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的关键：祝酒事件
本文原载于《党史纵览》2011年第8、9期，作者吴跃农，原题《从“塔什干讲话”到“海参崴讲话”——中苏关系正常化历程》。
1964年周恩来访苏归来
众所周知，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是1989年5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到访的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Z书记戈尔巴乔夫共同宣布的。然而，回顾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程，还要从勃列日涅夫说起，他于1982年发表了著名的呼吁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大门。让我们来还原这段历史——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绝唱”：愿意改善中苏关系
1982年3月24日，时任苏共中央总Z书记勃列日涅夫到紧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视察指导工作，他在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在习惯性地“攻击”中国之外，话机一转，讲出了新意。
在讲话中，勃列日涅夫反复强调，苏联已主动提出再次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他呼吁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他说：“我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苏中关系问题上采取的原则立场已在苏共二十五大和二十六大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我想在这里补充如下几点：第一，尽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公开批评中国领导所奉行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中许多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与准则的观点，但我们从来也不想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生活。我们过去没有否认，现在也不否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虽然北京在世界舞台上同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呼应显然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二，我们过去和现在从未以任何方式支持所谓‘两个中国’的概念，过去完全承认、现在仍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岛的主权。第三，从苏联方面来说，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过任何威胁。我们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提出任何领土要求，并准备在任何时候继续就现存的边界问题举行谈判，以便达到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准备讨论关于在加强苏中边界地区的相互信任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的问题。第四，我们清楚地记得那个友谊与同志般合作的纽带将苏联和人民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我们从不认为我们两国间的敌对和疏远状况是正常的现象。我们愿意在不带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双方可以接受的，在互相尊重彼此利益、不干涉彼此事务和互利的基础上，当然是在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情况下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这将既涉及经济、科学和文化关系，也涉及政治关系，但是这要看双方将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采取某些具体步骤……”
讲话一出，世界瞩目。美国《金融时报》立即发文指出，这是“自中苏两国存在边界争端，特别是1969年中苏边界战争以来最明显的和解姿态”。中苏关系的走向，再次引起全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密切关注。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从一上台，就没有松懈缓和中苏关系的积极努力。1964年11月，周恩来应邀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1965年2月，柯西金趁访问越南之机的两次北京之行；1969年9月，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见，都是他一手推动的。1980年，勃列日涅夫在阿拉木图发表讲话，谈到了苏联注意到了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同年9月26日，他在巴库发表讲话，再次指出：“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直至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非常重要的。”
连续的三篇讲话中，“塔什干讲话”最完整，发出的信息最清楚，也最为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勃列日涅夫在发表“塔什干讲话”230天后就去世了，这篇讲话被称为其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绝唱”。
当年12月，英国官方月刊《观察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了中苏边界的情况。文章指出：“大约６个月以来，中苏边界似乎比以前要平静得多。苏军经常举行的军事演习减少了，解决双方争端问题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双方将会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争端问题。”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之时，“祝酒事件”使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新中国的诞生采取了鲜明的全力支持态度。1956年-1957年中苏关系更是进入平等友好的“蜜月期”。
在赫鲁晓夫执政的后期，以1958年为标志，中苏之间接连发生“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突发性不愉快事件，中苏两党之间关系骤然起了变化。在中国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签订的合同并撤走了帮助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1962年，因自然灾害，发生了“伊塔事件”。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两党意识形态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中苏关系开始急剧恶化。
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期间（1964年-1982年），中苏关系越走越远，从疏远、冷淡到敌视。两国友好交往的边境地区成了军事禁地，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总数达100万人，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1969年春夏，在中苏边界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等地区多次发生武装冲突，终于形成了两国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敌对关系。
1978年12月，苏联支持越南武装入侵柬埔寨。事隔一年，1979年12月，苏联又出兵10万对阿富汗实行全面军事占领，客观上形成了从北、南、西对中国三面合围的态势，严重威胁着中国安全，构成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并不想和中国关系紧张，特别是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他拒绝了军方运用核武器对中国核基地先发制人的主张，指示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在北京转机的机会，与周恩来接触，着手缓和边境军事形势，制止两国因边境战争走火失控的态势，求得恢复两国关系。周恩来借故回避后，勃列日涅夫又指示通过苏联驻华和驻越大使馆联系中方，最后促成了已经飞回国内的柯西金再飞回到北京机场与周恩来会见，重启两国边界谈判，使中苏关系有了一线维系，没有彻底崩裂。
而早在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的18年前，即1964年11月勃列日涅夫刚上台之时，中苏两党两国就有了缓和关系的机会，然而，宝贵机会却被一场不该发生的“祝酒事件”彻底毁掉了。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一场“宫迁政变”贬黜，勃列日涅夫上台。与此同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毛泽东感觉中苏两党两国有和解的可能性，决定回应勃列日涅夫主政的苏共中央的邀请，派出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代表团成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和乔冠华，随团翻译是李越然、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和邢书纲。中国方面欲以此为契机，探一探勃列日涅夫对华政策是否会有改变，是否能够改变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紧张和严重对峙。
苏联党政高层也认为中苏关系的紧张与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事风格极有关系，许多人都认为，与中国关系恶化的根源在于赫鲁晓夫的鲁莽无礼。
勃列日涅夫认为，现在这是一个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时机，所以决定发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莫斯科的邀请，并同意中共的建议，请一些兄弟党国家一起来莫斯科，营造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友谊的大氛围，勃列日涅夫指示苏共相关部门给予中共代表团足够隆重的礼遇。
11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周恩来出席的公开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呼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勃列日涅夫指出，苏联领导人认为，加强共产主义世界的团结是自己的责任，他还说，“迫切需要”召开一个由各国共产党参加的新的国际会议；他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或政府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其他党或国家身上；可能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形式之间的选择可以由有关国家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来决定。勃列日涅夫把苏联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提出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不结盟国家合作、和平共处以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战争”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他提出警告反对“侵略势力”，并说，只要还没有达成裁军协议，苏联将把自己的防御力量保持在尽可能高的水平上。
中国党政代表团本是为求缓和两党两国关系热情而来，但一场意外的“祝酒事件”，使本来可以避免的摊牌不得不发生了。
那是11月7日晚，为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克里姆林宫主人举行了酒宴。宴会设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大厅里，主席台的前面是一张大桌子，领导人都围着桌子站着谈着。另外一张桌子的旁边站着参会的苏联高级将领，周恩来看见后，就对贺龙说：你过去给他们敬敬酒。贺龙过去以后，和军人们谈得很高兴。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贺龙看见后，就说：来，来，干一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马利诺夫斯基几杯伏特加下肚后，口无遮拦，他大声说道：“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贺龙闻听此言，大吃一惊，立即就跟他吵起来了。这时，马利诺夫斯基看到周恩来走了过来，就将此话对周恩来又说了一遍。周恩来听罢脸色大变，全身颤抖，他本能地环视四周，感觉全大厅的目光都在向他射来。他立即怒目而视，斥对方为胡说八道，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
随后，周恩来走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闻之一怔，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他要求苏方正式道歉。苏共领导人没有立即回应，周恩来当机立断，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表示抗议。
代表团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就拍发电报，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整个事件。
第二天，11月8日下午，勃列日涅夫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共产党也撤换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周恩来说，我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接下来，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举行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周恩来不依不饶的追问之下，勃列日涅夫不得不说：赫鲁晓夫下台，是由于赫鲁晓夫工作作风、领导方法引起的，而苏共的路线、纲领是不可破坏，毫不动摇的。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以及于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单方面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而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和缓地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索性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会谈一下子就没有了回旋余地。
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还是对周恩来含蓄地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的，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柯西金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商量两党改善关系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11月14日，周恩来返回北京，毛泽东破例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亲赴机场迎接。
1965年3月，中共中央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
勃列日涅夫一直不希望中苏关系决裂，他于1966年2月24日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1966年3月，中共复信苏共，决然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苏两国都处在视对方为战争威胁的状态之中，一时之间，核战争的乌云密布。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
但是，最紧张的危险关系之中，却孕育着走向和解的可能性，军事是政治的选择方式；同样，接触、协商，是政治的更好方式，别无他法。从1964年到1982年中苏两国长达18年的紧张关系，终于到了拐点。
1976年，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作出了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积极姿态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勃列日涅夫领导的苏共中央作出了促进发展中苏良好关系的缓和姿态。苏联的宣传媒体暂时停止了对中共的攻击宣传。苏联共产党向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则简短的唁电，这是中苏两国1965年后11年来首次的直接联系。唁电没有能够在中国报刊上刊登，因为当时两党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与尚存的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同）。但中国报刊简短报道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基马祖罗夫、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外交部长安葛罗米柯曾于9月13日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吊唁并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消息。1976年10月1日，《真理报》发表了署名为Ｉ·亚历山柯夫的文章，声称：“我们的国家正准备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下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同中国举行谈判。苏联过去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对中国的经济、领土和其他方面有什么要求……”
1976年10月6日，中共粉碎“四人帮”，苏联国内对此表示欢迎。
不久，勃列日涅夫在自毛泽东逝世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声明中，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他呼吁两国言归于好。
1976年10月18日，在蒙古国家元首尤·泽登巴尔举行的宴会上，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理所当然地特别关注亚洲问题，这包括最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得到解决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在睦邻、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为未来和实现建设性的对话做好准备，我们应该逐步地、坚持不懈地建立关系。任何一个用这种方法处理这种问题的国家都能期待着我们的理解。”
1976年10月，勃列日涅夫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发展的舞台。现在很难预测中国的政治路线。但很清楚，过去15年中北京实行的对外政策已极大地被世界各国所怀疑。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我们经常关心的事。我们坚持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诉诸武力的原则。换言之，我们准备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本着睦邻的精神，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据这一精神，我们将继续尽我们的职责，而这一切效果和结果将取决于我们双方所采取的立场。”
1976年11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安德罗波夫发表讲话。他说，同中国断绝差不多15年的友好关系是“不合理的、不正常的”。这次大会是10年来苏联首次发言者不攻击中国、中国外交代表不退出会场的大会。
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迅速作出回应并采取相应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经济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致力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这为我国调整对外战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邓小平着力于推进4个方面的改善关系：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继中日关系正常化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基本确立。
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发表后，邓小平马上注意到了这篇讲话所传递的信息，他和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一致认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在主楼门厅进行。这是一场不设座位、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是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3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钱其琛不到一分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西方5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中苏关系坚冰时代的解冻开始了。
1982年4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涅夫的演讲，试探一下中国政府的态度。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宾主谈话十分坦率。很快，话题就转到了中苏关系上。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苏关系现在还没有多大变化，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他的信息我们表示注意到了。他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说到这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100万啊！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示的时候恢复谈判。”
齐奥塞斯库表示理解中国的立场，但他试图劝说邓小平像国际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日涅日夫的“建议”。邓小平不以为然地说：“他总要把它的霸权主义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从柬埔寨、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会赞成。”邓小平表示，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作报告，一改对苏联先前的全部是谴责的句式，除了先谴责苏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外，讲话根据邓小平的3点意见，重申要求苏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联军队，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从阿富汗撤军。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了明显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去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0月开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中国政府坚持以首先解决3个障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军问题。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
勃列日涅夫缓和中苏关系的政策被他的继任者安德罗波夫所继承
在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的前后，苏联已经启动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一系列举措。1982年3月13日至21日，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勃列日涅夫逝世后的1982年12月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这是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之后两国外交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苏联公开的官方报道只是把贾丕才的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但是，贾丕才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举行了会谈。之后，1982年8月，于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9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中苏边界谈判。
1982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4月，两名中国科学家参加了在苏联塔吉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府杜尚别举行的国际专题讨论会。6月和9月，苏联运动员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7月，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这是自1966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第一次访问北京。
中苏经贸关系开始得到改善，1982年双边贸易额由最低点1969年的1.2亿瑞士法郎回升至6亿瑞士法郎。1983年3月10日，中苏两国外贸部副部长在莫斯科签订了1983年贸易支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期望从1982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逝世。11月14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11月15日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安德罗波夫接任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总Z书记，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在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时间最长。时任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也会见了黄华。塔斯社对此进行了报道。塔斯社指出，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关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据塔斯社的报道，黄华表达了他的一个愿望，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化。”塔斯社还报道说，黄华和葛罗米柯一致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继续进行政治对话。”1982年11月18日，黄华回到北京时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在的障碍”议题。他对中苏关系的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Z书记期间主张“改善苏中关系”，“恢复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1982年11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政界和舆论界都敏锐地注意到，这是苏联领导人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用“伟大的邻邦”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希望看到“苏联新的领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而作的新的努力”。紧接着，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1922年成立）60周年的贺电中说：“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实现正常化，并建立友好邻邦关系。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共同作出努力。”1982年12月26日，《真理报》刊登了贺电的全文，两天后，新华通讯社英文部对该贺电作了报道。
安德罗波夫认为，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只会使美国等西方国家获益，苏联除了在全球战略中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力量来应付中国从而加重自身的负担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反过来说对中国也是如此。
1983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公开呼吁，中苏应扩大贸易，发展双边交流，缓和边界紧张局势。他表示，苏联愿意就巩固世界和平、巩固国际安全的问题同中国进行对话。而这一切，都是两国为实现长远的经济任务所必需的。作为呼应，时任中国国G家主席李先念对安德罗波夫的呼吁表示欢迎。1983年9月2日，李先念说，尽管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将会得到排除。这样，“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两国能够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安德罗波夫决心利用自己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推进中苏关系的全面和解。尽管在党内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但在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大力支持下，安德罗波夫力排众虑，最终统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意见，于1983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议派遣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往中国访问以改善双边关系，同时，还指定外交系统内公认的中国通、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贾丕才尽快组织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相关人员制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程和相关文件，并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汇报。
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此行被视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走出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恢复正常化之前，率先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典范。
但两党两国关系毕竟紧张了20多年，许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中苏双边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相互指责的僵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障碍：1、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2、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3、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谈判应局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影响第三国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立场。
1984年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Z书记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呼吁。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改善中苏关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勃列日涅夫“改善中苏关系”的“塔什干讲话”终于在7年后实现
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9日逝世，中国采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积极主动政策，委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安德罗波夫葬礼，这是20年来中国最高级领导人访问莫斯科。在葬礼之后为外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后来接替安德罗波夫任苏共中央总Z书记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同万里进行了简短会谈。他对中国采取了一条继续强硬路线的政策。
邓小平在1984年2月22日指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万里也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的逝世而改变”。
尽管如此，中方对改善双方关系仍持积极态度。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中国电视广播报道了1984年4月27日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特别删去了他暗指苏联对中国边境的威胁、占领阿富汗、“镇压”柬埔寨以及1983年苏联战斗机击落南朝鲜班机的评论。中国主流媒体还删去了他4月28日接受中国电视台采访期间发表的讲话，这个讲话间接地涉及苏联的威胁，说，美国没有在中国边境“集结军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解释说，中国宣传媒介发表里根总统对第三国的评论是“不合适的”。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Z书记。之前，中国政府利用派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葬礼的机会，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以“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措词加以表达，苏方对此也心领神会。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86年7月28日苏共中央总Z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汗撤军；正同蒙古讨论撤出大部分苏军的问题；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意按主航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尊重和理解中国的国内政策。这是苏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正式确认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河的原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调子最为和缓的一次。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或胡耀邦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苏共中央总Z书记戈尔巴乔夫，这是30年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次晤面。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
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同意。随即，邓小平又指着正在忙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