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梅园经典共读小组第十三期沙龙——李欧梵《上海摩登》讨论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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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15：00——17：30

地点：梅园书房

主讲：陈云昊 南京大学文学院

评议：刘永广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沙龙伊始，南京大学文学院的陈云昊博士首先概括说，《上海摩登》一书是关于物质性的都市世界及其文化想象的现代主义研究，如果抛去文学内容，实际上还有半本书的内容，即都市与物质文化。文学性的部分，只是本次讲座的引子。本书的最大原创性可能也不在文学解读，我们从非文学部分开始更能看出方法论的独特之处，于是，陈博士从李欧梵受本雅明方法论影响开始，进入上海摩登的新都市文化。

首先，陈博士以另一本著作《摩登时代: 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世界》开篇对于1919年5月29日从西非的普林西比岛和巴西的索布拉尔拍到的日食照片来定义关于现代世界的时间段开启讲座。这张照片及与之而来的论证意味着统治了200多年的牛顿宇宙论需要做出重大修改。牛顿用数学语言阐述自然世界，是近代世界的伟大奠基者之一，他同时也是一位神学家、炼金术士。因而讨论这些伟人我们需要将他们放在广义的角度上去看待，他们属于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性关键人物。《摩登时代》此书如此开篇，意味着现代性理解与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有很大的不同。整个现代世界已被物理化、数学化。现代性的标准之一在于以非道德化、非神学化的角度去描写机械化的物理世界。这种科学的自然观是摩登世界创立的基础之一，就像本雅明用钢铁的广泛应用作为理解19世纪巴黎的物质要素。

现代主义的三个基本含义即：一指的是出现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历史的断裂，是科学开始作为可供选择的知识体系而繁荣的时期。二是主要指艺术领域（19世纪中期）波德莱尔在法国发起的运动。三是在宗教（天主教教义）语境中，意味着达尔文进化论、考古学等与《圣经》知识的抵触。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其中包括注重对光影瞬间的捕捉即印象主义的盛行。人们喜欢三分钟热度带来的快感，总是不断地追求新出现的事物。

本雅明的作品是李欧梵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来源，陈博士花了些笔墨重点介绍了本雅明的“拱廊计划”，提醒大家注意他写作的时期，恰恰是李欧梵所回溯的老上海的时代。关于19世纪的巴黎，本雅明留下了未完稿《拱廊计划》。这种以玻璃屋顶、大理石嵌板的长廊以及展示优雅商品的落地玻璃窗、方便人们购物的室内大街，在消亡一段时间之后在二十世纪末以城市商场的方式卷土重来。在此，陈博士推荐了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内心活动 : 文学评论集》一书，里面介绍了二十多位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库切此书专门有一节主讲本雅明的《拱廊计划》，认为如今都市商场的购物形式和当年巴黎的拱廊街十分相似。拱廊街在钢铁和玻璃等钢铁材料使用上反映了工业革命的盛行。讲到本雅明，人们通常冠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头衔，但其实他本人很复杂（比如犹太教救赎论问题）。现在人们比较关注本雅明的另一本著作即《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因为其中涉及到商品交换之间的若干唯物范畴的问题。本雅明在大约1930年代展开的对一个世纪前的“巴黎拱廊”的研究，探讨当今生存条件下人的心理机制的特有作用方式，这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心论的部分。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认为18世纪中期发明了一种感觉——被商品包围的满足感和观赏商品的享受感，因而应该把城市感受理解为一种幻觉。当时的李欧梵比大陆学者更早接触到本雅明这种方法论。李欧梵笔下的洋场上海与本雅明笔下的18世纪巴黎在方法论上的匹配度很高。

不过，当李欧梵试图像本雅明研究巴黎那样把上海作为抒情对象来研究时，他马上发现二者涉及的文化范畴存在时间问题，虽然19世纪的巴黎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已相当接近，但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依然驾着马车，而3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个现代大都会。而中国式的传统漫游者——现代的“摩登”作家，与波德莱尔式巴黎“拱廊街”的漫游者不同，他们更倾向于穿行茶馆、老城区妓院、福州路两边的书店这些异化得没那么厉害的相对“前现代性”的地方。对于兼具娱乐场所功能的百货公司，他们似乎也并不感冒。

1930年，一部“现代中国的罗曼史”（这也是茅盾《子夜》的手稿副题）——工业主义、资产阶级的罗曼史开始了，上海作为中国想象资本主义梦境的一个窗口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第一章涉及了外滩建筑。英国式高长的外滩海关大楼体现了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即一种帝国色彩。而美国式的则是如上海国际饭店一般体现时代新精神。作者曾提及，如有可能修改，本书应该会吸收更多建筑方面的内容。方才谈到的城市幻觉，这里有中国文人对于殖民化了的上海的异域感带来的幻觉。曾朴曾经自述其对法国的想象和向往——由上海霞飞路想到法国的香榭丽舍大街以及上海的法租界公园想到法国的卢森堡公园。而为什么提起法租界，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公园、梧桐、整齐划一的住宅区呢？而法国梧桐又为什么意味着干净，甚至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印象来自于一种想象，而这便要延伸到租界文化这个话题上。

在此，我们对比两种租界文化。提到法租界文化，我们会想到公路、市政、公共服务、干净。而因为法租界税收高，法国政府又积极拨款进行修路，因而它的地价高很少人买得起，这便催生了一大片高档住宅区。法租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家的摇篮。为什么法租界的“自治倾向”并不强烈呢？首先是法国商人太少，法国租界成立之后几年，竟然没有一个商人买地。后来也只能依靠“烟馆、妓院、赌场”的三大支柱产业。产业少，税收就少。其次，法国人一向有“大政府”的倾向，相信依靠国家实现人的权利与社会价值，所以非常乐于在海外开一块“制度实验田”。正是因为法租界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理念”，后来成为清末革命党人搞暗杀的大本营，也是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势力的基地。因而公共服务、大政府、官僚、传教士便成为了我们对法国的印象。而提到英租界文化，我们以上海的银行大楼为例，它实行差异化的帝国政治管理，强调“自治”，因而催发了商业的繁荣，成为上海近代商业的摇篮。这种“小政府”主义导致被管理者的竞争更加多元化，商业势头发展好；缺点是自来水等公共服务不如法租界。

良友画报作为上海时代的象征之一，以亲民、接地气的形象体现了都市印刷文化的建构，反映了摩登都市生活的口味。读《良友》画报成为一种盛行的都市生活方式。通商口岸的“报刊文人”使文学成为一种在商业上确实可行的行业。他们是现代文人直接的原型。新文学运动标示着旧文人时代的终结，并催化了现代文人的产生。阿伦特以与社会或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以及无须为收入担忧进行职业化写作作为真正文人的定义标准。在海派报刊文人中，《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的撰写，也很大程度上是以施老提供的许多史实、采访资料作为基础的。

这批洋场“文人”，事实上是浪漫派的。按施密特的理论来分析，他们是政治的浪漫派，对自己贸然的自信，有这种幻觉。因为回避现实，才能产生幻觉。京派作家沈从文批评海派文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关于上海，另一种观点认为上海的发展与中国的发展是相反而言的。上海不是中国的上海  而是类似于巴黎伦敦的竞赛场，是洋人的上海。倪文尖说“中国的内地越凋敝，上海的城市越浮华，最极端的是上海沦陷时期，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上海社会醉生梦死，畸形得最后地疯狂。”中国的摩登阶级既没有国家的观念，也没有阶级的观念。而上海作为都会在30年代早期登峰造极，持续到了1937-1941的“孤岛”时期。当一个世界主义时代终结后，上海的堕落为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的范本和机遇。

在我们试图重新寻找上海时，便不得不说到施蛰存。李欧梵著成此作的原因或许有以下三点：一是对本雅明理论的喜欢，得以将物质的上海和文学的上海结合起来；二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采访到中国的“出土文物”施蛰存，这最初是夏志清提醒他注意到的；三是一个偶然因素，作者偶然买到一批三十年代的施蛰存旧书，多数是英文的，体现了当时人阅读的世界性格局。 

本雅明是一位犹太思想家，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一种救赎美学，蕴含一种救赎意愿。陈博士引用了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对克利的《新天使》现代主义画像进行结尾。“在我们看来是一连串事件发生的地方，天使他看到的只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积到旧的废墟上，并将它们抛弃到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弥合破碎。然而一阵飓风从天堂吹来，击打着他的翅膀；大风如此猛烈，以至于天使无法将翅膀收拢。我们所谓的进步正是这样一场风暴。”我们遗忘了在天使眼里我们造就的废墟，人类对进步的盲目自信无视了它的警告。虽然李欧梵并不是借用本雅明这种救赎美学的角度来撰写此作，但陈博士认为这种天使的提醒对于我们看待现代化的摩登都市很有必要。著作以张爱玲与其作品中摩登上海沿街化缘的道士的寓意化场景收尾，也可以体会到一种作者的用心。在逐渐遗忘中我们无法完全得知过去上海的准确模样，我们赋予它了现代文明的幻想，但更多的是充斥着破碎的消费欲望。李欧梵也提醒我们注意，如今的上海缺少与之相配的都市文化，这可能也是这本书的一种读法。因而阅读此书也显得十分必要的，尽管有一种迷信进步的盲目在阻碍着我们。

刘永广博士随即对此作出历史专业角度下的评议：

从历史的时代背景来看，本书可以分为前传和后传。五口通商中为什么是上海拥有了都市文化，其实它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说一权二财三人才的聚集导致了上海的繁华。从地图上看，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地理位置优越。那时铁路尚未普及，主要还是靠传统运输方式水运为主，因而上海得以联通各个发达地区；上海的建筑电影文化十分发达，吸引了许多人才到此发展；而由于拥有治外法权，上海成为了一处安全的孤岛，当内地动乱沦陷，租界是相对安全的，内地乱而上海盛，资本都倾向往安全的地方流。当时由于欧战，香港南洋的资金大量流向上海。上海经历了兴盛繁荣衰落再兴盛的过程，在1997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期中国加入WTO，上海急于与国际接轨，希望重新恢复二三十年代的繁荣地位，重新建立金融街，浦发银行正式入驻汇丰银行大楼。这本书是怀旧浪潮的一部分，是对老上海的重新发现和重新想象，迎合了当代的一种需求，我们不能否认其开拓之功。

而关于此书，刘博士提出了两点批判性的见解。殖民地理论中奉行这样一种观点：“东方主义”——殖民者对被殖民者产生影响，被殖民者只能接受。其实二者之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灵活互动。殖民者虽然可以控制被殖民者的文化思想，但被殖民者可以学习、模仿、为他所用，解构殖民者的权威。如张爱玲的《传奇》的封面一般，两个不同风格的女子其实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流。中国的语言习惯存在用英语发音的地方，而西方的电影和文艺思潮中，英文与中文也有产生联系。

另一方面，这本书忽略了一些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与都市的文化联结。中共或左翼所主张的现代化道路是以大众动员方式，依靠集体化力量实现的现代化，新感觉派的现代性强调的是个体生命感觉，尊重个体权利，与左翼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现代性是两种风格迥异甚至对立的现代性道路。由对现代性道路的反思产生了一种怀疑：只要是理性的、客观的，就会衍生腐败性的问题。过去绝对的、进步的观点慢慢受到质疑。我们开始质疑西方的现代主义道路，把社会主义革命或改革放置在现代主义的反面，完全对立割裂，其实是遮蔽了都市文化的复杂性、全面性和多重性。现代性恰恰是共产主义革命者所提出来的，共产党本身是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而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左翼份子都忽略了其它文化的面向。现代文化扩展到整个上海的都市文化，这是当时的上海超过他所呈现的部分，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革对都市文化的作用。

针对刘博士的评议，陈博士做出了补充和回应。

他先从左翼文化的上海谈起，李欧梵本人对这个面向是关注的。说到上海怀旧，在中国市场化进程的1990年代出现，确实是一个想象摩登的契机。作者这本书的写作，初心是一种学者化的、历史化的研究，调用了大量资料，后来卷入“怀旧”受到了90年代的文化氛围的影响。今天，想象上海是有很多方式的，除了现代主义的、新都市文化的角度，也可以有其他方式。这里举李劼为例，他是施蛰存的学生，写有小说《上海往事》，这提醒读者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势力可能是“白帮”，可以是上海市民秩序的捍卫者。我们对比社会学研究著作《乡村江湖 : 两湖平原"混混"研究》中当代中国的“混混”，他们不再是乡村势力的调节者，而更多是冲击乡土秩序的恶势力。这个面向是可以补充到上海文化研究里的。关于城市公共规划和建设，最近阅读的《伪满洲国首都规划》一书，可以与《上海摩登》构成一种1930年代的殖民文化的对照。他提醒历史具有复杂的面貌，应该开拓观察的视野。

陈博士和刘博士为我们呈现出不同视角下对《上海摩登》 的解读，为我们书友再次阅读此书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现场的社会学专业的书友针对本场沙龙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卢汉超《霓虹灯外》也是研究上海的著作，但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和《上海摩登》有很大不同。他运用了城市社会学和历史相结合进行分析。李欧梵以现代派作家相对而言是少数人作为叙写对象表现了上海都市文化现代性的一面。而卢汉超以中下层的小市民、下里巴人，在大众化层面展现了上海传统性的一面。李欧梵笔下的租界类的摩登世界，是摩登与奢华、浪漫与颓废并存。而卢汉超则是以破落的文化景象展现了传统的上海。不同的场喻兼容正是上海文化魅力所在。 

最后组织者许金晶老师针对本场沙龙做了简单的总结，他认为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开启了一个关于上海文化书写的重要范式，对于历史文学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对于该书友的思考，他表达了赞同。我们应该去从两面性的角度去反思，谈到上海，多是沉醉向往。而提及平民阶层的却很少，在这方面探讨上海，诞生的好的学派层面的范畴作品太少，实在太可惜，而这方面却恰恰是比较新的史学潮流。探讨上海我们希望不再仅仅只是怀旧之作和一种精英史观下的方法论。

（整理者：吴欣欣；核定者：江海一蓑翁；本文稿经主讲陈云昊博士和评议刘永广博士确认；现场照片为蓑翁和到场书友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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