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谈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4月21日，傅莹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智库高层论坛上发言

傅莹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作为全国人大第一位女新闻发言人，从2013年至今，每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都以“傅式笑容”和柔中带刚的态度顺利接招记者们的“刁钻”问题，每次“亮相”都堪称惊艳。继4月15日傅莹撰文《国际战略智库期待“转型革命”》谈中国新型智库建设后，昨日（4月21日），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智库高层论坛”上，傅莹再次发表英文演讲。傅莹表示，中国的智库建设离“现代的新型智库”或者说“当代的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智库建设也面临独特的困难，既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同时也有语言本身带来的交流问题。

“语言也是一个问题”

傅莹指出，“中国智库还需要做很多事才能达到新型智库的水平，或者说中国政策制定者所提出的水平。”傅莹坦言。

傅莹说，在中国做智库有优势，也有困难。优势可能是中国只有一个核心的政策制定者，困难有很多，比如对世界而言，中国是一个新崛起的国家，我们在很多方面不太熟悉，或者是不太认可。比如一些我们提出的概念听起来很不错，让人感到很激动，但在翻译上我们还存在困难。

“语言也是一个问题”，傅莹在现场表示，她经常发现中国提出的一些理念听起来非常不错，会让人感到激动，但是翻译完后，原有的意义就丢失了。例如，周边外交所提倡的“亲诚惠荣”，傅莹表示自己仍然不太知道“亲诚惠荣”最好的翻译是什么。

傅莹又举例说，四个全面，fourcomprehensives。话此，观众中发出笑声。“（英语听起来），1个comprehensive就包括了所有了，4个comprehensive到底是什么呢？”傅莹说，对于中国的智库和研究机构而言，怎么翻译是个大问题。如何将这些概念通过其他国家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翻译是一个问题。

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与发展资深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Liberthal）也认同傅莹的观点。他表示自己在过去几年发现这样的问题，中美两国在使用同样的词汇时，往往表达的是不同的意思。作为对方国家政策的研究者，我们需要特别注意词汇的翻译。

向新型智库转型

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智库建设被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题为《国际战略智库期待“转型革命”》中的撰文中，傅莹曾指出，国际战略决策是国家基本政治和政策的延伸，中国新型国际战略构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服务于国家。同时，智库研究应有独立、客观的品格。作为国际战略类智库，应当发挥好决策的参谋作用，具备向社会解读政策、凝聚共识的功能，拥有国际传播能力，能够履行战略对话。

在如何促进国际战略类研究机构向新型智库转型之问中，傅莹表示，首先要下决心改革创新，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从体制机制上向现代智库转型，从服务决策的角度去选题、定项。

其次，智库学者应具备良好的品质信念、扎实的专业功底以及宽广的国际视野。以严谨、客观的方法进行课题研究，沉下去搞调研，静下心做数据，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傅莹认为，对决策者来说，需要转变观念，搭建向智库通报政策信息的机制，构建采集智力产品的通道和高效利用资金的制度，以包容、开放的心态鼓励智库聚合各类高端人才，扶持领军人物。