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思聪

来源=2018年3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如果聊起存在主义，我们大概会想到萨特、波伏娃、雷蒙·阿隆、梅洛·庞蒂。再往前，我们可能会想到给萨特深远启发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

我们大概会想到“存在先于本质”的格言金句，想到萨特的小说《恶心》，想到那个著名的戏剧“他人就是地狱”（《禁闭》），想到《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而如果聊到非虚构，我们大概会想到何伟（彼得·海斯勒）、欧逸文、查建英等作家；也会想到《江城》、《甲骨文》；想到《野心时代》和《弄潮儿》里描写的迅疾发展的中国社会——

但若是把“存在主义哲学”和“非虚构”联系在一起，我们会想到什么？或者说，如果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作“存在主义哲学”，应该如何完成？

要知道，比起写作刚刚发生的事件、现世经济的发展、世俗人物的野心故事这些常见的非虚构作品类型，书写一种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一群哲学家的生活群像、一场已经过去几十年的哲学思潮，同时也书写二战时候的炼狱欧洲，无疑是一项殊为艰难的任务。

这等于说，要求一个作者除了要具备相当高的哲学素养、反复研读那些对大众来说可读性很低的著作，还要对哲学家的生平、哲学家之间的恩怨情仇了若指掌，更要对他们所处的历史背景娴熟掌握；

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非虚构作家的写作功力，这部作品要有漂亮的写作结构、优美的表达语言，要将佶屈聱牙的哲学语言转换成大众语言——甚至转换成一个比喻、一个小故事，还得注意要将哲学思想与细节故事融合在一起。

最重要的，这部作品将要讲述一个极端重要的人类命题：“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

令人惊讶的，英国作家莎拉·贝克韦尔（Sarah Bakewell）的著作《存在主义咖啡馆：自由、存在和杏子鸡尾酒》（At the Existentialist Cafe: Freedom, Being and Apricot Cocktails)居然就完成了所有这些要求，她不仅拓宽了非虚构写作在中国的想象空间，更带给读者关于存在主义的当代启发，带来久违的自由气息。

鸡尾酒与“存在主义”

哲学家往往晦涩难懂，但非虚构故事得像电影一样迷人。

于是在第一章中，莎拉·贝克韦尔决定将存在主义诞生的场景，放在“1932年到1933年之交的某一时刻”。

贝克韦尔写道，“其时，三位年轻的哲学家正坐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煤气灯’酒吧里，一边谈天说地，一遍喝着店里的招牌特饮杏子鸡尾酒。”

而此刻，25岁的波伏娃和27岁的萨特坐在酒吧里惊呆了。因为他们突然对一个男人带回来的消息产生极大兴趣。这个人，就是后来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的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告诉这对日后著名的情侣，不要再去研究“事物是否真实”和“我们如何确定地知道某事”这样的古典哲学命题了——

因为任何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都早就“被抛入”这个充满“事物”的世界。而“事物”，就是“现象”。“这是一个现象的世界”，雷蒙·阿隆带给波伏娃和萨特一个叫“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东西，它有个律令般的口号，“回到事物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

雷蒙·阿隆就这么端详着桌上的那杯酒，对萨特说，“你看，我的小同志，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你可以谈论这杯鸡尾酒，然后从中研究出哲学来！”

不得不说，从非虚构的角度来讲，这真是一个极佳的开头，有名头如雷贯耳的主角，有小剧场般的酒吧情景，有推动情节、引人入胜的对白，有激发读者强烈好奇心的悬念——为什么一杯鸡尾酒还能研究出哲学来？

除此以外，贝克韦尔还很善于在精确“呈现”一段故事后，用优美的语言总结某人的哲学思想——因为哲学的非虚构写作，不同于一般的非虚构写作，确实需要在一段故事后，将哲学家的思想表达出来，传递给读者。因此，在第一章中，贝克韦尔如此归纳萨特哲学的思想来源：

“返回法国的时候，他带回了一种融合之后的新哲学：德国现象学的方法，结合着更早以前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以及其他思想，又装点了一味独特的法国调料——他自己的文学感染力。他以一种现象学创立者未曾想见、但却更让人兴奋和个人化的方式，把现象学应用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创建了一种兼具国际影响和巴黎风味的新哲学：现代存在主义。”

贝克韦尔进一步解释，“萨特哲学创造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的确把现象学转化为了一种杏子鸡尾酒的哲学，但同时，也是期望、倦怠、忧虑、兴奋的哲学，是山间的漫步，是对深爱之人的激情，是来自不喜欢之人的厌恶，是巴黎的花园……是女人躺下时乳房往身体里陷的样子……他在眩晕、窥视、羞耻、虐待、革命、音乐和做爱中——大量地做爱——创造出了一门哲学。”（如果读英文原文，读者会更感到这一段归纳的韵律感和优美之处。）

《存在主义咖啡馆》

（英） 莎拉·贝克韦尔 / 著

沈敏一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12月

在这一段描述之后，存在主义那句著名的格言金句也因应出现：“存在先于本质”（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贝克韦尔进一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发现自己“被抛入世界中后”，“持续创造自己的定义（或本质）”，但其他客体或生命形式却不会这样。

让人感到叙事与思想结合巧妙地，是贝克韦尔在陈述完这段思想后，又开始讲起故事来，为了讲述萨特的“发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贝克韦尔让好些不同故事的场景，飞速跨过数十年：

一开始“呈现”的故事是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巴黎中央大厅的“现在俱乐部”发表公开演讲，由于受到像摇滚歌星一样的待遇，场面太过火爆，售票处遭到围攻……这次演讲，萨特后来形成文字，就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书中提供了一个细节，美国《时代》杂志的记者拍摄下这一场景，刊载的照片下写道，“哲学家萨特，女人被迷晕”。

接下来“呈现”的故事是，萨特和波伏娃的著作被天主教会例入《禁书目录》。批评者认为，存在主义“令人恶心地混合了哲学的狂妄、模糊的美梦、生理学上的吹毛求疵、病态的品味和踌躇的爱欲……面对这种偏好内省的胚胎，人必诛之而后快。”——但是，这让存在主义更为流行，年轻人和叛逆者把它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时髦标签，存在主义的影响力也来到了它的巅峰。

第一章最后一个主要故事，以萨特的逝世为终点，这种结构也让人玩味，在一本非虚构著作的第一章，居然就让主角死去了，此后的章节，其他人物才陆续登场。

在第一章的最末，贝克韦尔选择讲述自己和存在主义的联系。

当16岁的她第一次接触萨特的小说《恶心》后，少女时期的贝克韦尔开始有了最初的问题意识：现代人究竟应该怎么度过一生？

除此以外，最初给贝克韦尔启发的这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还担心人类的苦难、不平等和被剥削，并想知道有没有办法来对付这些恶？他们追问个人能做什么？他们自己能提供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追问了如何自由地生活。

“存在主义者关心的是个人（individual），是具体的人类存在（Human existence）。他们认为，人类存在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存在类型。其他实体是什么就是什么，但作为人，我在每一刻，都可以选择我想让自己成为的样子。我是自由的——我对我所做的每件事，都负有责任，这一令人眩晕的事实，会导致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与人类存在本身密不可分。”贝克韦尔在第一章最后写道。

从“鸡尾酒”的场景开始，到对存在主义的“描述”（而非定义）而结束，有故事、有细节、有作者自己、也有对思想的清晰阐述，本章可以称作是这一类型非虚构作品的典范。如果读者只想大致了解“存在主义”是什么，读到这一章就够了——

但无疑，如果不读下去，就会错过很多更精彩的内容。

“非虚构就是现象学”

要讲“存在主义”，当然不得不讲“现象学”，在第一章中，现象学是一个引子，接下来的章节，就得详细讲述“现象学是什么”。

一定会有读者像我一样，读书时都是哲学爱好者，但往往对德国哲学家大摇其头，曾在哲学老师的课堂上艰难学习过，也努力半懂不懂地读完过那些大名鼎鼎的著作，却难以将其清晰简单地转述给他人。

比如“现象学”，中国的哲学家可能会这么告诉你：“它可以是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也可以是指舍勒的本体现象学，也可以是指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在现象学的标题下甚至还包含着感知现象学、想象现象学、现象学自我学、交互主体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社会现象学、宗教现象学以及其他等等具体学科，甚至包括现象学经济学和现象学建筑学。”（《倪梁康：何谓现象学精神》）

这实在是极其乏味的糟糕表述。但外国哲学家的表述也未必好懂，比如莫里斯·纳塔森就说，“现象学方法的彻底性既相关于哲学对经验的基本的、批判的审查的一般努力，又与之有所分离：不把什么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并说明是什么保证了我们所宣称知道的东西”。（读不懂的请直接跳到下一段）

而读完本书关于现象学的章节，读者可能甚至会像我一样惊呼，“现象学就是非虚构，非虚构就是现象学！”

这当然是我并不严谨、略带戏谑的表达，但读完贝克韦尔对现象学的描述，绝不止我一个人会把现象学与非虚构联系起来：

“到底什么是现象学？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方法，而非一套理论，并且，其基本方法可以用两个词的命令来表达：描述现象（Describe Phenomena）。”

“现象学家的工作是去描述。这是胡塞尔不断提醒他的学生要去做的事情。它意味着去除使人分心的事、旧习惯、思想中的陈词滥调以及预设的固有观念，从而使我们的注意力回到他所说的‘事物本身’上。”

“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盯住它们，并依照它们显现时的样子，而不是依照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的样子，来准确地记录它们。”

如果还嫌不够清楚，贝克韦尔接着以咖啡举例（这种饶有趣味的“举例”在本书中俯拾即是）：

“如果用现象学角度去描述一杯咖啡，我必须搁置抽象的假设和任何干扰性的情绪联想。然后，我就可以专注于我面前这深色、芬芳、浓郁的现象。这种把推测的附加物‘搁置’（set aside）或‘括除在外’（Bracketing-out)，胡塞尔称之为‘悬搁判断’（epoche）——这个术语借用自古代怀疑论者，他们用其表达一种对于世界的判断的普遍悬置。”

“结果就是一次大解放，现象学能让我不受束缚地把我所感受的咖啡，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主题来讨论……它通过调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

在写作中，贝克韦尔绝非完全拒斥对学术词汇的引用（写海德格尔的章节更不可能回避），并且也绝不错过现象学的“关键词”，除了“描述”、“现象”、“悬搁判断”等以外，还有更复杂的“意向性”、“关涉性”。

但往往，贝克韦尔会在一段抽象概念的引述之后，又加上一段非常文学化的优美表达，又在文学化的表达之后，谈论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

比如这一段：

一个人也许永远无法充分地描述一杯咖啡。然而，这是一项有益的任务：它把我们生的世界还给了我们。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是哲学内容的事物上，它尤其有效：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文学化的优美表达）

这还带来了另一个意外后果：从理论上来讲，它应该能把我们从意识形态、政治观念等等中解放出来。通过强迫我们忠于经验，并回避试图影响我们如何解释经验的权威，现象学能抵消周遭的各种“主义”。（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

而由于“现象学”的章节作为存在主义的前身而存在，贝克韦尔当然也不忘将萨特作为穿针引线保留在这些章节里。贝克韦尔也详细记载了萨特在柏林读过胡塞尔的著作后（本节文章不过多引述了），发展出他自己的大胆解读，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故事镶嵌到本书的大结构中。

如何写作“读者友好”的海德格尔？

在读本书关于海德格尔的章节前，我其实感到畏惧——就像海德格尔著名的“烦”和“畏”一样——因为他实在是许多人在大学期间哲学课里的噩梦之一（康德、维特根斯坦可能是更大的噩梦）。但我同时也感到好奇，贝克韦尔究竟要怎么用非虚构的方式写作海德格尔这尊大神？

果然，这一章比其他章节更多地出现了专属于海德格尔的术语：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操劳（concern）、操心（care）、“共在”（Being-with，Mitsein）、“共同世界”（With-world，Mitwelt）、“离奇”（uncanny，unheimlich）……

但好在，这些术语的出现只是用来确保对海德格尔准确的引用，而非加深阅读理解的难度。贝克韦尔写作海德格尔及其哲学的方式，和写作萨特与存在主义的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

用比喻或举例的方式“转述”思想，让“只有哲学家才能理解”的内容，为一般读者更容易地理解，并对比喻本身印象深刻；“呈现”故事，让读者理解海德格尔造成的影响。

比如贝克韦尔提问，“为什么有时候一颗钉子在锤子下弯掉，会带来与之极不相称的沮丧感，并且让你觉得一切都在和你对着干？海德格尔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如何呈现海德格尔“不同的理解方式”，贝克韦尔索性就借用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差了有一英里》（As Bad as a Mile）里的例子：“如果我们朝垃圾桶丢一颗苹果核，但没丢进去，不仅会觉得恼火，因为你不得不站起来，从地板上重新拾起苹果核，还会让一切都感觉很尴尬、可疑和不适。但是，只有在疑问和不适中，哲学才会出现。”

于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引起了哲学的现代转向”，“他的起点是穿着日常服装的实在，但却用克尔凯郭尔式的语气谈论着生命中最奇怪的经历，谈论一切开始发生可怕错误的时刻……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随着一战后的一切都被抛入混乱和怨恨之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从海德格尔的视野中认出某些东西。”

接着，贝克韦尔决定像一个商业片导演一样，把这一章故事的高潮（climax）放在达沃斯的哲学论坛上。如果这是一场流行的Rap Battle，那么题目应该是“海德格尔VS恩斯特·卡西尔”，他们Freestyle的题目，就是康德。

镜头先对准卡西尔，他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康德是理性、知识和自由这些启蒙时代价值观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

但镜头更长久地放在海德格尔身上，他反驳的主题是，“康德通过证明我们无法了解现实或获得任何真正的知识，而消解了那些价值。”

海德格尔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的思想，一段画外音这时候出现：

“尽管这场辩论没有出现明显的胜者，但许多观察者似乎很自然地便认为，卡西尔食古不化，还生活在过去那个文明但过时的时代，而海德格尔却是一位先知，预言着一个危险但刺激的未来。”

这期间，镜头也时不时切到台下的听众，“海德格尔的演讲让人毛骨悚然，但也隐约让人感到刺激，而其中的一些费解之处，更是增加了这种效果。”直到最后，特写镜头里的海德格尔终于提出了那个著名问题：“为什么竟然有存在者，而不是一无所有？”

于是这场battle在贝克韦尔笔下，以旁观者的惊讶感言而告终，“世界上的事物被（海德格尔）揭穿之后，露出了一种几乎让人痛苦的光芒。有一瞬间，我感到自己仿佛瞥见了世界的根基和基础。”

当然，在其后的章节中，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的表现，战后海德格尔的神秘主义倾向的事迹、海德格尔和曾经朋友的重逢、与萨特的尴尬见面——贝克韦尔也均有非常出彩的细节与故事描写。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这不是海德格尔的学术评传或传记，或是对海德格尔著作的导读，当然不能面面俱到。但从故事与思想的平衡来看，这实在是非常出色、令人拍案的写作。

黑暗时代里的自由人

除了写作上的精妙以外，本书里详细描写的“存在主义”思想家的自我选择和自由践行，也引人入胜。

“存在主义”有其时代来源，这既是存在主义诞生的土壤，也是存在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在完全丧失自由的欧洲，自由成为思想家最核心的焦虑。而一旦等到欧洲恢复了它的自由，存在主义则提供了一套新的生活哲学。

这也是本书的迷人之处，贝克韦尔为我们描述了一番“黑暗时代里的自由人”的群像，给当代人的选择提供了可参考的历史借鉴。

1930年代，纳粹在崛起，海德格尔早年的朋友、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和自己的犹太夫人格特鲁德就感到了疑惑和危险。

但即便是哲学家，也和普通人一样，他们“权衡了一下通常那些考量：这些野蛮人显然不可能长期掌权吧？”。因此，“即便是一位知名教授，逃离这个国家在别处重新开始，与一切给与他生命以背景的东西相分离，也是很困难的。”

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贝克韦尔详细描述了这些杰出心灵的困境和个体选择：

整个20世纪30年代，雅思贝尔斯夫妇都在考虑，应该离开德国吗？1935年的《纽伦堡法案》严重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身份，禁止异族通婚，雅思贝尔斯因为与犹太人的婚姻而丢掉大学教职，他们低调行事，小心生活……

而与海德格尔论战的恩斯特·卡西尔则早早看清了形势，他和家人离开汉堡，先去了牛津，最后到了美国，先后任教于耶鲁和哥大。

现象学泰斗胡塞尔的孩子都移民去了美国，他自己早已拿到南加大的任教邀请，可以轻松地成为一个加利福尼亚人，但他选择了留在德国。他被禁止参加1934年布拉格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但却写了一封信在大会上请人代读——

他警告说，“一种危机正在威胁欧洲的理性和哲学探究传统……每一个领域的学者都要担起他们的责任，他们‘对自己的答复感’……思想家要团结起来，对抗这场危机。”而在1935年，他又提出，“理性的英雄主义”是欧洲的唯一希望。直到1937年，胡塞尔于79岁时逝世。

“照顾他的女护士对马尔文娜（胡塞尔妻子）说，‘他去世时，就像个圣人。’……海德格尔则称病没有参加葬礼。”贝克韦尔在该章节最后意味深长地写道。

而在面临亡国的法兰西，存在主义知识分子选择了战斗，尽管他们都不擅长战争。雷蒙·阿隆的部队连敌人都没见过，便和正在路上逃难的平民一起撤退，最后，他在整个战争中都以记者的身份，为自由法国军队工作。

在战争中，梅洛·庞蒂被俘虏，萨特也被抓了起来。正是在这种被囚禁中，萨特开始写作他的巨著《存在与虚无》。

而波伏娃则生活在被占领的巴黎，受到诸般屈辱，不得不证明自己不是犹太人或共济会会员，还继续坚持教学与写作，每日在索邦大学图书馆阅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寻求心灵的慰藉，以支撑自己活下去。

在这令人”惊愕的疲乏“中，加缪则直面那个最基本的人类问题，“我们究竟为什么要继续活着？”在这个根本问题的重压和逼迫下，加缪写出他最著名的“荒谬三部曲”。

这些黑暗时代里的哲学家，真的就像梅洛·庞蒂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世界里，融合其中，与之妥协。每个人的手都脏”，但是在这之中，“存在主义”带来了一个新的律令：开始工作，做点儿什么！

正是如此，萨特领悟到，自由意味着“眩晕”和“焦虑”。但同时，如萨特所说，“从你现在所处的地方开始，你进行选择。而在选择中，你便选择了你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听起来很难很吓人，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如此。”

萨特警告担负自由的人类，如果人为了逃避责任，便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环境的受害者，那你便没有达到人类生命的要求，而是选择了一种虚假的存在，脱离了自己的“真实性”。

“没有任何划定的道路来引导人去救赎自己，他必须不断创造自己的道路。但是，创造道路，他便拥有了自由与责任，失去了推脱的借口，而所有希望都存在于他本身之中。”贝克韦尔写道。

这段时期的生动描写让我们知道， “存在主义”和它身后的哲学家，都处在一个可怕的时代里。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存在主义”成为了那个令人振奋的思想，成了黑夜里的自由歌声。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追问的“自由”，既是丧失自由的地方的“时代议题”，也是人类生存永恒的大哉问。

因此，抛开非虚构的精妙技巧，这些对自由价值的书写，无疑才是莎拉·贝克韦尔《存在主义咖啡馆》最令人感动的深沉之处。那种“装点了独特法国调料”的、关于自由的存在主义思潮，感动过十六岁的莎拉·贝克韦尔，也感动过少年时代的我。

十几岁时，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萨特与加缪，却是在这些年，才逐渐理解他们的作品，理解罗岗丹，理解西西弗斯，理解自由及其焦虑。也因此，本书最初出版后，我反复读了原版和后来的台版。如今我欣喜《存在主义咖啡馆》大陆版问世，因为这一定会带给人们关于自由的深沉追问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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