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好看的老文章，我想在写不出来或者没时间写新文章的时间里，把它们再发一遍，以维持微信公众号的基本活跃度。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时题目为《日治时期的香港：另一种文明的“可能”》，本文题目借鉴了李志的《定西》：“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今天爱她明天恨她也可以。”

1941年12月7日。香港。

华南影帝吴楚帆去扫杆埔香港大球场看一场足球比赛。之前他查了日程，这天是南华队与陆军队的比赛。他球技一塌糊涂，却嗜球如命。今天的球赛不出意外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球迷到来。

可吴楚帆到达球场后，却发现扫杆埔球场寂寥惨淡，球赛改期了。

吴楚帆满怀失落，却还不知道，这场球赛面临的是永远的延期。他转而来到中环，在告罗士打酒店点了下午茶，突然遇见了电影《风尘情侣》的编剧冯凤歌。两人闲聊一下午，一起吃完晚饭，还到娱乐戏院看了场电影。一切的气氛都有点奇怪，他也说不上来。

两人告别后，吴楚帆乘坐天星小轮从中环回九龙。他终于发现，诡异的沉默，似乎在香港大面积复制了——平日熙来攘往的尖沙咀码头，此刻水静鹅飞，空寂萧索。仍然有人，却是街道上全副武装的英军。他们和铁马一样，整齐而漫长地排列。

或许是后知后觉，直到此时吴楚帆才发现，这一天的经历，全是不祥。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第二天，日本帝国进攻英属香港，“香港保卫战”自此开始。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日本，在远东所向披靡，因此这场战役并不长久。18天以后，英军溃败。

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署降书。这片繁华的英国殖民地，自此被日本人接收。英国知己此时自身难保，一声再见，暂时远去——再过数十年，这位知己会以另一种方式，永远的离开。而此时，日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在三天后颁布《波集作命甲第二二五号》，并于翌日成立军政厅，香港正式进入日治时期，历时三年零八个月。

如吴楚帆一般的一天，本是香港人生活的常态。这一点，1937年开始逃难到香港的大陆人有深刻的体会。在一些回忆录中，这些逃来香港的大陆人，发现香港生活惬意，可以容易的消磨时光。若是一家三口，习得香港人的习惯，通常会去彼时的金龙酒家、瑝羽茶室或吉祥茶楼饮茶，吃广东点心。

在香港茶室或酒楼，随意数上一些美食，毫不费力。虾仁饺、三鲜饺、叉烧包、猪油豆沙包、蛋挞、马蹄糕、千层油糕，鸡包仔、干蒸烧麦、牛肉精丸、荷叶糯米鸡、蛋黄鱼饼、芙蓉面……再加上可以续添的各式茶饮，便可以自得其乐，虚度时光。

在香港的大陆人，或许在1941年前，度过了此生最好的时辰。此处战乱绕道而行，贫穷也在迅速的远离，而秩序和自由正在坚实的扎根，因地制宜的生长——但日本人的到来，让一切开始变得不同。曾经的休闲生活，随着英国的告别，也剧烈摇动。

休闲生活意味着“处于自由状态”。这种状态自然随着日本的到来而改变，因此连日本本国，此时也要求国民放弃休闲生活。

社会的剧烈变化反映在报刊上。是年的《华侨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不能独自安闲过活》。报道记载，日治政府在公共场所与饮食店内，遍贴告示，日治政府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最大的决战的关头，香港固不能独自安闲的过活。”

除了报道，连载于报刊的市民小说也在讲同样的故事，虚构恰好反映了更真实的片面。发表于《华侨日报》的小说《杂碎馆》很可能在讲述彼时的真实香港——原有的社会空间重新洗牌，马路变成了商场，商场则关门闭户。大街小巷，人潮涌动，狼奔豕突，凄惶川流。朋友见面时，彼此说声安全，“已忘记了‘饮茶去’这句口头话。”

小说《多情燕》发表在《香岛日报》，描述了贫穷卷土重来的浮世绘。阿陈本拥有为数不少的财产，可现实情况却是“破了产”，因为“十多万块钱存在香港上海银行里提不出来”。12月8日之前的阿李，出入都是乘坐汽车，在香港大酒店悠闲地吃着下午茶，而如今的阿李，则在家里喝粥充饥。

赚着微薄稿费的诸多作家，把自身甘苦都写进小说，换来银子的同时，也换来诸多共鸣。一代影帝吴楚帆，也只能去赌场当“巡场”。经历过的香港人回忆起来，都会讲起那三年零八个月的苦日子。彼时香港不复东西洋的贸易中心，饮食男女，尽皆改观。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非共产主义政权，它要做的并非全然破坏原有社会结构，而是为我所用，改造某些一直存在的生活方式，以此作为社会调剂品，缓解不断蔓延的浮世困厄。

批准“木马”跑两天

日治以后的香港，影帝吴楚帆再也没法看到酣畅激战的英式足球联赛。原因之一，是原有的球队都不见了。

在战前，参加足球联赛的多是英军驻港部队。18天后，这些战士成为俘虏，英式足球成为过去式，他们曾加盟的金免多、苏皇军、三十营炮兵，都随着战败而烟消云散。剩下的华人球队，南华、东方、光华也不复从前辉煌。大型足球开始变为五人制小型足球。

与此同时，体育活动不再是关乎爱好和观赏，而是成为“基本国策”。日治政府把香港视为国土的一部分，当然也将香港体育视为日本体育的一部分。这项发明来自于墨索里尼，他认为透过体育，可以聚集群众，宣传集体意志，控制人民思想。

所以，在被收编的报刊上，新闻不复报道英式足球。即便是英文报章，也开始刊载“Sport in Japan”，更是把香港体育的现状也记录其中——以此为香港人介绍母国的体育活动，用体育的方式让香港人做起“日本梦”，以增加香港与日本的凝聚力。

除此以外，体育也有消闲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意味着有闲阶级的存在。所以除开锻炼集体意志，自由消闲也在所难免。

作为岛城，香港的海域从来都是市民们游泳的场所。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海岸被宣布处于战时状态，海岸不再对市民开放。然而居住此城，从来离不开海水。日治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在占领香港一年以后，逐步恢复市民的低成本消闲方式——于是部分的恢复了浅水湾至大浪湾的海岸，以及十三咪至青山湾南岸。

九龙的旺角溜冰场，以及北角丰国海水浴场的溜冰场地，成为困顿都市里，青年男女恋爱欢娱的仅存场所。那时候无聊乏味，少年人可以从上海街出去，沿着窝打老道直走，路过街市，穿过曾经的欢腾，似乎便再无处可走。而旺角溜冰场，则是少有的游乐场，那里有微妙而谨慎的幸福。

日本政府在规训香港和维持欢娱的平衡中努力，因此如罗大佑唱的那样，“马匹一周跑两天”也是日治政府的政策。赛马并非普通人的体育运动，它与其说是大众的体育，不如说是大众的赌博——赛马意味着博彩业的继续维持。

日治政府当然有军事层面的考虑，他们需要通过赛马提升马匹体格，而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意味着生活方式不变，意味着幻想中的歌舞升平，繁荣稳定。

而赌博，是香港消沉社会里的兴奋剂。赌博产生愉悦兴奋，减轻抑郁、苦闷与孤独，现实在赌博时抽离意识，参与者在“刺激-愉悦-强化愉悦-成瘾”中快速循环，博彩业被重回贫困的港人视为躲避现实的乌有乡，快速致富的脱贫地。

规训与收服的手段无处不在，过去只能由英国人管理的马会，日本人以排斥白种人为策，以符合“大东亚共荣圈”为号，将赛马交给由香港人亲自管理的“香港竞马会”。由于汽油的缺乏，港人郊游变得困难，跑马地迅速成为一个消闲的好去处。去往跑马地，除了赌博的刺激，当然也不得不被动的接受“大东亚共荣”的宣传。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帝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让赛马最终变成了赛木马。没错，是真的赛木马。

因战事、伤病、退役等因素，赛事的场数和出赛马匹数量急遽减少。1944年到1945年，单场比赛的马匹数锐减，由通常的九匹减少到五匹、四匹，甚至三匹都有。

而由于马匹缺乏，影响了正常赛事的编排，因此日治后期的赛马活动，木马出现了。

比赛的木马模型用相同模板制造，长约两尺，马匹漆上白色，标明记号。这样一来，“马”便多了。每场赛事增加到12匹木马参赛，头三名设有奖金。而木马的名字，则冠以那些逝世的马匹。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木马比赛是如何的情形，但据记载，比赛形式是——“各马以铁线连贯悬垂，号令一发，各马沿铁线震荡下泄，先达决赛点为冠军。”

这种毫无竞争可言的比赛荒诞不经，却成为孤岛上的市民聊以慰藉，赖以为生的事物。比赛仍然存在，就意味着赌博还在继续，财富还能重新分配。而在赌场找上一份工，也能够在战事不断衰败，日治政府不断紧缩的情况下，活下去。影帝吴楚帆即是如此。那时他已经没有电影可演，在场子里找了份“巡场”的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道——

“闭幕的一天，赌场内外，人来人往，热闹非常。我奇怪那时候的人心为什么这样不可蠡测，尽管大家都活在危巢之下，人人都有饿死之忧，但依然有这么多人热衷于赌博，希望幸获？我觉得即使这是一种苦闷的象徵，而此种所谓娱乐也是发展得相当畸形的。”

事实上，没有人不知道那是毫无生命、索然无味的木马，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合作、招徕、投注、欢呼，让木马看上去真的像在奋力比赛一样。而木马的比赛如同一个隐喻，赛马是“木马”，游泳、溜冰、一切消闲皆是“木马”，它仿佛在描绘一个集体装傻的体制，人们在这里随波逐流，并不反对这个实质压迫自由、而非给予恩惠的独裁外来政权。

所以，即便到日本帝国行将崩溃的1945年，“木马”在此城依然载歌载舞，直到大厦终于崩塌。

把风月场所管起来

如今的西环石塘咀，四处楼房，无论是老旧唐楼还是新式洋楼，都住满了香港大学的学生、刚刚毕业的港漂、生活此地的老港人。石塘咀市政大厦是吃大排档的不二选择。街市上透着鱼腥、肉味、果香，贩卖着比惠康、百佳等超市更便宜的食材。落日余晖通常会漫溯整个狭长的西环码头，这里是旅人与摄影师的最爱。坐在集装箱的随意一次合影，就是一张青春纪念册。总之，如今石塘咀流露的气质，是读书少年人的旧时光。

但曾经不是如此。时针拨回“香港保卫战”之前的香港，彼时的石塘咀，全盛时期的妓院多达五十多家，妓女达到了两千多人。这是香港历史上，最纸醉金迷的塘西风月。直到港英政府在1935年主动禁娼，塘西风月才露出褪色的痕迹。但日治时期的塘西，却在日本人治理下，得到诡异的复苏和发展。

日治政府当然不会以退为进，放之生长。如同其他所有社会领域一样，日本政府不会任由民间社会自由发展，它们都必须在国家机器的掌控之下。

日治时期，政府采取集中管理的政策，以设立娱乐区来集中情色事业的活动范围。这种集中管理模式，在日本及其殖民地早已行之有效。在幕府时代，日本已将艺妓集中在划定町区以内，以便统一管理，而日据台湾亦采用同样的管理模式。在香港，日本移植了自己的成功经验。

尽管在香港被日本占领后十多天，部分导游社和按摩院已经在门前挂上了“本社即日恢复营业，原日全部之源应征”的字条，但那时候日本刚刚占领香港，对香港管制并未走上正轨，因此措施尚未到来。

数月以后，1942年2月，“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立，香港的情色事业发展至此改变。日本政府的取态本来甚为严厉，如同对本国国民的节俭要求一样，对于香港也同样如此：

“跳舞亦是享乐之一，亦为奢华淫逸生活之一，新香港不宜于此。所以大小舞场，遂完全不准复业。”

因此，原本复业的导游社与按摩院，全部变为了食肆、饭店和夜总会。然而，转机将在五个月后到来——得益于民间组织的存在，香港情色行业诡异的复兴了 。

日本政府治下的香港，仍然不同于共产主义的彻底打破原有社会结构，取缔一切民间组织，让个人彻底原子化，直接面对国家镇压。相反，日本不仅不取缔民间组织，反而加以招安和重用，这给色情业的复兴带来了空间。

1942年7月，华民协议会在例会上讨论了娼妓存废问题——争论之下，华会得出结论，私娼将被禁止，公娼将在限定区域经营，其中包括石塘咀和长沙湾。华民协议会通过此提议之后，将意见反映给日治当局——在这般互动之下，日治当局竟然改变了原来严厉的禁娼政策，转而决定在香港岛地区划分两个“娱乐区”，湾仔被设定为日本人的娱乐区，而藏前区则被设为华人的娱乐区——“藏前区”是日治时期西环石塘咀、屈地街一带的区名。

这与列宁主义教育下的中国人对殖民政府的想象完全不同，但事实情况却是，日本殖民者比不上英国殖民者，但相比共产主义政权，其对于民间和传统的态度，采取的更多的是顺应和扶持、容忍和利用，构建框架、制定规则，并不加以彻底毁灭。

于是，塘西风月复活了。

石塘咀的娼妓供应中国人，规定“夜渡资金”十元，彼时的词汇仍然带着旧中文的优雅，若是按现在更粗鄙的话讲，这叫“包夜十元”。这是极其低廉的价格，当时币值已降，普通苦力也能够负担这份嫖资。

1942年11月，宪兵队长野间贤之助发布了命令，除了石塘咀与湾仔指定的娱乐场所以外，其他地区禁止经营娱乐场所。此间妓女需携带执照，不许到他处营业。而命令生效之后，居住此地的普通居民则需全部迁出。娱乐区成立以后，所有向导舍、娼寮等场所必须迁入石塘咀娱乐区内继续经营。

日治政府认为，这样规定，“区内向导社、娼寮及酒家等有娱乐性之营业，当可日渐繁荣”。而区外的私娼问题，宪警则四处盯防，发现之后则立刻取缔。

在娱乐区工作的姑娘，分为向导和娼妓两种。1943年初，石塘咀娱乐区共有导游社24家，娼寮59家。娼寮则分为一等娼寮和三等娼寮。导游社的女性从业员共有236人，一等娼妓125人，三等娼妓190人。向导和娼妓自然不同，向导类似于今日的援助交际，主要职能是是陪客人游玩，包括陪跳舞、共膳、看电影等。而娼妓则是纯粹的性工作者。

这份数字，已足以反映日治政府时期，塘西风月的发达。

与此同时，尽管日治政府允许民间社会的存在，但仍然加以严密控制，它在香港推行“组合制”，色情业也囊括其中——除了设立娱乐区集中管理、加以控制以外，日治政府还要求业界组织“娱乐联业组合”。如此一来，一方面，日本政府能够有效管理与问责；另一方面，日治政府也少了一份“烦心事”——自有民间组织帮助去制定章程、管理秩序、检查卫生、提供治疗。

最重要的是，这样廉价的合法娼妓场所，给处于贫穷困厄的香港人，构筑了纸醉金迷的幻象。走进石塘咀，会感觉繁华的旧时光回来了，醉生梦死，今夕何夕。

那时香港社会仍然男权盛行，所以在香港的报刊上，不乏对此种畸形繁荣的某些带有歧视色彩的描绘。《香岛日报》写道，“男子们为了调剂生活的枯燥和满足某种天赋的需求，在娱乐区内便可能找到他们的对象。无疑的，这种对象，就是以色相和肉体来换取金钱的女人。”

1944年元旦，《华侨日报》描绘了石塘咀的风月盛况。或许是香港的其他地方都失去了欢愉，报刊只能靠塘西风月，才能勉力拼凑一个旧日香港，以庆贺这年新年的到来：

“塘西各向导社及上中下妓院，顿成热闹气象。夜间霓虹管闪烁圣光，姐儿花枝招展，含笑迎人。置身于此种纸醉金迷之场所，几不知人间何世也。”

一切香港媒体，都要讲政治

控制整体民众的思想，首先要控制当地的一切媒体，日本政府自然懂这个道理。

在用有限的娱乐、体育、赌博与风月维持人心沉醉与稳定之外，敢于亮剑、主动出击、打赢舆论斗争自然是日治政府控制人心的必要手段——因此，在日治时期的香港，电影、广播和报刊，都成为日治政府改造人心的“精神原子弹”。

日本是最早利用影像改造人心的国家之一。早在电影技术刚刚发明之际，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就拍摄并播放日俄战争的新闻片，除了给日本人看，还给被殖民的台湾人观看——当台湾人看到新兴的日军屡战屡胜，所向披靡时，认同感诞生了。

而在香港，日本同样用电影文娱节目宣扬其军国主义——仅1943年，香港便有137部电影上映。电影机器在香港沦陷后数天就开动，九龙深水埗好世界戏院一旦复业，便播放了《今日的东京》、《陆军的威荣》、《产业都市：东京》等宣传日本繁华、军力神威和现代化高度发达的片子。这种片子的性质类似于今日的《建国大业》与《建党伟业》，而其中《今日的东京》更是因地制宜，以北京话为对白。

香港的诸多电影院在彼时承担着“社会责任”，比如为日本海陆军举行“献金”活动，比如播放新闻——明治剧场在香港被占领后，很快便播放《大东亚新闻片第二十二号》。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时下影院的最新电影，日本映画社在电影上映之前，广邀香港传媒，试映《夏威夷马来冲海战记》。十多天后，经传媒广泛报道推荐，这种宣传片也票房尚佳。

当然，若论日本在香港最成功的“抗英神片”，或许是《香港攻略战》。该片将日本描述为亚洲的解放者，日军带领亚洲人民在白人殖民政权下获得解放。在该片中，一位英军印度士兵在战争中受伤，日本军官在不管敌友的情况下尽力抢救，但为时已晚。印度士兵在临终前终于觉醒，“借助日本之力，解放印度的时间到了。”

除了日治政府授意拍摄的主旋律电影以外，民间电影公司有权自摄电影，但受到严格规制。日本政府控制香港不久，即颁布《香督令》，规定了哪些电影不得拍摄和放映，可以称为日本政府的“八项规定”：

1、对皇室有不敬者；

2、对国策有加诽谤批判之处，或被认为有妨害国策之处；

3、对帝国军队并军人之威信有损毁之处；

4、被认为于军政施行国土防卫并防谍工作有害之处者；

5、有损盟邦国家名誉之虞者；

6、有益于敌国及敌性国家，使观众对敌国产生羡慕之心或者助成其羡慕之念者；

7、被认为扰乱社会秩序及有伤风化者；

8、认为有其他原因。

这段规定，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确实有几分熟悉之处，无所适从。而由于电影控制与传播是如此的有效，即便是日治后期，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戏院也屡屡被盟军空袭频繁，日治政府对社会其他方面均实施节约燃料制度，但对于电影，却从未禁止。

并非人人都可以阅读，所以视觉是打入人脑最直接的魔弹，听觉则位居其次。

1942年，放送局播放的电台节目，已经开始朝夕不停地宣扬“大东亚共荣”思想。为了体现大东亚共荣，新闻广播也包括了多种语言：北京语、粤语、日本语、英语、印度语。从1942年11月25日起，放送局首次播放《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这几乎成为香港的“城歌”，日治政府还指导市民练习此曲，每周一三五日，四天播放不休——如今提及二战时期的洗脑，人们往往联想到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却不知，远东的日本早已在影像与听觉上，成功的营造了集体认同和共鸣。

要彻底的控制社会舆论，报刊自不例外。1942年中期，日治政府将部分报纸合并——因为报纸数目越少，竞争就越少，更利于控制新闻。

日本政府将原有的十一家华文报纸合并为四家报馆，分别刊印《南华日报》、《华侨日报》、《香岛日报》、《东亚晚报》。官方也扶助香港日报社发行了中文版的《香港日报》、日语版的《香港日报》、英文版的Hong Kong News。

如同控制娱乐、娼妓、电影等一样，日本的方式并非在其中设置党组织，而是继续借用民间组织的力量——当然，新闻团体尤其特殊，日本政府并非要建立一个捍卫新闻自由的记者协会，而是要建立一个亲建制的新闻记者俱乐部，它表面上团结各界，实则控制舆论。通过记者俱乐部间接控制报社的话语权，日本政府也得心应手的直接控制了新闻舆论。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完全的实施报禁。民办报刊仍然能够存在，并不需要挂靠任何主管单位，这也带来一定的空间。因此，各类含沙射影的小说、流落香港的“进步”作家的皮里阳秋，可以间接地发表出来。这可能仍然在表明，军国主义政权与列宁主义政权尽管同样拥有乌托邦的彼岸理想，但在控制社会的程度上，日本仍然对苏联望尘莫及。

尽管如此，日治政府在香港展开的舆论斗争，依然所向披靡，很快就拿下了“上甘岭”。当日治政府刚刚统治香港时，建制报刊上就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最大的决战的关头，香港固不能独自安闲的过活。”

而现在，总督矶谷廉介则在报刊上直接发表训诫与教化：

“现尔各居民应忍耐艰苦，擅体圣战之意义，切戒淫放恣，在皇军治下，奋发努力。对于时居多所贡献，凡尔民众，如能革除故态陋习，挺身自力，一秉东洋精神，完成大东亚兴隆伟业者，本督当以知己待之。其有违反道义，不守规范者，乃东亚万民之公敌，非我重土之民。”

还要过三年零八个月，香港才会重光，回到曾经“知己”的怀抱。

那之后，香港会继续成为中国大陆南逃民众的避难所，会诞生更多的民营报纸、更多的影帝、更多的作家、更多的社运人士，也会制造更多的政治漩涡。回溯历史，无论是土著香港人，还是南来香港的大陆人，他们似乎都从来没有长久的安全感和主体感，而总在被外来政权决定走向——无非有的殖民者更加文明，有的殖民者更加粗暴。

很大程度上，自由、宪政和民主在华夏土地确实无法内生，而只能由“政治不正确”的殖民主义带来。曾经的香港，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起现在更加文明和包容的城市，可是八零年代与四零年代，确实有某种程度的类似，那便是在命运分岔路的香港，始终都没有选择权。

1940年代日本的到来，打断了香港继续繁荣文明的进程。事实上，20世纪上半夜的日本与苏联，也打断了整个中国走上这一道路的进程。而如今，经历过80年代的香港，又面临着新的幻灭。

但这便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