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东京后，我的第一站是靖国神社。

日本在六月进入初夏，前夜的清凉散去，白昼显得焦灼。巨大的“靖国神社”四字，刻在褐色铜柱上，我感到一阵莫名压抑。靖国神社前，有高耸入云的巨大鸟居，那是日本一切神社的附属建筑，类似于中国的“牌坊”，但意义截然不同。

鸟居是神道教的产物，意味着神域之门，分隔开神域与人间。信奉神道教的日本人在提醒来者，踏入此门，即进入神界。参拜者要在鸟居旁的御手洗处洗手漱口，随后才能拜神。

跟随几个日本老人，我踏入靖国神社鸟居，也遵从神道传统，右手握柄杓，舀水洗左手，随后换洗右手，再左手捧水，送入嘴里，轻声漱口……后来我去了许多神社与寺院，也每每遵从神道传统，感到是理所应当、入乡随俗之事，并无任何不适。

惟独在靖国神社，我一瞬间怀疑，自己是否应该遵守日本传统。而那天后来的许多时候，我都陷入这种纠结中。尽管我认为，作为知识人，我对靖国神社有足够的理解，去冲淡某种根深蒂固的怨恨。在那一刻，我终于感到国家机器在我身上留下的心灵烙印。

类似的纠结发生在我的朋友身上。来之前，我问在日本留学的朋友，她回答说，“留学和工作这几年，我从没去过靖国神社。”

她在日本留学和工作数年，熟知日本的旅行景点，但对于靖国神社的了解，并不如我这个初次踏入日本国境的人。更大的原因是，由于本能的反感排斥，她几年来都拒绝来此。

这四个字，恐怕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并且包含了人最暴烈负面的情绪——仇恨、屈辱、怀疑、愤怒、恐惧、逃避……任何中国人（我想也包括韩国人）来此，恐怕都百感交集、无所适从。如何去理解日本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恐怕是每个中国人都难以避开的话题——但往往，理解被愤怒全面取代。

那天我在千代田区，偶遇了一个叫Hiroko的日本女孩，并邀请她一同前往。她在上海工作过，曾有个中国男友，用日本口音的英文问我，“你为何要来此？因为中国人和韩国人都讨厌这里。”

她问这个问题时，我们正行走在靖国神社的军事博物馆——游就馆内，穿梭在飞机战舰、神风少年特攻队的青铜雕像、各类军人的军服衣物、引起争议的右翼书籍、各式各样的大炮枪弹展示品中，看起来，这是一个分明美化日本战争的博物馆，气氛尴尬僵硬。

很显然，Hiroko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她对我来靖国神社，仍然感到不解。我想了想，回答说，“因为这是你们的神道教（Shinto Religion）传统，有太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在此纠缠，至少，我得去理解它的成因。”

Hiroko沉默一会，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其实，我自己都不爱来这里。”

1 许多日本人支持参拜靖国神社，但他们不是军国主义者

日本有无数神社，在Hiroko家旁边，就有好几个神社，大多数非常小。鸟居只比人高，神龛、参道、灯笼、手水舍都袖珍无比……她指着靖国神社的恢弘鸟居说道。而我在自己所住的民宿旁边，就已经见识过了。

Hiroko还按照“二礼二拍手再一礼”的神道参拜形式，亲自教我该如何参拜神社，以求多福。此后数天，我去了东京都一座大的护国神社，在京都更是去了诸多中小神社，亲自见识了神道教的泛神传统，神社祭奠之神种类繁多、不可胜数，从天照大神到日月星辰，从山河海风到剑矛盾弓，从动物树木到祖先怨灵，都被纳入其中……

事实上，在日本，祭奠祖先神的神社数不胜数，而祭奠殉职军人的护国神社在日本也不在少数，但没有一座神社，像靖国神社这般令人矛盾，以至于我的同学数年不入，Hiroko作为了解中国人的日本人，也不愿常来。

Hiroko并不参拜靖国神社，这使得她的立场与日本的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类似，但事实上，她从事银行业，对政治一事并非真正关心，更多的是个可爱而富有人道精神、又恰好曾有中国男友的日本女孩而已。

但我知道，除了左翼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以外，过半日本人并不会支持Hiroko。那日在游就馆内，许多中小学生在参观从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直到到一战二战之际的重兵装甲，许多中青年日本人在影院内观看关于日本历次战争的纪录片——我不能听懂日语，但依稀感到旁白的某种愤懑。同样的，我也在展览馆的英文介绍中，看见右翼势力对南京事件的某种回避……

尽管在201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未参拜靖国神社[1]，但根据日本时事社2013年的国民调查，56.7%的日本被访者赞成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仅有26.6%反对。[2]很显然，在日本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的确是少数人。

这足以令中国人迅速愤怒，以至于似乎可以得出切实结论：至今在日本，仍有过半国民怀有军国主义思想——而这种事情，在战后的德国怎么可能发生？

这种判断将靖国神社等同于军国主义，武断而没有充分证据。尽管靖国神社确实到现在，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但“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能与“有军国主义思想”画上等号。

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据判断，日本几乎不再可能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了。

经过以麦克阿瑟将军为代表的美国人改造后，战后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彻底而成功的民主国家，民族主义思潮也大大消散，单从民族主义程度来讲，远远不及中韩两国——东亚三个国家中，民族主义最强烈的，非中国莫属。

国民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往往由宣传与教科书塑造。宣传自不必说，若以历史教科书为例，有海外比较研究论文指出，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日本几乎看不到民族主义色彩，更遑论军国主义。

事实上，因为出版自由，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首先由文部科学省发布大纲，再由民间教育出版社编写而成，大纲并不渲染爱国情绪，不赞美战争，不讲述战场上的英雄事迹，承认日本的“对外侵略”，成为“枯燥无味的编年史”。[3]由于太多“日本的不好”，甚至被日本右翼学者称为“自虐史观”——而被中韩愤怒批评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实际上就是因为日本右翼民间势力不满日本的“自虐史观”，而重新编写的新版教科书，但市场占有率至今都非常低。[4]

比较好笑的是，新华社斥右翼历史教科书市场占有率比例激增[5]——亦即这类教科书激增至2015年占全国比例的6.5%。所谓“激增”，不过是因为此前此类教科书的占有率实在太低，直到2009年也只有1.7%左右。与之对比，因为出版限制，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从不百家争鸣，而由两三家官方编写，史观出奇一致，与当局意识形态毫无二致。

教科书以外，日本也已经成为一个稳定成功、拥有自由秩序的民主国家，而民主国家与军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自然不可以道里计。

军国主义就其本质来讲，无非是军队可以违背代表国民意志的国会，破坏民主宪法，控制政府而任意行使战争权力——现在的日本，尽管修宪一事轰轰烈烈，且不论支持修宪的党派，有许多不同诉求，而即便如今日本真的修改了战后宪法，也不过是在国会的投票下，恢复“正常主权国家”罢了。

所以很显然，目前的日本，看不出任何军队可以操控内阁与国会的可能，而日本国民，也不可能再受军国主义思想控制——将支持参拜靖国神社与军国主义相等同的观点，显然不能成立。

因此，在这超过50%“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中，大多数都不是缺乏反省二战历史的“军国主义者”，恰恰相反，我们已经知道了，日本的历史教育并不讳言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为，大多数日本人也在这种“自虐史观”中成长。

而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指控，更多的来自想象而非事实。当下日本若有真正的军国主义者，也只可能存在于少数极右翼势力（政客、学者）身上，而即便这些人可以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也不可能改变日本是一个成熟民主国家、不会变成军政府和军国主义国家的现实。

须知道，靖国神社247万柱供奉“英灵”中，甲级战犯仅为14柱，乙丙级战犯数百柱，而其余两百余万亡灵，均为从明治政府时戊辰战争开始，到太平洋战争150余年为国而死的战士——发展至今，至少有2000万日本战死之人的后代家庭，与靖国神社产生关联，而对于信奉神道教的日本人来说，祭奠祖先神是应然之事。

除却这2000余万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日本人，即便家中并无靖国神社供奉对象，单纯因为神道教宗教信仰、而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由此，超过50%的日本人支持、仅有26%日本人不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现状，就不难找寻原因了。

但对中国人来说，另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要将为国战死的英雄与战犯放在一起？战争罪犯害国害民，二战期间给东亚造成巨大灾难，为何要把战争罪犯与为国战死的英雄放在一起，加以祭奠呢？

而这一切最大的原因，实在要归因于日本人对亡灵的看法。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生死观，才是解读靖国神社令人矛盾之处的关键钥匙。

2 对怨灵的极度崇拜，因为它不可征服，只能祭奠

一切死掉的人，都可以进入神社，被人祭祀吗？答案并非如此。

在日本民俗学家眼里，只有那种遗恨而死、并且怀有执念的人，他们死后对人间“作祟”，因此在世之人才会把他们当成灵验之神来供奉。[6]

“遗憾而终的人”，在日本往往被视为“怨灵”。

日本神话与宗教里，怨灵崇拜从一而终的延续了整个日本传统，直到如今。最显著的例子是，任何一个国家拍出来的鬼片，都不如日本恐怖，《咒怨》、《午夜凶铃》更是令人毛骨悚然，闻之色变——与西方经典恐怖片相比，日本的鬼片恐怖程度远远超出。其原因在于日本电影中的怨灵，在精神与现实层面摧毁观众时，对世人的杀戮和报复完全“单向度”——亦即怨灵可以无限摧毁人类生活，而人类对怨灵束手无策，只能臣服、畏惧和祭奠。

这并非日本恐怖片的现代独创，而根植于其传统文化。在日本历史上，有著名的四大怨灵传说，分别是：早良亲王、菅原道真、平将门、崇德上皇——这些人生前可以说都是皇朝的“敌人”，他们有的枉死（早良亲王、菅原道真），有的反叛当局（平将门），有的死前发誓变为魔王（崇德上皇），但故事都大同小异，即他们枉死后，日本一下子灾祸频仍，不可断绝，而当局束手无策，只好将生前的敌人奉为大神，以求御魂。

早良亲王的故事，可以简单讲述。

他是光仁天皇之子，桓武天皇之弟。光仁天皇传位给儿子桓武天皇后，又任命儿子早良亲王为皇太子——这令桓武天皇不悦，因此埋下祸根。而后数年，桓武天皇的宠臣藤原种继在夜里被刺客暗杀，凶手被抓住后，经拷问得知，主谋者是早良亲王。早良亲王因此被废太子，流放至淡路国，沿途含恨俄死，年仅36岁。

此后，桓武天皇治下的日本，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接二连三发生了——皇妃藤原旅子的母亲去世、藤原旅子去世、桓武最宠爱的皇后去世、新封皇太子去世、自然气候异常、民不聊生、洪水滔天。桓武天皇求助于占卜师，占卜者得出结论，这是早良亲王怨灵作祟——而最终，桓武天皇只好追赠早良亲王为“崇道天皇”，将其死日定为国定忌日。

与早良亲王的故事相似，大臣菅原道真在冤死后数千年，逐渐成为日本考生逢考必拜、作家祈求出书大卖的圣人。

平将门则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个公然反叛天皇、自立皇号的叛贼，但他死后，竟然成为江户时代的“总镇守神”，成为了日本人决斗之前要参拜的“战神”。

崇德上皇争夺皇位失败，则在死前发誓，要成为日本国的“大魔缘”，“取皇为民，取民为皇”——而日本人相信他的诅咒应验了，因为崇德上皇去世之后，很快日本陷入了天皇被架空的幕府统治中，直到明治维新，才“大政奉还”。

追溯这些怨灵的历史，可以看出传统日本，将人之死与日本频发的天灾广泛联系在一起，因此“怨灵祭祀”也成了日本文化的主要特征。事实上，今人很容易理解古代日本人的极度恐惧——由于地处四大板块的交界，每年全世界的地震中，有10%发生在日本。据统计，1996到2005年期间，6级以上地震，有20%发生在日本——古代日本同样如此。

除此以外，海啸、火山喷发都经常发生在古代日本。这种超巨大级别的自然灾难，古人难以预测，而且彻底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这与中国也不一样，在中国，自古以来便充满人类征服自然的故事，“大禹治水”便是其中的著名传说，这与中国少见类似于日本的超大型自然灾难不无关系。

也因此，在没有现代自然科学时，古代日本人去寻求的原因，只能从自身出发——如四大日本怨灵中，冤死亡灵与自然灾害之间并无关系。但由于日本本身就面临灾祸不断，按照现代自然科学观点，这无非属于巧合的“幸存者偏差”，但在古代日本，就被视为怨灵报应。

因此，这种级别的怨灵复仇，自然是怨灵对人类的单向打击，亦即怨灵有能力向活着的人进行无限度报复，而活着的人只能祭拜和崇敬，而难以镇压。这与中国毫不相似，在中国，败者为寇，不可能化为怨灵展开报复，敌人甚至死后被“鞭尸三百”（伍子胥鞭平王之尸），乃至铸成跪倒铜像千年任人唾弃（秦桧夫妇）。而即便成为“厉鬼”，也通常被法师施法，警告镇压，不可能得到生者的崇敬。

在佛教从唐朝中国传入日本后，观音也进入日本。《十一面观世音神咒》有“镇护国家”的功能，而观音菩萨力中的咒语“一切怨敌不能沮丧”，便是在“通过神咒镇压怨灵”——可奇怪的是，这种思想并未真正进入日本佛教，而是在佛教与神道的融合过程中消散了。

因此，中国的厉鬼可以“镇压”，日本的怨灵则不可征服，而只能供奉。日本学者山田雄司在《怨灵的思想》中谈到这种思想基础，将其解释为“以怨报怨，如草灭火；以慈报怨，如水灭火”，也使得观音引入日本，其意义也发生了根本转变，镇灵变成了“御灵”和“慰灵”。

这种特殊文化现象，旅日中国学者张石将其解释为一种“胜者的谢罪”，是一种“宗教性修复”，而这种修复的最大特征，就是“对死者的全方位肯定”，“以冲淡和消解杀戮给生者带来的噩梦”。[7]因此，“祭奠敌人”，成为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在最疯狂的军国主义日本时期，仍然存在于日本之中。

“怨灵崇拜”并非简单的文化现象，而深刻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决策。为了最大限度防止早良亲王、崇德上皇这类怨灵的出现，嵯峨天皇在公元810年下令停止死刑，一直延续到公元1156年保元元年，持续347年之久。废除死刑在今天自然是世界潮流，但在中国主张死刑之人仍然比比皆是，但在日本，居然早在一千年前，就停止了三百年死刑。

也因此，学者张石评论道，“怨灵信仰是日本王朝文化的精髓，它本身与现代的人道主义息息相通。由于怨灵信仰，日本平安王朝的皇家与贵族极度厌恶杀戮，竟然创造了347年停止死刑执行的古代世界史奇迹。”[8]

3 武士道精神“发展”了日本传统，让“死者即佛”

日本作家安田峰俊初来杭州时，发现岳王庙前跪着秦桧夫妇，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日本人眼里，“死亡就是最大的赎罪”，“不管他生前有过什么功罪，死者都可以成为祭祀对象”。

这位年轻的日本作家不由得想到西乡隆盛，这位著名历史人物曾在明治十年发动政变而被官兵讨伐，史称“西南战争”。他作为明治维新的“叛徒”，却在12年后成为日本的神灵，祭祀在南洲神社——南洲神社同时也安慰西南战争中的“叛徒”和官兵丧命者。而“对日侵略者”，也是日本人的参拜对象，比如元寇神社，就是纪念入侵日本的忽必烈王朝军队。[9]

若只是以“怨灵崇拜”为由，已很显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祭祀——因为如果一直崇拜怨灵，杀戮本身就不会再次发生，正如死刑在日本被废除的347年一样。

这实在是因为日本人的生死观，在保元元年（1156年）之后的历次政治动乱中，又发生了变迁——而最大的影响，便是武士阶层与武士道作为统治力量的兴起，以及其后武士道与禅宗的另类宗教结合。

正是这一次变迁，让杀戮本身在武士的“制度性忠诚”下，不再成为问题，而禅宗在日本的另类发展，则为“忠诚的杀戮”本身，提供了一套属于武士阶层的“合法性”。

武士作为统治阶层的兴起，与日本天皇长期被摄政外戚的寡头贵族架空有关，而最大的摄政外戚，就是“藤原氏”。为了防止“摄政即天子”，白河上皇开始利用中下层武士，招募军队，建立朝廷百官，成为政务仲裁者，并且开始设立北面武士，这相当于担任“天皇保卫队”，也成为了武士阶级出入朝廷的开始。

然而，日本从王朝文化转向武士文化，仍然与日本四大怨灵之一“崇德上皇”脱不了干系。在保元元年（1156年），崇德上皇与鸟羽法皇在接班人问题上产生矛盾，崇德上皇希望自己复位，或自己的儿子接班，而鸟羽法皇则希望自己的儿子接班——于是双方依靠自己所养的武士，展开战斗，这场战斗以崇德上皇失败告终。[10]

但保元之乱后三年的平治元年，又发生了平治之乱[11]——原因在于，保元之乱中，帮助鸟羽法皇取得胜利的，有两位武士家族，但其中一位源义朝不得重用，另一位平清盛则青云直上，导致了源义朝的愤而背叛，抓走了天皇。

平清盛集结重兵，摧毁源义朝，救回被劫持的天皇。这使得平清盛赢得“大义名分”，获得巨大权力，也让天皇再度失去实权，从而开启了武家政权的时代。此后尽管平清盛家族也经历倒台，但直到明治维新“大政奉还”前，武士都是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

而幕府统治、武士阶层的兴起，也导致了另一种社会形态，亦即特殊的主从关系——武士不是国家职业军人，不对国家效忠，而只对主公忠诚，这种日本幕府封建制度，实际上类似于西欧封建制度——“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在这种制度下，各类地方名主有自己的庄园，配备武装集团。武士忠于主公，为主公效命，为主公而死，是最大美德——但实际上，这一套“忠”的德性之后，也是一套经济制度的支撑：武士为主公死，其子女可以继承自己的“家禄”和“职禄”，而且可以永久享有“家禄”。而若是主人死了，那么武士便失去了生活来源。

因此，武士是一整套“终身就业”与“世代就业”的社会方案，为忠而死，也就不仅仅是高贵德性，而是隐含了巨大的经济原因，嵌入其中，使其坚固。

日本著名的47浪士，便把这一武士精神演绎到极致。故事并不复杂，无非是47位武士[12]，因为自己的主人浅野长矩被逼死之后，为主人复仇后，全体自杀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日本，被反复演绎翻拍。直到2012年，《忠臣藏》再度翻拍为电视剧，仍然是最受日本人喜欢的传统故事。

保元之乱（1156年）后，日本正式从王朝时代进入武士时代。这一时代因其特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让武士走上政治舞台，并将忠于主人变为国家精神。比起对“怨灵”的恐惧，显然在这一套政治经济结构下，“失去主人”，就等同于“终身失业”和“世代失业”，这才让武士更加恐惧。

而随着武士作为统治力量的巩固，如何解决武士为主人杀戮与“怨灵崇拜”神道教之间的内在矛盾，就成为了巨大的问题——

亦即，在王朝时代盛行的“怨灵崇拜”的宗教信仰，到武士时代，已经不能解决人的根本恐惧了。因此，在镰仓幕府时代（1192-1333年），净土宗和禅宗开始成为日本武士阶层的心灵寄托。

日本净土宗创始人亲鸾在其名著《叹异抄》里的惊世骇俗之言，他说，“连善人都能成佛，更何况恶人”。[13]很显然，这为武士的杀戮，提供了安慰和合法性。

这在中国人的因果报应观念中，实在难以理解，并会斥之为歪理邪说，为恶人张目。但在亲鸾的世界里，善人靠自己就能得救（往生），那么恶人呢？——自然要靠阿弥陀佛来拯救了。这便是亲鸾的“恶人正机”说，这种学说发展至极致，便是“纵杀千人，也可往生”，“善人能极乐往生，恶人更能极乐往生”。

而禅宗在镰仓幕府期间引入日本后，更加受到武士阶层欢迎。因为禅宗六祖慧能主张见性成佛，将过去佛教无穷尽的本体论讨论，转变为一种直觉顿悟[14]，亦即“我心即佛，不假外求”。然而中国禅宗所讲求的“十善”[15]，则被“本来无一物”的曲解虚化，日本武士阶层在对禅的信奉上，也从“修行”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解脱”。

于是，学者张石认为，“随着禅宗成为武士的宗教，日本生死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成了从王朝社会的‘御灵信仰’转化为‘死者即佛’的过程”。[16]在我看来，日本的生死观所完成的转化，与其说是“重大变化”，不是说是完成了一次前后自洽——经济社会结构（天皇到幕府、王朝到武士社会）的巨大转变，导致现实中充斥大量杀戮和战争，但对于死者的崇拜，并未有根本改变。

所以，类似于安田峰俊这样的作家，一到中国旅行，就对中国有“伍子胥鞭尸平王”、“秦桧夫妇被千年唾弃”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奇怪。在日本，有对西乡隆盛这种叛徒的祭祀，有对白虎队反叛武士的祭祀，因为“在日本的历史上，根本无法找到像中国的秦桧那样’遗臭万年’的人物”。

因此，无论死者生前做过什么，是否是自己的敌人，祭奠死者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表现在，日本人会祭奠历史上的叛徒（西乡隆盛）、反动势力（白虎队）、侵略者（元军）、四大怨灵……而即便在最疯狂的二战时期，日本军队也祭奠中国军民——这种矛盾性，真切而匪夷所思地出现在这个民族身上。

而这种从王朝时代演变至武士时代的生死观，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就发生了严重质变。

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与政治结构再次发生变化，而1920年代“大正民主改革”[17]失败，军部控制政府、日本成为一个彻底的军国主义国家以后，这种对待生死杀戮的态度，就进而演变为一种“杀戮即拯救”、“侵略即拯救”的极尽邪恶的生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祭奠敌人，实际上就是为侵略与杀戮的暴行，进行宗教的脱罪。

尽管遭遇了二战的畸变，但无可否认的是，历经无数社会政治变迁，日本人的生死观几乎一以贯之，从一而终。“死者即佛”，这是把死，作为了一种全方位的肯定。而祖先，无论他做过什么，都是值得祭奠的。

也因此，在靖国神社一事上，尽管大多数日本人早已认识到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暴行，但仍然有过半日本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那更多来自的，就是日本人对“祖灵信仰”和“死者即佛”的执着信念。

只是，靖国神社在1978年合祀了14名甲级战犯后，才让这座神社无比触痛整个东亚的神经，也包括日本自己。

4 纠缠在信仰与政治中的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从“东京招魂社”演变而来，明治天皇亲自为其改名——靖国取自中国史学名著《左传》。靖国，就是安国，它的初衷，就是用以祭奠为国战死的“荒灵”和“横死灵”。

这一神社的建立，既代表了王朝时代的“御灵信仰”，也赞扬了忠勇核心的武士道文化。在二战结束以前，靖国神社都被日本军方管辖，属于国有神社。

二战结束后，盟军占领日本，由于禁止日本政教合一，神道教至此变为一种民间宗教，靖国神社也变成了独立宗教法人。

1945年，麦克阿瑟将军曾打算烧掉靖国神社，而罗马教皇逐日代表皮特神父则认为，“无论什么国家，都有为这个国家而死的战士奉献敬意的权利和义务。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的’自然法’，不涉及战胜国与战败国的问题，这是平等的真理，烧毁神社，是和联合国占领军政策不相容的犯罪行为。”[18]

这位神父还认为，“如果说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的中枢，是错误的国家主义的根源的话，那么应该排除的是国家神道的政策，而不是靖国神社。”[19]

而由于战后，靖国神社变成了民间宗教法人，祭祀什么人的决定权，就由靖国神社宫司和靖国崇信者总代会决定。

在第五代宫司筑波藤縻任内，他在1966年接到厚生省的甲级战犯“祭神名单”后，并没有将其合祀，并且还在靖国神社本殿旁修建了“镇灵社”，该社供奉的对象除了日本战死者，还有“世界各国的战死者”——而从1965到1978年，甲级战犯也被供奉在镇灵社内。这一举动意义重大，那让筑波藤縻既对神道教有了真正的理解（一切战死者一视同仁），也充满了政治智慧（将靖国神社与政治剥离开来）。

直到第六任宫司松平永芳时期，甲级战犯才被供奉进靖国神社本殿。松平永芳本人，对东京审判确实怀有异议，并且将甲级战犯供奉进神社，也并非全然是遵从“御灵信仰”，而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与靖国神社内部类似，日本的政治人物（特别是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也存在不同性质，不可一概而论。有的人是“筑波藤縻”式的，比如小泉纯一郎，在他任内，他既参拜靖国神社，又反思二战，并且以承认“战争罪犯”，希望永远和平。有的人则既带有“筑波藤縻”的色彩，又带有“松平永芳”的色彩，比如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他的态度，就显得暧昧不清。

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在日本当然大有人在——最为显赫的人物，非日本天皇莫属。1978年以前，昭和天皇会参拜靖国神社。自从1978年甲级战犯被供奉后，昭和天皇及现任明仁天皇都没再参拜靖国神社。在昭和天皇眼中，松平永芳本人是一个大傻瓜（255），而他本人则恪守二战投降后的两个原则，一为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二为“不参与任何政治性活动”，也因此，天皇不参拜靖国神社，也出自于对二战结论的恪守。

天皇的判断是对的，松平永芳确实是大傻瓜，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合祀甲级战犯，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推翻东京审判的历史观——

这让靖国神社变得难以被东亚人理解，也让神道教传统中的“怨灵祭奠”、“御灵信仰”和“死者即佛”变得不再纯粹，以至于那些与靖国神社的240余万为国战死的战士有关的子孙后代，那些有真正的神道教信仰的日本人，在东亚范围内，变得“有理说不清”，若非有外国人深入研究，就很难寻求到同情和理解。

这在日本国内早有许多学者批判，最为著名的，居然是秦郁彦——他是一位受安倍晋三为首的保守势力信任的历史学家。

作为日本史学界的中间派，他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十分深刻而尖锐，他直言不讳的批判那些认为“大屠杀是幻影”的“幻影派”学者，“在南京，由日军制造的大量的’屠杀’和各种不正当事件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衷心向中国人民道歉，而且确信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不会有今后的日中友好”。[20]

作为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人对靖国神社的感情？

这确实是一个一言难尽的问题。即便如写作本文的我，在初到靖国神社时，也感到稍有不适。这并不奇怪，因为二战给中国人造成的灾难，实在深重。而中国的国家记忆，在国家机器浓墨重彩的宣传之下，也让这段历史成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生命与活力来源。

然而，若是认真梳理与论述日本传统的变迁，对靖国神社现状有更准确的区分与判断，作为中国人，我们也至少应该理解，现在的日本，早已不再是军国主义国家，甚至连民族主义情绪也相当淡漠。

在面对日本超过50%民众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仅有20%多的反对时，我们也应该想到，靖国神社中有240余万并非战犯的亡灵战士，他们与超过两千万日本国民有血脉联系；而没有血脉联系的日本人，也在漫长的日本传统中，拥有“御灵崇拜”和“死者即佛”的生死观念，无论生前做过什么，死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定，纪念先祖是世世代代的应然之事——

正是这种对传统的坚持，让天皇万世一系，从未中断——与之对比，在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一次九族清洗、全面否定。正因如此，也恰恰让日本保存了自身的文化精髓，千年之后，一旦去到日本，我们仍可在日本的各个角落，感受到千年以前的深刻影响。

而那些极右翼势力，在日本实在只是少数，尽管他们的确让靖国神社变得充斥着政治因素——然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在一个健全成功的民主社会，任何企图将全国带向危险和战争的行为，在今天的日本，有太多力量可以去制衡与反抗了。

只有更多地理解日本神道文化的传统，而不是一味将靖国神社与“军国主义”不加分别的等同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靖国神社的现实。

须知道，若没有更多地理解和尊重日本人对靖国神社的复杂感情，而是不断义愤填膺，暴怒不已，将其与军国主义画上等号，只会让更多日本普通民众感到难以理解，乃至反感，这无异于帮助了那些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结论的少数极右翼日本人。

遗憾的是，在中国国家力量主导下的举国愤怒，往往阻断了寻求理解的可能，这让人感到悲哀，又无可奈何。

那个下午，我们离开靖国神社后，Hiroko带我去了许多地方。在浅草寺附近，她请我吃她最爱的日本小吃，给我讲述她与上一个中国男友的故事。走到上野公园时，我问她，“你在上海工作时，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Hiroko想了想，指着上野公园的那群祥和的人说，“在日本，人们很少发怒。但我在中国时，感到所有人都非常生气，这让我时常有些不安。”

她如此轻易地讲出一个巨大事实，而这毋庸置疑的，就是中国人的时代情绪。我无话可说，只好叹了口气。

[1]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将不参拜靖国神社》：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6/08/160812\_abe\_not\_visit\_yasukuni\_shrine

[2] 《过半日本人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2013/01/130121\_japan\_survey.shtml

[3] 《被割裂的记忆：中、美、日三国的教科书与亚洲的战争》作者：丹尼尔·斯奈德 《走进日本》：http://www.21ccom.net/html/2016/qqgc\_0902/7373.html

[4] 根据调查，2001年度采用该教科书的学校占全国总数的0.097%，2005年约为0.4%，2009年此教科书的普及率扩大为1.7%。扶桑社称，希望普及率能达到10%，否则就是亏损。

[5] 《新华网：日右翼历史教科书采用比例激增》：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23/c\_1117233672.htm

[6]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认为，“自然而然年老而终的人不会被放在神社里祭祀，那些持有执着的遗恨的人，死后仍能让人驰骋想象，屡屡以作祟的方式来表达强烈的喜怒哀乐情感的人，被作为灵验的神来供奉”。

[7] 《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张石著 南粤出版社 P57  

[8] 《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张石著 南粤出版社 P71

[9] 《日本作家：请中国不要声援“右翼分子”》：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3/09/130910\_japan\_china\_yasukuni.shtml

[10] 保元之乱：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5%85%83%E4%B9%8B%E4%BA%82

[11] 平治之乱：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3%E6%B2%BB%E4%B9%8B%E4%B9%B1

[12] 赤穗浪士：https://zh.wikipedia.org/zh-hk/%E8%B5%A4%E7%A9%97%E6%B5%AA%E5%A3%AB

[13] 《如果恶人也能成佛（上）—— “可怕”的日本思想家亲鸾》姜建强 腾讯大家：http://dajia.qq.com/blog/443175069677650.html

[14] 顿悟：禅宗六祖惠能提倡的“明心见性”法门，即是主张顿悟。它通过正确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领悟佛法的要领，从而指导正确的实践而获得成就。

[15] 十善业包括：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恶口，五、不两舌，六、不妄语，七、不绮语，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

[16] 《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张石著 南粤出版社 P130

[17] 大正民主：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D%A3%E6%B0%91%E4%B8%BB#.E6.94.BF.E9.BB.A8.E5.86.85.E9.96.A3.E6.99.82.E4.BB.A3.E7.9A.84.E7.B5.90.E6.9D.9F

[18] 《靖国神社与中日生死观》张石著 南粤出版社 P237

[19]  同上

[20] 秦郁彦：《南京事件》，页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