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辱母案|为何正义壮举急速消失,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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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刺死辱母者案件，实质上是一场登峰造极的社会问题隐喻。这幕戏套路很深，背后真正的热闹，是正义与法律，更是社会资本主导经济的违约大戏图穷匕见之前的各方姿态的。特约评论员罗富强从另外一个角度，为我们深度剖析这个特殊案件中的独家看法。
轰动全社会的“辱母杀人案”，大家都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了于欢到底犯罪没有？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还是防卫过当？还是正当防卫？也有人质疑这个世界是否需要血性。
为什么同样一个情节、同样一部法律，即便是在法学教授、检察官、法官、律师的法律界，都会有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和主张？甚至还有截然不同的法院判决？
问题在哪里？因为法律本身存在严重问题。
假设基本每人敢于放高利贷，假设基本没人敢私设公堂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假设基本没人敢侮辱他人，假设绝大多数警察敢于果敢执法，于欢就不会杀人伤人，今天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争论也不存在。
综合来看，我的结论是：于欢没错，是法律错了。我国的《刑法》存在严重缺陷甚至是严重错误。
首先，错在《刑法》的立意上面。
我们不妨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看看，第一章第一条的第一句就是错误的——“【立法目的】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这一条错在哪里？错在“为了惩罚犯罪”这六个字。制定刑法是为了“惩罚”犯罪，而不是为了“遏制”犯罪。这就错了，惩罚的结果大多数是增加新的问题，因此，刑法的立意应该把震慑放在第一位，避免更多的人犯罪，避免更多的不良后果，才是立法的根本目的。
这就好比治理污染一样，不从排放的源头去治理，等污染排放了，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问题了，再来根据污染程度处罚。但那时候，不仅对一大片区域甚至全域的危害形成了，不可挽救了，此时的处罚已经于事无补，反而会导致企业破产，员工失业。
法律，也好比一个国家的军队一样，太弱小了别国就会无所畏惧，他国在需要时就可以发动侵略。军队存在的最基本价值就是让别的国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养着一支摆设一样的军队，那只是浪费国家钱财，还使人胆大妄为。
因此，法律一定要让人畏惧，并且是非常畏惧，才能发挥震慑作用。如果犯罪成本很低，道德品质恶劣的人没几个会畏惧法律。
其次，错在《刑法》量刑方面的弹性太大。
这样的法律立意带来的问题很大，因为它是以“危害后果”作为判罚基础的。为什么很多小偷最后变为大盗？他们都是多次“进宫”、相互“交流经验”之后偷窃技术越来越精湛，胆子越来越大。
为什么会这样？这都是《刑法》把他们“鼓励成才”的！比如，偷窃案件就被分为两类判罚：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曾经的立案指标是1000元，偷到价值低于这个标准的，按照治安案件处以罚款或教育或拘留几天完事；超过这个标准的，在按照数量判处有期徒刑。“小偷业界”就有一个说法：“运气不好有时候反而是运气太好，运气太好反而是运气不好”，说的是：如果只偷窃到几十、几百块钱，但如果被抓了就是好运气，因为不会坐牢；而一下子得手好几万，但要是被抓了就要坐几年的监牢。这个现象对《刑法》是很大的讽刺：惩罚偷窃犯罪是以小偷的运气作为标准的，这是非常搞笑的。
第三，错在《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上。
一是《刑法》存在“纵容犯罪”的嫌疑。当今中国，涉及各个领域的法律不可谓不健全，最起码是历史上法律类别和总数最多的时期，甚至不低于一些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国家”。但为何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不见好转？因为法律缺乏应有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关键就错在最后这句话：“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不仅是法官也难以掌握的标准，更是一般公民根本无法掌握和控制的标准。这不仅给公检法机关“人情办案”、滋生腐败留下了巨大空间，也给一些人钻法律的空子留下了巨大的漏洞。
所以，暴力讨债、侮辱殴打于欢母亲的那帮人正是抓住了这个法律漏洞，当然他们没有、也难以控制好“度”（但是控制好了这个“度”的却大有人在），而出警的警察也难以把握那帮人是否涉及犯罪的界限才无所作为，最终酿成了悲剧，也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
二是《刑法》存在“保护坏人打击好人”的现象。《刑法》对于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现实中，正当防卫的绝大多数都变成了防卫过当。因为谁也无法把握“正当防卫的度”。于欢案中，面对穷凶极恶的一大帮恶徒，于欢赤手空拳能够按照《刑法》中的界限进行“正当防卫”吗？换一种情况考虑一下：面对几个歹徒抢劫，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让劫匪得手自己蒙受损失，要么采用当时能用的任何手段把劫匪制服，那如何才能制服劫匪呢？必须让他严重受伤或者死亡，但都会成为“防卫过当”受到法律的惩处；而往往这种情况下，劫匪们成了法律的保护对象，甚至有的连“抢劫罪”都免去了，甚至有关部门还要垫付受伤劫匪的医疗费或者要垫付（支付）死亡劫匪的丧葬费。为什么广大公民们对犯罪的道德意识和正义感越来越弱，为什么见义勇为正在走向消亡？试想：如果小偷正在行窃，大家想制止，绝大多数小偷都会反抗或者逃跑，那就必须使用暴力制服，或者必须追赶；那么问题来了：谁可以掌握在“小偷刚好失去反抗能力”的这个度？小偷必然受伤或者死亡，见义勇为要么演变为“防卫过当”、要么演变为“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受到法律惩罚；如果小偷在逃跑过程中死伤，追赶的见义勇为者又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了；甚至，爬窗小偷因为被屋主发现而大吼一声吓得小偷坠楼死亡，屋主被判承担经济责任的案子也居然存在。
因此，解决中国社会的犯罪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法律错误”的问题。那么如何纠正“法律错误”的问题呢？
其实，只要纠正《刑法》的立意错误，中国的犯罪现象就可以减少绝大多数。也就是说，只要将现行的《刑法》“为了惩罚犯罪”的立意修改为“为了遏制和惩罚犯罪”，相应配套完善有关条款，不仅可以遏制绝大多数犯罪，也可以遏制公检法机关的办案腐败。
第一，要把按照“犯罪后果”作为判罚的主要依据改为按照“犯罪性质”作为判罚的主要依据。
偷一分钱也是偷，偷100万也是偷，动机和基本手段都是一样，性质都一样，只不过是小偷的运气区别而已。贪污1万元是贪污，贪污100万也是贪污，性质都一样，只不过是权力和资源的大小区别而已……如此等等。因此，不能再沿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种事实上鼓励犯罪的衡量原则。只要偷窃、只要贪污，都属于犯罪，无论数量多少都必须重判。
第二，要按照犯罪的宏观性质重新区分量刑标准。
无论是专家还是神仙，谁也找不到这三种性质以外的案件：蓄意犯罪、激情犯罪、过失犯罪。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三种不同性质不同动机来重新归类犯罪行为和名称，并以此作为判罚的基础标准。
蓄意犯罪。比如诈骗、偷盗、抢劫、贪污、谋杀、走私、贩毒、叛国、生产销售假药及有毒变质食品以及校园暴力侮辱等等等等），都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的犯罪，是典型的人品和道德方面出了严重问题的犯罪，是最为恶劣的犯罪，因此必须重罚。
激情犯罪。比如打架斗殴伤人、突发矛盾杀人等等，是没有计划、没有组织、没有准备的犯罪，直接表现的是情景诱发，总体上不属于品质问题，而是修养问题居多，此类犯罪后果虽然严重，但比起蓄意犯罪来说，应该在刑法上从轻发落，经济上从重补偿。
过失犯罪。比如渎职失职、交通肇事等等，属于职业精神问题和处置能力问题，也应该在刑法上相对于蓄意犯罪从轻发落。
第三，要对不同性质的犯罪高起点判罚、层级判罚。
也就是说，要根据犯罪性质定门槛、从犯罪后果定轻重。
一是对于蓄意犯罪的判罚起点要高。比如偷窃的判罚起点就是10年，诈骗和抢劫的判罚就是20年，再根据其金额大小分级加刑。如此一来，对广大民众危害最大最为频繁的诈骗、偷盗和抢劫犯罪行为基本都会消失。不仅保护了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更能够发挥《刑法》的震慑作用，避免更多的人走向犯罪道路，挽救犯罪分子本人和家庭。
二是对激情犯罪的判罚要多样化。不仅有刑事处罚，还有形式多样的民事处罚。比如非谋杀性质的伤人、杀人，不仅判处有期徒刑，也要判处经济赔偿，甚至还可以根据犯罪人的经济能力分为一次性赔偿和终身分期偿还，让失去亲人的家人获得基本生活保障。
三是对过失犯罪继续坚持“后果标准”进行定性和判罚。所谓门槛要高，就是要根除“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理念，也就是说，对于《刑法》而言，只有“有罪”和“无罪”的绝对区别，没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一说，情节轻微就不能认定是犯罪，而不是轻微犯罪。所以，在判定过失犯罪中，应继续按照“后果标准”作为主要的定性标准，再以过程中的嫌疑人的所作所为作为定量标准。
未来的《刑法》应该还要特别强调公民的两个权利：
一是赋予公民的“大限度正当防卫权”。比如，某人受到一个人各类方式施暴的情况下，那么只要在施暴者受伤昏迷、或者倒地不起后停止反击，不管最终施暴者是死是活，就不算是防卫过当，也不用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
二是赋予任何公民“大限度见义勇为权”。凡是制止犯罪的行为，只要在犯罪者受伤昏迷、或者倒地不起后停止制止犯罪的暴力手段，无论犯罪者最终是死是活，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未来的法律还应该堵住四大执法腐败的漏洞：一是取消“死刑，缓期执行”。二是取消“无期徒刑”，改为“终生监禁”。三是取消“减刑”。四是取消“假释”。
还有，应该改进警察队伍中“权力大小颠倒”的相关法规，修改《人民警察法》。
一是应增加治安警察和森林警察的权力，赋予警察执法过程中动用武力和枪支方面更大的权力和范围，改变警察执法方面的各类被动和伤亡过大的现象，彰显法律的权威，让人不敢轻易挑战法律。
二是应该削减交通警察的权力。实事求是地说，交通警察队伍中乱罚款、私自罚款等的不良风气，已经严重影响了当合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与广大公民关系非常密切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一部存在错误的法律，其“行人无责”的立意存在重大问题，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交通乱象，变相鼓励步行者、电动自行车、人力自行车随意违章，看似为了“保护弱者”，实际上是变相鼓励他们送死，甚至有的自杀者故意选择撞车或者被碾压，死前还给家人“创造财富”。此外，这部法律赋予了交警们过大的权力，比如不尽科学测试和计算，随意设置限速标准，导致一些地方把“执法当作产业做”，交警们故意设下诸多的“罚款陷阱”，打着维护交通安全的旗号获取地方政府和交警个人的经济利益。当今中国存在一个怪现象——“交通部门设法建设高速公路、交警部门设法限制车辆速度”：一条高速公路设计时速为120公里，那么就是确保每一个路段小车都可以按照120km/h的速度安全行驶的；但是，高速交警们这里设置一个限速80、那里设置一个限速90的测速照相电子眼；实际上，限速80的这些地段轿车开到120也同样非常安全。此外，这种限速根本没有经过科学测试，都是某个分管领导自己确定的，目的真是为了安全？如果按照“确保安全”的理由，还不如把设计120时速的高速公路全程限速60。这种做法更没有经过大脑：不分车辆质量和性能笼统限速小车120，这不是让微型面包车去送死？不分车辆质量和性能笼统限速60，不是强行让奥迪奔驰按照微型面包车一样的性能行驶？再有，这两年又发明了“分道限速”的规章，试想：限速100的快车道总是被速度80的龟速车占领，速度90的后车只能从右侧超车，可是慢车道限速80，如何超车？只有“违章超车”，只有“被罚款扣分超车”了。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也没见车祸率比其他国家的高，因为德国人是特别科学和严谨的国度，因为有关部门知道，除了极个别的亡命之徒，没有谁会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儿戏，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技术情况和车辆性能以及路况开到多少时速；实际上，高速公路上的车祸，所谓“超速”引发的很少，更多的是“龟速”引发，因为龟速行驶会导致车辆大量积压，密度大量增加，导致追尾和碰擦。关于这个问题，请不要用“中国民众素质不行”来搪塞，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众素质可以了吧？但为何只有德国不限速？因为德国的是一个讲究科学的国度。
结束语：
诸多的事例已经证明，我国广大民众的道德意识大滑坡，与法律本身的错误密不可分，为何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少？因为做了好事反而被人利用法律成功进行讹诈的事例太多了；为什么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正义壮举正在急速消失？因为法律保护的往往是作恶的人，惩罚的往往是见义勇为施张正义者。
一部法律，如果立意和动机出了问题，实际作用是引诱人们去违法犯罪的恶法，这样的法律不如不要，不如按照人们的道德伦理来约束。因此，修改法律，纠正错误，才是社会前进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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