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仁文‖一个这样的人 ——恭贺江平先生90华诞

9月10日晚，我正在参加阿里巴巴20年庆典暨马云告别的晚会，收到黄东黎教授自美国发来的教师节问候，并与我分享她为江平先生90华诞写的文章，里面提到她是98年在纽约通过我和郭强的引介认识江先生的。这一下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赶忙问，我是否还来得及提交一篇小文参与一下江老师90大寿的祝寿活动。她马上把我这一请求转达给此次活动的联系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施天涛教授（江先生弟子），施教授随即发来客气短信：刘老师，谢谢您对江老师的关心，由于时间已经很紧了，如果能在几天内提交大作，那是最好。

晚会结束到宾馆，已经夜里11点多。在回复完众多教师节的问候短信后，已经凌晨12点多了。想起马云在告别演说中提到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再想想江平这一代人所走过的路，心情难以平静，独自出门在西溪湿地公园漫步一个多小时。与江先生交往这么多年，往事历历在目，人在旅途，又有其他心事，这文章怎么写？想过再次放弃（他80岁时我曾接到约稿函，当时可能也是忙于手头工作，只好授权将拙作《只向真理低头——江平先生访谈录》收入），又不舍，不甘心。白天来杭的高铁上，翻阅随身携带的巴金《随想录》，内有一篇《纪念鲁迅先生》，文章很短，相信绝没有道出作者和鲁迅先生交往的大部，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么，我还是写写江先生吧，长短、好坏也是个心意。

江平老师在演讲中

我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学期间就听过江先生的讲座，但真正和他认识还是在90年上研究生之后。研究生期间我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会主席，多次为研究生会的工作去过他家里。他那时就住在校门外一个普通的小区，还经常骑自行车在校园里经过。熟悉之后，我还带湖南老家来京上访的老乡去找过他。记得第一次去他家，他正在看足球，这多少有点让我失望，因为我是一个足球盲，而且当时他在我们学生眼中就是正义的化身，像他这么伟大的人物应当日理万机才对呀，怎么会这么悠闲呢？后来我才知道，改革开放后江先生确实是夜以继日，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热爱足球和音乐。其时，他不仅校内工作忙，社会上的活动也特别多，有时下课后在路边小摊匆匆吃上一碗面条就去机场出差。

江先生有一个天生患有智障病的女儿，这也是法学界许多牵挂先生的人想小心翼翼避开的话题。他本人在书中透露过，怀这个孩子的时候，夫妇俩都是“右派”，所处的环境和心情都甚糟，为此一直对这个孩子怀有内疚。多年以后，他的自传《沉浮与枯荣》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在这本书里，身着古装戏服的江先生和师母与女儿的合影被放在扉页里的显著位置，这时我已经完全能读懂老师的这份慈父面孔了，但那时，每次去先生家，当女儿过来“干扰”我们谈工作时，我心里总是在想，老师为什么不把她支走呢？

当时，一件对于先生而言可能很普通的事情，在我们学生看来也是大事。有一天深夜去他家，得知他刚送走邓朴方一行。由于先生当时刚被免去校长职务，加之邓的特殊身份，难免让人产生联想和好奇。但先生说，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只是因为邓朴方身为全国残联主席，而他本人也算残疾人（他在下放劳动时被火车压断一条腿），所以邓想请他在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推动《残疾人保障法》的通过，就为此而来。

1993年我研究生快毕业时，有一天在校园里见到骑自行车的他，他主动下车问我的去向，我告诉他自己联系了中央政法委，他马上说，他和时任中政委秘书长熟悉，让我跟他去家里，他帮我写封推荐信。后来中政委这边的面试、政审都很顺利，都快去报到了，却因为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办公，没有宿舍，问我在北京有无亲戚，可否自己解决半年的住宿，说半年后中政委在公安部的宿舍楼就快盖好了。但我当时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好选择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去工作，因为那里能给我们解决集体宿舍。没想到，这一去，就从此在社科院法学所扎下根来，一转眼已经26年了。江先生的热心在社会上是出了名的，这些年来，他推荐过多少学生去国外留学、推荐过多少学者去国外做访问学者，又给多少人题过词、作过序、写过推荐语，恐怕他自己也未必记得清楚。

98年我们同在哥伦比亚大学，近距离接触江先生的机会较多，我和他还一起参加过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校的学术活动。先生自己去中国城买鱼做饭吃（师母过一段时间才到），有时跟我们在哥大附近一个简单的中餐馆吃便宜的自助餐，还会跟大家请教要不要自己放回盘子、外国人戴戒指在哪个手指表示哪种含义。后来，他和师母回国的时候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我们几个送他时他双手作揖表示感谢。当时有一个国内副厅级的学者在那里郁郁寡欢，她跟我抱怨说美国人也不安排接送她，我说这是文化的差别，你看江平老师他们也没安排接送。

刘仁文老师（左）和江平老师在纽约

这一段时间我跟江先生有过多次出游，他给我谈过的一些观点，说实话有的当时还接受不了，没想到后来我慢慢地都有同感。这次东黎的文章从她的角度谈了她当时安排我们几个旅游的一些情况和体会，我还记得的是，有一次在往一个俯瞰大海的坡上走时，江先生说他有恐高症，就坐在路边的一个椅子上等我们。还有一次在海边散步，他说到几年前在夏威夷，看到那海水，想到自己也不容易来一次，就取下假肢，下海游了几圈。

回国后，我们继续时有往来。当时我们的《环球法律评论》有一个名家访谈栏目，编辑部听说我和江先生熟，还派我去他家里对他做过一次专访。这次访谈又得知他的许多往事，对我也是一次人生洗礼。全文整理出来后，以《只向真理低头——江平先生访谈录》为题见刊。该文后来还被《永远的校长》等多本著作收入。

先生的《沉浮与枯荣》一书影响超出法学界，荣登过当年许多图书排行榜的前列甚至头名。我深感意外和荣幸的是，书中他长篇引用了我的“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一文，记得那部分的开头大意是：大约在2006年前后，我读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刘仁文教授的一篇文章.....其后他写道：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段大段地引用刘仁文教授的文章，是因为他的文章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翻阅完这本书后，我忍不住给江先生家里去了个电话，但重点不是提他引用我的文章，而是感慨他在书的前言中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也许是因为自己年轻时被划成了’右派’，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我说看到这句话自己内心有种苍凉感，谁能想到，大名鼎鼎、前呼后拥的江平教授竟然几乎没有自己的故友与至交！电话那边，没有声音，直到我岔开话题。我们都知道，先生是法学界著名的演讲家，但与他有过近交的应当也能感受到，他在很多私下的场合话并不多，除非你主动提到某个话题或问到他某人某事，否则有时甚至还会出现较为尴尬的沉默。

2018年，社科院法学所老所长王家福先生荣获改革先锋称号，他应邀参加座谈会，并表达了对家福老师发自肺腑的祝贺与祝福。我身旁一个某著名大学法学院的院长对我说，很多人认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深度参与立法和司法、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江先生，也应当获得这一荣誉，难能可贵的是，江先生对此毫不介意，光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敬佩。前不久，家福老师不幸离世，遗体告别那天，江先生早早赶到八宝山。我当时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但听同事说，当王师母看到江先生时，十分激动，从轮椅上站起来抱着先生痛哭道：“您怎么也来了呀？您是兄，他是弟，您可以不来的。”

几天后，在一个与江先生同桌的餐叙中，我提起有媒体报道：90岁的江平送别89岁的王家福，记者特意提到他早早赶到，还配了他签到时的照片。他拿过我的手机看过后，又再次提起当年他被下放到延庆一所中学教英语，家福老师先后数次去延庆邀请他来社科院法学所工作并帮他办理有关调动手续，就在办得差不多的时候，传来中国政法大学复校的消息，于是重回法大。江先生说，那时从城里去趟延庆可麻烦了，所以他是特别感谢家福老师的。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听到他讲这个故事了。他虽然轻易不议论人的长短，但这次却主动问起家福老师最后到底是因为什么病去世、某某某为什么没有来参加他的遗体告别等，使我深感这对上世纪50年代的留苏同学由于治学理念相通，在坎坷的漫长岁月中所建立起来的弥足珍贵的深厚友谊。

江先生在许多人眼中已经是一个近乎神话的人物，我曾经在一个微信朋友圈中看到有崇拜他的年轻人在前往西藏求圣的途中，于青海高原的路边石头上刻上江平教授的名言：“只向真理低头”，并表示完成了他此生的一个心愿。然而在我眼中，江先生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巴金在《随想录》的代序中说：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以我对江先生的了解，他信奉的是平等、自由和博爱，其骨子里应当是不希望别人把他看成神的，所以他也从来不伪装自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已经没什么可迷信的了，剩下的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然而到底什么叫真理？我曾经有点残忍地向他提出过这个问题，答案似乎并不明朗。

许多人感慨先生的随和和没架子，对他的不卑不亢和宠辱不惊充满敬意。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他并不把自己看作英雄，他说他也有沉默的时候，好在自己从来没有昧着良心说过整人的话，没有说过假话。这些年，我自己耳闻目睹的多了，才知要保住底线，做到他所说的“我们可以不说，但绝不能说假话”，有时也是多么地难！他有许多可以抬高自己的地方，比如，他在留苏时就以学生身份担任过时任司法部长史良的翻译，陪同她访问苏联东欧多国；他与共和国前总理李鹏是同一时期的留苏学生，在莫斯科大学曾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学生会和团委共过事；他以优异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并作为留学生代表在莫大的毕业典礼上致辞（结果回来就被打成右派，如果晚一年回来，也许就能察觉到国内的政治气候了）；他曾多次受邀成为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并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位置上主持过国家的多项重要立法......但他从不主动提起这些，相反，对一些在别人看来似乎有碍他高大形象的事，他却从来不隐瞒、不回避。他曾在怀念谢怀栻老先生的文章中表达出对谢老一流专业功底的景仰，“我也想到我自己，缺少像谢老那样过硬的基本功，这也许和我入大学时的革命狂热不无关系。”他和谢老一起担任仲裁员时，虚心得像一个学生，“我在旁细心观察他的态度，他的风格，他的问语，他的处理意见，似乎能想象到这位经过严格司法考试、司法训练培养出来的法官当年断案时的风采，甚至我在默默地祷愿，如果我们的仲裁员和法官都能有这么高的水平，那就是国家的万幸。”看到谢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仲裁裁决书，他自责道：“他那认真的态度，使我感到惭愧。”我曾问过他，呼格吉勒图的墓志铭写得真好，那是您自己写的么？我多么希望他回答说是他自己写的，但他却说，是我的学生王涌帮我草拟的。我们都知道，先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因自己被打成右派而造成夫妻离散，现在的师母是后来在他落难的时候找的。在先生迎来自己人生高峰之后，无论国内外，他都是大大方方地给别人介绍师母：这是我老伴。在《沉浮与枯荣》里，我记得他还专门说过，改革开放后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有所收获，要多亏老伴和崔家人的支持（师母姓崔）。

先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有一次，他所欣赏的学生张星水律师要我约江老师聚一下，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自己女儿在家没人照顾，后来我说，那要是让星水安排在他楼下呢。他一听动了心，开始犹豫起来。但最后还是说：你们聚吧，我出去还是不放心。几年前，他每到快过年，就因保姆要回家而犯愁，有段时间甚至与家人住进了养老院，他说养老院条件再好，也没有家的感觉。现在，他家终于找到合适的保姆了，也不用为过年到哪里去而犯愁了，谈起此事，先生喜形于色。

对人生有过深刻体验之后，江先生把世间名利看得很淡。他的教授、博导在他的同龄人中都解决得不算太早，当然，后来他当上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也是在他的意料之外。他曾说，改革开放之前的20余年，他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改革开放之后的20余年，他该得到的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也得到了。我认识的一位比较清高的女教授，当她看到江先生的这句话后，曾对我说：就冲江平的这句话，我还是佩服他。她指的是先生的这份真诚。类似的真诚还体现在他的其他一些话语中，如他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法学名著，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但他是一个法学教育家，他以学校为舞台，培育出一代具有现代法治理念的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工作者；是一个法律活动家，他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江先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从不记恨人，也不纠结于过去。在他当校长后，面对当年整过他的人、拆散过他家庭的人，他选择忘却，这种心胸和气魄，让人想起曼德拉的那句名言：感恩和宽容经常源自痛苦与磨难，必须以极大的毅力来训练。先生曾跟我讲起，当年被打成右派，在工地上干活，由于营养不良夜里过马路昏沉沉，结果被飞驰电掣般驶过的火车压断一条腿，大量失血差点失去生命，当他在医院苏醒过来之后，从此觉得每多活一天都是上帝对自己的恩赐。他在自己70岁的时候，就想如果能活到80岁已经是幸运了；80岁的时候，心想如果能活到90岁就更是幸运了。如今90岁已悄然而至，看先生的心态与形态，我对他的长寿充满乐观。大概十年前，他曾经大病一场，等到我去301医院探望他时，他已经能开口说话，我进去时刚好遇上吴敬琏先生出来。那次也得以与他在美国留学的儿子江波有些交流，我说曾经听江老师说起，那时在延庆既当爹又当妈，很是辛苦，却也体会到天伦之乐。

自从那次病后，先生遵医嘱不再进行重度的科研工作了，但他作为终身教授，还带学生，也适度参加一些学校和社会的活动。万幸的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迅速得到了恢复，他的思维还是那么敏锐，他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仍然那么入木三分。如今他爱吃红烧肉的习惯已经改掉了，现在主要换成吃牛羊肉了，他的胃口仍然很好，我见过他连喝三碗羊肉汤呢。由于他的腿不好，现在又年纪大了，所以在家里安装了健身器和按摩椅，每天做些力所能及的锻炼。对于从昔日那种充满激情的繁忙中过渡到尽量减少外出的老年人生活，他似乎也已经习惯甚至享受着这种生活。

江平老师与江奖获奖者合影

先生把钱看得很淡。他是法学界第一个以个人名字设立基金会的人。在他70岁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积蓄几乎全部拿出来，设立“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台湾大学的王泽鉴教授等著名学者均捐款支持，可见江先生的人格魅力。如今，“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已成为民商法学界含金量很高的一个奖项，每年颁奖，先生都会携师母与会，并发表寄语莘莘学子的演讲。每当此时，我都要第一时间找来先生的演讲内容，加以了解和分享。与他对公益的追求相比，他自己的生活却简单而朴素。有一次与他同席，当得知那晚的套餐人均消费近200元时，他露出惊讶的神色：这么贵啊！

2014年，在深圳大梅沙创新论坛上，当时北京的《新京报》大约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报纸创刊多少周年，出了一期特刊，每个领域约请两位学者对谈，我和江先生受邀成为法学领域的嘉宾。该对谈后来以“江平与刘仁文共话依法治国”为题见报。在“互评”环节，先生说：“现在我已接近完成使命，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年轻人接过接力棒，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先生这话，既是自谦，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勉励。在回答记者的提问部分，当记者问到我俩的幸福指数时，他的回答是9分，我的回答是8分。他说：“缺的一分，是人生不可能有满分。”事后我想，为何先生受了那么多苦难，却反而感到比我幸福呢？试看他在逆境中写下的那些带血文字：“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难道我们不能想象他当时的痛苦么？这种把悲痛与怨恨抛诸脑后的情怀，让我想起先生曾十分敬佩的我们法学所的老前辈谢怀栻先生。谢老因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改造长达10多年之久，然而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短文《毕业60年》中却这样写道：“毕业60年，回顾这一生，我给了国家一点点贡献，国家给了我很大的回报，我感谢养育我的祖国。”

江先生从不以权威自居，跟他交流时你不会感到有压力。他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斯大林模式的不满，说他留学苏联时感觉苏联的法制还是很发达的，怎么苏共说垮台就垮台了呢？只能从政治上、体制机制上去找原因。但有点奇怪的是，有一次我们讨论到克里米亚问题，他居然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对的，说那本来就是前苏联送给乌克兰的。我当时问他，那您今天送给我的礼物，明天您想要回就可以要回吗？这不符合民法的原则吧。他呵呵一笑，不做声了。

先生确实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前不久见到他，我跟他核实，社会上传说他和屠呦呦是亲戚，可有此事？他说是的，两家现在还有往来，屠呦呦也到他家去过。按先生的说法，两家还很亲的，大概江先生和屠呦呦的关系相当于表兄妹的关系。江先生祖籍宁波，为何出生在大连呢？就是因为当时屠呦呦一家在大连，屠呦呦的父亲把江先生父亲也介绍到大连来工作，于是江先生一家也搬到大连来了。

就在这次的饭桌上，主食久等不上，江先生似乎有点着急起来。我很少看到过先生着急，心想都这么晚了，他又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过了一会，主食还没上，他终于忍不住了，跟大家说抱歉，自己要先走一步。我送他到门外，问他为何这么急着走，他说想赶回去看一场球赛。

这就是江平，一个可亲可敬又可爱的人，一个纯净、善良又率真的人，一个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学习、见贤思齐的人，一个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我期待着在他一百岁的时候，有更宁静的心情和更系统的时间，来好好写一写我眼中的江平先生，到时再来细细品味那些本文没来得及处理或者一时没想好如何来处理的故事吧。

备注:本文为作者为江平老师九十华诞祝寿文章

END

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