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宗教因素
“一带一路”建设要做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至关重要，只有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才能获得坚实的社会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大多信仰宗教，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宗教因素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正面影响十分可观，因为宗教文化层面的理解和尊重是最深层次的；运用失当，则可能成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羁绊和障碍。
2018年1月12日，正在做礼拜的哈萨克斯坦民众。位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哈兹拉特苏丹清真寺是中亚地区最大的清真寺之一，可容纳5000到1万人做礼拜。
宗教因素有多重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价值观 / 李 峰 张靓驰
“一带一路”建设要做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至关重要，只有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才能获得坚实的社会支持，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因某些国家政局变化而带来的合作风险。在推进相关合作项目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他国政府的意愿，更要深入地了解他国民众的期待，从他们的需求入手，更加精准地开展合作。
“民心”包含的内容很多，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大多信仰宗教，在一些国家，宗教组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很多官方机构，因此在促进民心相通过程中，我们有必要了解对方民众的宗教信仰、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程度等情况。有鉴于此，本文以“世界价值观调查（2016）”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解析其中涉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价值观态度，以对“一带一路”共建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对策。
世界价值观调查是由瑞典非营利组织“世界价值观研究协会”主持进行、描述世界社会文化和政治变迁等问题的全球性的调查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价值观研究协会以四至五年为一个周期开展价值观普查，通过委派成员进行调查督导、委托当地研究机构以随机抽样访谈的方式采集数据（例如，2001年次的中国公众价值观调查工作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承担）。世界价值观调查通常调查受访者关于宗教、性别定位、职业激励、民主、社会资本、善治、政治参与、环境保护以及主观幸福感等各方面的价值观及其转变的情况。“世界价值观调查（2016）”历时四年，在约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其中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有东盟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西亚北非国家（巴林、巴勒斯坦、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卡塔尔、土耳其、也门、塞浦路斯、埃及等）、南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以及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克兰、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等国。本文主要选取上述国家与宗教问题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
他们期望什么：经济发展还是人文关怀
在调查中，调查人员询问了受访者对于国家优先发展项目的选择，其中有“需要稳定的经济”和“更多的人文关怀”等选项。根据统计结果，上述国家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高经济发展需求、低人文关怀要求的国家，包括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埃及、亚美尼亚、俄罗斯等；第二类，中等经济发展需求、中等人文关怀要求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土耳其、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巴勒斯坦、罗马尼亚、约旦、阿塞拜疆等；第三类，低经济发展需求、高人文关怀要求的国家，包括印度、菲律宾、伊拉克、巴基斯坦等；第四类，对经济发展需求非常低但对人文关怀要求非常高的国家，只有巴林一个。
由此可见，我们与某些国家开展合作时若一味以经济建设为首要目标，很有可能得不到民众的广泛支持。
他们信任谁：政府还是宗教组织
从整体情况看，在上述国家中，多数国家的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都高于政府机构。信任度分为四个等级，中间值为2.5分，超过2.5分即为信任度较高，反之为信任度较低。其中，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低于2.5分的只有阿塞拜疆和吉尔吉斯斯坦，而巴基斯坦则最高。与此同时，乌兹别克斯坦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对政府信任度较低（低于2.5分）的国家则有亚美尼亚、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埃及和也门。
同时，通过对比民众对宗教组织和政府的信任度，我们发现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巴林、罗马尼亚和新加坡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宗教组织；其他国家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度都高于政府。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这些国家推进“一带一路”，绝对不要忽视宗教组织的作用。
宗教信仰如何影响民众的世俗动机
宗教的重要程度
这项调查设置了“宗教在你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与“认为宗教信仰是孩子最重要的品质”等问题，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宗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程度。按照宗教的重要性程度从高到低进行排列，上述国家也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卡塔尔、也门、埃及、巴基斯坦、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巴勒斯坦；第二类，印度、马来西亚、格鲁吉亚、菲律宾；第三类，罗马尼亚、亚美尼亚、土耳其、塞浦路斯、巴林、泰国、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阿塞拜疆；第四类，爱沙尼亚、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宗教信仰与财富动机
不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民众或员工的成功动机无疑是推动经济或业绩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提出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亲和性，而其他宗教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论断。由此可见，个体的宗教信仰与其成功动机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宗教信仰极大地抑制个体的成功动机时，外资在此盲目投资也许会面临极大的风险。
根据此项调查中的“宗教与工作对于人生的重要性”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上述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宗教与工作的重要性均强烈，包括约旦、也门、格鲁吉亚、伊拉克、巴基斯坦、巴勒斯坦、科威特、马来西亚、菲律宾、卡塔尔；第二类，宗教与工作的重要性均一般，包括爱沙尼亚、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亚美尼亚、印度、泰国、塞浦路斯、吉尔吉斯斯坦、罗马尼亚、土耳其；第三类，宗教与工作的重要性均不强烈，包括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爱沙尼亚、巴林和埃及这三个国家则较为独特，其中巴林受访民众认为宗教很重要，工作不重要；爱沙尼亚受访民众则认为宗教不重要，工作的重要性一般；埃及受访民众则认为宗教很重要，工作的重要性一般。
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对于你而言，尊重宗教或者家庭的传统很重要”和“对于你而言，财富很重要”等问题的统计数据，分析个体的宗教信仰对其成功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认为宗教传统、财富均很重要的国家有巴基斯坦、科威特、马来西亚、伊拉克、约旦、卡塔尔、土耳其、印度；认为宗教很重要、财富一般的国家有巴勒斯坦、埃及、也门、菲律宾、格鲁吉亚；认为财富很重要、宗教重要性一般的国家有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认为宗教、财富的重要性均一般的国家有泰国、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认为宗教重要性一般、财富重要性低的国家有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塞浦路斯、罗马尼亚、亚美尼亚；认为宗教、财富的重要性都低的国家有爱沙尼亚；俄罗斯受访民众认为宗教重要性低，财富则很重要。
对其他宗教信徒的态度
此项调查同样将受访者对其他宗教信徒的信任状况分为四个态度级，超过2.5分即属于宽容度较高。结果显示，只有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的民众对其他宗教信徒的信任度超过2.5分，其他国家均低于2.5分。其中，低于2分（即宗教宽容度低）的国家分别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新加坡、菲律宾、罗马尼亚、伊拉克、科威特和马来西亚。
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民众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个体的生活，甚至影响着本国政府的对外交往。不论对国家还是企业来说，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从实然的角度，以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宗教传统等为依托，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和所欲，有针对性地进行沟通和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同时，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不同群体的需求不尽相同，因此需对每个国家的内部情况进行更精细的分析。此外，本文主要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2016）”的数据，而相关民众的某些态度取向并非固定不变的，因此我们也需要定期跟踪相关变化，灵活作出调整。
（作者李峰为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的宗教因素——李晨阳
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与东盟的整体关系、中国与中南半岛和南洋群岛两大板块的关系、中国与东南亚11国的双边关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当下，处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核心区域的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外交的最优先方向，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澜湄合作、中缅经济走廊、中老经济走廊等合作机制以及雅加达—万隆高铁、中泰高铁等合作项目虽然都在推动，但是进展不一。中国与东南亚合作项目难以齐头并进的原因很多，其中宗教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又未引起足够重视的因素。
宗教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
东南亚是宗教的万花筒，不仅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在东南亚地区拥有众多信徒，印度教（婆罗门教）、耆那教、锡克教等印度宗教以及原始宗教在东南亚地区也有深厚的影响，越南还有高台教、和好教等本土宗教。其中，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是以信仰上座部佛教为主的国家，与斯里兰卡以及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区共同构成了上座部佛教文化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是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与泰国南部四府、菲律宾棉兰老岛等地构成了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圈；菲律宾和东帝汶是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国家，越南、新加坡是大乘佛教、道教以及新教、天主教都有的多元宗教国家。东南亚宗教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东南亚11国都是多元民族和多元宗教的国家，没有单一宗教国家；二是东南亚地区主要的宗教都是外来的，与该宗教的诞生地有密切的联系，但在长期的传播和演化过程中已经“东南亚化”了。
东南亚国家的宗教形态对各国对外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泰老缅柬等国对同样信仰佛教国家政府和民众的认可度相对高一些，日本人在二战期间一度被认为是这些国家佛教的拯救者，华人在这几个国家中与当地人的关系要好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后裔。主要由泰老缅柬斯日中等国高僧组成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2002年12月5日，针对9.11事件和美国的反恐行动，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将近2000名佛教领袖在柬埔寨金边召开佛教峰会，谴责宗教狂热，呼吁结束恐怖主义和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印尼、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多次举行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导致印尼、马来西亚政府不敢把自己捆绑在美国的反恐战车上。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长期利用发布年度“世界宗教自由报告”的机会干涉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内政。对于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东盟中以信仰佛教为主的国家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态度也有微妙差别，印尼、马来西亚明确反对缅甸政府处理“罗兴亚人”问题的做法，其中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公开谴责缅甸政府，并支持本国民众在缅甸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外举行反缅政府的大游行，从而导致马缅两国交恶。
宗教文化交流是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合作的重要抓手
东南亚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中国与东盟关系经历了2003年至2013年的“黄金十年”之后，已迈入“钻石十年”，并按照“2+7合作框架”共商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中国—东盟合作的深化也面临着众多挑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相互之间的了解不够，尤其是东盟国家民众对华观感存在不少的负面认知。对于笃信宗教的东南亚各国民众而言，宗教文化交流是推动“民相亲”的重要路径，可以夯实“国之交”的民意基础。
宗教也是一种软实力，尤其是中国的多元宗教具有理性平和、和谐共存的特点，可以推进中国与东南亚相关国家的理解与合作。比如，共同的佛教信仰是中缅关系的重要基石和润滑剂。2011年缅甸政府更替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与缅甸佛教界的交流，广泛邀请包括僧王在内的缅甸高僧来华访问。2017年以来中缅关系之所以出现明显的转机，尤其是缅甸人对中国的观感明显改善，缅甸佛教界对中国的认可是重要原因之一。缅甸国家领导人每次来华访问，最感兴趣的是北京灵光寺的佛牙舍利，几乎每次都要去参拜，并且主动要求中方安排。灵光寺的佛牙舍利曾于1955年、1994年、1996年和2011年四次巡礼缅甸，每次短则30天，长则90天，所到之处都是万人空巷，祭拜者多达数千万人次。缅甸政府为此在仰光和曼德勒各建了一座佛牙塔，供奉着仿制的佛牙舍利。近几年缅甸国家领导人不仅去北京灵光寺瞻仰佛牙，还去参观乐山大佛、西安法门寺、洛阳白马寺等中国著名佛教圣地。与此同时，缅甸的玉佛像遍布中国各大名寺，中国佛协也多次派遣学僧到缅甸留学。佛教圣物的交流也是中泰之间的盛事：1994年中国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曾应邀赴泰供奉，2002年至2003年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在泰国接受了长达76天的供奉，以庆祝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75岁寿辰。中泰其他方面的佛教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比如2000年1月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了首届“中国佛教文化艺术展”，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参观者，媒体报道十分踊跃。
为了彰显佛教文化在外交中的影响力，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动作为，采取了一系列的交流活动。比如，与汉传佛教不同，缅泰老柬等东南亚国家的佛经大都刻写在贝叶上，从而形成了充满浓郁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特色的贝叶文化。2001年西双版纳州政府决定编译出版《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并在2010年6月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受到了国际佛教界尤其是缅泰老柬等国的赞许。2016年2月和2017年4月，在国家宗教局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支持下，云南省佛教协会在西双版纳和德宏举行了两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上百名来自缅泰老柬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共聚一堂，还有上百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文化交流、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南传佛教教义和理论、南传佛教传播与教育等议题，从而促进了中国与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
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之间既有历史上的宗教传承渊源，当下的交流也十分频繁。印尼、马来西亚公认作为穆斯林的郑和在数次下西洋过程中推动了伊斯兰教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时至今日印尼的三宝垄、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等地还存有“三宝庙”“三宝井”等遗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中马两国的穆斯林在吉隆坡、广州、义乌之间从事中医、清真食品、纺织品及其他行业和产品的经营，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前往马来西亚留学的人员也日渐增加，一些来自中国的阿訇因拥有语言和中国文化上的优势，受聘为马来西亚的华人穆斯林服务。为了方便马来穆斯林，中国有些地区还成立了穆斯林旅游服务公司。为了庆祝中马建交40周年，2014年7月中马两国联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中国·马来西亚伊斯兰文化交流会暨中国伊斯兰文化展”，促进了两国伊斯兰教界的合作和中马伊斯兰文化交流与发展，也有利于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深度合作。
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合作要力求避免宗教领域的摩擦
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传承，不少宗教理念已经内化为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信条，并融入了广大信众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很难区分政治理念与宗教信仰。因此，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而言，宗教文化交流是一把双刃剑。操作得当，正面影响十分可观，因为宗教文化层面的理解和尊重是最深层次的；操作失当，宗教因素就可能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羁绊和障碍。为了避免宗教因素成为中国—东南亚关系的负资产和短板，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树立合理的交流目标。我们开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不能以说服对方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为目标，而是要通过对话、沟通和交流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理解，实现共存共荣，推动共同发展。
第二，切实理解和尊重对方的宗教习俗。从事与东南亚各国交流与合作的官员、商人、学者乃至游客要真正了解东南亚相关国家的宗教要义，尤其是要知晓其宗教禁忌，并要体现在行动上。比如，在缅泰老柬等国进行商业合作的中国公民就要避免大规模购买并宰杀狗、蛇等动物；中国出口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清真食品要符合要求。
第三，妥善处理宗教敏感问题。东南亚是一个多样性十分突出的地区，各国的宗教信仰差异很大，因而要尽量避免与部分国家的宗教交流刺激到其他国家。比如，中国在应对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时，既要考虑缅甸政府和佛教徒的感受，也不能忽略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的态度，要做到不偏不倚，体现大国的担当和能力。在与马来西亚政府交涉遣返潜逃到该国的新疆维吾尔族人时，方式方法要得当。要严厉打击中国的假和尚到东南亚国家乞讨行骗的行为，以免损害中国形象。
第四，要筑牢抵御宗教渗透和宗教极端思想的防线。我们开展与东南亚各国的宗教文化交流，一方面不强推我们的理念和宗教管理政策，另一方面也不能任由西方以东南亚国家为基地对我国实行宗教渗透，尤其是要防止宗教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在我国蔓延。
（作者为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当代东南亚的宗教与政治》<15YJA810003>的中期成果）
综合治理，铲除中国周边的宗教极端主义——潘 光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所处的安全环境和面临的安全条件极其复杂，在相邻的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活跃着不少极端、恐怖组织，时常策划、组织暴恐活动，有些甚至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而上述这些地区的国家大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见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已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威胁之一，必须高度重视。
中国周边活跃着哪些极端组织
在中亚，当前影响较大的宗教极端组织是“伊斯兰解放党”（“伊扎布特”），具有煽动和进行大规模活动的能力。该组织上世纪50年代创建于巴勒斯坦，创始人是纳卜哈尼，他是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校友，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影响。“伊扎布特”的政治主张是“铲除”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遵循沙利亚法的“哈里发国家”，比穆斯林兄弟会还要激进。世界公认“伊扎布特”为极端组织，相当一部分国家将其定性为恐怖组织，各国都采取措施打击该组织。苏联解体后，组织严密的“伊扎布特”抓住时机进入中亚，最初主要活跃于乌兹别克斯坦，并逐步扩展到其他中亚国家。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民族冲突后，大批乌兹别克人沦为难民，“伊扎布特”趁机在吉境内发展成员，并且向吉北部扩展。“伊扎布特”的重点发展对象是有一定教育程度的青年和妇女，并通过他们吸引其家庭成员，甚至向政府官员层面渗透。“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伊扎布特”在中亚拓展的势头更为强劲，已渗透到了哈萨克斯坦南部边界。仅在2012年上半年，吉、哈两国政府就在吉首都比什凯克和哈南部边界查获了四批携带和散发宗教极端主义宣传品的“伊扎布特”成员。“伊扎布特”也渗透到中国新疆，曾在新疆多地散布、张贴传单和标语，并煽动群众上街游行。
发源于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乌伊运”）是具有很强实力的恐怖组织，已经有能力实行武装割据。近年来，由于中亚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乌伊运”主力已经逐步转移到了阿富汗北部。同时，受萨拉菲主义等“跨国圣战”思潮的影响，“乌伊运”的目标不再局限于推翻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而是宣称要进行“全球圣战”，其人员构成也出现了全球化趋势，许多新成员来自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德国、俄罗斯，甚至中国新疆。近期欧美多地发生的恐袭（比如2017年10月底纽约发生的卡车冲撞人群事件）均由乌兹别克人实施，与“乌伊运”的作用不无关系。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起初在中国新疆从事分裂、恐怖活动，被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后，其部分成员成立了“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目前已成为中亚地区极端、恐怖势力中的第三大组织，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建有训练营地，约有200到300名职业骨干成员，并且用阿拉伯语编写了名为《伊斯兰突厥斯坦》的网络出版物，极力将其在新疆的分裂、恐怖活动纳入到“全球圣战”之中，甚至将其对中国政府的“圣战”与在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圣战”相提并论。近期，“东伊运”/“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内部出现了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之间摇摆和彷徨的态势，前者坚持以在新疆搞民族分裂为主要诉求，后者则积极组织信众前往叙利亚等地进行“全球圣战”。
“伊吉拉特”（“迁移圣战”）起源于中东地区，上世纪90年代开始蔓延至中亚地区，并扩展到东南亚、非洲等地。“伊吉拉特”号召信众背井离乡到世界任何地方进行“圣战”，以建立“哈里发国家”。2011年7月，一伙恐怖分子攻占中国新疆和田的一个派出所达数小时，他们在那里升起的不是“东突”的旗帜，而是“伊吉拉特”的旗帜，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伙人中有不少人就曾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界和克什米尔地区接受培训。此后，又有六人在新疆劫持民航飞机未遂，被抓后声称劫持飞机是要去中东参加“圣战”，这六人也是“伊吉拉特”成员。“伊斯兰国”崛起后，人们发现其口号和旗帜与“伊吉拉特”十分相似。一些国家的极端分子变卖家产，偷越国境前往中东参加“伊斯兰国”，他们大都是受到了“伊吉拉特”思想的影响。
近年，中亚还出现了“哈里发斗士”等新的极端组织。“哈里发斗士”发源于哈萨克斯坦西部里海沿岸，活动基地位于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带，其核心人物多为哈萨克斯坦的退役士兵，成员中也有吉尔吉斯人和塔吉克人。从2011年10月开始，“哈里发斗士”在哈萨克斯坦连续发动了多次袭击。“哈里发斗士”与塔利班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塔利班不但帮助“哈里发斗士”策划袭击，还指导其媒体活动，并帮助其招募新成员。“哈里发斗士”目前主要在哈境外、特别是在巴基斯坦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中发展新成员。
此外，在东南亚、南亚地区也活跃着不少极端、恐怖组织。比如，“伊斯兰祈祷团”是活跃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恐怖组织，多次发动恐怖袭击，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阿布扎耶夫”是以菲律宾为主要活动区域的恐怖组织，曾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去年菲律宾政府军在马拉维市进行的反恐行动就以该组织为主要目标。另外，在缅甸的一些“罗兴亚人”组织已实现暴恐化，以维护“罗兴亚人”的权益为名对缅甸军警进行攻击，而且其与中东恐怖组织关系密切。塔利班主要在阿富汗境内发动暴力袭击，一般情况下不在境外开展活动，因此许多国家并没有将其列为恐怖组织，但它是一个宗教极端组织则是毫无疑问的。近些年，塔利班出现明显的分裂迹象，与其有密切关联的“哈卡尼网络”等团伙已成为恐怖组织。
上述这些组织大多与“伊斯兰国”或“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
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
极端主义思想在与中国山水相连的中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进一步扩散，使该地区的老牌极端、恐怖组织更加激进、暴恐，并且催生了新的极端、恐怖组织，其中有些还得到西方势力的暗中支持，必然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极端、恐怖组织的人员和武器通过边界进入中国、特别是新疆地区，使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进一步加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溃败，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面临着极端、恐怖分子从中东战乱地区回流的严峻形势。值得注意的是，回流的“圣战分子”中有的是拿着合法护照回来的，在虽然得到相关方面通报、但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拘留他们？如何对他们实施监控？这是中国和不少国家都面临的一大难题。
其二，极端、恐怖组织通过光盘和网络等途径宣传极端主义和“圣战”思想，直接煽动、教唆中国境内的暴恐分子。例如，“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向全球传播其网络出版物《伊斯兰突厥斯坦》，还与“乌伊运”共同发行视频“真主战士工作室”，频繁地发布在新疆进行恐怖袭击的视频，大肆鼓吹对中国进行“圣战”，颂扬被击毙的“圣战烈士”。为扩大影响，“突厥斯坦伊斯兰党”还在视频中公开“认领”新疆、北京、昆明等地的暴恐事件。被抓获的暴恐分子承认，他们正是受到了这些网络出版物、视频和光盘内容的鼓动，并从中学会了如何实施暴恐行动。
其三，极端、恐怖组织对中国在中亚、南亚、东南亚的人员和设施进行暴力攻击。仅2004年一年，就有14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被暴恐分子杀害。这两年也不时有中国个体商户和游客在阿富汗遭到抢劫或受到人身伤害。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亚油气管道、中国—缅甸油气管道等重要项目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
如何应对
极端主义是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的敌人。习近平主席曾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中国方案”，即以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为重点，着力铲除、封堵恐怖、极端思想的根源和传播渠道，加强对其渗透的防范和监控，避免其受外部势力操控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制造社会动乱。
第一，进一步加强综合治理。在与极端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光有“硬实力”是不够的，还要有“软实力”，即进一步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综合治理，才能最终铲除这个毒瘤。目前特别要重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不同宗教、民族、文化背景群体之间的对话与沟通，对各种宗教的“容忍底线”进行梳理，避免发生侮辱宗教和文化歧视的事件。二是要重视研究极端主义思潮的心理因素，采取积极措施防止一些民族传统和宗教思想被极端分子利用。三是要采取措施防止极端主义思潮影响青少年，可以通过学校对青少年开展反对极端主义的思想教育，让青少年了解本民族之外其他文明绚丽多彩的历史，以及各种文明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人类历史。比如，德国在中学推广连环画《安迪》，讲述主人公安迪和他的土耳其裔女友亚希共同帮助亚希的哥哥摆脱极端思想和恐怖组织的故事，对引导青少年认清极端主义的本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要加强对一些宗教场所和相关团体的管理，防止出现宗教政治化、极端化现象，对人员前往深受极端主义影响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朝觐、学习或其他宗教活动应加强引导和管理。英国最近与伊斯兰国家合作，培训了一批伊斯兰神职人员，专门去做恐怖活动嫌犯的思想工作，引导他们正确领悟伊斯兰教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二，努力消除“网络污染”。一是必须使新闻传媒、特别是网络传媒接受制约，不得宣传宗教极端主义和文化偏见，不得挑动民族仇恨和冲突。这方面可以借鉴欧盟媒体监督中心的做法，建立媒体监察机制，对一些不负责任和不精确的报道进行审核，对误导和造谣做出必要的处罚。二是建立网络传媒从业人员培训机制，增进他们对不同宗教、民族和文明的了解，加深他们对极端主义危害性的认识。三是严密监控、坚决查禁传播极端主义思想的光盘、网络宣传品，对那些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进行疏导和教育，以化解、消除导致暴恐活动的潜在条件。2015年英国表示计划在五年内投入19亿英镑，用于打击网络恐怖活动。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也需要加强。
第三，发挥国际合作的作用。加强国际合作是遏制极端主义跨国、越境活动的有效途径。这里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参与和加强全球范围的合作，比如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反恐和文明对话合作；二是参与和加强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比如通过上合组织等机制推动多边反恐和人文合作，2017年6月在阿斯塔纳签署的《上合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在中国周边的反极端主义国际合作；三是建立和拓展双边合作，比如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阿富汗、美国以及一些中亚国家均已建立了安全、反恐方面的合作，应不断深化和拓展。
第四，重视和加强全民反恐教育。现在国内许多人还搞不清楚什么是恐怖主义，有些人甚至认为伊斯兰就是恐怖主义。而在穆斯林居住地区，有的清真饭店还挂着本·拉登的照片，而饭店员工并不知道此人是谁，只知他是“穆斯林的英雄”。特别严重的是，一些年轻人深受极端主义网站的毒害而走上了不归路。所以，当务之急是普及相关知识、提高认识，使民众知道什么是恐怖主义，其发展特点和危害是什么，并了解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应急自救措施。为此，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通俗读物、举办培训班、组织反恐演习、建立研究机构、在学校开设有关课程等，都是必要的手段。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该法对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安全防范、情报信息、调查、应对处置以及反恐上的国际合作、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主义条例”等都可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近期，法国为严防极端分子回流，在全国13个大区设立了去极端化中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值得我们借鉴。
新加坡已故前总理李光耀、美国的基辛格博士等人都多次指出，反恐斗争既是一场武器的较量，也是一场思想的交锋——与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战斗。他们认为，必须开展对抗恐怖主义思想文化的斗争，与伊斯兰健康力量合作以战胜暴力极端分子。
（作者为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软科学专家、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文明联盟大使）
来源： 世界知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