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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著名的外交官孙崎享，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日奸”了。

原因在于，这位孙崎享外交官公然对日本人民发起猖狂进攻，到处宣扬，“钓鱼岛不一定是日本国有领土”。他不仅在日本报刊上写文章发表“日奸”言论，还到处发表听众众多的演讲，不仅批评菅直人政权和安倍政权的外交，还引经据典的批判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离间中日两国关系……

孙崎享不仅在中日领土问题上，认为钓鱼岛不一定是日本国有领土；在日韩领土问题上，他也反复强调日韩争执的独岛显然是韩国的；在日俄领土问题上，他也认为两国争议的北方四岛至少有一半只可能是俄罗斯的。

在演讲中，孙崎享反复问日本人民，“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吗？”他发现近90%的人回答，“是的”。

这当然很正常。但当他开始问，“钓鱼岛是什么时候成为日本领土的呢？”

大家都大吃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因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啊。孙琦享看到的一个情况是，“尽管所有日本人几乎都相信’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但一旦被问到“自古以来是多自古以来”时，“日本人的信念就会崩塌”。

从某种程度看，中日两国人民真是惊人相似——但不同的是，在日本，居然就有像孙崎享这样堂而皇之的“日奸”，可以大行其道，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孙崎享继而告诉日本人民，至少在1870年以前，钓鱼岛还不明确是日本的领土。

他把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简单化为“钓鱼岛到底是属于台湾还是属于冲绳”的问题。也因此，于是他又提出一个更加惊世骇俗的问题，“冲绳什么时候成为日本领土的？”这就更让日本国民为之一惊了——连这种毫无争议的我国领土还用问？难道不也是自古以来吗？

在孙崎享看来，在遥远的1872年之前，冲绳还叫琉球王国的时候，以及在琉球还臣属于中国的时候，钓鱼岛就不可能属于日本。

回到现在，他问了听众另一个被视为常识的问题，“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政府把钓鱼岛视作日本领土，还是中国领土，还是中立态度？”结果，70%听众认为美国把钓鱼岛视为日本领土，25%是中立，只有5%认为是中国领土。

但实际上，孙崎享宣布了正确答案，“美国政府采取中立态度”。他举例，美国有一个负责整个美国地理命名的联邦机构，地名委员会（United States Board on Geographic Names, BGN），这个机构在争议领土上会表明自己的态度。对于钓鱼岛，BGN采取中立态度，而对于独岛，BGN认为是韩国领土……。

这样看来，孙崎享差不多可以算是伤害日本人民感情专家了。而且不止在中日问题上，在日韩问题，日俄问题，乃至于日美问题上，他都敢于对日本人民发起猖狂进攻。而且他最猖狂的时候，恰恰就是日本面临国境问题最敏感的2010-2011年期间，那时候，中日韩都与日本发生了领土问题上的摩擦。

但就是这样，居然就有日本观众在听读孙崎享的妄议国政之后，在推特上回复他：

“读了孙崎先生关于北方四岛的推特连续发文。我不明白，为什么与事实这么不同的所谓‘历史’会不断流传这么广呀！如果您所讲的属实，那会不会就跟中国人讲的没有任何区别了。关于日本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已放弃了千岛的所有权等，以前从未听说过，甚至查都没查过，深感自己很无知。”

从推特上看，中日两国人民在最初的“无知”上，确实有惊人相似。但在得知不同意见后，两国人民的反应上，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些日本人没有立场，不讲政治，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难道不应该和国家保持一致吗？这种时候，作为爱国者，就应该怒斥孙崎享，“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但国际政治就是强权说话”、“日本崛起，就是要争夺亚洲领导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个日本汉奸”……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种涉及到爱国还是日奸的问题上，日本国民居然在反思自己的无知。

事实上，日本国民拥有这种思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只不过那至少70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的日本……不多讲，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好在时代不一样了，根据国际法，战争权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的权力。1928年，凯洛格—白里安公约 Kellogg-Briand Pact（亦称巴黎非战公约）。该项公约是人类第一次放弃战争做为国家的外交政策。 如今，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规定了禁止武力使用与威胁。这是人类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进步。当然某些国家的国民把这些都当成废纸。

话说回来，二战之后，日本也在麦克阿瑟的改造下，成为了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若有势力企图走向极端，定然有良性的个人和组织力量进行反对制衡。更关键的，类似于孙崎享这样的日本外交官，不再把本国的“胜利”视为“凌驾于对方之上”的暴力征服，他引用经济学家谢林（Thomas C. Schelling）的观点——

“胜利这一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就与敌对者的关系而言，而是就与自身所具有的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而言。这种胜利可以通过谈判、妥协以及互不损害对方利益等行为来实现。” ——《冲突的战略——博弈理论的精华》，谢林（Thomas C. Schelling）

孙崎享在中苏交恶时在职留学莫斯科，曾常驻伊拉克，他从自己亲历的中苏边境冲突和两伊战争中，分析了领土之争的极端恶果，也从德法争执数百年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最终妥善处理，分析了正面的边境处理方式，为日本人展示了何为真正的“胜利”。

他批评道：如今日本社会正在“右倾化”，激化与近邻诸国对立关系的，被视作“正论”，主张谋求合作的，却被视作“软弱”。

而要实现“价值观”意义上的胜利，孙崎享说了两个大白话一般的道理：

第一，不同主张相互对立时，重要的是哪一方能够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二，如果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只认为日本是正确的，纷争就无法解决。日本人一定要了解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想法。也就是除了关心自己想什么，还要“关心对方想什么”。

钓鱼岛的争议，无非就是讲明白三个核心问题

钓鱼岛究竟是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得看“哪一方能够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而关于钓鱼岛，无非三个争议：

（1）历史上，谁先提出钓鱼岛所有权？

（2）1895年，钓鱼岛并入日本一事，究竟如何看待？也就是说，钓鱼岛是随着不平等条约一起割让给日本的吗？

（3）二战之后，两国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的？

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国际法中的“正当取得所有权”的做法，亦即领土取得中，法理上的无主地“先占”（occupation）原则。（《国际法》.李广民 欧斌.  北京市: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年. ）或first possession原则。

日本的理据在于，尽管“自古以来”，中日两国都知道钓鱼岛的存在。准确的说，中国最早记录了钓鱼岛，日本则更晚。但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中，从来没有显示，历史上中国居民曾在此地居住的记录——而明清两代中国官方主张钓鱼岛的记录也没有得到明确证明。

而根据国际法中的“先占”原则，记录在纸上那不叫先占，那只是“写作开疆”或者“地图开疆”的壮举。要真正“先占”，根据国际法，要满足两个原则，第一是要正式占有，要透过公开声明、宣言或通告，将该领土置于其国家主权下。第二，则要进行“有效管理”，亦即建立行政、立法、司法机关，设立居民点，悬挂国旗等。

所以，在日本看来，在近代以前，钓鱼岛未被任何国家的实际统治所触及，因此在此以前的钓鱼岛，都属于国际法所谓的“无主之地”。

而到1884年，一个叫古贺辰四郎的日本人到此地探险，并且于第二年申请租借该岛——

因为当时日本政府并不占据该岛，所以此后数年，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等官方组织屡次进行实地考察。但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前，日本害怕清政府的强大海军，所以不敢贸然宣称钓鱼岛就是自己的，直到1894年日本战胜了清政府，日本才有了胆量——于是在此基础上，1895年1月，日本内阁讨论决定，认为经过考察，钓鱼岛及周遭岛屿为“无主之地”，“并没有受过清朝政府或其他国家统治的迹象”，因此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

也就是说，事实上，在1895年4月17日，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之前，钓鱼岛就已经成为了日本领土。

所以钓鱼岛并非不平等条约被割让给日本的——这一点，中国人就往往不知道，这时候若是不顾大局的日本人民，或许就应当问一句，“为什么与事实这么不同的所谓’历史’会不断流传这么广？”

至此之后，从1896年开始，古贺辰四郎向日本政府免费租借钓鱼岛、黄尾屿、北小岛和南小岛。并且双方同意，在租借30年后，古贺辰四郎改以付费出借土地的方式，交钱给政府，然后继续运作。古贺辰四郎作为一个实业家，后来从事渔业加工和贸易，就将钓鱼岛等岛屿变成了鲣鱼鱼肉加工处理厂，把钓鱼岛珊瑚礁礁石建成建议港口，一直到1945年。

但日本内阁决定也有如今饱受诟病的地方，就是没有对外公开，在“先占原则”中，没有“充分表明国家意志”，公开声明和宣言，让列国知晓，从而可能提出异议——这种方式，也是孙崎享一直认为日本的“无主地先占”论点的说服力，仍然有法理不足的地方。

而中方认为，有关钓鱼岛最早的描述出现在15世纪的中国明朝。琉球王国在1870年以前，都是属于中国王朝册封国，1543年明朝册封使陈侃在《使琉球录》中以“钓鱼屿”记录钓鱼岛。而在明朝时期的《顺风相送》、《筹海图编》等文献中，也记录了钓鱼岛。

到清朝，中国留下许多与钓鱼岛相关的文献纪录，包括有《使琉球杂录》、《使琉球记》、《中山传信录》等文献。清朝初年主要采用琉球王国《指南广义》的针法航行，而在琉球朝贡使与中国册封使惯用航道上，钓鱼岛被当成是航行座标之一，特别是由福州往琉球的航路。也就是说，对于清政府来说，钓鱼岛是一个通往琉球的过程中，一个海上的坐标，仅此而已。

所以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中华民国，都在援引这些明清文献，主张“钓鱼岛至迟十六世纪开始就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在历史上，钓鱼岛到底属于中国还是属于冲绳呢？根据“日奸”孙崎享的观点，“文献表明，它曾绝对属于中国。”

我认为，孙崎享作为一个媚华日本外交官，未免有点过分捣糨糊的意思。凭借这些文献，怎么就“绝对属于中国”了？这些文献是不能得出“绝对属于中国”的结论的。

让我们引用一下来自台湾的不同观点——虽然对于钓鱼岛的不同观点是不可能在大陆公开发表的，但在台湾，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就有诸多反对意见。

不同意见认为，“中国人从未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定居、驻军或者维持常规巡逻”，“中国在明朝和清朝时期实际上并未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视为领土一部分；如《筹海图编》和《大明一统志》记述的中国海防范围，便没有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在界内”……

对比两方各自论述下来，可以得出结论，关于钓鱼岛最早的文献与记录，确实出现在明清中国。但中国从未“实际占有”——也就是符合国际法的“定居、驻军和常规巡逻”。在文献中，也从未正式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视为领土一部分，并且未将其列为海防范围。

而日本的问题，除了在1895年1月内阁决定将钓鱼岛列为冲绳县的岛屿时，并没有对外正式宣布，在国际法上，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

也就是说，如果从“无主地先占”原则，从“自古以来”来论证，中日双方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囫囵吞枣、含糊其辞、刻意隐瞒不利于自己的历史，也成了两国的共同本领。

这就涉及到第二点，到1895年，钓鱼岛并入日本一事，究竟如何看待？钓鱼岛是随着不平等条约一起割让给日本的吗？

钓鱼岛是不是通过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被编入日本的？答案很明显，不是。

钓鱼岛于1895年1月14日执行内阁决议，在该地设立航标，将其正式编入日本领土。而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条，钓鱼岛并不包含在清政府割让给日本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中。

其实在甲午战争胜利前，日本因忌惮清政府的海军实力，不敢轻易宣布对钓鱼岛的主权，但在战胜后，也就是1895年1月，就信心十足的宣布将钓鱼岛纳入冲绳县管辖。

在中国的论述中，则是另一番模样，日本“首先顺手将钓鱼列岛列入日本的’版图’，继而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并迫使其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这是侵略行为。根据近代国际法，侵略行为不产生合法的权利。”

其实从这段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里可以发现，日本把钓鱼岛纳入版图，和后面马关条约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中国的论述，还在围绕马关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实在不得不说是一种故意的误导。通过这种误导，中国倾向于把钓鱼岛说成是台湾的一部分，而日本方面肯定认为，钓鱼岛是冲绳的一部分。

谁更有道理？孙崎享这位“日奸”，也不敢再说中国是对的了，而只是说“中国和日本的看法也不一致”，作为外交官，他也练就了打太极的本事，这种时候，他就认为，两国发生冲突，不要老是争个对错了。

而现时的钓鱼岛，到底是属于日本还是中国呢？那就涉及到第三点争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钓鱼岛到底是如何处理的？

孙崎享引用日本外务省《关于钓鱼岛的基本见解》，日本方面对战后钓鱼岛的立场是，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第三条：

钓鱼岛作为西南诸岛的一部分，一直在美国施政之下，直到1972年5月15日，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整个冲绳的施政权被归还给日本之前，日本不能直接管辖钓鱼列岛。

但日本同样认为，即便在此期间，钓鱼岛仍是日本领土，任何第三国均没有拥有权利，钓鱼列岛的法律地位，通过琉球列岛美国政府及琉球政府的有效管辖得到确保。

而与此同时（1945-1970），中方（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举措就有点让人尴尬了。

在台湾的“钓鱼台列屿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台湾学者張麟徵直接指出，“争钓鱼台，国际法对我国不利”。

中华比较法学会会长程家瑞道出史实，“当年罗斯福询问我国要不要琉球群岛，蒋介石总统表明愿意加入与美国的共同占领，最后再置于国际组织的共同管理之下。后来罗斯福又向我方表明斯大林同意琉球归还中国，我国仍没提出领土主张。”

保钓积极分子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曾在《钓鱼台问题简析》中也说了这个情况，虽然他含糊其辞，但也不得不承认，二战后，罗斯福和斯大林都想把琉球群岛还给中国，但中国认为由美军先托管比较好……所以，实际上对台湾来说，就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主动放弃了钓鱼岛的主权……

于是，1947年4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战略防区之托管决定》，决定了琉球群岛等太平洋岛屿由美国托管。而此时，在联合国享有常任理事国位置的、代表中国的是中华民国（在1971年之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

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其中规定了美国将向日本归还托管的琉球群岛等。而因为中国内战，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没有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但其后，中华民国与日本单独签订《中日合约》，承认了《旧金山和约》；

在大陆一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1年声明《旧金山合约》非法，并宣布了对南沙、西沙和东沙的主权，但从没有提及钓鱼岛——《人民日报》也直呼琉球群岛为尖阁列岛。为什么不提及？很简单，就是因为不重要嘛，钓鱼岛，在历史上只是通往琉球国的一个航海坐标而已。

所以日本《赤旗报》的说法差不多是完全准确的，也就是“自1895到1970年的75年间，中国一次都不曾对日本的领有提出异议和抗议。”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1969年。一份由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指出：钓鱼台群岛附近可能有巨量的石油蕴藏，此报告由美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当局的科学家调研完成。

于是，1970年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发表钓鱼岛主权声明，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钓鱼岛所有权问题发表声明——其实说白了，钓鱼岛本来被中国弃如敝屣，不值一提，突然一下子发现了石油，于是两岸都八脸懵逼，又一下子觉得领土问题重于一切了。

因此，有人把钓鱼岛比作一张被扔掉的彩票，突然有一天发现中了五百万，所以就开始自古以来这张彩票就是我的，想要回来。

对待钓鱼岛，中日是如何从搁置争议走向激烈对抗的？

我们从历史与国际条约的角度，追溯了钓鱼岛的核心争议。

于是，1970年之后，钓鱼岛问题就开始成为中日两国的问题了，特别是，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谋求邦交正常化。

孙崎享分析了当时的背景。中国明白，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具有绝对优势，想利用日本的经济实力谋求发展，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方面主动建议“搁置”钓鱼岛问题，希望日方能够接受这一提案，最终推进中日关系发展——发展到今天，也不得不让人又想起一句有点尴尬的名言，就是“穷则搁置争议，达则自古以来”。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谋求邦交正常化时，中国称，“两国领导人已一致同意，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暂时搁置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留待子孙后代解决。”

实际情况是，田中角荣问周恩来总理怎么看钓鱼岛问题，周恩来说“钓鱼岛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这个问题没有好处”。田中说“具体问题上赞同周总理舍小异、求大同的做法”。

而到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谈判前夕，大约有140艘中国渔船纠结到钓鱼岛附近海域，约10艘侵入了日本领海，冲突一触即发，直到中方主动退出了领海。于是，之后中日谈判，日本外相园田直表明了对之前事件的不满，并称“钓鱼岛自古以来是我国的地方，发生上次那种’偶然事件’，我无法向政府交代”。

邓小平回答说，“之前的是偶然事件，绝对不会再发生咯。就像以前那样，放它二十年也好、三十年也好”——园田直松了一口气，拍了拍邓小平的肩膀，“阁下，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可以了”。

日本的目的也达到了，因为邓小平背后的潜台词是，“日本现在实际控制着钓鱼岛，就让它维持现状”。

到1990年10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约见日本驻华大使桥本恕，对搁置争议一说再次予以确认。

因此，孙崎享特意强调，“搁置争议”绝不是对中国有利的解决办法，因为搁置即承认日本的实际统治，而且意味着中国方面不会要求武力改变日本的实际统治。而孙崎享反过来，又开始批判目前日本政府否认中日“搁置的协议”，并且日本方面“有必要早日公开相关资料，让国民了解真相”，“民众也强烈要求公开相关情报”。这种批评我觉得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那么，一直主张搁置争议的中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强硬起来的呢？孙崎享认为是在1992年。

这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邻区法》，其中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

在孙崎享看来，由于1989年这时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遭遇毁灭性打击。而其时，中国经济水平发展不高，于是——

“江泽民总书记大力提倡爱国主义精神，希望借此稳定中国局势，而日本正是提倡爱国主义的适合对象。江泽民采取了在历史问题上激烈批判日本的强硬反日路线。《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邻区法》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通过的。”

事实上，如果仅仅是领土分歧，不会成为大问题，但往往在国内外形势不好时，“政治家通过煽动民族主义以赢得民意支持，才会造成问题”。而中国在1992年通过的《领海及毗邻区法》，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例证”。

于是，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中国时，避免冲突很重要——而后来，在中国国内，制造冲突反而更加重要，因为“政治家对外采取强硬态度，这在任何国家都是提高支持率的捷径”。

至此直到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激烈冲突，这与中日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情绪和内政状况有很大关系。

经济上，到2010年，中国的GDP超越日本，而在二十年前，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在中国，由于长期以来官方信息只有单方面的信息，所以钓鱼岛议题可以激发巨大的民族愤怒。而日本方面，孙崎享分析，日本人感到“中国因实力强大起来变得盛气凌人，正在强横地推行领土要求”。

而在日本方面，日本也越来越走向极端。孙崎享批评2010年的菅直人政权，签名认为“钓鱼岛不存在所有权争议”，认为“搁置协议乃是中国单方面的主张”，而根据《中日和平条约》谈判中的中日双方领导人的会谈，园田外相非常明显的是想与邓小平谋求搁置，所以才会说出“阁下，说到这个份上就可以了”。

若日本不承认“搁置争议”，孙崎享认为，“废除搁置协议是中国军方所乐见的”。他援引罗援少将的话，“争议可以搁置，但主权不能搁置。主权问题必须明确”——

孙崎享对这类中国“鹰派”是不屑一顾的，他回顾，“正是因为周恩来、邓小平这些在中国备受尊敬的政治家是’搁置论’的创立者，所以他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挑战”——“然而，日本方面如果宣称中日之间不存在’搁置’协议的话，中国军方人士求之不得：可以肆无忌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那么，如果顺着战争的可能性追问下去——如果钓鱼岛一旦爆发武装冲突，中国占据钓鱼岛，由于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驻日美军会出兵钓鱼岛吗？

大多数日本人的想法是，那当然了，日美同盟嘛。但孙崎享又不合适宜的泼来冷水，他对日本人说，你们想多了，美国绝对不会出兵钓鱼岛。

一旦中日发生冲突，美国会帮助日本保卫钓鱼岛吗？

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日本人，反而是美国驻日大使蒙代尔（Walter Frederick Mondale）。

《纽约时报》1996年9月15日报道称，蒙代尔大使对这个问题表态了，“美国在钓鱼群岛所有权问题上不会偏向任何一方。美军事不会依据日美安保条约介入钓鱼岛问题的”。而到10月20日，《纽约时报》再次报道，“蒙代尔大使示意，这是一个常识。也就是说，即使钓鱼岛被中国夺取，也不会迫使美国借安保条约实行军事介入。”

这实在让日本人民大跌眼镜，因为许多日本人一直相信，“驻日美军是为了守卫日本领土而驻扎在日本的”。如果美军不能守卫日本领土，那美军为何要驻扎在日本？

事件引起日本强烈关注后，美国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一方面，自从1972年冲绳归还日本后，钓鱼岛一直处于日本管辖之下，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日本的管辖之地——因此，第五条也适用于钓鱼岛。

另一方面，钓鱼岛的主权尚存在争议，美国在最终的主权问题上不会采取明确立场。

到2010年中日钓鱼岛冲突加剧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日美安保条约》明显可以适用”——但实际上这又是外交辞令，是一个没有说透的声明——钓鱼岛是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是否等于“钓鱼岛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会出兵”？

孙崎享回顾了《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各缔约国一致同意，在日本国施政领域内对缔约国中的任何一方发动的武装攻击，都会危及两国的和平和安全，两国将依照各自的宪法规定和程序采取行动以应对共同的危险。”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各自的宪法和程序”一个限定条件，而美国的宪法第八条“联邦国会的立法权”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 这种宣战权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权力，而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美国总统作为最高司令，如果决定发动战争，也会尽最大努力取得国会同意。

所以，钓鱼岛作为“主权尚存争议，美国在主权问题上保持中立”的一个岛屿，美国根据《日美安保条约》，能做的不过是“努力寻求国会同意”而已，而不是迅速出兵。

从本质上来讲，《日美安保条约》与《北大西洋公约》对比，就能发现美国使用本国军队的可能性完全不同。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各缔约国一致同意，对于缔约国任何一国之武装攻击，都将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武装攻击发生时，为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及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可直接采取必要之行动（包括使用武力）。”

对比《日美安保条约》的“依照各自的宪法和程序”，北约则可以“直接采取行动”。

但蒙代尔大使这些话，什么“美国不会依据条约强制介入”是不适合说给日本人民听的——于是他在不久后也不得不辞职了，没事瞎说什么大实话，这话太伤害日本人民的心灵了。

当然，日美在2005年还签订了《日美同盟 为了未来的改革与调整》，这文件就让日本人更懵了——在该文件中，对于“应对岛屿被入侵的状况”，那属于日本自己要做的事，由日本独自执行。对此，孙崎享做出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解读，那就是——“假如中国成功占有了钓鱼岛，钓鱼岛就成为中国的管辖之地，到那时钓鱼岛也就会从《日美安保条约》中排除出去。”

美国后来也干脆把这件事挑明。2011年，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与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对谈中，他声称，“如果日本不能自己守卫钓鱼岛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守卫钓鱼岛了。”

孙崎享再一次伤害了日本人民的感情，日本指望美国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因为在美国看来，最理想的同盟国是“强大而稳定，不会把盟国拖入与其他国家的非生产性竞争的国家”。

所以经过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钓鱼岛虽然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但一方面，美国要“依照本国宪法采取行动”，而非“直接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一旦中国占据钓鱼岛实际管辖时，钓鱼岛就从《安保条约》中被排除出去，一切只能靠自卫队自己。

也因此，孙崎享讽刺自己的盟国，“如果中日紧张对日本与美国的战略一体化有益，美国就会要求日本严阵以待，应对中国。但是，如果美国有可能被卷入武力冲突的话，美国就会抽身而退”。

处理国境问题，是以血洗血还是合作共赢？

可以预料，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问题，今后还会出现新的紧张局势。

中日两国该如何应对？这位年逾古稀，在莫斯科亲历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在伊拉克亲历两伊战争的外交家，对战争的残酷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了。

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冲突时，孙崎享在莫斯科大学在职留学。当中苏发生冲突时，莫斯科发生游行示威，中国也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从3月2日开始，冲突逐步升级。

当时孙崎享在日本分析课工作，详细掌握了中苏在黑龙江周边互相挑衅的情报。两国互相炮击，苏联报道，1969年6月到8月，中国在两国边境的挑衅行为高达488起，孙崎享回忆，这个数字“绝非夸张”。

对于日本外务省分析课来说，他们着重关注此时两国的政治权力斗争的动向，也关注两国和解工作的动向。因为中苏发生冲突，与中苏两国国内的权力斗争均有关系。

从苏联角度看，围绕1968年捷克事件（苏联军队镇压捷克民主化的活动），强硬派和务实派之间产生对立，如果在此时制造与有关国家的敌对关系，能够强化强硬派的势力。对中国来说，文革爆发到1969年，国防部长林彪权力迅速坐大，中苏边境冲突的爆发为林彪强化其政治地位提供了便利。1969年3月中苏发生珍宝岛事件，紧接着，4月的党代会，新修改的中共党章通过，正式确立了林彪作为接班人的地位。

孙崎享因此得出结论，“发生边境问题时，相关国家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冲突能够顺利解决；希望冲突发生，并从中获利的大有人在。”“从历史上看，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试图通过激化边境冲突来扩张国内势力的人物。但冲突一旦失控，就会演变成战争。”

当然，在冲突中，也有努力让事态恢复和平的人物——在中国，这个人是总理周恩来，在苏联，这个人是部长级会议主席柯西金。

从1986年开始，孙崎享又一直在巴格达工作，他亲历了两伊战争。他和妻女生活在炮火连天的巴格达，最大的恐惧便是从伊朗发射过来的导弹。作为伊朗攻击目标的总统府、炼油厂等，距离孙崎享的住所不过数千米——而伊朗导弹的精度不高，偏离目标是市场的事情。他的女儿所就读的日本学校，就被导弹击中过。

这场战争从1980年9月22日由伊拉克主动发动，直到1988年8月20日双方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战，而萨达姆发动战争的原因，依然是领土问题——伊朗与伊拉克对于阿拉伯河的争夺。

1975年伊朗国王沙与伊拉克革命指导评议会副议长萨达姆·侯赛因共同达成《阿尔及尔协定》，规定“阿拉伯河边境线以神红线原则为准”，但1980年，萨达姆单方面废除协定，变阿拉伯河为伊拉克领土，战争爆发。

这仍然与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高度相关——伊朗发生政变，国王沙逃亡国外，而萨达姆在1979年就任大总统。直到战争持续八年，两国再次恢复了《阿尔及尔协定》的深泓线原则，确立边界，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通过回忆两伊战争的残酷案例，孙崎享告诫目前仍在为领土争执不可开交的某些国家。

“领土问题重要的不是赢得暂时性解决。从阿拉伯河两岸国家的角力可知，即使获得对自己一时有利的解决办法，随着时间流逝，状况也会改变。”

所以如果想要彻底解决领土问题，就不要再指望武力了，而只能营造两国都可以接受的状况——

孙崎享谈到了德国与法国，这对历史上的传统冤家，在二战之后对于争议领土的处理，为人类探索了新的经验和智慧。

法德历史上的争议地区，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情况最为复杂。从公元一世纪开始，该地区从罗马帝国转手到德国部族，之后被法兰克王国统治，后来成为法兰西的一部分，又在普法战争中归入普鲁士王国，一战时，该地区被法国合并，二战时，又被德国统治……国境线的变迁，是普通人的流血，以及身份的混乱，文化的混乱，想象一下，就觉得残酷无比——这漫长的悲惨历史，就在于两国的不断战争。

时间来到1997年到1999年，在孙崎享担任日本国际情报局长时期，他与德国议会外交委员长交换意见，对方给出以下建议：

“战后，我们克服了与法国的争执。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是中日关系为什么得不到改善。德法自古以来存在领土问题。双方为此发生过两次战争。如果要指责对方国家做了多么不人道的事，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但是，两次战争之后，我们都看到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便决心终止这种愚蠢的行为。与其继续互相憎恨，倒不如通力合作更能为两国国民带来福祉。”

事实上，这就是如今欧盟的初衷——欧盟根本就不是为了经济发展，欧盟是为了和平。法德两国为了共同管理曾经引发战争的煤炭、钢铁，在1950年成立了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这个组织如今已发展成欧盟，而法德如今再也不必打仗了。

孙崎享高度赞扬战后德国的选择，他引用战后德国总理阿登纳的话：“新的德国人应该是坚强果断的欧洲人，只有凭借这一点，德国才能从全世界获得和平的保障。”

也因此，在孙崎享看来，德国改变了国家的目的。德国从“最终是维护本国领土”这种古典式的生存方式，转变为“如何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而如今的德国，已经做到了。

作为一名“日奸”，孙崎享的态度非常明确，胜利不是暂时的，永久的胜利，永久的和平，只能让双方都满意。因为“光会从对方那里获取并不算胜利。要在众多目标中，看清什么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只有这个才是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而最大的重中之重，孙崎享给出了坚定的答案，那便是“给国民以和平繁荣的环境”。

他提醒日本，也提醒中国，若两国在目前，还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就必须签订防止战争冲突的协定——而等到最终的解决方案，自然只能是德法在二战之后的解决方案，那种方案，改变了古典的国家目的。

以血洗血还是合作共赢？这位一生都在经历国与国的冲突的外交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那些令人唏嘘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因为人类的行为无法重复实验，历史就是实验室，只有历史会给我们提供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最广泛的证据。

而“过去的事之所以能成为问题，并不是由于已经过去才成为问题，而是由于对我们生活的现在具有意义，才成为问题。”

我想，这个世界上，需要更多孙崎享这样的“日奸”，因为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胜利的意义，不是靠武力击败敌人，而是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附：

在最后，孙崎享给出了如何处理两国国境问题的九条原则：

第一，应了解对方的看法，理解双方意见之间有多少客观存在的成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第二，为了避免冲突，应达成并实施具体的协定。

第三，尽可能引入第三方，包括向国际法庭提起诉讼等。

第四，应构筑紧密的多边依存关系——简单来说，就是互相依赖，打不起来。

第五，应不断强调“联合国原则”——而不是认为联合国是强权世界的产物。

第六，将中日间不使用武力作为共同的原则经常提及并强化，双方共同遵守和维护。

第七，应在争议地区周围，对那些容易招致争议的事项建立预防体制。

第八，不指望一举解决问题。

第九，在已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将争议议题分割为若干要素，分别找出各自解决的办法。

最后，孙崎享提醒道，“不要将领土问题与民族主义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