京，或是以后去其他什么地方。因为时代已至，其实不存在一片安宁的地方，或是一个安宁的未来。我并不对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期，无论是政治意义上的秩序，还是精神意义上的秩序。
我知晓你离开的全部原因，那既是仓促之下的决定，也是长期以来的荒芜。按那时我们彻夜饮酒你讲出的真相，我知道你的深渊所在。但我发现你仍然是年轻的。所以那时候我给你写过一段话，在我送你的那本moleskine笔记本上。
“到了别人早已结婚、有孩子和有重要身份并且不得不集中精力进行奋斗的年纪，我却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一个在自己面前尚有许多充裕时间的起步者，迟迟不为自己做出某种意义上的最后决定。”
这是我推荐给你的茨威格说的。要去阅读他，他如此伟大，正如他所钦佩的那些朋友一样伟大。但我怀疑你已经读了他了，因为你在做的事情，对我而言，与其说是莽撞地闯入一个全新的行业，毋宁说是“迟迟不为自己做出最后决定”，而你的同龄人，也包括我的同龄人（我固然比你大几岁），都可能余生已成为20多岁的影子了。
当然，如今的你为这种选择付出的昂贵代价，便是又陷入了新的焦虑，那是对自己无知的焦虑。须知道，你在另一个领域，基本上已经是很厉害的人了——但我们曾在一些夜里，喝烟味浓重的威士忌时，聊起叔本华，那时我们把叔本华的哲学观点片面肤浅地简化成——人的现在时，永远是焦虑的。
但我仍有必要提醒你，作为都想成为作家的人，即便你现在已经在一个另外的行业了，对我们来讲，一切关于无知的焦虑，关于不确定性的焦虑，都不是真正的焦虑所在。只有影响的焦虑，才是我们的致命弱点。
我不知道你现在读了没有，在皇后大道西屈地街东蔚苑的七楼，我曾跟你朗诵那些晦涩的语句，那是哈罗德·布鲁姆的名著《影响的焦虑》，不知你读得如何，记得多少。若是你真正读了，我想你会和我一样，对眼下的一切焦虑不屑一顾，而对自己最热爱的写作诚惶诚恐。
若是你不记得，我可以稍微重复一下，哈罗德·布鲁姆声称——在此之前，容我掉一下书袋吧，我想介绍一下这个我此生极大可能无缘见到的人，我只能遥遥阅读并深沉地感激他。
这个骄傲的文学批评家，他把如今的一切文化批评者都视为对西方经典毫无理解的人群，他为这些习惯套用左翼、后现代、文化研究各种框架的人冠名，称这些人是“憎恨学派”，而他自己则悲观地认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一门即将失传的手艺了。
布鲁姆声称的，十八世纪以后的诗人，都生活在弥尔顿的阴影下；当代诗人，则生活在与弥尔顿殊死搏斗后、存活下来的诗人阴影下。
他说一切诗歌的技巧与主题，都已被千百年来的诗人用尽，后来者唯有把前人并不突出的风格加以强化，以营造“首创”的虚幻错觉，这便是“影响的焦虑”。
对写作者来说，“影响的焦虑”是可怕的，而对于阅读者来说，这却是致命的，因为你不可能“总是有意识的不去读，被人们拱为泰斗的艾略特与庞德的作品”。
好了，你应该很忙了，我决定少说几句——上次你给我写信，说我是尖沙咀里尔克。这与其说是嘲讽我，毋宁说是对我最大的褒奖。我们都看过那本厚重的《里尔克：一个诗人》，作为一本学术著作，它如此详实，但读起来，我们都知道，吸引力远远比不上里尔克自己的《给年轻诗人的信》。那本书信集，语句如此隽永，以至于如今我们仍难摆脱那种话语风格，时不时地，我们仍暗地里想模仿他。你看，这又是影响的焦虑。
在今天的最后，我希望摘抄一些我喜欢的段落。《里尔克：一个诗人》那本书，或许更加详实，但写得远远没有茨威格笔下的里尔克这么有趣。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可以和如此多最卓越的心灵（茨威格、叶芝、罗曼罗兰、罗丹、里尔克……）联系在一起，而自己又是如此卓越？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群人），是否构成了动荡年代里，一套完整自洽、仅存文明的自我秩序和意义？
——
“我在这里还要提到勒内.玛利亚.里尔克这个尊贵的名字，虽然他是一位德语诗人，但我却在回忆巴黎生活的这一页中提到他，这是因为我在巴黎时和他见面次数最多，和他关系最好，是因为他比其他许多人更爱巴黎。我仿佛看到在构成这座城市背景的古老人物的肖像中，他的容貌尤其突出。”
“在我们今天这个动荡不堪和普遍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再次出现当时那样一些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单纯诗人吗？我今天怀着爱戴的心情不胜惋惜的那一代诗人，难道不是再也无处可寻了吗？”
“他们有的像农民一样住在乡间，有的从事一种小职业，有的作为一个热情的漫游者周游世界，他们所有的人只是被少数人所知，但也被那些少数人热烈爱戴。”
“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最洁身自好的人，最不问世事的人，也得不到安宁，得不到那种创作中酝酿、成熟、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友善和冷静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够得到这种安宁的。”
“在那些诗人里，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比里尔克生活得更隐秘、更不显眼。但那不是一种故意的、被迫的孤寂。不论里尔克走到哪里或在哪里驻足，在他周围就会产生某种安谧的氛围。由于他规避一切喧哗嘈杂，甚至规避对他的赞扬——正如他自己所说，那种赞扬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
“那种华而不实的、好奇的滚滚巨浪只会沾湿他的名字，却从未沾湿过他本人。”
“要找到里尔克是很困难的。他没有住宅，没有人能找到他的地址，没有家，没有固定的寓所，没有办公室。他总是在世界上漫游。没有人能事先知道他会到哪里去。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他那颗极其敏锐和多愁善感的心来说，任何死板的决定、任何计划和预告，都会使他觉得是一种压力。”
“轻言细语是他自身的一种需要。所以，再也没有比喧哗嘈杂和感情上的激动，更使他心烦意乱的事情了。他曾对我说过，‘那些把自己的感受像呕血一样倾吐出来的人，使我精神非常疲劳。’”
“尽管境遇不宽裕，他对衣着还是非常讲究，打扮得干净、入时。他的一身打扮也同样是不惹人注意的经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品；而且还总带着一点不显眼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标记：那就是戴一件他心中暗自得意的小小装饰品。”
“尤其是所有刚强的男性，都会引起他浑身不快的感觉。他倒更愿意和女人们交谈。他写给女人们的信很多，也很乐意；在女人们面前他显得舒畅多了，自由多了。女人们的嗓子中是没有喉音的，也许是这种嗓音使他感到舒服吧。”
…………
看在你说我是尖沙咀里尔克的份上，作为一个对朋友负责的人，我希望你在没时间读这些无用之书的人生里（我相信这是短暂的），读一读我为你摘抄下来的这些话，里尔克的境地恰恰是你如今处境的反面镜像。你知道，我更喜欢和女人打交道。
我当然觉得你仍然年轻，可以去不断见识和学习新的事情，特别是你十几年来已经习惯了“负气”。但有时候，我对你需要不断地纠缠在低级的“负气”中感到无奈，而我也爱莫能助，因为我确实不可能包养你，你也不可能接受任何人的包养。
并且我在你身上察觉到一些严重的精神危机，那些危机如此形而上，关乎秩序和意义，我不知道你最终能否回答找回它们。
艺术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却无济于事。这话来自于罗曼罗兰，他能以读书为工作，以音乐为休息，并且对那个摇摇欲坠的时代，时刻警醒，在文明垮塌的岁月里，把自己活成了一整套文明。
于渊 2016.10.24
于渊的第一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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